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孙吴~三国时期政权（222年－280年）
三国：孙吴
中文名：吴
外文名：Wu Country
开国君主：吴大帝孙权
别名：东吴、孙吴、吴国
时间范围：222年 至 280年
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武昌（今湖北鄂州）
主要城市：庐江、荆州、吴郡、会稽、富春、山阴等
官方语言：中古汉语
货币：大泉五十、大泉五百等铸币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政体
人口数量：550 万（280年）
人口密度：3.79 人/平方公里（280年）
主要民族：汉族
主要宗教：佛教、道教
国土面积：1450000 km²（280年）
【历位君主】
【一】太祖大皇帝孙权（222年封吴王229年5月23日称帝－252年5月21日在位）
【二】会稽王孙亮（252年5月23日–258年11月9日在位）
【三】景皇帝孙休（258年11月30日–264年9月3日在位）
【四】归命侯孙皓（264年9月10日--280年5月1日在位）
孙吴概述
孙吴（222年－280年），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是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政权，国号为“吴”，史学界称为孙吴。由于与曹魏、蜀汉呈鼎立之势，所统治地区又在三国东部，故也称东吴 。
曹魏黄初二年八月丁巳日（221年9月23日 ），孙权名义上依附曹魏，被册封为吴王。黄武元年（222年 ）十月，宣布独立，改年号为黄武，临江拒守 。黄龙元年四月丙申日（229年5月23日 ），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孙吴正式建国 。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到台湾（时称夷洲），这是中国的政治势力第一次达到台湾。
孙吴全盛疆域包括汉末扬州与荆州大部地区及交州全境，后分交州东北部为广州。孙吴大力发展经济，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天纪四年（西晋太康元年）三月壬寅日（280年5月1日），孙吴被西晋灭亡，标志着中国汉末三国以来割据局面的彻底结束。
孙吴是三国里存在时间最久的国家，历四帝，共历经52年（如果自221年成为吴王算起是60年）。
【国号起源】
“吴”作为地理概念，原本是指现今中国长江下游南岸一带地域的总称。在封建时代，这个名称经常被用作爵位或国号。 孙坚是汉末时期吴郡富春人。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显著的军功逐步晋升，最终官至破虏将军，并兼任豫州刺史。孙坚去世后，他的长子孙策继承父志，积极向江东地区发展势力。
东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东汉朝廷为了表彰孙策的贡献，正式册封他为“吴侯”。孙策英年早逝后，其弟孙权接掌兵权，继续巩固和发展家族势力。
魏文帝黄初二年八月丁巳日（公元221年9月23日），孙权表面上选择依附曹魏政权，接受了“吴王”的封号。
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十月，孙权宣布独立，改用“黄武”作为自己的年号，并且在临江一带构建防御体系，抵御来自北方的压力。
吴黄龙元年四月丙申日（公元229年5月23日），孙权正式登基称帝，定都建业（今南京），以“吴”作为国号，开启了三国时期的东吴王朝。
为了与历史上其他名为“吴”的政权相区分，例如前12世纪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吴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现代史学界通常会在前面加上统治者的姓氏，称为“孙吴”。由于东吴位于三国之中偏东的位置，因此也常被称为“东吴”。从中原地区的视角来看，东吴地处长江之外，所以有时也会将这片统治区域称为“江表”。 东吴政权不仅在政治上独具特色，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东吴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与东南亚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脉络】
草创江东
在东汉末年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黄巾起义爆发，孙坚积极响应朝廷号召，跟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军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孙坚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之后，他又投身于平定西北边境的动乱之中，为维护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久后，孙坚受命担任长沙太守，他率领军队转战江南各个郡县，进一步稳固了当地的局势。当董卓之乱爆发时，孙坚审时度势，与袁术结成联盟，被朝廷任命为破虏将军并兼任豫州刺史，成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中的一员猛将，在多次战斗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在击败了横行一时的董卓后，孙坚率军进驻都城洛阳，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天下人反抗董卓的决心。 然而，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坚在征讨荆州的过程中不幸战死沙场。他的侄子孙贲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着将士们投靠了袁术，继续在乱世中书写家族的传奇篇章。
在汉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孙坚的长子孙策选择投奔袁术，并成功讨回了父亲孙坚的部分旧部。当时袁术派遣孙策前往攻打庐江地区，而庐江太守陆康顽强抵抗，坚守了整整两年之久。 到了兴平二年的年末也就是公元195年年底，孙策终于攻陷了庐江。随后，他以帮助舅舅吴景对抗刘繇为理由，开始逐步向江东地区发展，这一时期他的实力也不断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孙策争取到了众多贤才的帮助，例如朱治、周瑜、张昭、张纮等人的加入，这些得力助手为孙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以及麾下将领的支持，孙策先后击败了刘繇、严白虎和许贡等地方势力，又迫使王朗和祖郎等人投降。最终，孙策成功占领了会稽、吴郡、丹阳等广大地区，为东吴政权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汉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变动。当时，袁术在淮南称帝，自立为尊，这一行为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震动。然而，在这复杂的局势之下，孙策做出了明智且关键的战略选择，他拒绝追随袁术，反而积极寻求与曹操建立联盟关系。孙策的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也为日后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孙策联曹拒袁的举动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各路豪杰在乱世中审时度势、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建安三年，即公元198年，孙策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在江东地区的突出贡献，被朝廷正式任命为讨逆将军，并封为吴侯。这一任命不仅彰显了孙策在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他在江东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巩固与提升。作为讨逆将军，他肩负起了维护地方安定、抵御外敌的重要职责；而吴侯这一爵位，则象征着其家族在江东地区的统治地位得到了中央政权的认可。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术在病逝之后，其势力范围内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策抓住这一时机，积极展开军事行动。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庐江地区，对袁术的残余部队进行征伐，成功地将其兼并。 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孙策继续扩大战果，率军击退了刘勋的军队，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进军江夏，与当地割据势力黄祖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大增强了自己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孙策还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劝说豫章太守华歆归降。华歆被孙策的诚意和实力所打动，选择接受劝降。这一举措使得孙策不仅在军事上获得了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政治上也赢得了更多支持，其实力因此迅速壮大，为日后在江东地区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不幸离世，这一事件成为了东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临危受命，接过了统领孙策旧部的重任。孙权能够顺利地承担起这份责任，离不开众多贤才的鼎力相助。张昭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为孙权出谋划策，在内政外交上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周瑜则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成为孙权在战场上最得力的助手；程普以丰富的经验和沉稳的性格为军队稳定军心；吕范等人也各展所长，从不同方面给予孙权支持和辅佐。 然而，新政权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庐江太守李术公然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这无疑是对孙权权威的巨大挑战。但孙权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众谋士和将领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平定了李术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江东地区的统治地位，也为日后东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巩固基业
在建安八年（203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孙权领导下的东吴势力积极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这期间，孙权曾三次率军征伐黄祖，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成功获取了江夏郡的部分土地，大大增强了东吴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同时，为了巩固后方稳定，保障政权的安全与发展，孙权还派遣了贺齐、蒋钦等得力将领前往各地，对郡内山越部落发动讨伐。这些山越部落常常被视作扰乱地方秩序的山贼，他们的叛乱活动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安宁和社会稳定。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孙权不仅打击了山越势力，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基础，为日后东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将治所由吴郡迁至丹徒，并将其称为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同年，荆州牧刘表病逝。此时，曹操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他率领大军南下征伐。面对强大的曹军，刘表的次子刘琮选择不战而降。随后，在当阳长坂坡之战中，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军队遭到重创。 在曹操占领荆州之后，他向孙权发出了一封信件，直言欲夺取东吴之地。这一消息传到东吴后，在朝廷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和派以张昭、秦松为代表，他们主张向东面的曹操投降；而主战派则以鲁肃、周瑜为首，坚决主张抵抗。其中，张昭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孙权经过深思熟虑，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与曹操一战才是上策。 恰在此时，鲁肃从江夏带来了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表达了刘备愿意联合东吴共同对抗曹操的决心。周瑜也及时返回，他向孙权详细分析了曹军存在的诸多弱点，指出如果开战的话，东吴是有获胜希望的。
最终，孙权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任命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率军迎战曹操的大军。 在这场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周瑜采纳了部将黄盖提出的火攻之计。黄盖假意投降曹操，并带领装满易燃物的船只接近曹军水寨。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黄盖命令点燃船只，借助东南风的力量，火船迅速冲入曹军船阵之中，引发了一场大火。曹军损失惨重，士兵们纷纷跳水逃生。与此同时，周瑜率领东吴军队乘势发起攻击，曹军大败而逃。曹操只得带领残兵败将从华容道（今湖北省潜江南部）撤退至江陵，同时留下大将曹仁镇守江陵和襄阳两地。 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东吴凭借三万精兵击败了曹操的二十万大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同时也彰显了东吴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成为了后世广为流传的经典战役之一。
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东吴军队凭借之前战斗的胜利之势继续乘胜追击，一路挺进至南郡，也就是当时的荆州地区。在这场战役中，甘宁采取了巧妙的战略，他率领部队绕道而行，成功攻取了夷陵这一重要据点。 与此同时，周瑜、程普以及凌统等将领率领东吴主力部队沿长江一线向江陵发起猛烈进攻。面对东吴军队的强大攻势，曹操麾下的大将曹仁最终无力抵抗，只得败退。此役过后，孙权对周瑜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认可，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负责治理这一战略要地。 在政治上，刘备为了巩固与孙权之间的联盟关系，积极向朝廷上表，建议任命孙权为车骑将军，并授予其徐州牧的官职。而孙权也投桃报李，同样向朝廷上表举荐刘备担任荆州牧。最初，刘备所分得的是南郡南岸的部分土地，随着局势的发展，他又从孙权手中借得了整个荆州地区，这使得刘备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也为日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孙权再次派遣步骘出任交州刺史一职。这一任命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旨在巩固东吴在南方的势力范围。 交州位于岭南地区，地理位置重要，经济资源丰富。步骘到任后，积极推行怀柔政策，以仁德服人，赢得了当地士绅和百姓的支持与拥戴。交趾郡作为交州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睹了步骘的善政之后，决定归附东吴政权。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交趾正式成为东吴的版图，也彰显了孙权在治理边疆、招抚地方上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从此，交州地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东吴的管辖下，逐步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年，孙权采纳了谋士张纮的建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将治所从原地迁徙至秣陵。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孙权善于纳谏的领导智慧，也彰显了他对江东地区发展的长远规划。秣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易守难攻，为日后东吴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迁徙治所的决定，对于孙权统辖下的江东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这一时期发生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建事件。当时，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下令在如今的南京地区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石头城。这座石头城不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区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城市发展新定位与战略规划，将原来的秣陵进行了改名，赋予其全新的名字“建业”，这个名字蕴含着建立伟大功业的美好寓意，也预示着这座城市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荆州之争
建安二十年（215年），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刘备成功攻取了益州，这使得他在西南地区的势力大大增强。然而，这一行动却引发了与孙权之间的矛盾。当时，孙权认为荆州是其应得之地，于是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但刘备拒绝了这一要求。 面对刘备的强硬态度，盛怒之下的孙权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任命吕蒙为将领，率领东吴军队迅速攻下了长沙、桂阳和零陵三郡。为了应对孙权的进攻，刘备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亲自率领五万大军前往公安驻扎，同时命令关羽率领三万精锐部队前往益阳，与鲁肃的部队形成对峙之势，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北方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曹操趁机夺取了汉中地区，这对刘备在益州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考虑到南北两面受敌的危险局面，刘备最终选择与孙权议和。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共同瓜分荆州地区：长沙、桂阳和江夏归属孙权，而南郡、武陵和零陵则划归刘备所有，以湘水作为边界线。 同年稍晚时候，孙权又发动了一次针对合肥的进攻，意图进一步扩大东吴的领土。然而，在这场战役中，魏国名将张辽率军顽强抵抗，并最终击败了东吴军队，迫使孙权撤军。这次失败让孙权意识到，虽然东吴在长江流域占据优势，但在面对北方强敌时仍然需要谨慎行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在汉中之战失利后，率领部队撤退至长安。此时，孙权则发起了对合肥的进攻，曹魏为了应对这一局势，从各州抽调兵力前往扬州驻扎以加强防御。 在此期间，荆州北部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关羽趁着襄樊地区相对空虚的机会，发动了著名的襄樊之战。然而，在此过程中，关羽对待东吴的态度却显得颇为强硬和傲慢。他不仅多次对东吴方面进行辱骂和威胁，甚至擅自派遣人员到湘关取走粮食，这种行为无疑激怒了孙权。 面对关羽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其一系列挑衅举动，孙权决定采取行动。他以关羽“擅取湘关米”为借口，下令出兵荆州。此次军事行动中，孙权任命吕蒙为前部都督，率军迅速袭取了南郡和公安两地。傅士仁、麋芳等原本归附刘备的地方官员纷纷投降，使得孙权的军队得以顺利推进。随后，孙权的部队继续扩大战果，成功占据了江陵这一重要据点，并且派遣陆逊攻占了宜都等地。最终，在潘璋部将马忠于临沮擒获关羽等人后，孙权彻底清除了刘备势力在荆州的存在。 由于孙权在平定荆州一事上的卓越表现，曹操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孙权骠骑将军的职位，并赐予“假节”的特权，同时任命他为荆州牧，并封其为南昌侯。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对孙权功绩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当时三国之间的政治格局。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公元220年3月15日），一代枭雄曹操在洛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其长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任为魏王和丞相，并改年号为延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同年秋季，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曹丕麾下的将领梅敷派遣使者张俭前往江东，向孙权请求安抚并接纳归附势力。与此同时，南阳郡内的五个县共有五千多户百姓也纷纷响应，选择投奔东吴政权，显示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动荡与各方力量的博弈。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十月辛未日（公元220年12月11日），曹丕正式废黜汉献帝刘协，自立为帝，建立曹魏政权，定都洛阳，改元黄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宣告了延续四百多年的东汉王朝正式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新时期。
