三国[sān guó]~有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220年—280年）

时代：三国（上承东汉.下启西晋）

中文名：三国
外文名：Three kingdoms
首都：洛阳，成都，建邺
主要城市：睢阳、陈留、邺城、许昌、谯、下邳、江陵等
官方语言：雅言
货币：五铢钱
政治体制：君主制
人口数量：2361万（220年），约3000万（280年）
主要民族：汉族
主要宗教：佛教、道教
国土面积：魏291万，蜀106万，吴145万（262年）
政治制度：门阀政治
开创者：曹丕（曹魏），刘备（蜀汉）、孙权（孙吴）

时间范围：220年 至 280年

概述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时期。包括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
     公元190年，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瓦解，各地军阀纷纷崛起，天下陷入一片混乱。曹操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先后击败了吕布、袁术、袁绍等强大的割据势力，最终基本实现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 208年的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却被孙权与刘备联军以少胜多，大败而归。这一战不仅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220年，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帝位，正式建立了魏国，定都洛阳，标志着长达四百多年的汉朝正式宣告结束。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继承了汉室正统。

        229年，孙权也在建邺（今南京）称帝，建国号为吴，史称东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曹魏政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推行了民屯和军屯制度，同时鼓励自耕农发展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东吴在孙权统治时期，经济取得了显著进步。孙权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使得江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此外，随着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使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蜀汉则以其发达的手工业闻名，尤其是盐业、铁器制造以及织锦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中，蜀锦更是因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而驰名全国，远销至魏、吴两国，成为蜀汉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

      249年的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实际权力。

      263年，司马昭发动了对蜀汉的战争，成功灭掉了蜀汉政权。

      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司马炎迫使魏元帝禅让帝位，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结束了曹魏的统治。

     咸宁五年（279年）至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大举伐吴，最终攻灭东吴，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

【国号由来】
       【一】曹魏的国号起源于曹操所建立的魏王国。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并授予九锡之礼，建立了魏国，定都于邺城。此时的魏公国拥有冀州十个郡的广阔领土，并设置了丞相、太尉、大将军等众多官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架构。 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再次加封曹操为魏王，赐予三万户食邑，地位凌驾于诸侯王之上。曹操在向朝廷奏事时无需自称臣下，在接受诏书时也不必行拜礼，甚至可以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十二旒冕冠、金根车、六马驾车以及五时副车等礼仪用具。此外，他还被允许以天子的规格进行郊祀天地，出行时也可以鸣警跸，彰显其尊贵地位。宗庙祭祀则完全按照汉朝制度执行，而魏王的儿子们也都被封为列侯。

       【二】蜀汉政权自称为“汉”，并不称自己为“蜀”。这一名称最早由《三国志》作者陈寿正式使用，以区别于建都长安的西汉和建都洛阳的东汉。例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刘禅在诏书中说：“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这里的“季汉”即指刘备所建立的汉政权，上承西汉与东汉正统。除了皇帝在诏书策令中自称“汉”之外，大臣们也常常提到“汉”。然而，在《魏志》中的记载多以“蜀”来称呼这个政权，这是一种以地名代替国号的方式，带有贬低和丑化敌国之意。后世评价多采用魏国的方法，称其为“蜀汉”，采取地域加国号的形式，部分反映了蜀汉政权的国号确实是“汉”。

        【三】魏黄初二年（221年），曹丕称帝后，孙权派遣使者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同年八月，曹丕赐予孙权九锡，并册封他为吴王。至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国号定为“吴”，史称孙吴。

         这一时期标志着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各政权纷纷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展开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全方位较量.......。

【三国历史脉络】
黄巾起义
     三国时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历史意义的重要阶段，对于其起始时间，学界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狭义与广义。 狭义上的三国时期始于公元220年。这一年，魏王曹丕在许都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帝位，正式建立了曹魏政权，标志着东汉王朝的终结。这一事件是传统意义上三国时代的开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而广义上的三国时期则可追溯至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严重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权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后，各地豪强势力趁机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动荡的新阶段，为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将184年至220年这段过渡期也纳入三国时期的范畴，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三国鼎立格局逐步形成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东汉朝廷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权力已经旁落，各路诸侯纷纷扩充实力，争夺地盘，最终促成了魏、蜀、吴三国分立的历史格局。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深刻的启示。
        东汉末年，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当时外戚势力极度膨胀，独揽大权；而宦官集团则操控着朝廷政务，二者相互勾结又彼此倾轧，导致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与此同时，天灾频繁降临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然而百姓们却要承受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赋税负担。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苦的境地。“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这短短八个字深刻描绘出民众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他们面临如此深重的灾难，却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怜悯与救助。 到了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场震撼全国的大规模民变爆发了。太平道的首领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率领着众多信徒揭竿而起，史书上将这次起义称为“黄巾起义”。这场起义迅速席卷开来，短时间内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加入其中，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战乱。 面对来势汹汹的黄巾军，汉灵帝紧急派遣皇甫嵩、卢植以及朱隽等将领率领中央军进行镇压，并且命令各地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给予协助。虽然最终黄巾军的主力部队被成功击溃，但是其残余力量仍然分散在全国各地继续活动。而且随着各地山贼土匪不断涌现，使得本已疲惫不堪的汉朝中央军更是难以应对。 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曾经嚣张一时的外戚和宦官在内斗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手中的权力。从此，东汉王朝开启了将近一百年的战乱时代，整个国家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公元188年，汉灵帝采纳了刘焉的建议，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具体措施是将原本只负责监察各郡事务的刺史赋予了地方军政权力，旨在强化朝廷对各地的管控力度。同时，还将部分刺史提升为州牧，这些职位由刘姓宗室成员或朝廷重臣担任。 这一举措使得州正式成为了一级行政区划，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它确实有利于镇压各地频发的叛乱，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当东汉朝廷内部出现动荡时，这一制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各地掌握实权的州牧和刺史开始割据一方，不再听从朝廷的指挥和调度。例如，益州牧刘焉在巴蜀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利用五斗米道首领张鲁的力量占领了战略要地汉中，彻底切断了与朝廷的联系。 原本为了应对黄巾之乱而设立的州牧制度，在朝廷日益衰弱的大背景下，反而成为了地方势力崛起的温床，开启了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央政权的权威逐渐丧失，各地势力纷争不断，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混乱时期拉开了帷幕。
       中平六年（189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汉灵帝的驾崩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了朝堂上戚宦之争的巨大涟漪。 此时，宦官蹇硕等人怀揣着险恶的阴谋，他们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并且妄图改立太子刘辩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为帝。然而，汉少帝刘辩顺利继位后，朝堂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作为外戚势力代表的何进，与袁绍等士大夫联合起来，决心要铲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以及其他宦官，以清除朝廷内部的隐患。 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何进还下令让凉州的董卓和并州的丁原率兵前来增援。可是宦官们先发制人，在董卓的大军抵达洛阳之前，就将何进杀害了。随后，袁绍打着为恩主何进报仇的旗号，率领军队冲入宫中，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此展开，十常侍在内的两千多名宦官倒在了血泊之中。 虽然这场持续了上百年的东汉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终于画上了句号，但这也给率军进入都城的董卓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顺势夺取了朝政大权，从此开启了新的权力格局。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东汉王朝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叹息与思考。

