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北魏第三位皇帝（423年12月27日～452年3月11日在位）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南北朝

全名：拓跋焘
别名：佛厘、佛狸伐
谥号：太武皇帝
封号：泰平王(即位前，《北史》称太平王) 
庙号：世祖
年号：

1.始光（424年正月-428年正月）

2.神麚（428年二月-431年十二月）

3.延和（432年—435年正月）

4.太延（公元435年正月—440年六月二十.8月3日）

5.太平真君（440年六月六月二十一~451年六月初八.7月22日）

6.正平（451年六月初九-452年二月初五.3月11日被杀）
氏：拓跋
民族族群：鲜卑族
出生地：代郡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
生卒：408年~452年3月11日
在位时间：423年12月27日- 452年3月11日 
前任：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
继任：北魏南安隐王拓跋余
主要成就：统一北方；击败柔然；南伐刘宋；征服鄯善、龟兹等国；厉行汉化改革；确立死刑复奏制度

陵墓：云中金陵（内蒙古托克托县‌。考古专家认为，云中金陵的具体位置在托克托县古城镇古云中城西北的二道路古墓群附近‌。）

概述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08年－452年3月11日），小字佛厘、佛狸伐，出生于平城东宫（今山西省大同市），是鲜卑族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北魏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公元423年12月27日－452年3月11日在位），他是明元帝拓跋嗣的长子，其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

         少年封王与登基称帝：  泰常七年（公元422年），年仅十四岁的拓跋焘被封为泰平王，并官拜相国、大将军。随后，他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北魏未来的继承者。次年，即公元423年，拓跋焘继位为帝，开启了他在位近三十年的统治生涯。在他的统治下，北魏逐渐从一个地方性政权发展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帝国。

       南征北战，统一天下：  拓跋焘在位期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步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他亲自率军征战，先是对抗大夏政权，攻克长安和统万两大重镇，最终生擒夏主赫连昌。之后，他又攻占平凉，驱逐赫连定，彻底消灭了大夏势力。 太延二年（公元436年），拓跋焘挥师东进，攻取龙城，灭亡了北燕政权。五年后，即太延五年（公元439年），他又西征凉州，俘虏北凉主沮渠牧犍，成功灭掉了北凉。这一系列胜利使得北魏完全控制了北方地区，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分裂局面，形成了与南朝宋对峙的南北朝格局。 在对外战争中，拓跋焘还多次出兵击败柔然、高车和吐谷浑等游牧民族，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使西域及东北诸国纷纷遣使朝贡，进一步巩固了北魏的霸主地位。

        文化建设与汉化政策：  除了军事上的辉煌成就，拓跋焘在内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贡献。他注重搜求和重用汉族士人，积极推动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为了改善法律制度，他曾两次改定律令，力求做到宽刑省罚，从而平息民怨，稳定社会秩序。 在文化教育领域，拓跋焘同样功不可没。他创制新字，兴办学校，在平城东部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命令王公贵族以及各级官员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接受教育。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鲜卑族的文化进步，也为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拓跋焘还颁布法令，禁止迷信活动，推崇道教而抑制佛教的发展。他认为宗教改革有助于减少社会动荡，增强国家凝聚力。在经济方面，他鼓励垦荒耕种，移民开发畜牧业，有效推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繁荣，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后的治理挑战：  尽管拓跋焘成功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连年的战争却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随着赋税和徭役的增加，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接连爆发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这些问题表明，尽管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历史评价与悲剧结局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因“国史之狱”事件屠戮崔浩等门阀士族数千人，这一行为虽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但也引发了部分阶层的不满。同年，他率领大军南伐刘宋，饮马长江后凯旋而归。刘宋方面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英图武略，事驾前古”，甚至超越了匈奴冒顿单于和乌桓檀石槐等历史名将。 然而，正平二年（公元452年），这位伟大的帝王却不幸死于宦官宗爱之手。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后世追谥他为“太武皇帝”，庙号“世祖”，以纪念他在北魏历史上的卓越贡献。 总之，拓跋焘是一位兼具雄才大略与铁腕手段的帝王。他的统治不仅奠定了北魏强盛的基础，也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年），拓跋焘诞生于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宫。他的生父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嫡长子拓跋嗣，而他的生母则是一位汉族女性。据史书记载，拓跋焘出生时体态容貌与众不同，与常人相比显得格外非凡。这一独特之处引起了其祖父道武帝拓跋珪的极大关注。道武帝看到孙子后十分惊喜，并预言道：“将来能够继承并完成我未竟事业的人，必定就是这个孩子！” 天赐六年（409年），道武帝拓跋珪驾崩，皇太子拓跋嗣继位，是为明元帝。在明元帝的统治下，北魏逐渐走向繁荣稳定。泰常七年（422年）四月初二日，明元帝封拓跋焘为泰平王，并任命他为相国，同时加授大将军之职。同年五月，拓跋焘开始参与监管国家事务。到了十一月，年仅十四岁的拓跋焘亲自统领六军出镇塞上，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要职责。此外，在明元帝生病期间，他还被委以总管朝中事务的重任。年轻的拓跋焘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聪明才智和宽广胸怀，无论面对何种复杂局面，他都能从容应对，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