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将鄂地设为都城，并且改名为武昌，同时设立了武昌郡。这一年对于东吴来说可谓是多事之秋。刘备为了夺回荆州等战略要地，举兵大举进攻东吴。面对蜀军的来犯，孙权深知局势复杂险峻，他十分担忧曹魏会趁此机会发兵进攻，因此在外交策略上表面上依附于魏国。这一举措使得孙权被魏国册封为吴王，还被授予了大将军持使节督交州以及领荆州牧的重要职位。 孙权立下自己的儿子孙登为王太子，以确保东吴政权的传承有序。而在军事方面，他任命陆逊担任大都督这一关键职务，统领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诸多将领所率领的大约五万兵马奔赴前线，与蜀军展开对抗。陆逊在应对蜀军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策略，坚守阵地而不轻易出战，这种做法成功地打破了刘备想要倚仗自身兵力优势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
公元222年，即黄武元年的正月至六月期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在夷陵爆发。东吴名将陆逊在此时展开了出其不意的反攻。面对占据优势的蜀军，陆逊巧妙地运用火攻战术，一举击溃了敌军，这一战成为了三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典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蜀汉的大将冯习、张南、程畿等英勇奋战，但最终不幸阵亡。而蜀汉侍中马良试图通过煽动五陵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来牵制东吴兵力，然而这一计划被东吴将领步骘及时察觉并迅速平定，马良也在乱军中丧生。 此役，刘备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不得不狼狈撤退，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全性命。与此同时，负责督领江北军队以防御曹魏的蜀将黄权，因归路被东吴军队完全截断，无奈之下率领全军向北投奔了曹魏阵营。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蜀吴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对整个三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吴与蜀汉之间的纷争是三国时期的重要篇章。在215年、219年以及222年的三次重大军事交锋中，东吴均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夷陵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两国实力的一次重要较量，更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战后，吴蜀两国重新审视彼此关系，最终决定再次结盟。这一联盟的达成，使得魏国成为了东吴的主要对手。从此，吴蜀之间长期围绕荆州展开的争夺画上了句号，蜀汉主动退出了对荆州的争夺，而东吴则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控制权。 随着吴蜀联盟的形成，三国局势逐渐走向稳定，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平衡状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示了战略联盟和外交智慧在乱世中的重要性，也彰显了各路英雄豪杰的谋略与胆识。
建国称帝
东吴黄武元年，即公元222年的九月，魏文帝曹丕决定对东吴发起军事行动。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孙权迅速做出战略部署。 他任命建威将军吕范统领水军五路部队，在长江上构筑防线抵御来自北方的大司马曹休所部；派遣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以及将军杨粲率领援军赶赴南郡进行救援；同时命令裨将军朱桓镇守濡须口，以阻止曹仁的进攻。 同年十月，孙权亲自来到江边督战，并正式宣布脱离汉朝自立为吴王，改元黄武，标志着东吴政权正式建立。得知这一消息后，曹丕决定御驾亲征，进一步加大了对东吴的压力。 在此次战役中，魏军采取切断吴军补给线的方式，试图困死江陵城内的守军。尽管如此，吴将朱然凭借顽强的抵抗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成功坚守江陵长达六个月之久，最终迫使魏军无功而返。 而在东线战场上，吕范所部虽然初期遭遇挫折，但很快调整战术并取得胜利；朱桓则以少胜多，在濡须口大败曹仁，为东吴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这场战役不仅彰显了东吴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也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基础。
公元224年，即东吴黄武三年八月，魏文帝曹丕亲自率领强大的水军第二次对东吴发起进攻。然而天公不作美，在行军途中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雨袭击，长江水位急剧上涨，给魏军的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困难。为避免部队遭受更大损失，曹丕被迫下令撤军。 在此之后不久，蜀汉与东吴两国重新派遣使臣互相往来，修复并巩固了之前的战略同盟关系。这一联盟的恢复对于三国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增强了两国在面对北方强敌时的安全保障，也为日后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225年，也就是东吴黄武四年五月，魏文帝曹丕亲自率领强大的水师第三次对东吴发起征伐。八月，曹丕的部队顺利进入淮河地区，十月抵达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当时，曹丕意图渡过长江对东吴展开攻势。 然而天公不作美，在这个关键时刻，天气骤然变得极为寒冷，长江江面竟然出现了冰封的情况，这使得战船无法正常航行和行动，极大地限制了曹丕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东吴方面早有防备，他们严阵以待、重兵把守各个战略要地，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让曹丕难以找到突破口。 最终，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及东吴严密的防守，曹丕只能无奈地选择撤军返回。至此，曹丕三次对东吴的大规模进攻，均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收效甚微。这一系列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局势下，东吴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充分准备，成功抵御了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
东吴黄武五年，即公元226年，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重要事件。魏文帝曹丕在这一年病逝，这对于当时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彼时的东吴君主孙权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趁机有所作为的机会，于是决定对江夏发起攻击。江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略意义非凡。孙权率领军队攻打江夏，企图扩大东吴的势力范围或者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土地。然而，战争的结果并不如孙权所愿，东吴军队未能攻克江夏，最终只能无功而返。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也反映出当时江夏防御的坚固以及东吴在此次作战中可能存在的战略或者战术上的不足。
东吴黄武七年（228年），鄱阳太守周鲂以投降魏国为由，巧妙地诱骗了魏扬州牧曹休。当时，曹休率领着庞大的步骑兵队伍，共计十万人，浩浩荡荡地向皖城进发，准备接应周鲂。与此同时，魏明帝曹叡也下达了指令，命令司马懿率军向江陵方向进军，贾逵则向东关方向挺进，形成了三路大军同时进攻的态势。 然而，孙权对此早有防备。八月，他亲自抵达皖城，迅速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负责全盘指挥。同时，又任命朱桓和全琮分别为左、右督，各自统领三万精兵迎击曹休。尽管蒋济和满宠已经察觉到此次行动对曹休极为不利并提出警告，但此时曹休已经与东吴军队交战，最终以失败告终。 石亭之战是这次战役的关键转折点，魏国在这场战斗中的失利具有深远影响。此战之后的二十四年间，曹魏再也没有发动过针对东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不仅为东吴赢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机会，更为孙权日后称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229年5月23日，即孙吴黄龙元年四月丙申日，孙权在武昌正式登基称帝，宣告建立吴国，并将年号改为“黄龙”。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标志着东吴政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随后，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和应对复杂的局势，孙权决定将都城迁至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利于巩固政权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然而，在孙权统治初期，面临着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是山越部落的不稳定因素。山越人居住于现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安徽五省交界处的山区，关于他们的起源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如翦伯赞认为他们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另一些观点则指出，山越可能是因战乱而逃入深山避难的普通汉族居民，或是长期占据山林为匪的群体。无论其确切来源如何，山越作为一个广泛的武装组织，对孙吴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他们凭借险峻的地势进行割据，甚至有部分势力与北方的曹魏政权暗中勾结，意图阻止孙权向南方内陆扩张势力范围。 面对山越的挑战，孙权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他亲自指挥或派遣得力将领多次征讨山越，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通过这些战争，孙权不仅平定了山越的叛乱，还逐步将其纳入了吴国的户籍管理体系，使山越人成为了吴国编户齐民的一部分。这不仅扩大了孙吴政权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孙吴统治的几十年间，曾经桀骜不驯的山越地区逐渐融入到吴国的政治版图之中，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东吴的君主孙权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决定对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公孙渊进行册封。他授予公孙渊燕王这一尊贵的封号，并派遣了以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以及将军贺达为首的使团前往辽东。此次出使规模宏大，随行士兵多达一万多人，同时还携带了满载金银财宝的船只，意图通过丰厚的赏赐让公孙渊正式接受东吴的册封，从而在战略上形成对曹魏的夹击之势。 然而事与愿违，公孙渊并没有按照孙权的预期行事，反而将东吴的使者全部斩杀，导致这次外交行动彻底失败。这不仅让东吴损失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更严重挫败了孙权在北方扩张影响力的计划。在此之后，孙权又多次组织军事行动攻打曹魏，试图从北面打开局面，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最终都无功而返。这些经历反映出当时三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局势。
孙吴赤乌四年，即公元241年，这一年对于东吴来说是极为悲痛的一年。孙权的长子孙登不幸离世，这对孙权以及整个东吴政权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孙登自幼备受孙权宠爱与重视，他聪慧仁厚，深得众望，原本被视为东吴未来的希望与继承者。他的去世让东吴朝野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
孙吴赤乌五年（242年），孙权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不久之后，他又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孙权对孙霸格外宠爱，这种偏爱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二宫之争”。当时，朝中大臣们也分成了两个阵营，各自支持不同的皇子。 这场权力纷争逐渐升级，连德高望重的名臣陆逊也未能置身事外。由于卷入了这场风波，陆逊遭到孙权的严厉斥责，最终忧愤交加，含恨离世。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朝局稳定，也让孙吴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最终，孙权决定废黜太子孙和，并赐死孙霸。为了稳定局势，他选择了年幼的孙亮为新的太子。然而，这场宫廷斗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使得孙吴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从此开始走向衰落之路。这段历史也成为后人研究孙吴兴衰的重要篇章。
变乱更迭
公元252年，即孙吴太元二年的四月，一代雄主孙权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年仅十岁的幼主孙亮继承了皇位，国家的重担落在了诸葛恪、孙弘以及孙峻等一众辅政大臣的肩上。 这一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东兴之战爆发了。魏国方面高度重视此次军事行动，委任司马昭为都督，率领包括诸葛诞、胡遵在内的众多将领，统率七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东兴进发，意图一举攻克这一战略要地。 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孙吴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意志。诸葛恪临危受命，担任统帅之职，带领着四万精锐部队奔赴前线，誓死保卫东兴。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孙吴军队凭借顽强的斗志和巧妙的战略部署，成功抵御住了魏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迫使魏军惨败而归，取得了东兴之战的辉煌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保住了东兴这一重要据点，也极大鼓舞了孙吴上下的人心，彰显了这个年轻政权的坚韧与不屈。
建兴二年（25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诸葛恪发起的淮南之战遭遇惨痛失败，这一事件不仅使诸葛恪声望大跌，更直接导致他被孙峻等人所害。自此之后，大权逐渐落入了孙峻手中，孙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三年后，即建兴五年（256年），孙峻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将国家的重担托付给了自己的堂弟孙綝。然而，孙綝掌权后，其残暴本性逐渐显露无遗。他嗜好杀戮，行事手段极其残忍，毫无仁慈之心。许多忠心耿耿为东吴效力的大臣和将领都成为了他的刀下之鬼，其中不乏像吕据、朱异这样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的离去，不仅是对东吴人才的巨大损失，更使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政局动荡不安。 长期的内部争斗与权力倾轧，使得东吴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原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的资源和精力，都被消耗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这种局面不仅影响到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也动摇了民众对于政权的信心，为后来东吴面临的种种挑战埋下了隐患。
孙吴太平三年（258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一年，权臣孙綝（昭义中郎将孙静曾孙、安民都尉孙绰之子。）发动政变，废黜了年轻的皇帝孙亮，改立孙权的第六子孙休为帝。 孙綝及其兄弟五人掌控着禁军的核心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他们不仅掌握了军队实权，还干涉朝政，其权势甚至超越了新即位的皇帝孙休。这种局面使得朝廷的实际权力中心偏离了正统皇权。 然而，孙休并非任人摆布的傀儡。他与心腹大臣张布、大将丁奉等人暗中谋划，最终成功铲除了专权跋扈的孙綝集团，稳定了朝局。孙休在位期间，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和制度，颁布良法善政，以期改善百姓生活。但当时东吴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积弊已久，仅靠这些措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国力衰退的局面。 尽管如此，孙休的努力依然为后世所铭记，他在位期间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振孙吴的国力。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看到，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如何在夹缝中寻求国家发展的道路。
孙吴元兴元年（264年），孙休不幸病逝。此时的东吴正面临着极其严峻复杂的局势。蜀汉刚刚被魏国所灭，交趾地区也发生叛乱，背弃东吴而投降了魏国。在魏国灭蜀之战后，东吴几乎完全陷入了魏国的包围圈之中。 此时的东吴内部形势十分不稳定，朝中大臣们都意识到，需要立一位相对年长且能够稳定局面的君主来应对当前的重重危机。左典军万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当时掌握着实权的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提议，认为应该拥立孙和的儿子孙皓为新的君主。这一提议综合考虑了当时的局势以及孙皓自身的一些特质，希望他能够带领东吴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苟延残喘
孙皓在即位初期，曾经展现出推行善政的一面，一时间被赞誉为“令主”。然而好景不长，他性格中的残暴一面逐渐显露出来。孙皓对待臣民极其残忍无道，自己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导致民怨沸腾。 幸好有陆抗、陆凯等重臣的全力支撑，才使得孙吴政权得以勉强维持。孙皓频繁发动对晋的战争，亲自率军驻扎东关，指挥吴军进攻晋朝的江夏、襄阳、合肥以及交趾等地。 孙皓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虽然给晋朝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但同时也给孙吴自身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且遭到了江东士族的一致反对。以陆抗为代表的重臣们认为，孙皓连年发动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这种做法得不偿失。而且这样的战争也无法改变晋强吴弱的现状，对于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实际的好处。
公元271年，也就是孙吴建衡三年，陶璜率领军队成功击破交趾地区的叛军势力。当时西晋在此地设置的守将被陶璜擒获并处决，这一胜利标志着交趾重新回归到孙吴政权的掌控之下。 随着交趾的收复，相邻的九真郡和日南郡也相继回到了孙吴的统治范围之内。这些地区再度成为孙吴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巩固了孙吴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基础。 不仅如此，陶璜还进一步平定了扶严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新设立了武平郡以加强对该区域的管理。经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持续多年的交趾地区动荡局势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平息，为孙吴政权在南方边境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稳定对于当地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272年，也就是孙吴凤凰元年，西陵督步阐由于担心自己失职获罪，于是占据西陵城背叛吴国，投降晋国。这一举动引发了巨大的动荡。 吴国将领陆抗闻讯后，迅速做出反应，立即率领将军左奕、吾彦等精锐部队前往征讨叛军。与此同时，晋国方面也派出了以杨肇、羊祜、徐胤为首的援军，前来救援步阐，一时间战云密布，双方剑拔弩张。 西陵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城防工事坚固无比，易守难攻。陆抗深知此点，他指挥军队在城外修筑围堰进行防守，并且力排众议，果断下令毁坏了大坝，使得晋军的救援行动受到阻碍，与晋军形成对峙局面。 然而，在这紧张的局势下，陆抗的军队内部却出现了变故。军中将军朱乔和都督俞赞相继投降了晋国。虽然遭遇内忧外患，但陆抗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巧妙地利用了俞赞提供给晋军的情报，连夜调整了兵力部署。第二天，陆抗率领的吴军便成功击败了晋军。最终，经过激烈的战斗，西陵城也被吴军攻克，这场战役以陆抗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陆抗非凡的军事谋略，也成为了历史上一段令人瞩目的佳话。
西陵之战结束后，东吴君主孙皓对当时的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审时度势，反而一味地穷兵黩武，频繁地对晋朝发动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种不明智的行为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使得本就国力有限的东吴逐渐走向衰落。 孙皓的这些举措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实际状况，不断挑起战事导致国内资源日益匮乏，民众苦不堪言，社会动荡不安。他的行为严重削弱了东吴的综合国力，最终加速了孙吴政权的覆灭进程。这一段历史也警示后人，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一定要谨慎权衡利弊，不可意气用事。
走向灭亡
