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共工，又名共工氏，亦称康回、孔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极具影响力的水神。作为炎帝的后裔、火神祝融之子，共工在神话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最初的形象出现在早期文献中，是尧帝时期的臣子，后来逐渐演变为古代帝王与部落首领的象征，最终在神话传说中升华为一位撼动天地秩序的神祇。 据传，共工因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愤怒之下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断，地维崩塌，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而引发了天地格局的巨大变化。

        这一壮烈举动不仅在神话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也成为后世文学与哲学中“抗争”与“变革”精神的象征。 共工的历史形象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涵盖高辛氏、颛顼、黄帝、炎帝等时代，其影响延续至舜、禹时期，贯穿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

      关于他的形象，晋代学者郭璞在注解《山海经·大荒西经》时引用《归藏·启筮》记载，共工为人面蛇身，头发呈红色，极具神秘与威严之气。 作为中国神话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共工不仅是水神的代表，更承载着远古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想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起源阶段对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思考与诠释。

【历史脉络】

        共工是中国古代神话与历史中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中的记载：“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意思是：尧帝问谁能治理国家政务，驩兜推荐了共工，称其治理水患已有成效；而尧帝则评价共工为人虚伪，表面恭敬，实则傲慢无礼，言辞虚浮而行为悖逆。最终，共工与驩兜、三苗、鲧并列为“四罪”，被分别流放和惩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标志着尧帝以正义之举安定天下，树立了权威。 进入春秋时期，共工的形象在多种典籍中进一步被描绘与诠释。

          《管子·揆度》有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说明共工统治时期，以水为依托，凭借地理与自然之势掌控天下。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这段话揭示了共工氏以水为纪，设立官职皆以水字命名，体现出其部族对水的高度重视。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提到共工之子句龙，被尊为“后土”，主管土地事务。 《国语·鲁语上》则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意即共工曾称霸九州，其子后土能治理九州土地，说明共工家族在上古时期具有重要地位。

          《国语·周语下》则从另一角度评价共工：“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文中指出共工沉溺享乐，滥用权力，试图堵塞百川、毁坏山陵、填埋池泽，结果导致天怒人怨，最终被灭。同时，文中还提及鲧重蹈共工覆辙，被尧帝惩治于羽山，进一步强化了共工作为反面典型的形象。

战国时期

        共工的形象在神话与历史之间愈发丰富，成为多种典籍中的重要角色。《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共工的家世：“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为祝融之子，其子为后土，后土又生噎鸣，噎鸣制定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说明共工家族不仅与水有关，也与农业、历法密切相关。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释说，禹曾攻打共工的国家，并将其臣子相柳击杀于此山。

        《山海经·海外北经》则提到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九身，以九山之物为食，形象怪异，象征着共工势力的强大与神秘。

        《列子·汤问》中著名的“共工怒触不周山”故事，更是将共工塑造为一位充满悲情色彩的英雄：“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此故事不仅解释了天地倾斜的自然现象，也象征着共工挑战权威、不屈不挠的精神。

        《孟子·万章上》则延续《尚书·尧典》的说法，并补充“诛不仁也”四字，强调舜以仁德之名流放共工等人，将共工定位为不仁无道的代表。

     《楚辞·天问》中亦有“康回凭怒，地何故东南倾？”的诗句，以诗意的方式回应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传说。

       《荀子》一书将共工视为古代“民害”的代表，认为他是昏庸暴虐的亡国之君。

       《成相》篇记载：“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强调大禹治水为民除害，驱逐共工。

        《议兵》篇则将共工与驩兜、三苗、鲧并列，作为需要被讨伐的对象，以衬托尧舜禹等圣王以仁义之兵治天下的正当性。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记载了尧欲传位给舜时，共工曾劝阻：“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但尧未采纳其言，反而举兵将共工诛杀于幽州之都。这一记载进一步强化了共工作为政治异见者的形象，也反映了权力更替中的冲突与暴力。