群雄割据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等人精心策划，最终成功刺杀了权倾朝野的董卓。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汉末年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随着董卓的倒台，曾经短暂联合起来讨伐董卓的各方势力逐渐失去了共同目标。各地方军阀不再听从东汉中央政权的指令，转而各自为政，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 在此期间，原董卓部下的张济由于军队面临缺粮困境，不得不率军途径荆州南阳进行掠夺活动。然而，在攻打穰城时遭遇顽强抵抗，张济不幸战死。其侄子张绣继承了这支残军，并得到了荆州牧刘表的接纳与安置，驻扎在宛城。刘表此举意在借助张绣的力量来抵御日益强大的曹操势力，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的地方军事联盟。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东汉末年的割据局面，为后续的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黄巾起义爆发。孙坚率领着一千五百余名精锐士卒跟随朱儁前往中原地区镇压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随后，他又辗转于凉州以及荆州江南诸郡等地作战，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经验。 当董卓之乱扰乱朝纲时，孙坚积极加入到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之中。命运的转折发生在洛阳，他意外地得到了象征皇权至高无上的玉玺，这一事件也为后来的局势增添了更多变数。当时，孙坚隶属于袁术麾下。后来，在奉命进攻荆州刺史刘表的过程中，不幸在岘山被刘表部下的黄祖射杀，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就此陨落。 孙坚去世后，其子孙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统领旧部。大约在兴平元年（194年），为了实现更大的抱负，孙策向袁术献上了珍贵的玉玺，以此换取三千兵马的支持。离开袁术后，孙策带领着父亲的旧部开始向江东地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周瑜等人的鼎力相助。从196年至199年间，孙策在江东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刘繇，迫使王朗投降，并且处决了许贡，逐步稳固了自己在江东的地位。 公元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孙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拒绝继续追随袁术，转而与曹操结盟，也因此被朝廷封为吴侯。此时的孙策已经独领江东，与荆州的刘表形成对峙之势，并时刻准备着寻找机会北上中原，一展宏图。 到了199年，孙策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他击破了庐江太守刘勋，吞并了他的部队，同时还获得了豫章郡的土地，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天妒英才，200年孙策在一次外出打猎时，遭遇了许贡门客的刺杀，英年早逝。孙策离世后，他的弟弟孙权继承兄长的事业，统领众人，使得孙氏家族在江东的统治得以延续，奠定了日后东吴政权的基础。
       在汉献帝刘协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益州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风云变幻。益州牧刘焉因病去世，其子刘璋接任了这一重要的职位。然而，此时的局势却并不平静，因为与汉中的张鲁关系迅速恶化，双方陷入对峙状态，各自为阵，互不相让。与此同时，在凉州和雍州一带，马腾、韩遂等地方势力也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如同隐藏于暗处的猛兽，伺机而动。 而在北方，公孙瓒击败了刘虞之后，成功地占据了幽州这一战略要地。他一度成为北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好景不长，最终还是被实力强劲的袁绍所灭。另一边，东迁而来的吕布也开始了他的波折之旅。他先是通过武力夺取了曹操手中的兖州，然而不久后便被曹操击败。失败后的吕布转而投靠刘备，却又很快翻脸夺走了刘备的领地徐州，最后在下邳被曹操擒获并处死，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却又反复无常的一生。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刘备的命运同样坎坷。他继任了病逝的陶谦成为徐州牧，但是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他。先后因为吕布和曹操的原因失去了徐州这块土地，不得不辗转依附河北的袁绍。后来又从袁绍那里逃出，前往汝南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像一位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行者，虽历经挫折但从不放弃希望。 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时代里，最耀眼的两颗明星当属袁绍和曹操。袁绍凭借出色的谋略和军事才能，先用计谋取得了韩馥所掌控的冀州。随后，他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打败了田楷、臧洪、公孙瓒等众多对手，最终掌握了青、冀、幽、并四州，雄踞河北地区，一时之间风头无二，气势逼人。 而曹操则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华。他四处征战，收编了黄巾军余部，其中包括男女老少约十万人。从中挑选精锐之士，组建了一支闻名遐迩的“青州军”。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发展过程，曹操逐步控制了兖州这片富饶之地。更重要的是，曹操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将东逃至此的汉献帝迎奉到许昌，并以此为据点，借朝廷的名义讨伐各地割据势力。多年的南征北战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使得他的势力逐渐壮大。先后击败了袁术、消灭了吕布、招降了张绣、驱逐了刘备，最终发展成为占据兖、豫、徐三州以及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随着袁绍和曹操双方势力的持续增长，两大巨头之间的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关键建议，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突袭并焚毁了袁绍军队的粮草辎重。这一战略决策成为了战争胜负的转折点，以较少兵力战胜了强大的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奠定了曹操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 在此之后，曹操又经过数年的征战，陆续消灭了袁绍的三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的残余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对北方的控制权。特别是在白狼山之战中，曹操派遣大将张辽率领先锋部队出奇制胜，大破乌桓部落，并成功斩杀乌桓单于蹋顿，彻底解决了来自北方边疆的安全威胁。随后，曹操顺势平定了辽东地区，最终实现了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全面统一。 随着北方统一局面的确立，曹操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其中屯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不仅有效解决了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政府积极组织修复道路网络，兴修水利工程，既改善了交通条件，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灌溉保障。冶铁业逐渐复苏并推广使用水排技术，使得兵器制造和农具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丝织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商品交换逐渐活跃起来，在魏明帝时期重新铸造钱币流通市场。洛阳、邺城、睢阳等重要城市迅速繁荣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北方社会秩序的稳定，生产力水平逐步回升，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分之势

    汉灵帝刘宏中平五年（188年），汉朝宗室成员刘焉被委任为益州牧。这一任命标志着汉朝对西南地区治理的新阶段。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去世，其子刘璋继承父职继续担任益州牧。在此期间，刘焉和刘璋父子二人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镇压了当地豪强势力的反抗，巩固了对益州地区的统治。

        建安十二年（207年），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刘备，邀请诸葛亮加入自己的团队。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战略思想，为刘备集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后来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曹操逐步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荆州牧刘表病逝，其子刘琮无力抵抗，选择向曹操投降。寄居于荆州的刘备被迫离开新野，率军南下江陵，在途中遭到曹军追击，最终退守夏口。面对曹操大军对江东的威胁，刘备的谋士诸葛亮与孙权的谋臣鲁肃共同推动孙刘联盟的建立。双方决定联合对抗强大的曹军。周瑜采用火攻战术大破曹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迫使曹操退回北方，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在赤壁之战后的几年里，曹操继续致力于北方的稳定与发展。

       建安十六年（211年），他率军击败了关中的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并命令夏侯渊西征，进一步消灭了韩遂、宋建等地方割据势力，将凉州纳入魏国的势力范围，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与此同时，孙权则主要在淮南地区展开军事活动。赤壁之战后，曹操多次进攻濡须地区，双方互有胜负。尽管双方都曾尝试扩大领土，但均未取得重大进展。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出于对张鲁的担忧，邀请刘备率部进入益州协助抵御张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逐渐占据了益州大部分地区，最终取代了刘璋的统治地位。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被封为魏公，标志着魏国政治地位的提升。同年十月，汉献帝与伏皇后密谋除掉曹操的计划败露，曹操采取严厉措施进行了处理。随后，刘璋正式投降刘备，刘备自领益州牧，确立了自己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地位。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又被进爵为魏王，并定都邺城，为日后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取了战略要地汉中，使其实力达到了顶峰，并自称汉中王。曹操随后率领大军试图夺回汉中，但未能成功，不得不撤回长安，这标志着刘备在西南地区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孙刘交恶
      孙权与刘备两大势力开始争夺荆州这片战略要地。210年，孙权成功吞并交趾士燮，巩固了其在东南半壁的统治地位。次年，即211年，孙权将治所迁至秣陵，并于212年改秣陵为建业，进一步强化了对江东地区的掌控。 与此同时，刘备也不甘示弱，乘势占据了荆州五郡，并成功迫使荆南四郡归降。周瑜则率军夺取了荆州的战略要地——南郡，这一胜利使得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得到了极大增强。 在此期间，关羽奉命北上攻打樊城。然而，吕蒙向孙权献策，指出关羽之所以在进攻樊城时留下大量兵力防守后方，是担心吕蒙会趁机袭击荆州。吕蒙建议以养病为名返回建业，以此迷惑关羽，使其放松警惕，撤回部分守备兵力，从而为孙权创造偷袭荆州的机会。 孙权采纳了吕蒙的计策，公开宣布召回吕蒙治病。关羽果然中计，误以为吕蒙真的病重，便将原本驻守江陵和公安的部分军队调往襄阳支援前线。得知这一消息后，孙权立即命令吕蒙率兵出击。吕蒙抵达寻阳（今江西九江）后，巧妙地将精锐部队藏匿于船舱内，伪装成商船日夜兼程，顺利抵达南郡。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守将士仁、麋芳不战而降。 吕蒙进入江陵后，对关羽将士的家属优待有加，不仅询问他们的需求，还为生病者提供医药，为贫困者发放衣食。这种做法极大地瓦解了关羽军队的士气。当关羽得知江陵失陷的消息后，不得不从前线撤回。然而，由于士兵们得知家人平安无恙且受到良好待遇，纷纷不愿继续追随关羽作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关羽在麦城兵败被擒，随后遭到杀害。孙权由此完全控制了荆州六郡的大部地区，与蜀汉隔三峡对峙，限制了蜀汉向东发展的空间，也为日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三国鼎立
       公元220年，即黄初元年的正月，曹操逝世。同年十月，其子曹丕继承父业，在洛阳篡夺汉朝政权自立为帝，建立魏国，定都洛阳，改元黄初，史称“曹魏”。随着汉朝的正式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著名的三国时代。 紧接着在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了延续汉朝的正统血脉、复兴汉室，在成都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汉”，建元章武，史称“蜀汉”。蜀汉占据着益州地区，北至秦岭山脉，南达南中地带。据史料记载，当时蜀汉拥有二十八万户人家，总人口约为九十四万，官吏数量达到四万人，军队规模也超过了十万人。为了报答孙权夺取荆州以及杀害关羽之仇，刘备在称帝后不久便率领数万大军向东讨伐孙权。然而不幸的是，在出兵之前张飞被部下所杀，这使得刘备失去了得力助手。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出兵，在夷陵与吴军对峙。最终，在猇亭之战中，蜀军被东吴名将陆逊击败，刘备不得不退回益州，并于不久之后病逝于白帝城。这场战争使蜀汉遭受了沉重打击，成为三国之中最弱小的一方。但幸运的是，在诸葛亮和孙权的努力下，蜀汉与东吴很快恢复了同盟关系，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 而在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又过了七年，也就是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正式称帝，建国号为“吴”，改元黄龙元年，史称“东吴”。后来，孙权又将都城迁至建业。东吴控制着扬州、荆州和交州三个重要区域，拥有五十二万多户人家，人口总数约二百三十万，官吏三万余人，军队规模达到了二十三万人。至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虽然南北之间时常发生战事，有时规模还相当大，但从整体来看，三方势力基本保持均衡，三国鼎立的局势持续了四十余年。