孙吴天玺元年，即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此时晋朝针对灭吴的战前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然而，由于后方鲜卑部落的侵扰和骚乱，加上朝中以贾充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大臣反对立即出兵讨伐吴国，使得这场势在必行的伐吴战争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当时晋朝为了能够一举消灭东吴政权，实现全国统一，在军事、物资、人员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且全面的筹备工作。但北方边境地区却并不太平，鲜卑族频繁地对晋朝边境发起攻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在朝廷内部对于是否应该立刻发动对吴战争也存在着不同声音，贾充等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利弊，从而导致伐吴计划未能按照原定时间表顺利推进。
公元279年，即孙吴天纪三年、晋朝咸宁五年，晋武帝司马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正式下达了伐吴的命令。为了确保此次军事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晋武帝精心部署了一支由八位重要将领率领的强大军队，从六个方向对东吴发起了全面进攻。 其中，贾充担任都督一职，负责总体协调指挥；而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濬和唐彬等将领则各自承担不同的作战任务。具体来说，司马伷等六员大将分别率军攻打建业（今南京）周边的战略要地六合与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关键据点如武昌、夏口和江陵等地，意图切断东吴内部联系并逐步压缩其防御空间；与此同时，王濬和唐彬则率领着之前灭蜀之战后获得的水师部队，自蜀地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捣东吴腹地。 然而，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面前，东吴却显得准备不足且内部矛盾重重。朝廷上下人心涣散，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和应对策略，导致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晋军时节节败退。由于未能及时加强边境防线建设，加之各路守军之间缺乏默契配合，使得原本坚固的防线迅速瓦解。最终，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东吴的抵抗力量被彻底击溃，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280年5月1日，即孙吴天纪四年三月壬寅日，也是西晋太康元年，王濬率领的水军舰队率先抵达建业（今南京）城下的石头城。面对强大的西晋军队，孙吴末代君主孙皓深知大势已去，为了保全民众和城池免遭战火涂炭，他采取了极为屈辱的方式：亲自反绑双手，抬着棺材前往西晋军营投降。这一幕标志着曾经雄踞江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孙吴政权正式宣告覆灭。 交州刺史陶璜原本坚决抵抗，不肯轻易归降。在孙皓亲自写信劝降后，陶璜才最终选择归顺西晋。作为对孙皓投降行为的认可，西晋朝廷封其为“归命侯”，并将其迁往洛阳居住。 尽管西晋对前朝官员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安抚政策，但原吴国士族及文武百官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也受到了来自北方世族的歧视与排挤。许多吴地世家大族被迫沦为普通平民，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因此，当地民众特别是士族阶层普遍存在着浓厚的怀旧情绪与复国愿望。 孙吴灭亡后的三十多年间，江南地区曾多次发生复国运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发生在永嘉四年（310年）的一次叛乱。当时正值西晋内乱、五胡乱华之际，吴兴郡豪强钱璯趁机起兵作乱。他自封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并挟持了孙皓的孙子孙充，意图拥立其为吴王以复兴孙吴。然而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周玘等人平息，钱璯被诛杀，孙充也不幸遇害。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民众对于故国的深切怀念之情。
东晋元帝司马睿太兴元年，即公元318年的十一月，发生了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孙皓的另一个儿子孙璠在这时起兵反抗东晋政权，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的一次冲击。然而，这次反抗并没有取得成功，孙璠最终被镇压并处死。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局势的复杂与动荡，也从侧面体现出东晋政权在建立初期为巩固统治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其坚决打击反对势力的决心。
【孙吴疆域】
疆域范围
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域涵盖了四个重要的州，分别是扬州、荆州、广州和交州。这四个州的设立，体现了孙吴对疆域的有效管理和战略布局。 孙吴的北界可达庐江郡（现今江苏省中部一带），向南通达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地区），西面延伸至交趾郡（大致位于广西东部）。其东面则濒临浩瀚的东海。这一广袤的疆域不仅包含了现今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以及湖南省的全部地域，还覆盖了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湖北省的大片区域，并且将上海市也纳入其中。此外，孙吴的势力范围还扩展到了今天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 在孙吴的统治下，这片辽阔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和发展，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各个州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格局。
疆域沿革
孙吴疆域的经略始于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当时孙策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开启了这片土地上的经营与发展。他首先讨伐并平定了占据江东地区的刘繇、严白虎等地方势力，逐渐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经过一系列征战与治理，孙吴占据了原东汉扬州的大半区域，具体包括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陵和庐江这六个重要郡县。这一时期，孙吴政权在行政区划设置上主要以县级政区为主导，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基层行政单位，有效加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献帝刘协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孙策不幸离世，孙权正式接替兄长的职位，开始执掌江东地区。 孙吴政权在原先江东六郡的基础上不断开疆拓土。为了巩固统治，孙吴军队深入各郡的险要之地征讨山越部落，这些山越部落盘踞在深山之中，时常威胁到孙吴政权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孙吴还积极向西、向南两个方向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赤壁之战后，孙吴实力大增，陆续将长沙、江夏、桂阳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并且成功取得士燮所占据的交州地区。随后，在与蜀汉的较量中，孙吴击败了关羽，夺取荆州南部的南郡、武陵、零陵等地，基本完全占据了荆州地区。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使得孙吴的疆域轮廓逐渐清晰并稳固下来，为孙吴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孙吴黄武五年，即公元226年，东吴政权对南方行政区域进行了重要调整。当时，东吴决定从交州中划分出南海、苍梧、郁林和合浦这四个郡，设立新的广州，并任命吕岱担任广州刺史一职。 与此同时，原来的交趾、日南、九真三个郡则继续保留为交州，戴良被委任为交州刺史。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新任刺史戴良无法顺利进入交州履行职责。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吕岱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能力，他率军平定了交州地区的动乱，重新恢复了秩序。之后，广州与交州再次合并成为统一的交部，确保了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东吴对于南方治理的决心，也为后续的政治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开发南方地区，孙吴政权对行政区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交州一分为二，设立了广州和交州两个新的行政单位。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有效管理，也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在孙权称帝之后，孙吴的疆域逐渐趋于稳定。经过多年的精心经营，孙吴的版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西面到达了巴蜀之地的边缘；北面延伸至淮河与汉水之间；东面则涵盖了百越地区；南面更是囊括了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此时的孙吴政权，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行政区划体系，以应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人文社会结构。 特别是在孙亮、孙休两位皇帝在位期间，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平稳，国家内部也保持了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社会秩序的持续改善，政府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发展需求，适时地对政区建置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这些调整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的防御布局优化以及偏远山区的治理上，确保了国家整体的安全和发展战略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孙吴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地方治理经验。
在永安七年，即公元264年，为了更加高效和便捷地进行地方治理，孙吴政权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决策。从原有的交州之中划分出了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以及合浦郡这四个郡，并且特别设立了新的行政区域“广州”。 这一举措使得交州和新设立的广州这两个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和职能更加明确，为当时的行政管理带来了诸多便利。而这种交广二州的行政区划设置方式非常具有前瞻性，它所确立的格局被后世历代王朝广泛沿用，在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演变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地方行政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孙皓统治时期，三国鼎立的格局逐渐走向瓦解。此时，吴国与晋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外部面临着西晋王朝的强大压力，西晋势力不断介入吴国事务；而内部则出现了叛乱势力，并且这些叛乱势力与敌对政权遥相呼应，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 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设置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统县政区规模的缩小。具体来说，广、交二州成为军事行动的重点区域。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以及稳定内部局势，孙吴政权在这两个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军事资源。这种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不仅增强了当地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的开发和发展。 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广、交二州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口也有所增长。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这些新开发的区域，孙吴政府积极辟置新的县治，并规划设立了一些新的郡级行政单位。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也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辖区区划】
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
据《晋阳秋》记载，孙吴在公元280年（天纪四年），设4州，43个郡，313个县。 [75]而据陈健梅的统计，孙吴在公元280年灭亡时共领有4州、45郡、2都尉、1典农校尉、2属国及328县。
*孙皓天纪四年(280年)郡县表
扬州>>,庐江郡~2县，蕲春郡~4县，丹阳郡~16县，新都郡~6县，吴郡~10县，毗陵典农校尉~3县，吴兴郡~9县，会稽郡~10县，东阳郡~9县，临海郡~7县，建安郡~8县，豫章郡~15县，鄱阳郡~9县，庐陵郡~9县，庐陵南部都尉~7县，临川郡~10县，安成郡~6县（小计：16郡，140县）。
荆州>>南郡~5县，宜都郡~3县，建平郡~4县，江夏郡~6县，武陵郡~9县，天门郡~3县，长沙郡~9县，衡阳郡~10县，湘东郡~6县，零陵郡~6县，营阳郡~4县，始安郡~6县，昭陵郡~6县，桂阳郡~6县，始兴郡 ~6县，临贺郡~6县（小计：16郡，95县）
交州>>合浦郡~4县，珠崖郡~2县，交趾郡~14县，新昌郡~4县，武平郡~7县，九真郡~6县，九德郡~7县，日南郡~3县，九真属国~？县，日南属国~1县（小计 : 11郡, 48县）
广州>>南海郡~7县，苍梧郡~9县，郁林郡~10县，桂林郡~8县，高凉郡~3县，高兴郡~5县，合浦北部都尉~3县（小计：7郡 45县）
【政治方面】
士族政治
孙吴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州郡制，而中央政权的运作则主要受到江东士族的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涌现出一批显赫的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等家族。这些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并且拥有众多僮仆，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家族传统和门风，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早在汉朝时期，他们就已经在江南地区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世世代代居于高位。 当孙权接掌孙策留下的基业时年仅十九岁，此时孙吴国内的政治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下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孙权一方面积极争取外来士族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尽力拉拢以顾雍、陆逊为代表的吴郡本地士族。孙家与江东名门望族之间通过联姻的方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为孙氏政权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 在朝廷大臣中，有很多来自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人士，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吴之四姓”中的望族成员。作为孙吴政权的重要支柱，江东大族不仅包括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等文人世家，还有像阳羡的周氏、吴兴的沈氏以及钱塘的全氏这样武力强宗的家族。这些家族势力庞大，不愿意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太远，始终扎根于江东地区。 到了孙皓统治时期，江东士族的影响力更是达到了鼎盛阶段。其中，陆氏家族的发展尤为突出，家族内部出现了两位丞相、五位侯爵以及十多位将军级别的高官，充分展现了其在孙吴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中，士族政治与军事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士族政治与世兵制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当时魏国的大臣邓艾曾对这一现象作出过精辟的评价：“吴地那些名门望族和大家庭都拥有自己的部曲（私人武装力量），他们凭借强大的兵力和家族势力，足以违抗朝廷命令。” 以顾氏、陆氏为首的江东地区士族，不仅掌控着大量的官兵资源，还隐藏着众多人口。这些士族受到朝廷的庇护，地位显赫，权势极大，即便是当地的官员也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吴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中央官制
孙吴的中央官制在总体架构上与曹魏、蜀汉有着相似之处。三国时期，这三个政权都在继承汉朝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调整和完善。孙吴设立了一系列中枢机构和官职，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些设置体现了当时政治体制的特点，并且反映了孙吴政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理念和策略。 例如，在最高决策层面上，孙吴同样设置了丞相等重要职位来辅助君主处理政务；同时也有专门负责军事指挥、财政管理以及监察百官等方面的官员。这种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不仅保障了政府工作的有序开展，也为孙权领导下的江东地区带来了稳定与发展。尽管具体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孙吴的中央官制确实与其他两个政权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中，设置了丞相这一重要官职。从名义上看，丞相是百官之长，处于文武百官的首位，然而实际上其权力范围和影响力却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丞相的主要职责仅限于管理日常的行政事务，例如处理各类常规公文、监督各部门按既定流程开展工作等。对于国家的重大政务决策，如军事战略的制定、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重要的内政改革等关键事务，丞相往往并不参与其中。这种权力分配模式体现了孙吴政权对不同官职职能的明确划分，确保了重大决策能够集中于核心统治集团手中。
永安二年也就是公元259年的时候，九卿制度得到了完备的建立，这一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官僚体系，使得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更加明确，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强中央集权管理。 再往后发展，在永安五年即公元262年，又设置了御史大夫，并且创新性地将其分设为左右两个部分。这样的设置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于监察体系的重视，通过左右御史大夫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方式，能够更好地监督百官，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确保国家机器正常有序地运转。这一系列官职的设立与调整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宝鼎三年，即公元268年，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对官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和调整。为了进一步优化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决定撤销左右御史大夫这一职位设置。 与此同时，开始正式设立三公这一重要职位。三公作为古代中央政府中极为显赫且重要的职位，其设立标志着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一举措旨在构建更加合理、高效、权责分明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一改革对于当时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吴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大司马（或分为左大司马，右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等内朝将军，这些将军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是事实上的宰相 。
在东吴政权建立初期，设置了奉常这一官职，在黄武四年（225年）时改称为太常。太常之下设有博士一职。博士负责教授经学等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 东吴初设郎中令这一职位，在黄龙元年（229年）改为光禄勋。光禄勋下辖三署中郎将，统领三署郎，同时还设有羽林督、绕帐督以及帐下左部督和右部督，他们均率领着卫兵来保卫宫廷的安全。此外，在东吴早期还设立了大理这一官职，后来又将其名称改为廷尉。最初设置大农，之后又更名为大司农。 在东吴的官制体系中，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少府等诸卿的建置情况与曹魏、蜀汉是相同的。不过，东吴在屯田各郡设置了典农都尉，典农都尉负责统辖所属各县，其职责类似于太守，主要掌管军粮事宜，并且它并不隶属于大司农管辖，这一点与曹魏的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孙权统治的初期，还专门设立了左节度这一官职，主要负责管理军粮的会计事务，确保军粮供应的有序进行。