继位为帝

        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初六日，明元帝拓跋嗣因病去世。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焘正式登基称帝，成为北魏第三位皇帝，史称北魏太武帝。他的即位标志着北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与征战奠定了基础。

抵挡柔然 

      始光元年（424年），刚刚即位不久的拓跋焘便面临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巨大威胁。当时，柔然的汉纥升盖可汗大檀率领六万骑兵突然攻入云中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大肆屠杀官员和平民，抢掠财物，并成功攻陷了北魏的旧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拓跋焘迅速组织轻骑兵进行反击。然而，由于敌众我寡，他在战斗中一度陷入重围。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士兵们的拼命奋战，拓跋焘成功击退了柔然军队。 柔然的频繁侵扰不仅牵制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还阻碍了其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的步伐，同时也让北魏难以南下与刘宋王朝争夺霸权。对此，拓跋焘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先解决柔然问题，北魏将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尽管遭到了太后以及众多大臣的反对，但在崔浩等人的支持下，他毅然决定发动对柔然的大规模北征。

       始光元年（424年）九月，拓跋焘在东郊集结大量兵力，积极准备北征事宜。同年十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命平阳王长孙翰率部从参合出发，自己则带领另一支军队进屯柞山。在那里，他们与柔然将领阿伏干所率领的骑兵部队相遇。经过激烈交战，北魏军队斩杀数千敌军，缴获万余匹战马，取得了辉煌胜利凯旋而归。

       始光二年（425年）十月，为了彻底削弱柔然的实力，拓跋焘再次于西郊集结军队，策划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北伐行动。此次战役采取了五路并进的战略部署，大军一路推进至漠南后，舍弃辎重物资，仅携带十五日粮草越过大沙漠直扑柔然腹地。柔然可汗大檀闻讯后惊慌失措，急忙率领部众向北逃窜。虽然这两次北伐并未完全摧毁柔然的力量，但确实有效遏制了其对北魏边境的频繁侵扰，为北魏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发展空间。

攻灭大夏
          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的开国君主赫连勃勃因病去世，其子赫连昌继位为新一任大夏国君。然而，赫连勃勃诸子之间却因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关中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北魏皇帝拓跋焘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攻取大夏、扩展疆域的绝佳时机，于是决定乘乱出兵西伐。

         始光三年（公元426年）九月，拓跋焘精心部署了多路进攻计划。他命令司空奚斤率领一支军队袭击蒲坂，同时派遣宋兵将军周几统领另一支部队攻打陕城，以此逐步逼近关中的重镇长安。十月，拓跋焘亲自率领主力大军直奔大夏都城统万城。行军途中，当队伍抵达君子津时，天气骤然转寒，河水瞬间结冰。拓跋焘抓住这一难得的天赐良机，带领两万轻装骑兵从冰面上迅速渡河。随后，魏军一路疾进至黑水，此时距离统万城仅剩三十多里路程。正值冬至日，赫连昌正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突闻敌军逼近的消息，顿时满朝惊恐。赫连昌仓促间率军迎战，结果惨败而归，甚至连城门都来不及关闭。魏军趁势攻入西门，赫连昌被迫退守宫内，并紧闭宫门以图自保。然而，拓跋焘深知短时间内难以攻克坚城，遂于次日下令分兵四出劫掠周边地区，最终缴获牛马十余万头，并迁徙万余户百姓返回北魏境内。与此同时，另外两路魏军也相继攻占弘农、蒲坂和长安等战略要地。