蜀汉北伐
       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后，其子刘禅继位成为蜀汉新任君主。此时的蜀汉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接连发生叛乱；益州郡的豪强雍闿扣押了太守，并请求归附东吴；牂牁太守朱褒和越嶲太守高定也纷纷响应雍闿，使得南中地区的局势愈发动荡不安。 为了稳定国内形势，诸葛亮于225年亲自率军南征。当时孟获已经取代雍闿占据了南中。经过数月艰苦作战，在当年秋季，诸葛亮终于擒获孟获，成功平定了南中地区。为了巩固统治成果，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他将当地夷人中的领袖迁至成都担任官职，同时将南中青羌族人编入蜀汉军队，加强了民族融合与边疆治理。

        自228年起，诸葛亮开始实施北伐曹魏的战略计划。在此后的三年间，诸葛亮多次组织北伐行动，但均因后勤补给困难而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直到234年的第五次北伐期间，诸葛亮不幸病逝于五丈原，导致蜀汉北伐事业暂时停滞不前。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等人相继担任丞相职务，他们秉持着稳健保守的治国方针，致力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

      然而到了258年之后，宦官黄皓逐渐掌握了实权，导致朝廷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尽管大将军姜维依然坚持北伐战略，却屡次受到朝中保守势力及宦官集团的干扰阻挠，致使北伐行动收效甚微，徒劳无功。 随着司马氏家族势力不断壮大，他们抓住时机发动对蜀汉的进攻。

      263年，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分兵南下攻打蜀汉。双方在剑阁展开了激烈交锋，钟会所率领的魏军主力被姜维顽强阻挡无法前进。然而邓艾则选择绕过姜维防线，率军抄小路直取涪城并迅速逼近成都，最终迫使蜀汉后主刘禅开城投降。 面对如此困境，姜维曾试图以诈降之计借助钟会之力复国，但最终未能如愿，邓艾、钟会与姜维三人皆惨遭杀害。刘禅也被司马昭封为安乐公，至此延续了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正式宣告灭亡，位传二帝，国祚四十三年（221年5月15日至263年12月23日）。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见证了三国时代的风云变幻，更留下了无数英雄人物令人敬仰的事迹。

司马篡魏
       在魏帝曹芳在位期间，魏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这场争斗的双方分别是辅政的宗室成员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曹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重用了当时被称作“台中三狗”的名士以及李胜、毕轨等一批人。然而，他却逐渐排斥了经验丰富的司马懿。司马氏家族自东汉以来便是显赫的世家大族，而司马懿本人更是才智过人，不仅富有谋略，还屡次建立军功。例如，在公元238年，司马懿成功率军平定了公孙渊的叛乱，使得辽东地区重新纳入魏国的版图，这一胜利进一步彰显了他的军事才能与领导能力。 到了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曹爽陪同魏帝曹芳离开洛阳城前往高平陵祭拜先帝，司马懿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发动了政变。在这场政变中，曹爽及其党羽被处死，司马懿因此独揽了朝廷的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此后，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镇压了来自淮南地区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的军事叛乱，以及其他忠于曹氏的臣子们的反抗活动，从而逐步稳固了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统治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嵇康因为被指控诋毁名教并且意图协助毌丘俭发动叛乱而遭到杀害。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批名士中的大部分人最终还是在魏朝末期以及西晋初期陆续归顺了司马氏政权。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政治权力的更迭，也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复杂心态与抉择。

东吴变乱
      在东吴时期，诸位将领以私兵的形式追随孙氏家族征战四方。孙氏家族为了表彰和奖励功臣，经常将国家的佃客赏赐给有功之臣。这些功臣往往拥有广袤的封地，有的俸邑甚至多达数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 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区也涌现出一批显赫的大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等家族。这些家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和众多的仆从，而且各具门风，世代居于高位。他们与那些世袭领兵的武将一样，共同构成了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 然而，随着孙权的去世，东吴国力逐渐衰弱。而北方的曹魏，在司马氏成功平定了淮南地区的三次军事叛乱后，实力不断壮大。司马氏制定了先灭蜀汉再攻取东吴的战略方针。在完成灭蜀篡魏之后，又忙于新朝的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这使得东吴政权得以暂时延续下去。

三分归一
       公元265年，即咸熙二年，司马昭逝世。次年十二月丙寅日（公元266年2月8日），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使曹魏皇帝曹奂禅让皇位，正式称帝，建立了晋朝，这一时期被史书称为西晋。晋朝继续以洛阳为首都，标志着曹魏政权的终结，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正式进入了晋朝时代。 司马炎登基后，立即着手准备统一全国的大业。他意识到要彻底结束三国分裂的局面，必须先解决东吴这个最大的障碍。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派遣王濬前往益州，大兴土木建造战船，组建强大的水军力量；同时委任羊祜镇守襄阳，与驻扎在江陵的东吴名将陆抗形成对峙态势，以此牵制东吴的军事行动。

         早在264年，孙皓继承了东吴的皇位。然而，在他统治初期，交州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北部）便向曹魏投降。两年之后，也就是266年，东吴军队试图重新夺回这片失地，但最终被晋朝将领毛炅成功击退，未能如愿。 到了269年，羊祜进一步加强了对伐吴战争的筹备工作，命令王濬在益州加紧筹建一支更为精锐的水师，并制定了详细的攻吴作战计划。同年，孙皓派遣虞汜、陶璜以及李勖等人率领东吴水陆两路大军进攻合浦，直到271年才成功收复交州。

        279年，广州地区（涵盖现今广东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由修允部下的郭马发起。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孙皓不得不连续派出滕循、陶浚、陶璜等多位将领进行平叛作战，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最终平定了这场动乱。 也是在这一年，晋朝集结重兵南下征讨东吴，东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国家形势岌岌可危。
        在东吴的重臣陆凯与陆抗相继去世之后，晋朝的大将羊祜曾提议对吴国发起军事行动。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了贾充的强烈反对，伐吴之事因此被搁置。 直到公元279年，西北地区的动乱才刚刚平息。此时，王濬和杜预联名上书给晋武帝司马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对吴国发动进攻。然而，贾充、荀勖等人则坚持认为西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不宜轻举妄动，表示反对。经过深思熟虑，司马炎最终决定于该年的十一月对吴国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晋灭吴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司马炎任命贾充为大都督，统领全局。晋军兵分多路，协同作战：王濬与唐彬率领的军队从上游出发；杜预、胡奋和王戎所统帅的部队从中游进发；而下游则由王浑和司马伷指挥的军队负责进攻。各路大军气势如虹，向吴国发起了猛烈攻击。 次年，即公元280年二月，吴主孙皓匆忙任命丞相张悌率领沈莹、孙震渡过长江抵御王浑的军队。但不幸的是，这场战斗以吴军的惨败告终，张悌、沈莹和孙震均战死沙场。与此同时，王濬的军队沿长江顺流而下，与其他晋军紧密配合，一路攻城略地，先后攻克了西陵、江陵、武昌及寻阳等重要城池。杜预也成功夺取了荆州南部地区。 同年三月壬寅日（对应公历5月1日），面对晋军已将建业团团围困的严峻形势，孙皓意识到局势已无可挽回，最终选择开城投降。随着孙吴政权的覆灭，西晋实现了对中国大地的统一，标志着三国时代正式结束，天下归晋。

【三国疆域范围】
曹魏
         曹魏的疆域在曹操时即大幅发展，曹丕称帝建国后定型，约占有整个华北地区。大致上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为重镇。在立国后原有87郡及十二州，有：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扬州。
       曹魏于西域设置管辖海头的西域长史和管辖高昌的戊己校尉。221年孙权称藩后，曹魏让孙权领有荆州牧，将荆扬等孙权势力则定为荆州，曹魏原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双方决裂后曹魏复改郢州为荆州。220年至226年，分陇右置秦州，最后并入雍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共增加两州。

蜀汉
      蜀汉为刘备所建，他直到赤壁之战后才在诸葛亮协助下，由荆州南部开始发展。其势力一度涵盖荆州、益州及汉中。立国前后与孙吴发生多次战争并损失荆州，于诸葛亮南定南中后获得云南一带疆域，至此渐渐稳定。疆域范围：北方与曹魏对峙于秦岭，汉中为重镇；东与孙吴相邻于三峡，巴西为重镇；西南至岷江、南中，与羌、氐及南蛮相邻。蜀汉共有22郡、仅益州一州。于益州下设庲降都督，治味县，专辖益州南部。

东吴
    东吴的疆域拥有大部分的扬州。孙权在赤壁之战后陆续获得荆州西部、交州，并在击败关羽后获得整个荆州南部。至孙权称帝后疆域方稳定下来。孙吴北与曹魏对峙在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建业、江陵为重镇；西与蜀汉相邻于三峡，西陵为重镇；东及南至东海南海，其中南达越南的中部。孙吴原有32郡及三州：荆州、扬州、交州。于226年设置广州，后并入交州。至264年复设，共增加一州。