宫官设有大长秋一职，这一职位的设置大致沿用了曹魏时期的制度规范。大长秋作为重要的宫内官员，在宫廷事务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时，还设置了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这两个重要职位。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都是专门负责教导太子、辅佐太子成长的关键角色。他们不仅传授给太子丰富的文化知识，更注重培养太子的品德修养和治国理政的能力，为未来能够顺利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官职的设立体现了当时对宫廷管理和皇位继承人培养的高度重视。
在黄龙元年，即公元229年，设立了左辅都尉、右弼都尉、辅正都尉和翼正都尉这四个重要职位，它们共同构成了太子四友。这一设置体现了当时对太子教育与辅佐的高度重视，旨在为未来的君主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指导。 此外，还设有太子宾客一职，专门负责接待来访的重要宾客，展示东宫的礼仪风范。同时设置了率更令，主要掌管太子的时间安排与起居注等重要事务；中庶子则是太子的主要侍从官之一，负责处理日常杂务；庶子则协助中庶子工作；辅义都尉负责教导太子仁义道德等理念；左部督和右部督分别监督太子左右两部的各项事宜。 这些官职的设立不仅完善了太子府的组织架构，也确保了太子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为将来治理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门下官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设置略与曹魏同，但地位不甚重要。
东吴的尚书机构设有分选曹、户曹、左曹、贼曹等四个主要部门。这一设置反映出东吴时期尚书的职能和职权相较于曹魏来说较为简化和减轻。 分选曹主要负责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对人才进行考核评定，确保政府各级职位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选担任。户曹则管理民政事务，包括户籍管理、土地分配以及赋税征收等重要工作，是维系国家基本秩序的关键部门。左曹主管文书档案，承担着记录政令、保存文件的重要职责，为政务运作提供依据和支持。贼曹负责治安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各类案件，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这种四曹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东吴尚书的工作范围和复杂程度相对有限，在行政效率和权力集中度上可能不及曹魏时期的尚书台那样庞大和全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东吴政权根据自身国情所做出的制度调整，以适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治理需求。
中书监这一重要官职设置包括了中书令、仆射、丞、郎以及令史等不同层级的官员。中书监作为核心部门，通过设立这些不同职能和级别的职位，确保政令的准确传达与执行。中书令为其中关键角色，负责综合协调各部门工作，而仆射协助中书令处理日常事务，丞和郎则在各自分管领域发挥作用，令史则承担着记录和传达命令等具体工作，整个体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保障政务运行顺畅高效。
御史台设置有御史中丞这一重要职位，主要负责监督军粮的管理与调配，设有专门的督军粮御史来执行这项任务。同时，为了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还设有监农御史。此外，御史台又设置了中执法以及左右执法各一人。 在殿中，这些官员负责察举各种违法行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侍御史。这些官员在殿内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就会及时进行记录并向上禀报，以维护朝廷的正常秩序和法律尊严。他们不仅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也对各类政务的执行情况进行监察，是保证朝廷政令畅通、吏治清明的重要力量。
在孙吴的武官职官体系中，设有多种将军职位以确保军事力量的有效组织与指挥。 领军将军作为重要的军事职务，统领军队的重要事务。左领军、右领军分别负责特定区域或特定部队的领导管理，他们需要协调军事行动，保障军队的正常运转。 中护军、左护军、右护军也各司其职，在军事防御和作战部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典军、左典军、右典军则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的管理和调度，确保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 中垒将军这一职位专门掌管宿卫兵，这些宿卫兵是保卫宫廷和重要官员安全的关键力量，中垒将军要精心挑选和训练士兵，确保他们随时处于最佳状态。 此外，还有抚军将军，这一职位承担着安抚军心、协调军政关系等重要职责。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以及征东将军分别负责向不同方向征战或驻守边疆，维护国家领土的安全完整。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将军和平东将军则主要致力于平定各方可能出现的动乱，稳定国内局势。 由于孙坚曾经担任过破虏将军，孙策曾经担任过讨逆将军，为了表示对两位先辈的尊重和纪念，在孙吴的武官体系中不再设置破虏将军和讨逆将军这两个职位。
法律制度
孙吴政权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科”和“令”两种形式。根据正史《三国志》记载，孙吴在立法方面曾有过三次重要的修订工作。
第一次立法修订发生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十月。当时，陆逊上书向孙权进言，建议应当施行德政、减轻刑罚、放宽赋税、减少征调。孙权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任命陆逊与诸葛瑾共同负责整理和完善法律条文。这次修订旨在通过宽松的政策来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第二次立法工作是在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这一年，孙权亲自率军征讨合肥新城，为了确保后方稳定，他命令太子孙登留守并总管政务。在此期间，孙登对现行的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使得社会秩序得到了显著改善。这次改革不仅加强了内部管理，还促进了社会和谐与进步。
第三次立法调整则发生在嘉禾六年（公元237年）。针对官员奔丧的问题，孙吴政府制定了相关规定，有效杜绝了官员随意离职奔丧的现象，保证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了行政效率和社会秩序。
孙权统治后期，他对文武百官产生了强烈的猜忌心理，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如校事司等，用来监视各级官员的行为。这一举措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也导致了一些不实举报和诬陷事件的发生，例如吕壹案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同时，在吴国末期，刑法逐渐变得严厉苛刻。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孙吴政权在整个三国时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注重与民休息的。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措施，保持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吴宰辅（丞相）】
姓名：孙邵（王相）
任期：222年-225年
姓名：顾雍（丞相）（东汉名儒蔡邕的门生、吴郡顾氏）
任期：225年-243年
姓名：陆逊（丞相）（吴郡陆氏）
任期：244年-245年
姓名：步骘（丞相）（临淮步氏 ）
任期：246年-248年
姓名：朱据（丞相、骠骑将军）（吴郡朱氏）
任期：249年-250年
姓名：诸葛恪（太傅、丞相、大将军）（诸葛瑾长子）
任期：252年-253年
姓名：孙峻（丞相、大将军）（孙静曾孙）
任期：253年-256年
姓名：孙綝（丞相、大将军）（孙峻堂弟）
任期：258年-258年
姓名：濮阳兴（丞相）（陈留人士）
任期：262年-264年
姓名：陆凯（左丞相）（陆逊族子）
任期：266年-269年
姓名：万彧（右丞相）
任期：266年-272年
姓名：许沇（丞相）
任期：276年-279年
姓名：张悌（丞相）（吴国末任丞相，于晋伐吴之战力战身亡）
任期：279年-280年
【孙吴·军事】
军事制度
孙吴的兵制具有六大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军事需求，也展现了孙吴政权在军事管理方面的独特之处。
首先，孙吴军队中异族兵数量众多。由于孙吴地处东南沿海，与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相邻，因此在招募士兵时，大量吸收了来自山越、蛮族等异族的力量。这些异族士兵不仅充实了军队的规模，也为孙吴带来了不同的作战风格和战术优势。
其次，孙吴的兵种十分复杂。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外，还拥有水军这一重要力量。由于长江流域的地理特征，水军在孙吴的军事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弩兵、弓箭手等特殊兵种，使得孙吴军队在不同地形和作战环境中都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孙吴实行世兵制。士兵的身份往往是世代相传的，这意味着一旦成为军人，其后代也会继承这一身份。这种制度确保了军队的稳定性和忠诚度，同时也为士兵家庭提供了长期的生活保障。
第四，孙吴推行世袭领兵制。将领的职位可以由家族内部传承，这不仅体现了对功勋世家的尊重，也有助于保持军队指挥系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下，将领们往往对自己的部队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从而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五，孙吴高度重视屯戍活动。为了巩固边疆防御，孙吴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大量的屯田和戍守点。这些屯戍活动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最后，孙吴对将领的待遇非常优渥。通过奉邑制度，将领们可以获得封地作为奖励，这些封地不仅是物质上的奖励，也是对他们忠诚和贡献的认可。优厚的待遇激励了将领们为国家效力的积极性，也为军队的士气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孙吴的兵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优势，为孙吴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队编制
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中，其军事力量的组织架构十分严谨且多样化，部队建制主要分为五类，分别是中央兵、地方兵、诸将兵、诸王兵以及准兵。 其中，中央部队是孙吴军事体系的核心力量，包含众多不同类型的精锐部队。羽林兵作为护卫皇宫及皇室成员的重要力量，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安全无虞。无难兵左右部则是一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极强的队伍，在战场上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解烦兵左右部擅长处理紧急事务和突发事件，为军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绕帐兵围绕在重要将领周围，保护其安全并随时待命执行特殊任务。帐下兵左右部负责高级将领营帐周边的安全警戒工作。武卫兵则是保卫都城等关键区域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五校兵由精心选拔出的优秀士兵组成，承担着多种重要的军事职责。虎骑兵是一支极具冲击力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如猛虎下山般勇猛冲锋。马闲兵左右部主要负责战马的饲养与管理等工作，为骑兵作战提供有力支持。外部兵分布在都城外围的重要据点，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中军兵是整个军队的核心指挥力量，协调各部队之间的行动。营下兵驻守在各个营寨，维护营区秩序并做好防御准备。太子兵左右部隶属于太子，既是护卫力量也是培养未来军事领导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军掌控着水上作战的力量，在江河湖泊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敢死兵由英勇无畏的勇士组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也要完成艰巨任务。车下虎士负责战车周围的护卫与协同作战任务。武射吏是善于射箭的特种兵种，能够在远距离对敌人造成有效杀伤。子弟兵多由将门之后或贵族子弟组成，他们接受严格训练，成为军队中的精英力量。 这些不同类型中央部队的存在，使得孙吴政权拥有了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大的核心军事力量，为其在三国纷争中立足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吴的水军战斗力远超曹魏，这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孙吴政权中，专门设置了相关官员来监督工匠和罪犯进行造船工作。这种严密的组织管理使得孙吴的造船技术达到了当时相当高的水平，所造战船规模也十分宏大。 由于孙吴水军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长江水域，所以石头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水军的大本营。它不仅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那个时期，这里经常停泊着上千艘各类船只，场面蔚为壮观。就船只的载重量而言，中等载重量的船只能够运输多达80匹马，而大型战船更是可以承载3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有的船只船舱高达五层，这充分展示了孙吴强大的造船能力和军事实力。 除了强大的水军之外，孙吴还组建了包括山越兵、蛮兵、夷兵等在内的少数民族部队。这些少数民族部队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孙吴军队的构成，提升了整体的作战能力，成为孙吴在与曹魏对抗时不可或缺的力量补充。
【武职职衔】
大司马
在古代中央政府的官职体系中，大司马是专司武职的最高长官。这一重要职位在吴国黄武七年（公元228年）首次设立。大司马这一官职设置后，又常常分为左大司马和右大司马。 大司马的地位极为尊崇，其品秩位在上大将军之上。通常情况下，出任大司马的人选是从大将军或者上大将军升迁而来。这表明担任此职者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更要有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 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大司马负责统领全国军队，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同时，在战时负责指挥作战，在和平时期则要规划军队建设和发展方向。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上大将军
上大将军这一官职设立于三国时期的吴国，是由孙权在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创立的。这一官职并非沿袭自汉朝的制度，而是孙权根据当时的政治需求所独创。 上大将军的地位十分尊崇，在吴国官制体系中，它的品秩超越了传统的三公，也高于其他的大将军职位，仅次于大司马。这种特殊设置体现了孙权对于特定将领或政治人物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以及他在构建吴国政权架构时的独特考量。 在那个群雄割据、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上大将军的存在不仅彰显了吴国独特的军事指挥体系和权力分配格局，也为后世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大将军
孙吴大将军是三国时期东吴设立的重要军事官职。这一职位源于东汉时期的武官体系，在当时，大将军已是武官中极为显赫的官职。 在东吴政权建立后，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正式设置大将军一职。此职位的地位尊崇无比，位居三公之上，仅次于上大将军。大将军不仅掌握着军队的指挥调度大权，更是国家军事战略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东吴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之一，大将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以及拓展疆土等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都督
孙吴都督，正式职称为督军都御史，简称都督或督军。这一职位主要负责统领孙吴的某支军队或特定地区的军事事务。随着战况的变化，其治所也会相应调整和更替。通常来说，孙吴都督这一正式建制的确立时间以周瑜占领南郡为基准。 在众多都督中，我们常说的大都督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指在战时担任战役最高军事领导职务的人。在孙吴历史上，有多位杰出的人物曾担任过大都督一职，如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陆逊，他不仅继承了周瑜的遗志，在夷陵之战中更是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击败了刘备；还有全琮，他忠心耿耿，多次率军出征，为孙吴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施绩同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为孙吴的军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大都督们各具特色，都在孙吴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都护
孙吴政权设立了一种重要的官职——都护。这是大帝孙权特别设立的荣誉衔称，这一职位是从护军这一官职逐渐衍生和发展而来的。 都护这一职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头衔，更代表着一种重大的责任与使命。最早被授予这一荣耀头衔的是孙皎。孙皎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想必是凭借自己卓越的能力、忠诚的品格以及对孙吴政权做出的巨大贡献才得以获此任命。这一任命也标志着孙吴政权对于内部官员体系的一种创新和完善，为孙吴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役制度
孙吴的兵役制度与曹魏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实行的是世兵制。然而，由于孙吴所处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兵役制度又有着独特的方面。 在孙吴早期，许多部队原本属于各位将领私人所有，这种现象被称为世袭领兵制。最初，孙吴的诸位将领率领着自己的私兵跟随孙策四处征战，开疆拓土。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孙吴朝廷常常将国家的佃客赏赐给功臣作为奖励。这些功臣往往拥有数目众多的俸邑，有的甚至多达数县之广。各将领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作部曲。这些部曲除了要听从中央的指挥参与各种战役之外，还需要为将领们提供诸如耕种、杂役等其他服务。而且，在将领去世之后，这支军队需要继续听命于将领的儿子或者兄弟等继承者。 世袭领兵制曾经是吴国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不过，随着孙权逐步加强集权统治，这种制度逐渐走向消亡。这一变革对于孙吴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力量的整合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军队规模
孙策起兵之初，麾下仅有几百名士兵。然而，凭借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领袖魅力，他很快便聚集了父亲昔日的旧部一千多人。在与刘繇交战的过程中，孙策的军队规模迅速壮大。击败刘繇时，他的军队已经扩充至数万人。 到孙策去世之时，孙吴的军队数量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至少有十万之众。根据史书记载，在孙吴最为强盛的时期，军队人数达到了约三十万。即便到了后来投降晋朝的时候，孙吴的军队仍有大约二十三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孙吴军队中少数民族士兵的比例非常高。南蛮、交州夷等族士兵的数量不少于十六万，而其中仅山越士兵就占据了至少十万之众。这些不同民族背景的士兵为孙吴的军事力量注入了多元化的元素，也反映出当时孙吴统治区域内各民族融合交流的状况。这一庞大的军力不仅彰显了孙吴政权的强大军事实力，也为东吴在三国鼎立格局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外战争】
曹魏