        始光四年（公元427年），魏军再次对大夏都城统万城发起猛烈攻势。此次战役中，拓跋焘巧妙运用计谋，将主力部队埋伏于山谷之中，仅派出少量骑兵前往城下挑战，故意示弱以诱使固守城池的大夏军队出击。当夏军果然中计出城追击时，拓跋焘又采纳了谋士崔浩的建议，分兵潜出绕到敌军后方进行袭击，从而彻底打乱了夏军的阵脚。此役魏军大获全胜，成功俘虏赫连昌，而赫连勃勃的另一子赫连定则在平凉即位，继续维持大夏政权的残局。

       神麚三年（公元430年），拓跋焘再度发动对大夏的全面进攻。在他的指挥下，魏军先后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完全占据了关中地区。至此，大夏国已名存实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北魏则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其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北方

       当拓跋焘大举进攻夏国之际，柔然见魏军正忙于西方战事，便屡次侵扰边界。神麃元年（428年），柔然骑兵万余人攻入塞内，大肆掳掠边民后撤离。鉴于此情况，拓跋焘决定再次北伐柔然。 神麃二年（429年）四月，拓跋焘在南郊整军备战，分兵派遣将领，平阳王长孙翰率军从西道向大娥山进发，拓跋焘亲自领军从东道向黑山进军，两路大军约定在柔然可汗庭会师。五月，东道魏军抵达漠南，舍弃辎重，轻装简行迅速奔袭。大檀之弟匹黎先闻讯有魏军来袭，率领部众前来救援，恰逢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 拓跋焘率领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距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魏军分兵四处搜寻讨伐，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越燕然山。原先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落趁机摆脱柔然统治，先后归附北魏者达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多达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率军向东回师，回到漠南，听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数和牲畜众多，于是派遣左仆射安原等率领骑兵前往攻打，成功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并将他们迁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返回平城。

         延和元年（432年），北魏对北燕发起攻击，燕主冯弘将小女儿（即后来的左昭仪冯氏）送入宫中以示和亲。 延和二年（433年），魏朝又攻占了宋、魏之间由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大夏灭亡之后，北凉向魏国称藩，北魏封北凉国君沮渠蒙逊为凉王。 太延二年（436年），魏军攻克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燕随之灭亡。 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亲自率军征讨北凉，任命南凉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为向导，不费一兵一卒便使北凉各镇投降。国君沮渠牧犍在内外交困之下，带着文武百官束手出降，北凉至此灭亡。 从神麃四年（431年）到太延五年（439年）这九年时间里，拓跋焘相继消灭了大夏、北燕、北凉这三个国家，终结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将柔然、吐谷浑以外的北方诸胡统一在魏朝旗下。 一些向西远遁的柔然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威震欧洲的阿瓦尔人。

镇压盖吴

       拓跋焘作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帝王，他的政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稳定与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拓跋焘毕竟身处封建帝王之位，其视野和行动难以完全超越民族界限的束缚。在他的统治时期，对各族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始终未曾停止，这导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卢水胡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因其长期居住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他们主要聚居于湟中地区，后来逐渐分布到秦、陇以及杏城镇等地。随着后魏平定关中，这一区域被设置为军镇，以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大魏政府不仅强制迁徙卢水胡人，还加重了他们的赋税负担，这无疑激化了当地的矛盾。

          公元445年，即太平真君六年，关中地区爆发了一场由卢水胡领袖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犹如一颗震撼弹，迅速打破了关中的宁静。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却遭到惨败。此役之后，关中地区的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规模迅速扩大至十余万人。他们兵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方向攻取新平（今陕西省彬县）和安定（今甘肃省临泾县）；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盖吴亲自率领一路军队攻打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逼渭北，准备进一步进攻长安。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拓跋焘紧急调遣高平镇（今宁夏固原）的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并命令将军长孙拔集结并、秦、雍三州的兵力屯守渭北，以应对起义军的猛烈攻势。