          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也提到了共工：“共工夸步十日，四时（缺失两字），（缺失一字）神则闰，四（缺失一字）毋思，百（？）神风雨，晨祎乱作，乃（缺失一字）日月，以传相（缺失一字）思，有宵有朝，有昼有夕。”这里的“步”是指推步历法，共工通过推演十干之日，规范了四时更替与日月运行，使得昼夜有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反映出共工在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两汉时期

    共工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与历史交织的重要人物，在多部典籍中均有记载，其形象既有神话色彩，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寓意。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一段描绘了共工因争夺帝位失败而愤怒撞击不周山的壮烈场景，象征着天地秩序的一次重大变故。正是这一撞击，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而形成了日月星辰运行的方向与江河东流的自然格局。

       《淮南子·原道训》中亦有记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把。”此段进一步强调共工的神力及其与高辛氏之间的权力之争，最终共工失败，化为异物潜入深渊，其家族也随之覆灭，子孙断绝。

          《淮南子·兵略训》则指出：“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说明共工不仅是一位挑战天命的英雄，同时也是制造水患的罪魁祸首，因此遭到颛顼的讨伐。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尧……流共工于幽州。”这表明共工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多次引发水患，甚至在尧帝时期被流放到幽州，以遏制其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这里展现了共工善于言辞、表面恭敬但内心邪僻的形象。尧帝识破其本质，坚决不予重用。后因讙兜举荐，共工一度被试用为工师，果然行为放纵不法。舜巡视归来后，建议将其流放幽陵，以改变北狄风俗。共工作为“四罪”之一，被惩处后，天下归心，政局趋于稳定。

        《史记·律书》记载：“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表明颛顼曾与共工交战，目的是平息其带来的水患。

        《史记·楚世家》亦载：“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可见共工之乱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深远。

         《逸周书·史记解》中描述：“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这段文字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揭示了共工的失败原因：自负专断，不善用人，导致官僚系统混乱，百姓无所归依，最终被唐氏所灭。

        《礼记·祭法》则记载：“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这说明尽管共工本人多被描述为反叛者，但他之子后土却因治理天下有功而被尊为社神，成为土地与农业的象征。

        《神异经·西北荒经》中还记载：“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髪，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这进一步强化了共工神话形象的异兽特征，赋予其神秘与威严。 唐宋时期 至唐宋时期，关于共工的记载进一步丰富，其形象在神话体系中更加鲜明。

        《三皇本纪》记载：“（女娲氏）当其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这段记载将共工与祝融之战、触不周山及女娲补天的神话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体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灾变与宇宙秩序的象征性理解。

         《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淮南子》注：“滔，漫之也。共工，炎帝之后。堕高堙下，壅百川以为民害。”指出共工是炎帝后裔，其行为造成水患，对百姓生活构成威胁。

        《路史·共工氏传》记载：“共工氏，羲氏之待侯者也，是曰康回。”揭示共工氏与伏羲氏之间可能存在的从属关系。

         《路史·后纪四·炎帝纪下》亦载：“共工不贵独功，死葬不距之山。”说明共工虽有功绩，但不居功自傲，死后葬于不距之山。

         综上所述，共工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与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复杂多变，既是引发天地动荡的叛逆者，也是水神与英雄的化身。他在不同典籍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反映出古人对自然、权力、秩序与道德的深刻思考。这些记载不仅丰富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也为后世文学与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后世纪念与文化传承】

 姓氏渊源

        龚姓与洪姓皆被认为源自上古神话人物共工的后裔。据古代姓氏典籍《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龚姓，其先共氏避难，加龙为龚。”这表明龚姓起源于共工氏一族，因避祸迁徙，遂在“共”字基础上加“龙”字，形成今日之龚姓，寓意深远，承载着家族的历史记忆。 此外，洪姓亦为共工之后。《重修广韵》中明确指出：“洪姓，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洪氏。”这一改姓多与历史上的避祸、避讳有关。《元和姓纂》亦有类似记载：“洪，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因避仇，改为洪氏。”另据《姓觿》引《集韵》所述：“共工氏之后。毗陵弘察，避讳改洪。”可见，洪姓的形成与历史环境、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华姓氏文化的多样性与演变过程。