公元208年，也就是汉朝建安十三年，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一年，曹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企图一统天下。然而此时，孙权和刘备意识到曹操的强大威胁，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 孙刘联军凭借着长江天险，在赤壁一带与曹军展开激战。面对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孙刘联军巧妙利用火攻战术，最终大获全胜。这一战成为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战役，曹操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少有的惨败，损失惨重，退回北方休养生息。而孙权和刘备则巩固了各自在江南地区的势力，为日后三分天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公元213年，即汉朝建安十八年，历史上著名的濡须之战爆发。这一年曹操率领大军征伐东吴，孙权则率部在濡须口严阵以待，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略对峙。 濡须之战是中国三国时期一次重要战役，它不仅是魏吴两国军事实力的一次直接较量，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曹操作为北方霸主，志在统一天下，而孙权则凭借江南水乡的地理优势和英勇善战的将士们据守此地。 两军在濡须口相持不下，这一带水域纵横交错，地形复杂，为孙权提供了天然屏障。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展现了各自的谋略与勇气。这场战役最终以曹操撤军告终，也为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215年，即汉朝建安二十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逍遥津之战。这场战役中，东吴的领袖孙权亲自率领着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前来围攻合肥。 合肥在当时是魏国重要的军事据点，战略地位极为关键。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魏国守将张辽临危不惧，他与李典、乐进等将领并肩作战，带领着仅有七千余人的军队，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在逍遥津一带大破孙权的军队。这一战不仅挫败了孙权进攻合肥的计划，更成为了三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充分展现了张辽等将领非凡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魏军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公元222年，即东吴黄武元年，魏文帝曹丕发动了对东吴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次伐吴之战，曹丕精心部署，兵分三路大军，从多个方向对东吴展开攻势。 在这场战役中，朱然镇守的江陵城成为了魏军重点攻击的目标之一。朱然临危不乱，率领江陵军民顽强抵抗。面对魏军的强大攻势，他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和坚固的城防工事，组织有效的防御体系。无论是魏军的强攻还是长期围困，朱然都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最终，在朱然的坚守之下，魏军虽然攻势凶猛，却始终无法攻克江陵这座坚城，只得无功而返。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朱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意志，也彰显了东吴将士保家卫国的决心。
公元224年，即黄武三年，魏文帝曹丕再次对东吴发起了军事行动。这是继上次伐吴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曹丕作为魏国的统治者，意图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魏国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削弱东吴的实力，从而为实现统一大业奠定基础。此次伐吴不仅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魏国与东吴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全面比拼。
公元225年，即黄武四年，魏文帝曹丕再次将目光投向东南方向的吴国，发起了他统治期间对吴国的第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时期，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但曹丕意图通过这次伐吴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 此次军事行动不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讨伐，更体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方势力之间的角力。曹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动进攻，既是对吴国内政外交情况的考量，也是为了试探蜀汉与吴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及检验自身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能力。 然而，东吴作为三国之一，在孙权的领导下早已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及坚固的城防工事，展开了一系列有效的抵抗措施。最终，这场战争以何种结局告终，成为了历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段重要篇章。
公元226年，即东吴黄武五年，孙权率领大军进攻江夏地区。此次军事行动旨在扩大东吴在长江中游的势力范围并增强对魏国的战略威慑。然而，在与魏国守将文聘所部的交锋中未能取得预期胜利。 文聘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成功抵御了东吴军队的攻势。尽管孙权亲自指挥作战，并且东吴水军具备一定优势，但面对文聘精心布防的江夏防线，最终还是无功而返。这次战事不仅考验了双方将领的指挥能力，也彰显出当时三国鼎立格局下各势力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军事博弈。
公元228年，也就是东吴黄武七年，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石亭之战拉开了帷幕。当时魏国大司马曹休率领着十万步骑兵马气势汹汹地前来讨伐东吴。 而东吴方面，则是由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陆逊镇守。陆逊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地形的巧妙利用，在石亭这个地方精心布下了战略部署。他冷静分析敌情，准确把握战机，最终成功地在石亭给曹休的军队以沉重打击，使得曹休大败而归。这场胜利不仅彰显了陆逊非凡的军事指挥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东吴在三国鼎立格局中的地位。
公元233年，也就是东吴嘉禾二年的时期，东吴的将领全琮率领军队对六安发起了攻势。这一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三国鼎立的大背景下，各个势力都在积极地进行领土扩张和战略部署。此时的东吴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派遣经验丰富的将领全琮出征，六安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全琮率领着东吴的精锐部队，向着六安进发，拉开了这场攻城之战的序幕。
公元234年，即东吴嘉禾三年，孙权亲自率领大军远征合肥。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孙权将魏国将领满宠围困于合肥新城，战事一度陷入胶着状态。与此同时，吴国的另外两位重要将领孙韶和张承也展开了协同作战，他们分别率部攻打广陵和淮阳地区，试图从多个方向对魏国施加压力，扩大战果，分散魏军的防御力量，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东吴在战略上的布局与考量。
公元241年，即东吴赤乌四年，这一时期三国之间的纷争愈发激烈。东吴的将领全琮、诸葛恪以及朱然等人率领军队对淮南等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其中，在芍陂发生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全琮所率领的东吴军队与魏国的大将王凌所统帅的部队在此地狭路相逢，双方摆开阵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这场战斗不仅是两国军事力量的一次直接较量，更是关乎战略要地控制权的关键之战，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246年，也就是东吴赤乌九年，这一时期三国鼎立的局势依然持续。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东吴的大将朱然率领军队对柤中发起了进攻。柤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朱然作为东吴的一员猛将，他此次的军事行动无疑是在孙权的战略部署下进行的，这次进攻也反映出当时东吴在扩展领土、增强自身实力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军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元250年，即东吴赤乌十三年，这一时期三国局势依然动荡不安。魏国派遣将领王昶和王基率领大军，分别对南郡和西陵这两个战略要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此时，东吴一方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英勇善战的大将戴烈与足智多谋的陆凯前去抵御敌军。两位吴将临危受命，他们深知此战关系到东吴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安危，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戴烈与陆凯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以及将士们的顽强抵抗，在战场上与魏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成功阻挡了魏军的攻势，保卫了东吴的领土安全。
公元252年，也就是建兴元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东兴之战在此时爆发。当时魏国派遣了多位将领率军进攻东兴、南郡以及武昌等地，这些将领包括诸葛诞、胡遵和王昶等。 面对魏军的来势汹汹，吴国一方由诸葛恪统领军队进行抵御。诸葛恪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在这场战斗中他精心部署兵力，准确把握战机。最终吴军在诸葛恪的带领下以大破魏军而告终，这一胜利不仅振奋了吴国军民的士气，也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元253年，即建兴二年，诸葛恪率领东吴大军北伐曹魏。然而此次军事行动遭遇了重重困难，当时军中突然爆发了疾疫，众多士兵染病，战斗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东吴军队最终惨遭大败，不得不选择退军。这次战役的失利对东吴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使得诸葛恪的战略布局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公元255年，也就是五凤二年的历史记载中，魏国将领毌丘俭和文钦率领军队向西进发。然而不久之后，这两位将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背叛了魏国并投降了吴国。这一变故使得当时的局势变得十分复杂。 与此同时，在战场上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吴国派遣将军留赞参与战斗，但是留赞的部队遭到了魏国将领蒋班的猛烈攻击，并最终被击败。这次战役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局部战场的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魏、吴两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战略格局的变化。 这些历史事件充分展示了三国时期各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每一次的决策与交锋都可能改变整个时代的走向。
公元257年，即三国时期的太平二年，发生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这一年，魏国的重要将领诸葛诞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背叛了魏国，转而向吴国投降。 这一变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吴国迅速作出反应，派遣了文钦、唐咨、朱异等得力干将前往救援诸葛诞。然而，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诸葛诞竟杀死了前来支援的吴将文钦，这一举动无疑使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最终，这场叛乱并没有取得成功。不久之后，诸葛诞所占据的城池被攻破，诸葛诞本人也在此次战役中被杀。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三国历史上一段引人深思的篇章，它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与军事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各路英雄豪杰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同抉择和命运走向。
公元263年，即永安六年，东吴的将领丁奉率军攻打寿春。当时魏国正在发动对蜀国的灭国之战，在这一关键时刻，丁奉等将领率领军队前往进行支援。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三国末期，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此起彼伏。丁奉作为东吴的一员猛将，在这一年果断地向寿春发起了进攻。而与此同时，魏国与蜀国之间展开了决定两国命运的大战。在这场关乎天下格局的战争中，丁奉等东吴将领积极响应，率领着精锐部队奔赴战场给予支持。他们深知这场战役的重要性，所以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激烈的战斗之中。
蜀汉
公元215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东吴名将吕蒙率领精锐部队成功攻取了长沙、桂阳和零陵三座重要城郡。这三郡位于江南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其中长沙郡是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桂阳郡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零陵郡更是扼守着湘江流域的要冲之地。此次军事行动大大增强了东吴在江南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然而，在随后的湘水之盟中，为了维护孙刘联盟对抗北方曹操的强大压力，东吴与刘备集团达成协议，将零陵郡归还给刘备势力。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各势力之间权衡利弊、妥协合作的战略智慧。 这次事件不仅反映了三国时期诸侯割据、互相争夺地盘的历史背景，也展现了古代政治家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能力。
公元219年，也就是汉朝建安二十四年，这一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时，孙权率领东吴的军队发起了对荆州的进攻，这一军事行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与此同时，镇守荆州的关羽由于内外交困，在面对孙权的突然袭击时未能抵挡住攻势，最终不幸遭遇覆亡的命运。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之一。
公元222年，也就是东吴黄武元年的夷陵之战，拉开了蜀汉与东吴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战略对决。当时，刘备为了夺回荆州并为关羽报仇，亲自率领大军讨伐东吴。 东吴方面则任命年轻有为的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五万兵马应战。陆逊采取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略，成功将蜀军引至夷陵一带。面对蜀军的步步紧逼，陆逊冷静应对，在有利时机果断发动反击。 最终，这场战役在夷陵地区达到了高潮。陆逊巧妙地运用火攻战术，一举击溃了蜀军主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不仅改变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彰显了陆逊卓越的军事才能。这场战役成为三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典战例，被后人反复研究和传颂。
西晋
公元268年，即东吴宝鼎三年，孙皓派遣大将丁奉与诸葛靓率兵攻打合肥。在这场军事行动中，丁奉巧妙地施展计谋离间了晋朝的大将石苞，使得石苞从前线被召回。 同年十月，战事再度升级。吴国将领施绩和万彧分别对江夏和襄阳发起了猛烈攻击。面对吴军的攻势，晋朝荆州刺史胡烈在江夏成功抵御并击败了万彧所率领的吴军部队，守住了这一重要战略要地。 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郁林地区，吴将顾容等人也展开了进攻。然而，晋朝将领毛炅在此处布下了严密的防线，并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大破吴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这些战斗不仅体现了当时吴晋两国之间的激烈对抗，也展现了各位将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每一次战役的结果都深刻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格局。
公元269年，即东吴建衡元年，这一年对于东吴的军事行动来说并不十分顺利。 当时，东吴将领丁奉率领部队进攻西晋的谷阳地区。丁奉作为东吴的一员猛将，他此次出兵谷阳是带着一定战略目的的，然而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东吴将领李勖所部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们将目标瞄准了交趾地区。李勖部在行军途中遭遇到了诸多不利因素，可能是地形复杂、道路难行等种种困难阻碍了他们的进军步伐，使得这次军事行动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返回东吴境内。 这一年的两次军事行动受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东吴面临着一些挑战，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战略部署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公元270年，也就是东吴建衡二年的历史记载中，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当时，东吴的名将丁奉率领部队对涡口地区发起了进攻。涡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战略要地。然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晋朝的大将牵弘早有防备，他率军进行顽强抵抗，最终成功地击退了丁奉所带领的东吴军队，使得这次东吴对于涡口的进攻未能取得预期成果。这一事件在三国末期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它反映了当时东吴与晋朝之间复杂而激烈的军事对抗态势。
公元271年，即东吴建衡三年，这是一段充满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在这一年，东吴的将领虞汜、陶璜以及薛珝率领着英勇善战的吴军，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军事行动。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交趾地区，这里当时被西晋任命的长官所掌控。然而，东吴的军队士气高昂，在三位将领的卓越指挥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终于成功攻克了交趾。这一胜利不仅仅是对交趾的占领，更是擒杀了西晋在此设置的长官，彻底瓦解了西晋在当地的政治统治力量。 此役之后，交州地区的叛乱得以平定，东吴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和秩序，为东吴在南方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东吴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胜利。
公元272年，也就是吴国凤凰元年，发生了著名的西陵之战。当时，镇守西陵的吴国将领步阐突然背叛吴国，投降了晋国。这一变故对吴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西陵地理位置重要，一旦落入敌手将危及整个吴国的安全。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吴国名将陆抗临危受命，率领左奕、吾彦等得力战将前往平叛。陆抗深知此战关系重大，不仅关乎西陵一地的得失，更关系到吴国的安危存亡。他精心部署，指挥若定，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收复了西陵这一战略要地，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陆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忠诚信念。
公元273年，也就是凤凰二年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较量。当时吴国的将领薛莹和鲁淑共同统领着十万大军，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向弋阳发起攻击，另一路则直逼新息。然而，晋国的大将王浑早有防备，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精准的战略部署，成功地抵御了吴军的强大攻势，最终将吴军击退。这一战不仅体现了双方将领的谋略对决，也成为了那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动荡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公元274年，即凤凰三年，东吴的将领孙遵与李承率领军队对江夏发起了猛烈攻击。然而，晋朝派驻在江夏的太守嵇喜早有防备，他指挥若定，率领守军顽强抵抗，最终成功击退了东吴军队的进攻，守住了江夏这一战略要地。 与此同时，在另一战场上，晋朝的大将陈骞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率领着晋军向枳里进发，与驻守在此地的东吴军队展开激战。经过一番英勇奋战，陈骞所部一举攻破了东吴军队的防线，成功擒获了东吴的重要将领庄祜，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重大胜利。这些战役都是三国末期晋吴之间激烈角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公元277年，即东吴天纪元年，这一年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载。当时，东吴的将领孙慎率领军队展开了一次军事行动，其目标直指江夏和汝南这两个重要的地区。 孙慎的军队进入江夏和汝南之后，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军事冲突，而是采取了掠夺人口的行为。他们从当地强行带走了多达一千多户人家，这些被掳走的人口对于东吴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或者经济价值，例如可以补充劳动力或者用于充实边境地区的人口等。完成这次掠夺行动之后，孙慎便率领军队离开了江夏和汝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成为了这一年历史上一个令人关注的事件。