        与此同时，在河、汾之间的河东蜀地区，薛永宗也在同年十一月发动了起义。他袭击了北魏设在河东的牧场，夺取大量马匹，迅速组建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队伍，并在汾曲正式举事。盖吴与薛永宗取得联系后，薛永宗接受了盖吴授予的“秦州刺史”职位。随后，薛永宗指挥部队接连攻下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和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逼近潼关，起义队伍也迅速壮大至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声势浩大。从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东达河东，以陕西中部为核心，涵盖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以及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区域，均处于起义军的控制或影响之下。盖吴还派遣使臣赵绾向宋文帝上书，希望刘宋政权能够出兵河、陕地区，与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共同对抗北魏。 在关中局势岌岌可危之际，拓跋焘决定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了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派遣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西平公寇提率领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而自己则亲率主力进攻薛永宗。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大军抵达汾曲。拓跋焘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堡垒，成功切断了薛永宗与盖吴之间的联系。随后，他趁起义军疏于防范之时发起突然袭击，迅速镇压了薛永宗领导的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抵达洛水桥（今陕西省大荔县）。得知消息后的盖吴不得不向北撤退，在杏城遭遇魏军包围，损失惨重。在此困境下，盖吴再次向宋文帝求援，但未能如愿。到了八月，盖吴最终被叛徒杀害，起义军随之被彻底镇压。 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实施了极其残酷的屠杀。他试图通过这种高压的民族政策来彻底扼杀反抗斗争。

         这一系列行为深刻暴露了他的统治者本质——仅仅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将人民视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正如古语所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然而，对于统治者而言，若只利用水而不顾水的存在价值，终将面临被水淹没的风险。拓跋焘的行为无疑是这一历史警示的真实写照。

碑刻之狱
        崔浩，这位在北魏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政治家与军事谋略家，曾历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三朝。他以卓越的智慧与深邃的战略眼光，在平定北方、征服西域诸国以及对南朝作战中屡献良策，为大魏帝国的强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计谋不仅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更直接推动了国家的统一与扩张。然而，这样一位在朝堂上运筹帷幄的大臣，却因性格中的某些缺陷而未能妥善处理自身利益与权力之间的平衡。 崔浩笃信道教，他曾试图通过讽喻的方式劝说魏太武帝拓跋焘废除佛教。然而，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当时，从太子、公卿到普通百姓，信奉佛教者数不胜数。崔浩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导致全国范围内大量僧侣被杀，佛寺被毁，一时间怨声载道。此番作为不仅令崔浩得罪了众多鲜卑贵族，还埋下了日后灾祸的种子。 更为致命的是，崔浩在主持修撰国史时，秉持直书其事的原则，毫不避讳地记录了北魏先祖诸多同族相残、荒淫暴虐的历史事实。

          这种坦率的态度虽然体现了史官的职业操守，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显得过于锋芒毕露。为了使这些内容能够长久流传，他还耗费巨资将国史铭刻于石碑之上，规模之大令人惊叹：耗费白银三百万两，占地面积达一百三十步。如此张扬的行为无疑激怒了许多权贵，他们视此为羞辱家族名誉之举。 最终，在鲜卑贵族、诸王及嫉妒崔浩的群臣联手弹劾下，魏太武帝拓跋焘勃然大怒。这位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胡人君主，采取了极端手段来平息众怒——不仅诛杀了崔浩全族，还牵连到了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和太原郭氏等汉人大族。这一事件对北魏王朝的制度性汉化进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原本逐渐融合的文化氛围蒙上了一层阴影。

            《魏书》对崔浩作出了如下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这段文字深刻总结了崔浩一生的辉煌与悲剧，既肯定了他的才华与贡献，也对其结局表示惋惜。 后世研究魏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崔浩被诛杀的事件是北魏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崔浩掌权后，致力于整顿人伦秩序，明确姓族等级，从而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鲜卑勋贵的专横跋扈。然而，从本质上看，崔浩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巩固魏朝皇权的统治基础。只是在后期，由于长期受到太武帝的信任，他逐渐变得得意忘形，甚至敢于与太子争夺官员任命权，表现出一种“校胜其上”的姿态，完全背离了道家提倡的“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处世哲学。 尽管崔浩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但笔者认为，将此事单纯归结为种族矛盾的爆发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太武帝拓跋焘晚年酗酒成性，喜怒无常，而崔浩过去的一系列行为早已触动了许多北魏权贵的利益。当他修史立碑时再次暴露敏感问题，便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趁机状告崔浩“暴扬国恶”，在众多权贵的煽动下，太武帝最终下令族诛崔浩，却赦免了另一位史官高允。事后，拓跋焘每每提及此事，都流露出深深的悔意，感叹不该错杀如此重要的肱股之臣。