【政治】
曹魏大臣~武将文臣
八虎骑：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纯·曹休·曹真·夏侯尚·曹洪
五子良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
其他武将：李典·典韦·许褚·高览·臧霸·吕虔·庞德·文聘·郝昭·王双·郭淮·诸葛诞·文鸯·陈泰·段煨·司马师·张允·蔡瑁·曹彰·张绣
文臣谋士：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钟繇·陈登·王朗·许攸·华歆·崔琰·毛玠·满宠·蒋干·陈群·陈琳徐庶（后期）·国渊
五大谋士：郭嘉、荀彧、荀攸（谋主）、贾诩、程昱

蜀汉大臣~文臣武将
五虎上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其他武将：姜维·魏延·马岱·刘封·孟达·严颜·王平·关平·关兴·张苞·张翼·张嶷·吴班·廖化·陈到·糜芳·董允·霍弋·黄权
文臣谋士：

前期~诸葛亮·庞统·法正·简雍·麋竺·孙乾·伊籍·秦宓·蒋琬·费袆·李严·费诗·谯周·徐庶
后期~马良·董和·郤正·马谡

东吴大臣~文臣武将
四大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
十二虎臣；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凌统、徐盛、潘璋、丁奉
武 将：陆抗·凌操·宋谦·诸葛恪·马忠·祖茂·刘基·朱然·朱桓 全琮·太史慈·骆统·孙桓·孙韶·贺齐·陶璜
文官谋士：张昭·张纮·顾雍·诸葛瑾·吕范·陆绩·虞翻·步骘·阚泽·薛综·严畯·程秉·张温·陆瑁·吾粲·滕胤·张承

【三国军事】
兵制
曹魏兵制
           三国时期的官制和兵制与东汉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曹魏政权中，其军事制度展现出独特的结构和发展历程。 曹魏的中央军主要分为中军和外军两大部分。“中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外军”而言的，这种区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公元196年至220年）。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黄初年间（公元220年至226年），都督制正式确立，此时“中军”和“外军”的区分以及相应的名称也正式确立。 在建安之前，曹操所领导的集团仅仅是众多割据势力中的一支。然而，当曹操迎奉汉献帝至许昌，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格局，并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成功夺取冀州、并州、青州等地之后，他的统治区域逐渐具备了国家的规模。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曹操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率领一支军队四处征战，因此产生了留屯制度。 具体来说，在平定一个地区后，曹操会留下部分军队进行驻防，并指定一位将领作为统帅，负责统领该辖区内所有军队。这种留屯制度实际上是后来魏晋时期广泛采用的军事分区都督诸军制度的雏形。从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这种制度逐渐固定下来，并最终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的都督制。 由于国家军队事实上已经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相应的名称也随之形成。驻扎在外地由将军或都督指挥的部队被称为“外军”，而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则被称为“中军”。这种内外军的划分不仅反映了当时军事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为后世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代兵制》中对魏国中军的发展有着详细的记载：“最初，曹操在相府自行设置了武卫营，并由领军负责统领。到了文帝时期，又增设了中营，由此形成了武卫、中垒两营，这两营原本被认为是由领军将军和五校共同统帅的。” 需要指出的是，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军。根据《补三国兵志》的记载，它设立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这一年，曹操刚刚被任命为相国，便在相府内建立了武卫营。当时，汉朝皇帝直辖的禁军数量已经不多，且大多处于曹操的掌控之下。因此，武卫营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曹操的权力。 然而，“武卫、中垒二营由领军将军和五校统帅”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曹魏先后设立了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五个新的营队，这些新营由中领军统一指挥。与此同时，东汉以来的北军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虽然仍然存在，但其兵员数量已大为减少，五校的地位也远不如武卫将军等重要将领，因此他们不可能再统帅新设立的武卫、中垒等营。 对于驻扎在各地的外军，起初它们的编制非常不一致，统帅往往由中央临时委派和更换。这种情况在魏文帝时期发生了变化。据《历代兵制》记载：“黄初三年（222年），特别设立了都督诸州军事一职，不久又授予四征四镇将军的称号，同时设置了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地位高于太尉。”曹魏时期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他们所率领的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的“四征四镇”，指的是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四安四平将军等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授予的称号。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那些担任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们，正是代表中央行使征伐和镇压的权力。而“中外诸军”即包括中军与外军，“设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意味着以大将军来统帅全国的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的军事统帅。由于曹魏政权是从东汉王朝手中接过统治权的，在建立之初仍然沿用太尉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然而，在设置大将军之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正如陈傅良所说，大将军的地位高于太尉。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在三国时期，曹魏的军事体系主要由中军、外军以及地方州郡兵构成。其中，州郡兵作为地方武装力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特殊的意义。 追溯到东汉光武帝时期，他推行罢兵募士政策，使得郡国的兵力变得十分薄弱。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州郡的太守或刺史开始割据称雄，他们的兵力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州郡的军队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其他势力兼并。随着曹操逐步统一北方，许多大小不一的割据武装有的被彻底消灭，有的则被收编入曹魏的军队体系之中。于是，北方各州郡往往只剩下中央派遣驻扎的军队，而不再拥有独立的地方武装。 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让各个州郡重新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装。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在外部抵御四夷的侵扰，在内部威慑那些有不轨之心的人。这一建议被采纳之后，《历代兵制》记载：“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因此大大膨胀起来。《历代兵制》进一步指出，曹魏政权的兵权一方面聚集在州牧手中，另一方面又归于大将军及太尉等中央高级军事将领。 鉴于这种情况，后来有人向魏明帝上疏，建议解除沿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力，改派专门的大将前往镇守。他们担心如果刺史、太守掌握了兵权，就会把心思都放在追求军事功绩上，而忽视了对民政事务的管理，无法专心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等根本性的事业。 这一系列关于州郡兵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以及统治者对于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关系的思考。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军事部署，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魏兵制