祭祀传统

         在中国南方的苗族传统文化中，流传着一种名为“接龙”的祭祀仪式，苗语称之为“让戎”，意为迎接龙神降临。这一仪式实质上是对共工的祭祀与崇拜。在苗族神话体系中，共工被视为第一位降服龙的神祇，因此被尊称为“仡戎”或“濮戎”，意即“龙神”或“龙王”。 通过“接龙”仪式，苗族人民祈求共工神灵的庇佑，以保家庭兴旺、五谷丰登、人丁安康。这一古老的传统不仅展现了苗族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也反映出共工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深远影响。

天文命名

        在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共工的形象也被赋予了宇宙的寓意。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正式将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编号为2007 OR10的小行星命名为“共工星”。这一命名不仅是对中华神话人物的致敬，也象征着中华文明在人类探索宇宙进程中的文化贡献。 “共工星”的命名标志着古老神话与现代科学的交汇，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视野中的影响力与认同感。

【人物评价 】

    郭沫若评： 共工那种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评： 从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共工的行动体现出一种非凡的魄力与不屈的斗志，堪称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之举。

         北京大学鄢予晨评：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这两部典籍中，共工的形象多以负面色彩为主，蕴含着对破坏秩序行为的强烈批判。尽管他拥有惊人的力量与高超的法术，但其作为原有社会秩序的挑战者，曾一度引发天下动荡、百姓受苦。这两部作品对共工的塑造方式，与中华民族传统神话中常见的悲剧英雄形象以及对失败者所寄予的同情态度有着本质区别，体现出一种更为理性与批判的历史视角。

【史料记载】

       中国古代历史中，众多经典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典籍不仅记录了先民对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研究古代思想、制度、风俗提供了重要依据。 早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便已有诸多重要典籍问世。

         《尚书·尧典》作为《尚书》中的重要篇章，记载了上古帝王尧的德政与治国理念，展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理想政治图景。

      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所著《管子·揆度》，则从经济与治国策略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国家治理的方略。 春秋时期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左丘明，在其所著《左传》和《国语》中，对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进行了详尽的记述与分析。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以及《国语·鲁语上》《国语·周语下》等篇章，均为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许多无名氏编撰的典籍流传至今，如《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大荒西经》《海外北经》等，这些作品融合神话、地理、民俗等内容，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与神秘色彩的远古世界。战国思想家列子所著《列子·汤问》，以寓言形式探讨天地万物与人生哲理，其“愚公移山”等典故流传千古。

        战国时期孟子的门人万章，在《孟子·万章上》中记录了孟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集中体现了儒家关于仁政、道德与人性的思想主张。

       屈原所作《楚辞·天问》，则以浪漫主义笔触对天地宇宙提出诸多疑问，展现出楚文化中独特的哲思传统。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重要儒家学者，其著作《荀子·成相》《荀子·议兵》不仅探讨了礼法并重的政治理念，也对军事战略进行了深入剖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通过历史故事与寓言，阐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纂的《淮南子》系列著作，包括《天文训》《原道训》《兵略训》《本经训》等，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哲学、兵法等多个领域，是研究汉初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

        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五帝本纪》《律书》《楚世家》等篇章，为后人了解上古至战国历史提供了翔实依据。 西汉学者刘向在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编纂了《逸周书·史记解》，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补充资料。戴圣编纂的《礼记·祭法》，则系统记载了古代祭祀制度与礼仪规范，是了解儒家礼制的重要典籍。 东汉时期文学家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北荒经》，虽具神话色彩，却也反映出古人对边远地区的想象与认知。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所撰《三皇本纪》，补写了《史记》未详载的三皇时代历史，为研究上古传说提供了重要参考。 北宋时期，李昉主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汇集了大量前代文献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工具书。

          南宋学者罗泌所撰《路史》，则以考据与传说结合的方式，记述了远古至夏商时期的帝王世系与历史事件，其中《共工氏传》《炎帝纪下》等篇，对研究上古部落联盟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文献跨越千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与历史记忆，是今天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