公元280年，即西晋时期的太康五年，这是一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岁月。当时，晋朝派遣了杰出的将领杜预和王睿率领大军对东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东吴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政权，在面对晋军的强大攻势时逐渐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杜预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为晋军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睿则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带领士兵们冲锋陷阵。随着战役的推进，东吴的防线被逐步突破，最终无力回天。这一年，东吴正式宣告灭亡，标志着三国鼎立的局面彻底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西晋统一全国的时代。
【孙吴经济】
尽管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先驱者开始重视对江南地区的开拓与发展，但真正意义上将江南经济带入繁荣时代的，当属孙吴政权。孙吴统治期间，江南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在其灭亡之时依然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 这一时期的繁荣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后来东晋和南朝选择在此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吴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成为这些政权理想的立国之地。 孙吴时期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建设活动，不仅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全面发展，还为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标志着中国南方地区开始崛起，并逐步走向经济舞台的中心位置。
农业方面
屯田
孙权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将其视为巩固政权和繁荣经济的重要基础。大约在东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公元202-203年），孙权开始大力推行屯田制度。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孙吴政权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吴的屯田制度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由军队直接参与耕作与戍守，而民屯则由普通百姓负责耕种。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屯田区域，孙权设立了专门的官职体系，包括典农校尉、典民都尉以及屯田都尉等，以确保屯田工作的有序进行。屯田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承担军事任务；而屯田户则专注于农业生产，并享有免除徭役的优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采纳了著名谋士陆逊的建议，进一步扩大了屯田规模。他不仅亲自带头耕种，还下令将自己乘坐的御辇用牛从八头减少到四头，将节省下来的牛用于耕地。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士兵和平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 在孙权的领导下，孙吴在江南地区广泛开展了屯田活动。例如，在今天的浙江省境内，开辟了海昌、上虞、新安等多个大型屯田区；在湖泊周边大规模开垦荒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重要屯田基地；利用南迁人口的力量修建了金宝圩水利工程；在长江中游地区也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十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孙吴政权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中，皖城的屯田基地驻扎着数千户屯兵家庭，而毗陵的屯田区更是聚集了数万名男女屯田民众。这表明孙吴时期的屯田规模相当可观，且普遍采用了牛耕技术，使得耕作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通过这些努力，孙权成功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水利
在吴大帝孙权统治时期，吴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改善交通和农业灌溉条件，孙权下令疏浚长广溪，这一工程不仅提升了当地的航运能力，还促进了区域间的物资交流。 在句容地区，孙权修建了赤山塘水利工程，该工程有效地调节了水资源，保障了周边农田的灌溉需求，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同时，在建业（今南京）城内，他命令开凿东渠，并与城北的潮沟相连通，巧妙地利用江潮的力量进行水系调节，确保城市内部水位稳定。此外，在附近还挖掘了娄湖，专门用于灌溉周边的农田，使这片土地成为了富饶的鱼米之乡。 乌程县境内则兴建了皋塘、孙塘等重要水利工程，这些设施对于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巢湖水患对下游地区的威胁，还特别修筑了东兴堤，以阻挡巢湖洪水泛滥成灾。 到了吴景帝孙休执政期间，吴国继续加大水利建设力度。从吴兴城北延伸至长兴之间，修建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太湖长堤，有效防范了太湖水位上涨时可能引发的洪涝灾害，保护了沿岸大量良田免受水淹之苦。 在江北皖城一带，政府组织人力开凿岩石引水，使得原本干旱缺水的土地能够得到充足的灌溉水源，从而大幅提升了水稻种植面积与产量。而在长江中游地带，则通过引入富水、巴水以及澧水支流涔水等方式，构建起完善的灌溉系统，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破岗渎是吴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当孙吴迁都至建业后，为了避开长江上的风浪危险，并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之间的联系，于245年（赤乌八年），动用了三万名屯田将士，历时数月艰苦奋战，终于成功开凿出一条连接句容与吴会两地的运河，命名为“破岗渎”。这条人工河道起点位于句容小其，穿越高阜山脉，向东通往云阳西城并与原有丹徒水道相接；向西则直达淮水，最终抵达建业城下。沿途共设置了十四座埭坝设施，用以调控水量，保证船只顺利通行。 至于丹徒水道，它是指现今江苏镇江到丹阳之间的这段运河。早在秦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挖掘，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没有设置闸坝等控制设施，导致河水容易流失，给航行带来诸多不便。直到孙吴末年，才着手整治从丹徒到云阳之间的水道。然而由于工程需要在杜野和小辛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山体开凿，施工难度极大，最终不得不中途停止。尽管如此，这项未竟的伟大工程仍然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非凡的智慧与勇气。
【手工业】
造船业
在孙吴时期，孙休曾在建安郡侯官（即今天的福州）设立了典船校尉这一重要职位，这一职位还有曲郍都尉、曲那都尉的别称。其主要职责是率领刑徒进行造船作业。当时所建造的战船规模宏大，有的战船构造复杂，上下可达五层之多，还有的战船容量惊人，能够容纳多达三千名士兵。 追溯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在武昌大兴土木建造船舰。其中一艘被命名为“长安”的船舰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艘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长安”船舰的出现不仅展现了孙吴政权强大的造船能力，也彰显了其积极备战、巩固水军力量的决心。这些船只在当时的军事和航海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孙吴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青瓷业
青瓷工艺在东汉釉陶制造技术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到了三国时期，青瓷器无论是在产量、种类还是质量方面，相较于东汉时期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 特别是在吴国统治期间，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涵盖了如今浙江省的宁波、绍兴、温州以及金华等多个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为青瓷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当地所使用的瓷土原料是一种由含石英、高岭石和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经过充分风化后形成的岩石矿。这种原料的风化程度极高，富含大量的高岭石矿物，是烧制青瓷器的理想选择。由于这种瓷土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因此成为制作青瓷器的上佳材料。同时，与石灰石混合配制而成的石灰釉更是赋予了青瓷器良好的光泽度和极高的透明度，使得成品更加精美绝伦。 这一时期的青瓷工艺进步不仅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智慧和创造力。
铜铁冶铸业
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其铜铁冶铸业不仅继承了东汉的规模，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武昌与会稽逐渐崛起成为孙吴手工业的核心区域。 武昌的铜铁器物以及精良的刀剑制品源源不断地被运送至建业，以满足王公贵族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用品和武器的需求。这些精美的器物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吴时期的青铜镜制造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东南部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从东汉中期开始，位于现今浙江省东部的会稽郡就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青铜镜制作中心。这里汇聚了众多技艺精湛的工匠，他们传承并发扬了古老的铸造技术，使得青铜镜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成为了艺术品中的瑰宝。每一面镜子都凝聚着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技术水准。
纺织业
在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中，葛布和越布以其精致的工艺脱颖而出，这两种布料不仅质地细腻，而且柔软程度甚至超越了当时极为珍贵的罗纨。这充分体现了江南地区高超的纺织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孙吴时期的丝织业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地盛产一种名为“八蚕之锦”的精美织物，这种锦缎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而闻名遐迩。更为壮观的是，孙吴宫廷内设有专门的织络作坊，规模宏大，拥有超过千名熟练工人在此劳作。这些数据无不表明，在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成就，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高品质纺织品的需求与追求，以及江南地区在这一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税负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孙权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夺取荆州之后，他立即宣布免除荆州地区百姓的租税负担，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压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生产和生活中。 孙权深知治国之道在于居安思危，多次强调将领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军事准备。他倡导节俭之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将更多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 226年（黄武五年），孙权发布了一道意义深远的诏令：“连年战事不断，使得百姓背井离乡，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甚至父子夫妻之间都无法相互照顾，孤对此深感痛心。如今北方曹魏军队已经退缩，边境暂时安定，各地州郡应当放宽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 231年（黄龙三年）正月，考虑到长期战争导致民力困乏，孙权再次颁布诏书指出：“连年征战不止，百姓因服徭役而疲惫不堪，收成也受到影响。”因此要求各级官员对农民所欠租税要宽限催缴，并停止征收新的租赋，给百姓一个喘息的机会。 到了240年（赤乌三年）正月，孙权又颁布法令，严禁在农忙季节以劳役或其他事务打扰百姓，确保春耕等重要农事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孙权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也为东吴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业】
货币
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货币铸造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36年，孙吴开始大规模铸造名为“大泉五百”的大钱，这种钱币的出现标志着孙吴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紧接着，在238年，又铸造了面值更高的“大泉当千”大钱。 此后，孙吴继续推进其货币改革，陆续铸造了更大面值的“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其中，“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较为常见，而“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则相对罕见，尤其以“大泉五千”最为稀有，存世量极少。这些钱币的铸造时间明显晚于“大泉当千”，主要集中在孙吴后期的三嗣主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孙吴的钱币上将传统的“钱”字改为了“泉”，这一独特的命名方式与传统有所不同，体现了孙吴在货币文化上的创新尝试。虽然“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未见于正史记载，但在广东、浙江等地的考古发现中，确实出土过少量实物，这为研究孙吴货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追溯历史，孙吴的铸币传统并非无源之水。早在东汉末年，吴地就已经有了铸造铜钱的记录，因此孙吴可能在正式发行“大泉五百”之前，就已经尝试铸造过五铢或“大泉五十”等早期货币。这一系列铸币活动不仅继承了新朝王莽时期的货币传统，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 然而，大量铸造高面值的大钱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货币供应量激增，导致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孙吴的铸币实践仍然为后世研究古代货币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吴人口
在汉代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大城市数量相对较少，主要仅有吴、山阴等少数几个。然而，在这一历史阶段，建业和武昌这两座重要城市崭露头角，逐渐崛起为新的大城。同时，吴、会稽、山阴、江陵和夏口等城市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繁荣。 东吴政权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大力招抚从北方南迁而来的人民，使得大量人口得以在此安居乐业。此外，东吴还强制要求原本居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走出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或加入军队服役。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增加了劳动力，也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该地区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社会稳定和谐。这使得人口迅速增长，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根据历史记载，当孙吴政权灭亡时，其在籍人口总数达到了2562000人。具体来说，共有五十三万户家庭，官吏人数为三万二千人，士兵数量达到二十三万人，后宫人员约五千余人，普通民众则有二百三十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研究中还考虑到那些未被纳入官方户口统计的人群，如屯户、军户、吏户、隐户以及受到世家门阀庇护的部曲、佃客等。综合各种因素估算，当时实际人口可能超过550万人。这一数据充分反映了东吴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孙吴文化】
宗教（佛教、道教）
1.佛教
建业作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是孙吴政权的佛教文化中心。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具有明确年代标记的鎏金铜佛像和陶瓷佛像。特别是在陶瓷谷仓罐以及铜镜的纹饰中，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些珍贵文物主要出土于吴国统治区域之内。 东汉末年，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而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和平。为了躲避战火纷飞的北方，大量中原地区的佛教信徒和僧侣随着移民潮南下，定居于江南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三国时期的孙吴迎来了重要的高僧支谦和康僧会。他们先后来到建业，受到吴大帝孙权的高度重视与礼遇。孙权不仅亲自接见了康僧会，还专门为他建造了建初寺。这座寺庙也被称为佛陀里，是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正式佛寺，在推动孙吴佛教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到了吴末帝孙皓统治时期，他曾一度颁布法令，意图废止不符合传统礼制的祭祀活动，并计划拆除佛寺。然而，在康僧会的诚恳劝说下，孙皓最终改变了初衷，转而积极支持佛教的发展。他下令修缮寺庙，鼓励宗室成员信奉佛教。在孙皓的大力推动下，佛教在孙吴境内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世江南佛教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支谦，字恭明，是来自月氏的高僧。他在汉灵帝在位期间来到中国，深入研究梵文经典，学识渊博，当时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誉，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之高。 到了汉献帝末年，为躲避北方的战乱，支谦南下迁居江南地区，并开始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这一时期正值三国割据，但支谦依然得到了孙吴政权的支持与重视。特别是吴主孙权对支谦十分器重，不仅任命他为博士，还让他担任太子辅佐官，这充分体现了孙吴政权对佛教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包容态度。 支谦一生翻译了大量重要佛经，包括《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所说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微密持经》等约30部经典著作。他的译文风格典雅优美，既准确传达了佛法真义，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广为流传，深受当时及后世佛教徒的喜爱。 值得注意的是，支谦的译经工作对中国早期道教经典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翻译成果为后世宗教文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康僧会是一位来自康居的高僧，世代居住在天竺。公元247年，即东吴赤乌十年，他远渡重洋来到建业（今南京），开始在这里传播佛教文化，并带来了珍贵的佛画艺术。当时吴国著名画家曹不兴曾对这些佛画进行临摹学习，促进了本土艺术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 康僧会在华期间翻译了多部重要佛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六度集经》。这部经典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还为后世的文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宋代编纂的“二十四孝”中，“郯子乳鹿奉母”的故事便是根据《六度集经》中的《睒道士本生》以及西晋时期圣坚所译的《佛说睒子经》内容演变而来，展现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交融。 值得一提的是，康僧会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儒佛同一”的观点，主张将佛教的“仁道”与孟子提倡的“仁政”相结合，认为“仁”是修行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之一。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也为后来儒家与佛教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此外，康僧会特别重视禅法修行，在江南地区推广禅学理念，对当地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为早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2.道教