       曹魏的屯田制度是一项极具特色的经济与军事政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一制度主要分为民屯和兵屯两种形式，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以及边郡屯田经验的延伸和发展。 首先，民屯作为屯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体系十分严谨和完善。全国范围内的民屯由大司农统一管辖，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度。具体到地方层面，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或一郡的屯田事务，而典农都尉则管理县级单位的屯田工作。更细致的是，每个生产单位——即一屯，由屯司马直接管理，每屯大约有五十名屯田客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屯田客虽然不需要服兵役，但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均按照军法部勒的方式进行严格管理，这使得民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军事化的特点。民屯的主要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等农作物，其中一半到六成的收成需要上缴给政府，以满足军队的需求和其他开支。 其次，兵屯的设立时间较晚，通常建立在与吴国和蜀国对峙的边境地区。这种屯田方式保留了原有的军事编制，士兵们在耕种的同时也承担着守卫边疆的任务，实现了“且佃且守”的双重目标。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边防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还增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东吴同样实行了类似的兵屯制度，这表明两国在某些战略思想上存在共通之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魏末晋初时期，由于统治阶层为了迎合世家大族的利益，频繁地分割和瓜分屯田及屯田客，导致原本行之有效的屯田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最终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尽管如此，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度依然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军事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蜀汉兵制
       蜀汉的军事制度在许多方面与魏国相似，但又独具特色。根据《历代兵制》记载：“蜀汉设置五军，包括左将军、右将军、督护各一人；中军设有师、监、护、典以及参军各一人；前军则有师、将军、监、护和督军各一人；后军设有督、将军和兼各一人。其将领和校尉的设置大致如同汉朝。”这五军分别是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中军。其中，中军不仅作为中央军队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承担着宿卫部队的重要职责，类似于曹魏的制度；而前、后、左、右四军则相当于曹魏的外军。 蜀汉的中央军中还特别设立了军师将军一至二人，这一职位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负责统领整个国家的军事事务。关于五军的组织系统，虽然大体相同，但在具体职位设置上存在差异：中军配备了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和典军各一人；前军和后军则分别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和典军各一人；左军和右军则配备有护军、监军和都护各一人。 历史上记载，前军、后军、左军和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和右将军，而中军的统帅则是护军。然而，从王平、刘敏、姜维等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在实际操作中，前军、后军、左军和右军的统帅有时也由护军或监军担任。因此，前将军等官职究竟是护军的别称、进阶称谓，还是不同时期的职官，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蜀汉的军事制度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汉朝军事体系的继承，也在实践中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求。这种独特的军事体制为蜀汉在三国时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蜀汉的基层军队拥有众多独特而富有特色的称号，这些称号不仅体现了蜀汉军队的多样性，也反映了其军事体系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根据《历代兵制》记载：“蜀汉军队中包括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不同类型的部队，可见蜀汉并非完全依赖蜀地的汉人组成军队。”然而，这一列举并不全面。据王欣夫在《补三国兵志》中的统计，蜀汉基层军队的称号远不止于此。 蜀汉军队中设有专门的前锋队，称为“曲长”。其中，“无前”可能是一支以勇猛著称的精锐部队，代表着蜀汉军队的先锋力量。“虎步”则是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队伍，以其战斗力强和纪律严明而闻名。“虎骑”则是蜀汉精锐的骑兵部队，与“散骑”、“武骑”等其他骑兵队伍共同构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 此外，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收服了大量归附的夷族士兵，这些士兵组成了独特的部队。例如，“白毦”是由使用白色羽毛作为装饰的夷族士兵组成的特殊部队；“飞军”则主要由青羌族士兵构成，擅长快速机动和远程攻击；“賨叟”则是由賨人组成的部队，他们以勇猛善战而闻名。 从这些不同的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依靠汉人军士，还积极招募和接纳了来自各个民族的归附士兵。这种多元化的军队构成，不仅增强了蜀汉的军事实力，也展现了其包容和开放的治国理念。通过融合不同民族的力量，蜀汉成功建立了一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吴兵制
          在孙权正式称帝之前，他凭借讨虏将军、骠骑将军以及车骑将军等重要军衔，设立府署并配置了众多的僚佐，这一时期所建立的府署成为了当时著名的霸府之一。孙权作为军队的核心领导人，其府中的僚佐团队依据汉代制度构建，设立了军师、长史以及多个部门（诸曹），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 在军事组织方面，统帅部队的将领职位包括护军、领军和典军等，此外还设置了诸如荡寇将军、虎威将军等特殊名号的将军职位，但这些杂号将军并不一定直接统领军队。当面临战争时，会根据具体需要临时任命主帅，并授予左都督、右都督或大都督等头衔，以担任最高指挥官或主将的角色，而在战争结束后，这些临时任命便会撤销。 到了吴黄龙元年，即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登基成为皇帝。自此之后，皇帝成为国家最高的军事统帅。在他的领导下，丞相或者具有较高官阶的大将军等官员会被授予“领中外诸军事”或者“督中外诸军”的职务，以此来负责全国军队的统领与指挥工作，确保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度和管理。
        东吴的中央直辖军，也被称为中军，是东吴军事体系的核心力量。这支军队主要由宿卫军组成，包括羽林、武卫和虎骑等不同营队。其成员大多是由追随孙氏家族的旧部将领所率领的部曲构成，这些将士们对孙氏家族忠心耿耿。 统率宿卫军的将领职位非常重要，他们被称为督或将军，并且通常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以确保对核心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在宿卫军内部，还保留了汉代的传统编制——五营兵，其指挥官称为五营督或五校督，这一设置体现了东吴对传统军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在东吴的军事官职体系中，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以及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属于高级将领；而征将军、镇将军、安将军和平将军则稍次之。此外，吴国领兵将领的官职命名多以“督”字为标志，这种命名方式非常灵活且具体。统领中军宿卫军以外各部队的将领有多种称谓，如京下督负责都城附近的防务，无难督专司特殊任务，水军督掌管水上作战力量，骑督管理骑兵部队，前督、左部督、右部督分别负责不同的作战方向，升城督则专注于城防建设与守备工作等。对于统领外军（即驻扎在地方的中央直属部队）的将领，则会根据其所驻地名来命名，例如西陵督、公安督、巴丘督、濡须督等。 东吴的地方州郡行政建制实行双轨制，即地方官员同时兼任军事职务。这些地方官所统领的中央军被称作外军，与地方军相互配合。值得注意的是，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度，无论是不是兼领军事职务的地方官员，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私人武装——部曲兵，并且可以世代相传，这不仅保证了地方势力的稳定，也为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事后备力量。
         东吴的军事力量由水军和陆军共同构成，其中水军占据主导地位，陆军则作为辅助力量。陆军内部又细分为步兵和骑兵两个主要兵种。整个国家的总兵力大约为20万人左右，拥有各类舰船超过5000艘。 基于国家的战略规划与地理优势，东吴确立了以战略防御为主的作战方针。长江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为东吴提供了坚实的防御基础。为了有效抵御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东吴经过长期精心经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部署在长江沿线的重要位置。为了确保水师的装备水平，东吴在侯官（今福建省闽侯县）设立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厂。这里的造船技术极为先进，所制造的运输船只中，大型船舶长度可达二十余丈，载重量高达一万斛；而战船更是设计精良，部分多层结构的战船可容纳多达3000名士兵。 东吴在濡须口（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南）和西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建立了重要的水军基地，并且部署了重兵进行防守。东吴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在多次与魏国和蜀汉的交锋中都依靠这支强大的水军取得了胜利。即便是在曹操去世后，面对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企图渡过长江向南扩张的图谋，东吴凭借长江天堑以及强大的水师，使得对方要么望而却步，要么无功而返。这充分展现了东吴水军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武器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相关的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技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创新。 在攻防器械的发展方面，官渡之战无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曹操命令工匠们制造了一种威力巨大的发石车，在战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发石车能够精准地发射巨石，成功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使原本处于劣势的曹军转危为安，扭转了战局。由于其强大的攻击力，袁军将士对这种发石车十分忌惮，将其称为“霹雳车”。 而在兵器制造领域，也涌现出许多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其中蒲元就以擅长锻炼铁器而闻名。他在斜谷（今位于陕西省眉县西南地区）为诸葛亮精心打造了一批宝刀。这批刀剑锋利无比，据说可以轻易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因此被人们赞誉为神刀，展现了当时高超的冶铁和制刀工艺水平。这些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军事需求，更体现了古代工匠们卓越的智慧和技术成就。

【三国战役】
战争名称：黄巾起义
时间：184-186
双方统帅：何进、张角
结果：何进依靠众多地方军阀击败张角

战争名称：讨伐董卓
时间：189-191
双方统帅：董卓、袁绍
结果：董卓迁都长安，盟军决裂，形成军阀割据局面

战争名称：江夏之战
时间：190
双方统帅：刘表、孙坚
结果：刘表杀孙坚，孙策接任

战争名称：兖州之战
时间：192
双方统帅：曹操、青州黄巾军
结果：曹操击败黄巾军，取得兖州

战争名称：宛城之战
时间：197-199
双方统帅：曹操、张绣
结果：第一次战斗曹操损失爱子曹昂与爱将典韦，第二次战斗取胜

战争名称：易京之战
时间：199
双方统帅：袁绍、公孙瓒
结果：袁绍消灭公孙瓒

战争名称：官渡之战
时间：200-201
双方统帅：袁绍、曹操
结果：曹操连连用计，以少胜多，大败袁绍

战争名称：平阳之战
时间：202
双方统帅：钟繇&马超、呼厨泉&高干
结果：匈奴呼厨泉联合高干攻略河东，钟繇联合马超大败高干等。

战争名称：南皮之战
时间：205
双方统帅：曹操、袁谭
结果：曹操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再无人能撼动，袁氏余部则在追击下北逃

战争名称：江夏之战
时间：208
双方统帅：孙权&周瑜、黄祖
结果：吴军胜利，黄祖遭斩首

战争名称：赤壁之战
时间：208
双方统帅：曹操、周瑜&刘备
结果：孙刘联军利用风向火攻打败曹操，奠定三国雏形

战争名称：南郡之战
时间：208-209
双方统帅：周瑜、曹仁
结果：周瑜对曹仁所伤甚众，曹仁弃城而走，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

战争名称：合肥之战
时间：209
双方统帅：曹操、孙权
结果：双方各有胜负

战争名称：潼关之战
时间：211
双方统帅：曹操、韩遂&马超
结果：曹操利用反间计打败马超

战争名称：汉巴之战
时间：211-214
双方统帅：刘备、张鲁&刘璋
结果：刘备击败敌军，收马超，取得益州

战争名称：宕渠之战
时间：215
双方统帅：张飞、张郃
结果：曹军进兵宕渠，巴西太守张飞守之、张飞胜

战争名称：汉中之战
时间：219
双方统帅：刘备、夏侯渊
结果：黄忠力斩夏侯渊，取得汉中

战争名称：荆州之战
时间：219
双方统帅：孙权&曹操、关羽
结果：孙权与曹操联手击杀关羽，孙权取得荆州大部

战争名称：夷陵之战
时间：221-222
双方统帅：刘备、陆逊
结果：陆逊用火计击败刘备，刘备不久病死

战争名称：曹丕伐吴
时间：222-223
双方统帅：曹丕、孙权
结果：三次入侵皆未果，吴和魏脱离臣属关系

战争名称：南中平定战
时间：225
双方统帅：诸葛亮、孟获
结果：诸葛亮采取攻心，使南蛮心服口服

战争名称：诸葛亮北伐
时间：227-234
双方统帅：诸葛亮、曹真&司马懿
结果：共5次，互有胜负，诸葛亮病逝。

战争名称：石亭之战
时间：228
双方统帅：陆逊、曹休
结果：大败曹休

战争名称：魏灭燕之战
时间：238
双方统帅：司马懿、公孙渊
结果：辽东地区归于魏国统治

战争名称：兴势之战
时间：244
双方统帅：曹爽、费祎
结果：攻克汉中失败

战争名称：姜维北伐
时间：249-263
双方统帅：姜维、钟会&邓艾&诸葛绪

结果：互有胜负

战争名称：淮南三叛
时间：251-258
双方统帅：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司马氏
结果：后两次有吴军参与，司马氏彻底铲除魏帝势力