南击刘宋
       公元430年，正值大宋神麚三年，皇帝刘义隆决定发动北伐战争，意图收复失地、扩大疆域。然而，北魏军队在将领王慧龙、韩延之和安颉等人的指挥下，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并迅速组织反击。面对北魏军队的强大攻势，宋军节节败退，最终北魏成功攻克了金墉、洛阳、虎牢以及滑台等战略要地。这场战役是南北朝时期后魏与南朝之间的第二次大规模战争，而第一次则发生在公元423年，当时魏明元帝拓跋嗣与南朝刘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经过“元嘉之治”后的南朝宋国力日益昌盛，这使得宋文帝刘义隆心生雄图伟略，渴望重现汉代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举。同年秋七月，刘义隆正式下诏宣布北伐计划。初期，刘宋军队进展顺利，成功夺取了济州并围困滑台，似乎胜利在望。然而，到了十月，局势急转直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组织强有力的反攻行动。他首先派遣猛将陆真突破重围，稳定了滑台守军的士气，随后又一举击溃了由王玄谟率领的刘宋东路军主力。与此同时，从洛阳东进的拓跋仁也击败了刘宋中路军中的到坦之和梁坦所部，彻底扭转了战局。随着拓跋焘亲率大军向东平推进，刘宋军队被迫放弃对济州的占领，全面撤退。 为了进一步打击刘宋，拓跋焘命令各路将领大胆深入敌后，采取五路并进的战略：拓跋仁自洛阳出发直奔寿春；长孙真目标马头；拓跋建剑指钟离；拓跋那则向南攻打下邳；而拓跋焘本人则亲自率领中路军进攻邹山。据北魏方面宣称，拓跋焘的中路军规模达到了四十万人，而刘宋方面则估计其实际兵力约为十万。在鲁郡太守崔邪利投降后，拓跋焘特意派遣使者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彰显文化认同与政治智慧。另一边，拓跋谭接连摧毁胡崇之所部的三座营地，并在一夜之间击溃了臧质的大军。此外，拓跋仁攻陷了赵淮驻守的悬瓠城，随后又攻克项城，重创刘康祖所部，俘获胡盛之、王罗汉等人。

         十二月，北魏各路远征军均抵达长江北岸。其中，拓跋焘率军来到瓜步，拓跋仁进军至江西，而拓跋那则到达广陵。一路上，北魏军队所过之处，刘宋城邑几乎全部“望尘奔溃”，甚至出现了大量主动投降的现象。面对如此惨烈的失败，刘宋朝廷不得不承认“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的事实，同时意识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各地守军亦“百守千城，莫不奔骇”。无奈之下，宋文帝刘义隆只能派遣使臣向北魏求和。 尽管北魏的多路远征军已经成功推进至长江北岸，但因缺乏渡江作战的能力，加之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湿热气候，军中疾病流行严重，拓跋焘最终下令班师回朝。然而，在返回途中，北魏听闻盱眙储存有大量粮食，遂企图抢夺作为北归补给。但在臧质、沈璞等人的顽强抵抗下，攻城计划未能得逞，反而导致自身损失惨重。加之疫病愈发肆虐，“疾疫死者甚众”，北魏军队在掠夺部分居民、焚毁沿途庐舍后，终于撤回本国。 至此，拓跋焘实现了“饮马长江”的宏愿，而刘义隆却只落得“仓皇北顾”的结局。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不仅深刻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格局，也成为了历史上一段令人铭记的篇章。

遇弑而死

       拓跋焘在晚年时期，性格逐渐变得暴躁易怒。他常常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诛杀大量无辜之人，然而每当冷静下来之后，他又会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但为时已晚，无法挽回。 由于其统治期间刑罚过于严酷，导致国内局势几度动荡不安，政治秩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不仅如此，在中常侍宗爱的挑拨与煽动之下，拓跋焘还做出了逼死景穆太子拓跋晃的惨痛决定，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与不安定因素。 正平二年二月甲寅日（公元452年3月11日），中常侍宗爱因担心自己会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杀，于是抢先一步发动政变，将太武帝弑杀于宫中。这一年，拓跋焘仅四十五岁，他在位共计二十九年。去世后，他被安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谥号太武皇帝。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重要转折点，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与警示。