汉末以来，江东地区先后传入了多种道教流派。其中，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和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尤为引人注目。据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中的描述：“当时众多妖道多达百余种，大多都以杀生血食为祭祀方式，唯有李家道相对清静无为，略显不同。”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道教各支派林立、信仰形式繁杂的社会现象。 在孙吴政权时期，统治者对于道教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孙策曾因方士于吉惑众而将其处死，而孙权则对道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与多位方术人士交往密切。这些方术人士包括吴范、刘惇、赵达、姚光和介象等，他们凭借各自独特的才能，在当时的政坛和军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曾与孙权有过交往，进一步彰显出道教在孙吴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吴范，字文则，是会稽上虞人，他精通历法和气象学，能够根据天文现象预测气候变化，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他的预测能力不仅限于自然现象，还涉及军事决策，帮助孙权在战争中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吴范深受孙权的信任与重用。
刘惇，字子仁，来自平原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方术家。他擅长天文观测和占卜，因其准确的预测能力被誉为“神明”。无论是日常事务还是重大决策，刘惇的见解往往能为人们带来启发，成为当时备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赵达，河南人，专研九宫算术，这是一种古老的数学预测方法。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赵达掌握了这套预测体系的精髓，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准确预判局势变化。他与吴范、刘惇一样，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参与军政活动，赢得了广泛赞誉。 这三位方术家以其卓越的才能和贡献，在孙吴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书法
孙吴时期的书法文化繁荣昌盛，众多书法家如繁星般涌现。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皇象。
皇象，字休明，出生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是孙吴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他精通多种书体，尤其擅长章草和八分书，其书法造诣深厚，笔法精湛。皇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著有《论草书》，对后世草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急就章》、《文武将队帖》以及著名的《天发神谶碑》，这些作品至今仍被视为书法艺术中的瑰宝。 孙吴的几位皇帝也都是书法爱好者，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孙权、孙休和孙皓等君主皆擅长书法，且各有特色。据唐代张怀瓘所著《书估》记载，孙权与孙皓被列为第三等，与东晋名臣谢安、王导并列。
明代杨慎在《法贴神品目》中提到，吴大帝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的刻字作品至今仍保存在杭州粟山，可见其书法成就之高。孙权尤其擅长行书和草书，笔势流畅自然；孙休亦擅长书法，笔力遒劲；而孙皓则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其书法风格被南朝庾肩吾赞誉为“体裁绵密”，结构严谨，笔画细腻。 此外，孙吴时期还有许多其他擅长书法的人物，如张昭、贺邵、苏建、朱育、诸葛融、沈友和张弘等。他们各有所长，共同推动了孙吴书法艺术的发展。 孙吴时期的碑刻艺术同样令人瞩目。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和《谷朗碑》，这四座碑刻被誉为“吴碑四种”。这些碑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杰作，更是研究孙吴历史的重要文物资料，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
绘画
孙吴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画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曹不兴和赵夫人。 曹不兴是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佛像画家之一。他以精湛的写生技巧和对佛教绘画的独特理解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佛画之祖”。
曹不兴不仅在人物刻画上细腻入微，更擅长通过笔墨传达佛法的深邃意境。他的代表作品《维摩诘图》生动地展现了维摩诘居士与文殊菩萨之间的智慧对话；《释迦牟尼说法图》则将佛陀讲经说法时的庄严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后世佛像绘画的经典范本。
赵夫人是孙吴方士赵达的妹妹，她不仅是才华横溢的书画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地图绘制师。根据古代典籍《拾遗记》的记载，赵夫人曾亲手绘制了一幅详细的地形图，并将其呈献给当时的君主孙权。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她还在丝帛之上绣制了五岳名山及列国地形图，这幅作品不仅展示了她卓越的艺术才能，也体现了她对地理知识的深刻理解。赵夫人的绘画成就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先河，在当时就备受赞誉，被尊称为“机绝”、“针绝”、“丝绝”，并誉为“吴之三绝”。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建筑
长江以南地区拥有众多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建筑，其中许多都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这些早期建筑最初主要服务于军事防御和宗教活动。 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中的黄鹤楼与岳阳楼，皆为孙吴时期所建。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即黄武二年）。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孙权始建夏口城，该城西临长江，在江边的石矶上修建了一座瞭望楼，命名为黄鹤楼。”这座楼最初的建造目的主要是为了军事防御。在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夏口城一角用于瞭望和戍守的军事设施。随着晋朝灭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逐渐失去了军事价值。与此同时，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黄鹤楼逐步演变为一座供官吏、商人及游客游览观光、宴请宾客的重要场所，成为人们必到的观赏性建筑。
岳阳楼则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其前身相传为东吴大将鲁肃所建的阅军楼。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这座楼被称为“巴陵城楼”。它不仅是军事指挥的重要场所，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石头城。石头城全长约3000米，始建于公元211年（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当时孙权将治所迁至秣陵（今江苏南京）。次年，他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并取名为石头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扼守长江天险，石头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石城虎踞”的美誉。这座古城不仅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吟咏不绝的文化符号。
文史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江南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东吴时期，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经学家和文史学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虞翻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尤其擅长研究《易经》，其学术成就备受推崇，在经学领域享有崇高地位。陆绩则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华成为孙吴时期的知名学者，他涉猎广泛，学识渊博，深受人们敬仰。 张纮不仅是孙吴的重要大臣，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得到了“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高度赞誉，展现了非凡的文学造诣。薛综作为江东地区的著名儒学大家，曾担任过孙权太子的老师，对江东子弟的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综以擅长撰写辞赋而闻名，孙权接手江东政权后，许多重要的诰命文书、策封任命书以及致邻国的外交信函都出自胡综之手，他凭借出色的文笔为孙吴的外交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覈则是孙吴末年的政论家，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有着独到见解。值得一提的是赵姬，她作为孙吴宫廷的一位女官，曾为刘向所著《列女传》作注解，注释文字多达数十万字，其学术成果与战国晋国的綦毋邃、东汉时期的班昭和马融齐名，成为了中国古代女性学者中的佼佼者。这些杰出人物共同构成了孙吴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画卷，见证了江南地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公元258年，也就是永安元年，孙休下诏设立五经博士，并创立了国立学校。这一举措对于吴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韦昭被任命为国立学校的首任祭酒，他不仅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史学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斐然。 韦昭擅长史学研究，他所编撰的《吴书》共55卷，这部著作内容详实、史料丰富，成为后世研究吴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晋代著名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吴书》时，就将韦昭的《吴书》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之一，这充分体现了韦昭作品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除此之外，韦昭还在训诂学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著有《汉书音义》，对《汉书》中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还编写了《国语注》，为《国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官职训》和《三吴郡国志》等著作也展现了他在不同学术领域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韦昭以其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族类别】
山越
山越是在东汉时期，人们对分布在中国东南山区的武装集团的一种泛称。在《三国志》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山越的记载。 从族源的角度来看，山越与秦汉时期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百越部落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不仅包括了这些古老部落的后裔，也涵盖了各地占据山头为王的山贼。因此，“山越”这个词实际上经常被孙吴政权用来泛指那些不服从其统治的地方割据势力。例如，像严白虎、祖朗、太史慈等人物，在当时也被视为山越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多数山越与普通汉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他们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族群，更多的是基于地域和反抗统治而形成的松散联盟。 根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统计，当时孙吴所属的丹阳郡、会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吴兴郡、东阳郡、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长沙郡，以及魏国所属的庐江郡等地均有山越居住。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东至大海之滨，西达湘水流域，北抵长江沿岸，南至南岭山脉。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山越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生活着，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山越部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孙吴政权与山越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吴国的历史进程，并且深刻地影响和牵制了孙吴针对魏国和蜀国的军事及外交战略部署。 因此，孙吴的敌对势力也必然会利用山越的力量来对其形成牵制。面对这种情况，孙吴多次出兵征伐山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和招抚山越人口，以补充自身的兵源、增加户口数量，并且让这些山越人充当部曲、佃客和奴婢，所谓“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所以每次出兵镇压山越之后，孙吴几乎都会掳掠大量的人口来补充其军队。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不同势力之间的复杂博弈关系，也体现了孙吴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和发展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手段。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下人口资源对于一个政权发展的重要性。
自公元200年，即汉朝建安五年起，孙权便开始了针对山越族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237年，也就是东吴嘉禾六年，前后跨度长达三十八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孙权及其麾下的将领们面临着来自山越族顽强且持续不断的反抗浪潮。山越族凭借对江南山区地形的熟悉以及独特的作战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东吴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们时而聚众起义，时而分散隐蔽，此起彼伏，使得平定工作异常艰难。 然而，经过长达三十八年的不懈努力，孙权最终基本平息了山越人的反抗活动。这一成果不仅为东吴政权巩固了后方统治，也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历史见证了东吴政权从初创到逐步稳固的过程，也体现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局势。
山夷
山夷人主要分布在古代的夷洲地区。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230年，也就是东吴黄龙二年的正月，当时的君主孙权派遣了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领数万名战士踏上了一次重要的远征之旅，目标是探寻遥远的夷洲和亶洲。 这次远征历经了诸多艰难险阻，最终成功抵达了夷洲。然而，由于亶洲距离过于遥远，无法顺利到达。在夷洲期间，卫温和诸葛直不仅进行了探索，还带走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据推测，孙吴政权可能在这片土地上驻扎过军队，并在当地行使了一定的管辖权力。 夷洲位于临海郡东南方向约两千里的海域中，气候温暖湿润，终年无雪。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草木繁茂，四面环山，溪流潺潺。山夷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他们习惯剃发并在耳部穿孔佩戴饰物，但女性则不进行耳部穿孔。这片土地非常肥沃，适合种植各类农作物，同时周边海域物产丰富，渔业资源充足，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此外，这里还有独特的野生动物，例如一种尾巴短小如麇鹿般的狗。山夷人的居住方式也颇具特色，男女老少常常同卧于一张大床上，彼此之间并无避讳。当地盛产铜铁等矿产资源，但他们主要使用鹿角制作矛具用于战争防御，还会将青石打磨成弓箭。他们的饮食文化也很独特，会将生鱼和肉类一同储存在大型陶器中，加入盐卤腌制数月后食用，这道美食被他们视为佳肴。 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考证，古籍中所提到的夷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岛。这段历史见证了两岸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密切联系。
五溪夷
五溪夷，这一古老的族群，在历史上有着多种称谓，如武陵蛮、五溪蛮或武陵五溪夷。他们主要聚居在荆州武陵郡一带的广阔区域，这片土地山川壮丽，却也因地形复杂而成为中原政权难以完全掌控的地方。 从历史记载来看，五溪夷与孙吴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冲突。早在东汉建安末年，武陵蛮就曾发动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叛乱，当时的武陵太守黄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平定了这次动乱，维护了地方的暂时稳定。 夷陵之战期间，五溪夷一度响应刘备的号召，加入到对抗孙权的阵营之中，显示出其政治立场的摇摆性。到了孙权统治时期，武陵蛮再度举起反旗，对孙吴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这一局势，孙权果断采取行动，派遣潘濬联合吕岱、吕范、施绩等多位将领，率领五万大军深入武陵地区，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重新确立了孙吴在此地的统治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灭蜀之后不久，魏国派驻的武陵太守郭纯试图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通过引诱五溪夷首领发动叛乱的方式，以达到削弱孙吴势力的目的。然而，这一图谋并未得逞，吴将钟离牧迅速作出反应，率军平息了叛乱，再次彰显了孙吴政权在当地强大的控制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反映了五溪夷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复杂互动，也揭示了古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艰难历程。
俚人
在岭南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一个独特的民族——俚人。他们又被称为蛮里、里人或交州夷。根据史书记载，“俚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 公元36年（即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地区的俚人首领张游率领部众归附东汉朝廷，被授予“归汉里君”的封号。这标志着俚人与中原王朝之间正式建立了隶属关系，也体现了当时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招抚政策。 到了孙吴统治时期，俚人的分布范围涵盖了孙吴所辖广州和交州境内的多个郡县，包括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以及高凉等地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俚人通常以村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村落都设有自己的长者——称为“长师”，负责管理村中事务。他们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建立郡县制度，而是选择居住在山间险要之处，依山而建，凭借天然屏障保护自己。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居住地很少见到城墙之类的防御工事，更多地是依靠自然地形进行自我防护。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组织形式，使得俚人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孙吴·外交】