战争名称：东兴之战
时间：252
双方统帅：诸葛恪、司马昭
结果：魏军战败，诸葛恪声望达到顶峰

战争名称：魏灭蜀之战
时间：263
双方统帅：钟会&邓艾、刘禅
结果：邓艾钟会灭蜀

战争名称：交州之战
时间：270
双方统帅：陶璜、董元
结果：吴军收复交趾地区，打破西晋三面包围之势

战争名称：西陵之战
时间：272-274
双方统帅：陆抗、羊祜
结果：陆抗以3万士兵击溃晋国8万士兵

战争名称：晋灭吴之战
时间：279-280
双方统帅：司马炎、孙皓
结果：西晋统一中国

【三国经济】
农业
          东汉末年，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与战乱纷争，整个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陷入衰退，大量农田荒芜无人耕种。在这样的动荡局势下，一些豪强世族为了保护自身和族人的安全，纷纷率领家族成员建立坞堡进行自卫。这些坞堡逐渐在其周边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这种特殊的农业经营模式不仅保障了内部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为后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曹魏占据着人口最多的优势，开垦荒地的面积也是最广的，这正是其能够在三国之中实力最为雄厚的重要原因。曹魏政府积极推行屯田制度，将无主的官田组织流民进行耕种，这一举措对于恢复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曹魏的整体国力。同时，曹魏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在规模和数量上均领先于其他两国。

       在233年时对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修建渠道并兴建水库，成功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此外，曹魏在河南地区实施的水利工程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不过，《三国食货志》也指出，部分水利工程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导致实际效益只能维持较短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马钧作为一位杰出的机械工程师，凭借其卓越的技术才能为提高生产效率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设计制造的水转百戏以及失传已久的指南车，被当时誉为“天下之名巧”。通过改良汉代织绫机，马钧让织出的绫罗绸缎呈现出更加精致立体的花纹效果，品质足以与蜀锦相媲美。他还改进了汉末毕岚发明的龙骨车，创造性地发明了龙骨水车，能够有效灌溉位于较高位置的农田，至今仍有部分梯田在使用这种灌溉方式。除此之外，马钧还将传统的发石车改造为轮转式发石车，极大地提升了抛击量与发射速度。 蜀汉所在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诸葛亮执政期间，特别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派遣专人负责整修和维护都江堰这一重要的水利工程，确保了当地农业灌溉的正常进行，促进了蜀汉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相比之下，孙吴所处的江南地区，其社会经济起步相对较晚，在三国时期仍然属于人口较为稀少的地方。但正因这里战乱较少，吸引了大批北方民众南迁至此，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孙权继位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业事务的官员，并实行屯田制，鼓励移民开垦荒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随着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与发展，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商业】
货币
       随着东汉朝廷的逐渐崩溃，政府无力再重新铸造那些已经磨损不堪的铜钱。与此同时，大量私铸钱币开始泛滥，进一步扰乱了货币秩序。到了三国鼎立时期，尽管各政权尝试发行新的铜钱，但这些新币始终未能广泛流通于市面。因此，人们不得不转而采用布帛、谷物和栗子等实物作为主要交易媒介。 曹魏政权在经济模式上长期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困境。尽管曾经有过几次试图推行货币改革的努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魏国境内缺乏大规模且易于开采的铜矿资源有关，导致其难以支撑起一个稳定有效的货币铸造体系。 相比之下，当刘备入主巴蜀地区后，当地财政状况一度十分混乱。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刘巴提出了铸造“直百钱”的建议。这种新型货币旨在通过提高面值来平衡物价，从而解决当时存在的诸多经济问题。“直百钱”与传统的五铢钱并行使用，其中部分是由犍为郡负责铸造的。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蜀汉政权下，铸币活动并非局限于单一地点，而是分散在多个区域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蜀地所铸造的钱币在整个三国时代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成为蜀国自身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甚至还大量流入魏国，并在当地市场上流通。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蜀钱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广泛的影响力。

贸易
      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其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更好地开拓和管理海上航线，孙吴在建安郡（现今福建省福州市一带）设立了专门的典船校尉一职。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对海船的管理，也促进了当时造船技术的进步。从地理范围上看，孙吴的海船航行最南可抵达南海地区，最北可达辽东半岛，极大地拓展了其对外交往的空间。 随着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海上贸易也逐渐兴起并繁荣起来。孙吴境内的商业都市主要集中在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番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附近）。其中，建业作为孙吴的政治中心，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吴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手工业基础，成为江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一；而番禺则因其靠近南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了孙吴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城市，尤其以国外贸易为主，为孙吴带来了丰富的物资交流和文化融合机会。

手工业
    在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高度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多个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和洛阳等重要贸易城市不仅商业经济繁荣昌盛，还与海外诸国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曹魏的手工业门类丰富多样，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以及制盐业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曹魏时期的邺城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是军事重镇，更是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这里的工匠们精心打造的各类商品远销各地，极大促进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与文化交流。而洛阳作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的关键节点，各类珍贵货物在此汇聚并扩散至更广阔的地区。 蜀汉政权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手工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盐业和铁器制造业尤为突出，而织锦业更是闻名遐迩。左思在其著作《蜀都赋》中生动描绘了成都地区纺织业的繁荣景象：“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这表明当时蜀地拥有众多技艺精湛的家庭作坊，它们相互协作，共同编织出精美的蜀锦。这些高质量的蜀锦不仅畅销于国内吴、魏两国，更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连诸葛亮也十分重视蜀锦对于支撑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此外，蜀汉所辖南中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这里出产的金银、丹砂、漆器以及耕牛、战马等珍贵贡品为蜀汉提供了充足的军需补给，使得国家财政充实，人民生活富足。直到蜀汉灭亡之时，官府仍然储存着大量金银，数量各达两千斤之多。同时，成都作为蜀汉的首都，也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市之一，吸引了无数商贾云集于此，进一步推动了当地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纺织
    在纺织业方面，孙吴政权在江南地区以出产优质麻布而闻名遐迩。其中，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所产的鸡鸣布更是名扬千里，备受赞誉。三吴地区则以盛产“八蚕之绵”而著称，这种丝绵质地柔软、细腻，是当时非常珍贵的纺织原料。特别是诸暨、永安一带所生产的丝织品质量上乘，工艺精湛，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在冶铸业方面，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是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孙权曾在此大力开采铜矿，精心打造各种兵器，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这一举措不仅满足了军事需求，还促进了当地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孙吴政权在武器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地处江南及沿海地带，吴国的盐业也十分发达。为了有效管理盐业生产，吴国在海盐（今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和沙中（今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进行监督与指导。这不仅保证了盐业生产的有序进行，也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孙吴政权建立不久便拥有了五千余艘战舰，并且频繁派遣大规模船队开展远洋航行活动，北至辽东半岛，南达南海诸岛。其中一些大型船只设计精巧，规模宏大，上下共分五层甲板，能够承载多达三千人的庞大队伍。这些先进的船舶不仅彰显了孙吴政权强大的航海实力，也为后世的造船技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到了晋朝准备灭吴之时，又发明了一种新的造船方法——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更大的船只，这种新型大船被称为“连舫”。这一创新进一步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也为当时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文化领域】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学术思想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转型。这一时期的学术变迁不仅反映了传统思想的演变，更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尽管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思潮的转变，但更为关键的是思想界内部的自我革新。 东汉末年，社会风气崇尚交游、重视品评人物，然而这种风尚逐渐流于形式，导致虚伪之风盛行。面对这种现象，思想家们开始反思并寻求改变，转而提倡循名责实，追求实际效果。他们借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思想，强调制度与法规的重要性。同时，对于过分追求名声而导致的虚伪行为，学者们倡导回归自然、率真的生活态度，推崇道家的老庄哲学，以期达到内心的宁静与社会的和谐。 东汉晚期，朝政腐败、局势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曹操和诸葛亮分别运用名家和法家的思想来重建社会秩序。曹操主张“信赏必罚”，即奖惩分明，严格执法，以此维护社会稳定。他提出“用人唯才”的理念，打破了传统的门第观念和名教束缚，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为国家效力。诸葛亮入蜀后，同样重视法治建设，致力于完善地方法制，确保执法公平公正。他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强调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军纪军法，在街亭之战中，马谡因违反军令被依法处置，诸葛亮也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自贬三级。 汉末魏初时期，名法思想的发展为后来魏晋玄学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黑暗，许多名士不再局限于探讨具体的法律条文或社会治理问题，而是将关注点转向更加抽象的哲学思考。他们通过对老庄哲学的深入研究，试图从更高的层面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意义，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玄学时代。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思想界的进步，也为后世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学

      在经学领域，汉末时期郑玄的经学研究成果备受推崇。然而到了魏晋时代，王肃继承了父亲的学术传统并开始注解经典，他对于经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郑玄的观点存在差异，于是形成了郑、王两派之间的相互辩驳的局面。 曹魏末年，司马氏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黑暗，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也逐渐走向反动和消沉的状态，仿佛陷入了一种没有出路的困境。倾向于支持曹氏家族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已经失势的士子，他们选择以清谈的方式对政治进行批判，并且主张顺应自然之道；而倾向司马氏的人则强调维护名教制度，这使得儒家思想风格出现了分化。由于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因此王肃的学说被确立为官学，在这一时期贬黜郑学而推崇王学，使王学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