【为政举措】
政治

         改革官制是北魏时期政治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体现了国家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的过程。以下是具体的时间节点与措施：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了右民尚书这一职位，标志着官制改革的初步尝试。这一举措旨在更好地管理民政事务，为后续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进一步深化了官制改革，增设左右仆射、左右丞以及诸曹尚书十余人，并让他们各自驻守不同的官署。这样的安排不仅明确了各个职位的职能范围，还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问题。 同年七月，颁布诏令要求各征镇大将根据自身的品第等级开设府邸，以便于配置相应的佐吏。这一政策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整体管理水平。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将代尹改称为万年尹，同时将代县县令改称为万年县令。尽管后来又恢复了原来的称呼，但这次更名反映了当时对于行政区划名称规范化的一种探索。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任命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以及侍中、广平公张黎共同辅政，并设置了通事四人。此外还精心挑选了各曹中的优秀官员前往东宫处理日常事务，确保了皇室继承人的培养环境更加专业化和高效化。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鉴于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裁减各曹冗余的官吏编制。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达到了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些连续性的改革措施，推动了北魏政权向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方向迈进。

政治联姻

         太武帝即位后，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审时度势的能力。他在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过程中，不仅善于运用战争手段，还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采用通使、贡赐以及政治联姻等和平方式，力求缓和矛盾，建立友好关系。这种多元化的外交策略贯穿了他长达30年的统治时期。 在这期间，北魏与柔然、刘宋、大夏、北燕、北凉等多个政权之间互通使节、相互赠送财物的记录数不胜数。而通过联姻加强彼此联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例如，在神麚元年（公元428年），太武帝将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他不仅对赫连昌给予丰厚的供奉，封其为王，还将自己的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了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早已纳赫连昌的三位妹妹为妃，并立其中一位为皇后。这一系列举措无疑体现了太武帝希望通过婚姻关系巩固双方和平共处的决心。

        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太武帝派遣使臣前往北凉，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以示友好。作为回应，沮渠牧犍也将自己的妹妹兴平公主送入北魏宫廷，被太武帝纳为昭仪。这桩联姻进一步加深了北魏与北凉之间的政治纽带。

      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太武帝再次通过联姻巩固与北方强邻柔然的关系。他将西海公主嫁给柔然可汗吴提，同时迎娶吴提的妹妹为夫人。这种双向的婚姻安排，不仅有助于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也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刘宋，一路推进至瓜步。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但他并未选择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主动遣使求和，并提出联姻的要求。他对宋使说道：“我远道而来，并非为了追求功名，而是希望两国能够和睦相处，让百姓免受战火之苦，永结盟好。如果宋朝愿意将公主嫁给我的这位孙子，我也会将我的女儿嫁给武陵王。”他明确表达了希望通过婚姻缔结长久友谊的愿望。 然而，太武帝推行联姻、通使及贡赐等政策的动机并非完全出于善意。

       这些手段更多地体现了他务实的政治考量——通过构建复杂的利益网络，确保北魏的安全与发展。虽然联姻表面上是一种和平的方式，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权力的博弈与战略的布局。 总的来说，太武帝在其统治期间巧妙地结合了多种外交手段，成功地在动荡的时代中为北魏争取到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经济】
发展生产
       拓跋焘在实现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其对战争与和平手段的娴熟运用。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更反映出他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他曾明确指出：“财者，军国之本。”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物质财富在决定战争胜负和政权存亡中的关键作用。 据《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后，致力于开拓疆域，统一四海。他深知五方之民各有其特性，因此采取了尊重各民族传统、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他不改变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也不强行统一政令，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通过接纳各方贡品以充实粮仓，收集各类货物以丰富库藏，同时在特定时节选取可用于祭祀或食用的鸟兽，进一步充盈膳府资源。” 拓跋焘深谙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生产方式多样这一复杂现实，始终坚持实行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保护其原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他既重视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推动农耕经济的发展，也尊重并支持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传统，鼓励多元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合理征收百姓租调，积极接受各族朝贡，以及在必要时通过战争获取资源等手段，他成功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为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日常运转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这种兼顾多方利益、注重实际效果的治理策略，不仅巩固了北魏政权的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拓跋焘的这些举措，充分展现了一代雄主的远见卓识与智慧韬略。

奖励农业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采纳了高允提出的“广田积谷”建议，随即颁布诏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北魏王朝对土地管理方式的重大调整，将原本被限制使用的田地开放给普通百姓耕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再次采纳大臣古弼的建议，决定削减上谷地区一半的皇家苑囿，将其转化为民田供百姓耕作。而在太平真君末期，太子拓跋晃主持国政期间，进一步推行了一项创新举措——有牛和无牛的人户之间通过换工的方式共同种田。这项措施不仅促进了邻里间的互助合作，还大幅开辟了可耕地面积，使得农业产量显著提升。