曹魏
在孙吴正式建立国家之前，曾接受曹丕所赐予的“吴王”封爵，在名义上暂时依附于曹魏政权。这一时期，孙吴与曹魏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派遣了众多使臣前往曹魏进行交流沟通。根据史书记载，明确有记载的使臣就有冯熙、赵咨、沈珩等多位杰出人士。 到了公元223年之后，尤其是孙吴正式建国以后，吴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之前的依附状态逐渐走向对立，两国关系宣告破裂。然而，即便如此，双方仍然在一定限度内维持着基本的外交往来，并未完全断绝联系。 在商务贸易方面，两国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互动。例如，孙权（大帝）曾经允许并鼓励以珠宝交换马匹的交易。这种贸易活动不仅体现了当时两国间经济往来的灵活性，也反映出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双方还是愿意开展必要的商贸合作。这种特殊的贸易模式，既满足了孙吴对于战略物资如马匹的需求，同时也为曹魏提供了获取珍贵珠宝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资源的互补与流通。
蜀汉
公元208年，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受刘备委派出使江东。此次出访意义非凡，诸葛亮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智慧和远见卓识，成功说服孙权共同对抗曹操的强大势力。这次会晤奠定了孙刘联盟的基础，双方达成了共识，决定携手共进，抵御北方强敌。 不久之后，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为孙刘联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荆州归属问题的浮现，孙刘之间的同盟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孙权率先采取行动，夺取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而驻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则发动襄樊之战。在这一背景下，孙权再次出兵袭击荆州，最终擒杀关羽，导致荆州归吴，孙刘联盟因此破裂。 夷陵之战后，孙权为了应对魏国的威胁，主动派遣太中大夫郑泉前往蜀汉修好，此举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缓和。蜀汉方面也积极回应，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并建立了稳定的同盟关系。自此以后，吴蜀之间互派使者频繁往来，关系日益稳固。
公元229年，也就是黄龙元年，孙权正式称帝，建立东吴政权。蜀汉卫尉陈震奉命前往武昌祝贺孙权登基，这不仅是对东吴新帝的尊重与认可，更是表明蜀汉愿意接受并尊二帝共存的局面。陈震此次出使东吴具有深远意义，它标志着吴蜀同盟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在此期间，吴国向蜀汉派出的使者包括张温、严畯等人，他们为维护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蜀汉方面也先后派遣邓芝、阴化、丁厷、费祎、陈震、宗预、董厥等人为巩固联盟关系不断努力。这些使者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确保了两国长达四十余年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直至蜀汉灭亡。
西晋
公元266年，西晋取代魏国建立新的王朝。同年，吴国派遣使臣弘璆和纪陟前往西晋进行外交访问。这一举动体现了当时吴国对于新兴的西晋政权的一种试探与交流意图。 然而，不久之后，吴国重新评估了当时的局势。吴国认为，西晋刚刚平定蜀汉，需要时间来巩固其统治成果，可能无暇他顾。基于这种判断，吴国决定与西晋断绝关系。自此以后，两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减少，转而以军事对抗为主。这种战事为主的局面反映了当时三国时代末期，各方势力为了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所进行的竞争与博弈。
辽东
在汉末三国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辽东地区曾一度被公孙氏所割据掌控。与此同时，在江东之地，孙氏家族也逐渐崛起，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孙吴政权。 辽东与吴国之间横亘着一个强大的敌对政权——曹魏，它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然而，这并未阻挡住孙权积极开拓外交局面的决心。孙权曾经频繁地越过曹魏势力范围，渡过茫茫大海与远在辽东的公孙氏政权进行往来交流。这种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地之间的政治联系，同时也带动了与公孙氏政权近邻的高句丽的互动交流。这些外交活动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显得尤为珍贵且意义非凡，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研究素材。
东南亚
孙权在稳固对交州的统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他不仅强化了内部管理，还特别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往来。为了进一步拓展对外交流，孙权派遣使者前往徼外的扶南（现今的柬埔寨地区）以及林邑（现今越南南方地区）等国，积极建立友好关系。 这些外交活动为东吴政权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并且促进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孙权又命令交州刺史继续向南洋诸国派出使节，成功地与远至印度这样的重要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扩大了东吴的政治影响力，也为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努力，孙权不仅巩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更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学方面】
地理
在地理学领域，孙吴时期的著名学者严畯曾撰写了一部名为《潮水论》的重要著作。这部作品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潮汐现象的专著，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对于海洋现象研究的开端，更在我国气象学和海洋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到了三国末期，孙吴将领沈莹编撰了一本极具历史价值的书籍——《临海水土志》。这本书籍详细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之间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从根源上揭示了两岸之间的深厚渊源。书中还深入描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包括其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以及地形地貌，并且生动地记录了当地高山族居民的生产习俗和社会生活发展状况。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对当时台湾人民的生活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堪称世界上最早系统记述台湾的文字资料，为后人了解古代台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天文
在天文历法的研究领域，孙吴时期的科学家们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与卓越的成就。这一时期对天体的探索活动十分活跃，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孙吴的天文学家王蕃以浑天论闻名于当世。他深入研究天体运行规律，对浑天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发展。王蕃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测定黄赤交角的精确性，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卓则是孙吴时期另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继承并发扬了战国时代石申、甘德和巫咸等三位著名天文学家的学术遗产，将三家学派所著星图中命名的恒星进行综合整理。以二十八宿为基础，将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家学派所确定的星官进行合并，去除重复部分，保留不同之处，最终绘制出了一幅完整的全天星图，成功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全天星官系统。这个系统一直沿用到近代，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陈卓所建立的全天星官系统成为了后世天文学者制作星图和浑象的重要依据，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传承。
数学
在数学领域，汉末三国时期天文学和历法的蓬勃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数学学科的进步。孙吴政权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数学家，他们在数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赵爽所著的《周髀算经注》。赵爽是历史上第一位对《周髀算经》这部古代数学经典进行系统性、全面性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多个方面：不仅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文字解释，还深入推演数学理论，并且精心绘制补充图示，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籍变得通俗易懂。赵爽最为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创造性地使用“弦图”来证明勾股定理。这种方法直观形象，逻辑严谨，比西方同类证明方法早了大约一千年之久。赵爽在其著作《勾股圆方图》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证明过程，通过图形与数字的完美结合，将复杂的数学原理清晰地展现出来。 第二，赵爽巧妙运用了“出入相补原理”，这一原理的应用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研究二次方程时得出的结论，与后来法国数学家韦达提出的“韦达定理”相似，但时间上却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此外，孙吴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阚泽也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时期，祖冲之能够精确计算出圆周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阚泽之前的研究成果。这些数学家们共同铸就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篇章。
【孙吴·帝王世系】
庙号：
谥号：孝懿王（孙权追尊）
姓名：孙钟
生卒：
年号：
陵墓：
庙号：始祖
谥号：武烈皇帝（孙权追尊）
姓名：孙坚
生卒：155年—191年
年号：
陵墓：高陵
庙号：
谥号：长沙“桓”王（孙权追尊）
姓名：孙策
生卒：175年—200年
年号：
陵墓：孙策墓
【一】
（注：222年，孙权为吴王；其后于229年称帝，国号吴。）
庙号：太祖
谥号：大皇帝
姓名：孙权
生卒：182年—252年
年号：
1.黄武222年十月～229年四月（未称帝）
2.黄龙229年四月～231年
3.嘉禾232年～238年八月
4.赤乌238年八月～251年四月
5.太元251年5月-252年正月
6.神凤252年2-4月
陵墓：蒋陵
【二】
庙号：
谥号：无谥号（史称少帝、废帝、会稽王）
姓名：孙亮
生卒：243年—260年
年号：
1.建兴252年五月～253年
2.五凤254年～256年十月
3.太平256年十月～258年十月
陵墓：赖乡
【三】
庙号：
谥号：景皇帝
姓名：孙休
生卒：235年—264年
年号：永安258年十月～264年七月
陵墓：定陵
【四】
庙号：世宗
谥号：文皇帝
姓名：孙和
生卒：224年—253年
年号：
陵墓：明陵
【五】
庙号：
谥号：无谥号（史称末帝、乌程侯、归命侯）
姓名：孙皓
生卒：243年—284年
年号：
1.元兴264年八月～265年三月
2.甘露265年四月～266年七月
3.宝鼎266年八月～269年九月
4.建衡269年十月～271年
5.凤凰272年～274年
6.天册275年～276年六月
7.天玺276年七～十二月
8.天纪277年～280年三月
陵墓：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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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家世】
孙吴开国皇帝孙权的父系有着悠久而显赫的历史传承，可以追溯到妫姓陈氏这一古老的家族。孙权是孙武和孙膑的后人，其祖先有着明确的世系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舜帝的后代虞阏父。 在周武王伐纣的时期，虞阏父担任周国的重要官职——陶正，负责执掌陶器的制作。由于他出色的贡献，周武王将长女大姬嫁给了虞阏父的儿子满，并将他封于现今的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周武王还赐予满妫姓，尊称为陈胡公，作为陈国的第一代君主开启了陈国的历史篇章。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十代十二位国君的传承，到了桓公时期，陈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陈厉公之子陈完因内乱无法继承王位，被迫逃往齐国避难。由于“田”与“陈”发音相近，陈完的后人逐渐被称为田完。田完在齐国积极进取，到他的第四代孙田桓子（即田无宇）时，已经官拜上大夫，在朝中颇具影响力。田桓子的儿子田书在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因为讨伐莒国有功，被齐景公封于乐安并赐姓为孙氏。田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孙武的祖父。 周元王时期，孙武的长孙孙明又被封为富春侯，进一步确立了孙氏家族的地位。这一系列的封赏和传承，不仅彰显了孙氏家族的荣耀历史，也为孙吴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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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爵>储君：
孙登：太子－241年
孙和：太子－242年、250年废庶人，同年复封南阳王
孙亮：太子－250年、256年废会稽王、260年降侯官侯
孙𩅦：太子－262年、264年改封豫章王
孙瑾：太子－2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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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宗室】
郡王（王爵，不世袭）：
孙霸：鲁王－245年
孙奋：齐王－252年、253年废庶人、258年复封章安侯
孙休：琅琊王－252年
孙壾：梁王－264年
孙𠅨：陈王－264年
孙虔:：淮阳王－264年、273年改封鲁王
东平王－269年、273年改封齐王
陈留王－273年
章陵王－273年
成纪王－278年
宣威王－278年
中山王－280年
代王－280年
其余十一位名与封号均不详（皆末帝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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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侯：
孙韶：建德侯－220年
——孙越：241年袭父爵为建德侯
孙桓：丹徒侯－223年
——孙建：223年袭父爵为丹徒侯
孙奂：沙羡侯－226年
——孙承：袭父爵为沙羡侯
————孙壹：袭嫡兄爵为沙羡侯
孙虑：建昌侯－228年
孙绍：吴侯－229年，改封上虞侯
——孙奉：袭父爵为上虞侯
孙峻：富春侯－253年
孙基：吴侯－254年到256年间
孙壹（孙霸子）：宛陵侯－254年到256年间
孙英：吴侯－255年前封
孙綝：永宁侯－256年
孙恩：县侯－258年
孙授：县侯－258年
孙皓：乌程侯－258年
孙德：钱唐侯－258年
孙谦：永安侯－258年
孙楷：临成侯－258年
孙胤：丹阳侯
——孙晞，袭兄爵为丹阳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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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侯：
孙邻：211年袭父孙贲爵为都亭侯，214年进封都乡侯
————孙苗：袭父爵为都乡侯
孙松：都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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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侯：
孙贲：都亭侯－208年
孙干：亭侯－2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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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县侯、乡侯、亭侯之一）：
孙曼：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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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大臣】
县侯：
徐琨：广德侯－200年代
——徐矫：袭父爵为广德侯
——徐祚：袭兄爵为广德侯
步骘：广信侯－211年、229年改封临湘侯
——步协：247年袭父爵为临湘侯
——步玑：袭父爵为临湘侯
贺齐：山阴侯－216年
潘璋：溧阳侯－219年
陆逊：华亭侯－219年、220年进封娄侯、222年改封江陵侯
—— 陆抗：245年袭父爵为江陵侯
—— 陆晏：274年袭父爵为江陵侯
吕蒙：孱陵侯－220年
——吕霸：220年袭父爵为孱陵侯
——吕琮：袭弟爵为孱陵侯
——吕睦：袭兄爵为孱陵侯
诸葛瑾：宣城侯－220年、222年改封宛陵侯
——诸葛融：241年袭父爵为宛陵侯
周泰：陵阳侯－220年
——周邵：袭父爵为陵阳侯
——周承：袭兄爵为陵阳侯
朱然：西安乡侯－220年、222年进封永安侯、223年改封当阳侯
——施绩：249年袭父爵为当阳侯
吕岱：都乡侯－220年、226年进封番禺侯
——吕凯：256年袭父爵为番禺侯
全琮：阳华亭侯－220年、222年前进封钱塘侯
——全怿：249年袭父爵为钱塘侯
张昭：由拳侯－221年、229年改封娄侯
——张休：236年袭父爵为娄侯
吕范：宛陵侯－221年、222年改封南昌侯
——吕据：228年袭父爵为南昌侯
滕胤：都亭侯－221年，以追录前功封、256年前进封高密侯
——滕牧：高密侯－264年、以皇后父封
朱桓：新城亭侯、222年进封嘉兴侯
——朱异：238年袭父爵为嘉兴侯
朱治：毗陵侯－222年
——朱才：224年袭父爵为毗陵侯
——朱琬：袭父爵为毗陵侯
孙邵：阳羡侯－222年，以丞相封
韩当：都亭侯－222年、223年进封石城侯
——韩综：226年袭父爵为石城侯
蒋壹：宣城侯－222年，以追录前功封
徐盛：芜湖侯－224年前
——徐楷：224年袭父爵为芜湖侯
顾雍：醴陵侯－226年，以丞相封
——顾济：243年袭父爵为醴陵侯
——顾裕：袭弟爵为醴陵侯
芮玄：溧阳侯－226年前
潘濬：刘阳侯－229年前
——潘翥：239年袭父爵为刘阳侯
朱据：云阳侯－229年，以尚公主封
——朱宣：复封为云阳侯，以尚公主封
诸葛恪：都乡侯－234年、252年进封阳都侯
丁奉：都亭侯－252年、252年进封都乡侯、255年进封安丰侯
全尚：都亭侯－252年、以皇后父封爵。253年进封永平侯
文钦：谯侯－255年
陆凯：都乡侯－255年、264年进封嘉兴侯，以丞相封
濮阳兴：外黄侯－256年
诸葛诞：寿春侯－257年
虞汜：余姚侯－258年到264年间
张布：永康侯－258年
何洪：永平侯－264年，以太后何氏弟封
——何邈：袭父爵为永平侯
何蒋：溧阳侯－264年，以太后何氏弟封
何植：宣城侯－264年，以太后何氏弟封
陆景：毗陵侯－264年后，以尚公主封
张悌：山都侯－279年，以丞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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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侯：
沈珩：永安乡侯－221年到223年间
周胤：都乡侯－229年，以追录前功封
胡综：都乡侯－229年
——胡冲：243年袭父爵为都乡侯
是仪：都亭侯、229年进封都乡侯
陈表：都乡侯－236年
钟离牧：都乡侯－236年
张承：都乡侯
——张震：244年袭父爵为都乡侯
董朝：乡侯－264年
全吴：都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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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侯：
步阐：西亭侯－247年
韦昭：高陵亭侯－264年
华覈：徐陵亭侯－264年
骆统：新阳亭侯
谷利：都亭侯－215年
陈脩：都亭侯－220年
陆胤：都亭侯－258年
——陆式：袭父爵为都亭侯
张惇：都亭侯－258年，张布之弟
鲁淑：都亭侯－258年到264年间
——鲁睦：袭父爵为都亭侯
纪孚：都亭侯－264年
程咨：亭侯－229年
全绪：亭侯－253年
文雍：亭侯－256年，以皇后王氏同母弟封
凌封：亭侯，以追录前功封
——凌烈：袭兄爵为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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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
周鲂：关内侯－228年
黄柄：关内侯－2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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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县侯、乡侯、亭侯之一）：
马茂：侯－245年前
王氏三人：列侯，以皇后王氏弟封－264年
何定：列侯
陈永：侯
张俶：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