       魏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当属玄学。玄学可以视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种新型形态，其核心教义主要来源于《老子》《庄子》以及《周易》，这三部著作合称为“三玄”。佛教中的般若学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它的思想被当时的文人学士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利用，在从经学向玄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玄学家们喜欢谈论深奥的道理而不涉及世俗之事，这种行为被称为清谈，它在魏晋时期非常流行。 在240年至248年的酝酿阶段，何晏和王弼成为了代表人物。玄学家们认为要理解一件事的本质，必须先把握其背后的原理即“本”，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日常所见的现象“末”，因此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他们把“本”视为“道”，将其类比为无形无状的“无”（也就是事物的根本原理和发展趋势），而将“末”看作是有形的实际现象“有”，并提出“万物皆产生于无”的观点。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司马炎篡夺魏国建立晋朝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家们开始将关注点从纯粹的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的政治局势依旧黑暗，司马氏对士大夫阶层施加压力，并以崇尚名教作为掩饰。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和嵇康等人指出礼法制度压抑人性且充满虚伪之处，他们强调解放人性的重要性，追求自然真诚的生活态度。这些人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理念，从而形成了一股解放个性的社会风气。 进入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进一步扩展到政治舞台之上，那些手握重权的达官贵人们也开始大谈玄理，呈现出一种既身处世间又向往超脱尘世的状态。裴頠针对当时流行的“自然”观念提出了修正意见，倡导“崇有论”，以此来纠正过于虚幻不实的弊端。郭象则进一步论证了“名教”实际上就是“自然”的体现，至此玄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并逐渐走向终结。

文学著作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尤以曹魏的文学成就最为辉煌。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前期的建安文学和后期的正始文学。 建安文学是三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它以反对靡弱、浮华的诗风而著称，后世誉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曹操等人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曹操本人酷爱文学，广纳贤才，各地文人墨客纷纷投奔，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文学创作群体。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著名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此外，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杰出作家。曹操的作品以其沉雄豪迈的气概和古朴苍凉的风格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曹丕和曹植则以才华横溢著称，曹丕撰写的《典论》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曹植则以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闻名，其代表作《洛神赋》更是传颂千古。建安七子及蔡琰、杨修等人关注社会现实，直面人生百态，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人民的苦难，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便是一首悲怆动人的叙事诗。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司马氏家族掌控朝政，政治环境相对压抑，文人们难以像建安时期那样直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以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他们大多崇尚老庄哲学，热衷于玄学研究，在面对社会现实时表现出较为淡泊的态度。然而，嵇康和阮籍依然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精神，敢于直面当时的政治局势，展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文心雕龙》中评价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充分说明了嵇康和阮籍在正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东吴和蜀汉两地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东吴方面，张纮、薛综、华覈、韦昭等人都是当地的文化精英。张纮曾担任孙权的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人交好；薛综则是江东地区的知名学者，曾任孙权太子的老师；华覈则是孙吴末年的作家。蜀汉方面，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代政治家，诸葛亮的文章虽然不如其他文人华丽，但其内容质朴真诚，情真意切，尤其是《出师表》表达了他北伐中原的决心。秦宓所作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至今唯一可靠的诗歌作品。此外，蜀地还涌现了一批注释经典的学者，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谯周和郤正醉心于文学创作，谯周的《仇国论》讨论了过度征战的危害，而郤正则以《释讥》一文借古讽今，表达自己的政见。同时，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还有一些研究天文历法和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周群、杜琼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内也有一定的贡献。

         三国时期的文学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家们用他们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

【艺术】
        在三国时期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阶段，东吴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有着卓越的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人才辈出。当时东吴有八位在各自艺术领域中极负盛名的杰出人物，被时人尊称为“八绝”。 这八位名士分别是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 其中，严武以棋艺精湛而闻名遐迩，他在围棋上的造诣堪称登峰造极，在当时的同辈棋手中无人能出其右，因此被尊称为“棋圣”。他落子如行云流水，布局巧妙，每一步都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与谋略，让观者叹为观止。 而曹不兴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的画作笔触细腻，意境深远，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肖像，都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画卷之上，仿佛将观者带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艺术世界。 还有皇象，他是书法领域的大家，其书法作品苍劲有力又不失灵动飘逸，每一笔都仿佛诉说着独特的故事，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犹如璀璨星辰，共同构成了东吴文化艺术天空中的亮丽风景线。

绘画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这一时期许多珍贵的画作或被战火摧毁，或在颠沛流离中遗失，给中国艺术史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随着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广泛传播，绘画题材逐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到绘画艺术，以佛教故事和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例如《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作品，不仅展现了宗教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了当时艺术家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与诠释。 三国时期的绘画发展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却见证了中国绘画从实用技艺向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型。在此之前，绘画主要作为“百工之苑”的一部分，主要用于礼教宣传和社会教化，尚未完全脱离实用性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到了三国时期，现实主义题材逐渐兴起，画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描绘具体的人物和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画家们的活动范围也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这反映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对稳定的环境对艺术创作的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出现了多位杰出的画家，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孙吴时期的曹不兴，他擅长写生与佛像绘画，被誉为“佛画之祖”。曹不兴的笔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其独特的绘画风格被称为"曹衣出水"，即通过细腻的笔触表现出衣物仿佛被水浸湿后紧贴肌肤的效果，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这种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曹家样"。 同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才华横溢的画家。吴王赵夫人（赵远之妹）以其卓越的书法和山水画技艺著称，她为孙权绘制的各国山川地形图，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先河，被誉为“针绝”。此外，魏国的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蜀汉的诸葛瞻等人也都各有所长，为三国时期的绘画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三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并不稳定，但这些艺术家们仍然坚持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进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书法

乐舞
         在三国时期，清商乐受到了广泛的喜爱与推崇。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发扬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当时的政府专门设立了清商署这一机构来进行统筹管理。 清商乐是一种以女性表演为主的歌舞艺术，其表演内容多围绕着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展开，风格柔婉动人、细腻委婉，宛如涓涓细流般触动人心。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和舞蹈的结合，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通过优美的旋律和轻盈的舞姿，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人们非常喜欢根据清商三调的乐曲来创作诗歌，再由歌妓进行相应的表演，使得诗、乐、舞完美融合。清商三调指的是平调、清调和瑟调这三种不同的音乐调式。其中，清调以商音为主导，因为清商所代表的这三种调式，所以被称为清商三调。这种独特的音乐体系为当时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源泉，也成为三国时期文化艺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科技】
运输
      在三国时期，蜀汉与曹魏之间的战争局势紧张而复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山高路险，运输粮草成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面对山道运粮的重重困难，运输工具的革新迫在眉睫。 诸葛亮，这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在这一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和智慧。他精心设计了一种独轮车，名为“木牛”。这种独轮车的设计理念独具匠心，结构巧妙，由蜀汉西曹掾蒲元负责制作。据记载，“木牛”的构造为前后双辕，当人行走六尺的距离时，“木牛”可以行进四步，并且能够装载一个人一年所需的粮食。 这种独轮车具有极强的适应性，非常适合在崎岖不平、狭窄曲折的小道上行驶。它不仅有效解决了蜀汉军队的运粮难题，还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三国时代开始，历经一千多年，“木牛”始终在交通运输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与发展。

数学
     刘徽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数学家，自幼对数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他深入学习了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典籍《九章算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钻研。 成年后的刘徽，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为《九章算术》撰写了详细的注解——《九章算术注》。这部著作不仅详细解释了原书中的数学理论与计算方法，还通过自己的见解和补充，使得这部古老的数学经典更加通俗易懂，易于后人学习和掌握。 此外，刘徽还创作了《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著名的《重差》（后世称为《海岛算经》）。这部作品在中国测量学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当时的测量技术，将中国测量学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古代测量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刘徽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对后世数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天文
   在天文学领域，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陈卓。他先后担任了孙吴和西晋的太史令，在天文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卓致力于收集各派丰富的天文学资讯，对当时的天文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研究。他不断完善中国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涵盖了众多星辰的分类与命名，还对星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谨的梳理。同时，他还精心绘制了星图，这些星图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和科学性，为后世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其成果被后人长期沿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理
     裴秀所提出的“制图六体”理论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是对后世地图绘制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制图六体”是裴秀在深入研究前人地图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经验总结出的一套科学且系统的地图绘制原则。它涵盖了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六个方面，为精确绘制地图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和技术规范。这些原则的确立使得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从经验性向科学性转变，大大提高了地图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为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学
     华佗是一位在医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古代名医。他精通内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等多个医学科目，尤其在外科方面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造诣。后世的人们尊称他为“外科圣手”和“外科鼻祖”，以表达对他高超医术的敬仰。 华佗开创性地使用了一种名为“麻沸散”的麻醉药物，在施行剖腹手术前让病人进入麻醉状态，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最早有关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记录。这一伟大的创举不仅体现了华佗对药物学深入的研究，更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学在外科手术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除了在外科领域的杰出成就，华佗还非常重视人们的日常健身与保健。他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创作了一套名为“五禽戏”的体操，通过练习这套体操可以帮助人们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这种将运动与养生相结合的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且具有前瞻性的。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华佗最终因拒绝曹操的征召而遭到了杀害，他所撰写的珍贵医书《青囊书》也已经失传。尽管如此，华佗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他的医学成就和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外交】
        三国时期，各个国家与周边众多外族之间保持着频繁且多样的互动交流。在东北方向上，存在着高句丽、沃沮、夫余等民族，它们与中国古代的三国政权有着密切的往来关系。同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三韩和百济这样的重要力量，这些外族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而在魏晋以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天山以北以及蒙古草原地区更是汇聚了众多游牧民族。乌孙人驰骋于草原之上，以其卓越的骑射技艺闻名；坚昆部族则在自己的领地中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敕勒族人逐水草而居，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性；丁零部落也在这一时期活跃起来；呼揭这个神秘的民族同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当然还有曾经称霸一方的匈奴人，他们对中原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鲜卑族逐渐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乌桓人也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些民族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公元216年，南匈奴归附曹操之后，曹操采取了明智而有效的管理措施。他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设立帅长进行统领，并派遣汉人官员进行监督，这一举措既保证了对南匈奴的有效管理，又维持了民族间的和谐共处。 与此同时，在北方的乌桓族中，蹋顿作为乌桓族的首领，与当时势力强大的袁绍结为盟友，并且得到了单于的封号，这使得乌桓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东汉末期，鲜卑族在檀石槐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檀石槐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使鲜卑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多次入侵边境郡县，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然而，檀石槐去世后，鲜卑内部出现了分裂的局面，逐渐分化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个主要部分。 其中，西部鲜卑的轲比能在后来重新整合了鲜卑各部，两度率军入侵曹魏政权，甚至响应诸葛亮北伐，对曹魏构成了严重威胁。直到公元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刺客成功暗杀了轲比能，这才使得鲜卑的军事行动遭受重创，势力随之瓦解，北方局势也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西部地区，当时的局势呈现出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格局。河西诸羌以及武都、阴平地区的羌族部落分别归附了曹魏和蜀汉政权。在这两个国家相互攻伐的过程中，羌族部落都被征召参与作战，成为两大势力争夺中原霸权的重要辅助力量。 西南方向，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亲自率军远征南中地区，成功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这一军事行动不仅降伏了南蛮族长孟获，还设置了庲降都督一职进行有效管辖。虽然在此之后仍偶有小规模叛乱发生，但总体上并未对蜀汉政权构成重大威胁，确保了西南边疆的相对稳定。 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孙权也积极展开了对外交流与发展。他派遣使臣朱应和康泰渡海前往夷洲（今台湾）和亶洲（疑为今菲律宾群岛）等地，旨在开拓新的领土并补充人口资源。此外，孙权还加强了与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以及南洋群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孙吴政权在海外的影响力。据记载，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和林邑国的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这表明当时孙吴已经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往网络。 然而，孙权在巩固统治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应对山越人的反抗活动。山越人居住于东南州郡的山区，他们凭借险峻地形割据一方，甚至与北方的曹魏政权暗中勾结，试图阻止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为此，孙权不得不多次发动针对山越人的战争。直到234年，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并经过长达三年的围困，最终迫使十万余名山越人出山投降。在这批降民中，约有四万名青壮年被编入军队，其余人员则成为了正式户籍居民。在整个孙权统治期间，山越人逐渐与汉族居民融合，共同构成了江东地区稳定的社会基础。

【曹魏帝王世系】
姓名：曹腾
字：
庙号：
谥号：高皇帝
封号：
史称：
在位年限：

姓名：曹嵩
字：
庙号：
谥号：太皇帝
封号：
史称：
在位年限：

姓名：曹操
字：孟德
庙号：太祖
谥号：武皇帝
封号：魏王
史称：魏武帝
在位年限：

以上为追认的先祖

庙号：世祖
谥号：文皇帝
封号：魏王
史称：魏文帝
姓名：曹丕
年号：黄初（220年十月-226年）
在位时间：220—226

庙号：烈祖
谥号：明皇帝
封号：平原王
史称：魏明帝
姓名：曹叡 
年号：太和（227-233年）
年号：青龙（233年--237年）
年号：景初（237年三月-239年三月改元，以三月为四月，十二月为正月）
在位时间：226—239

庙号：
谥号：
封号：齐王
史称：齐王
姓名：曹芳
年号：正始（240年—249年四月）
年号：嘉平（249年四月-254年十月）
在位时间：239—254

庙号：
谥号：
封号：高贵乡公
史称：高贵乡公
姓名：曹髦
年号：正元（254年十月—256年五月）
年号：甘露(256年六月-260年五月)
在位时间：254—260

庙号：
谥号：元皇帝
封号：陈留王
史称：魏元帝
姓名：曹奂
年号：景元（260年六月-264年五月）
年号：咸熙（264年五月-265年十二月）
在位时间：260—265

【蜀汉帝王世系】
庙号：烈祖
谥号：昭烈皇帝 
称谓：先主

姓名：刘备
年号：章武221年－223年

在位时间：221—223
陵墓：惠陵

庙号：

谥号：安乐思公（司马炎谥）
谥号：孝怀皇帝（刘渊谥） 
称谓：后主
姓名：刘禅
年号：

1.建兴223年－237年
2.延熙238年－257年
3.景耀258年－263年
4.炎兴263年

在位时间：223—263
陵墓：刘禅墓

【孙吴·帝王世系】
庙号：
谥号：孝懿王（孙权追尊） 
姓名：孙钟
生卒：
年号：
陵墓：

庙号：始祖
谥号：武烈皇帝（孙权追尊）
姓名：孙坚
生卒：155年—191年
年号：
陵墓：高陵

庙号：
谥号：长沙“桓”王（孙权追尊）
姓名：孙策
生卒：175年—200年
年号：
陵墓：孙策墓
 

【一】
（注：222年，孙权为吴王；其后于229年称帝，国号吴。）
庙号：太祖
谥号：大皇帝
姓名：孙权
生卒：182年—252年
年号：

1.黄武222年十月～229年四月（未称帝）
2.黄龙229年四月～231年
3.嘉禾232年～238年八月
4.赤乌238年八月～251年四月
5.太元251年5月-252年正月
6.神凤252年2-4月
陵墓：蒋陵

【二】
庙号：
谥号：无谥号（史称少帝、废帝、会稽王）
姓名：孙亮
生卒：243年—260年
年号：

1.建兴252年五月～253年
2.五凤254年～256年十月
3.太平256年十月～258年十月
陵墓：赖乡

【三】
庙号：
谥号：景皇帝
姓名：孙休
生卒：235年—264年
年号：永安258年十月～264年七月
陵墓：定陵
 

【四】
庙号：世宗
谥号：文皇帝
姓名：孙和
生卒：224年—253年
年号：
陵墓：明陵
 

【五】
庙号：
谥号：无谥号（史称末帝、乌程侯、归命侯）
姓名：孙皓
生卒：243年—284年
年号：

1.元兴264年八月～265年三月
2.甘露265年四月～266年七月
3.宝鼎266年八月～269年九月
4.建衡269年十月～271年
5.凤凰272年～274年
6.天册275年～276年六月
7.天玺276年七～十二月
8.天纪277年～280年三月

陵墓：邙山

【燕国争议】
             无论是陈寿编撰的《三国志》，还是罗贯中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都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然而，在东北辽东地区，还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却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政权——燕国。这个由公孙度创立的政权，从公元190年初步形成规模，到公元238年被司马懿所灭，历经48年的风雨沧桑，其存续时间甚至比刘备建立的蜀汉还要长6年之久。 燕国的开国之主公孙度，堪称一位乱世枭雄。他不仅与董卓部将徐荣是同乡，更因徐荣的举荐得以出任辽东太守。公元190年，正值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洛阳，中原大地陷入一片混乱之际，辽东郡因其地理位置偏僻，未受战乱波及，反而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公孙度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扩大势力范围，将辽东郡划分为辽西、中辽两郡，并分别设置太守进行管理。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公孙度仿照皇家规制，在襄平城外设坛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无论车驾、仪仗还是服饰，均与大汉天子无异，以此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在公孙度的治理下，燕国成为乱世中的一片净土。他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特别是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期间，当曹操与袁绍激战正酣之时，公孙度拒绝了曹操的拉拢，选择静观其变，意图在曹袁两败俱伤后趁机进军许昌，进而问鼎中原。可惜的是，天不假年，公孙度于公元204年病逝，未能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之后，他的后代公孙渊继续执掌燕国，周旋于曹魏和东吴之间，试图维持燕国的独立地位。 随着曹魏逐步统一中国的目标日益明确，对燕国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公元237年，魏明帝曹叡派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军进攻燕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次年六月，曹魏太尉司马懿亲率大军挺进辽东，公孙渊调集数万步骑兵驻守辽隧防线。然而，面对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公孙渊终究棋差一着。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隧，实则迅速转军直取燕国都城襄平城。燕王公孙渊及其麾下的军民被围困于城中，苦撑至八月，终因弹尽粮绝而无力回天。将军杨祚率先打开城门投降，公孙渊在突围途中被魏军斩杀，燕国诸郡随之全部归降。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燕国成为了四国之中最早灭亡的政权，这段独特而传奇的历史也随之尘封在岁月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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