         追溯至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太武帝发布诏书，宣布废止众多杂营户制度，将这些人口重新编入郡县管理体系，从而增加了纳税的农户数量。此外，太武帝多次颁布诏令，强调应适当放宽租税负担，给予民众休养生息的机会。他特别嘉奖那些积极劝导农事、公平征收赋税的地方官员，同时对贪污腐败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这一系列政策有效地减轻了百姓的生活压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家财富积累以及战马供应的重要来源。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而且对于以骑兵作为主力部队的军队战斗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

       神麚二年（公元429年），在成功击败柔然与高车之后，太武帝采取了一项重要决策：将投降归附的柔然、高车部众迁徙至漠南地区安置，其范围东起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一带，鼓励他们在此从事耕牧活动，并向朝廷缴纳贡赋。此举不仅充实了国家的物资储备，还使得民间的马、牛、羊等牲畜数量激增，甚至连毡皮的价格都因供应充足而下降。根据史书记载，在神麚年间，太武帝平定统万城，稳定秦陇地区后，鉴于河西地区的水草资源丰富，便将其设为重要的牧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北魏的畜牧产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仅马匹的数量就超过了二百万匹，骆驼的数量也接近这个数字的一半，至于牛羊则更是难以计数。这些详实的记录充分体现了太武帝对畜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兴盛景象。

节约开支

        太武帝深知节约开支、减少浪费对于保障军国费用的重要性。据史籍记载，他个人生活极为简朴，“性清俭率素”，日常所用服饰器物及饮食皆仅求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并不追求奢华珍奇之物，甚至在膳食方面也始终保持简单，从不贪图口腹之欲。他对身边侍奉的昭仪、贵人等女性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规定她们的衣着不得过于华丽多彩。在赏赐方面，太武帝始终坚持原则，只对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立下赫赫战功的家庭进行褒奖，从未因为私人感情而随意施恩于亲戚宠臣。 太武帝坚决反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改建京城或装饰宫殿，同时也对佛教持批判态度，对贪官污吏更是严惩不贷。

        这些立场背后，实际上是他对珍惜民力、物力的一种深刻认识。太武帝推行的一系列节约开支的措施，无疑在保障军国经费充裕的同时，也为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

【军事】

           太武帝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军队的建设与发展。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兴盛与稳定的重要保障，而北魏地处蒙古大草原，游牧射猎的生活方式不仅塑造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和剽悍的性格，更培养了他们卓越的骑射技艺。这些特质使得北魏军队，尤其是骑兵，成为克敌制胜的核心力量。为了进一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太武帝多次颁布诏令，明确军纪，并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激励将士。 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太武帝给予了丰厚的奖励。这包括升官进爵、赏赐人口、牲畜以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财富。例如，鲜卑贵族丘堆因军功卓著，在明元帝时期被封为侯，至太武帝时又晋封为公。然而，当他在神麚元年（428年）奉命与司空奚斤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却因得知奚斤兵败被俘的消息而临阵脱逃。面对如此严重的违纪行为，太武帝果断下令将丘堆斩首，以儆效尤。 此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位将领因未能按时参与对柔然的讨伐行动，而在都南滞留不前，最终被治罪。其中，尚书令刘洁更是因为伪造诏书更改会师日期，导致柔然远遁、追击不及，加之受贿等多重罪行，被太武帝严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盗用军资并沿途掳掠，贪赃数额高达千万。对此，太武帝毫不手软，将他们全部处斩。这些严厉措施充分体现了太武帝整肃军纪的决心，也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整体素质。 除了严格管理军队外，太武帝自身也在战场上展现出非凡的英勇精神。他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例如，在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自率领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与将士们同甘共苦，顶着风沙、忍受饥渴，与夏军展开激烈交战。即便因马失前蹄而坠地，他依然迅速上马继续战斗，亲手斩杀十余名敌将。尽管后来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坚持奋勇杀敌，毫不退缩。正是这种无畏的精神，使他赢得了将士们的敬仰与追随。 由于太武帝领导下的军队纪律严明，且能在战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士气高昂，所向披靡。“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这一评价正是对太武帝治军有方的高度肯定。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北魏的军事实力，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军经验。

【文化】

       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执政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稳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文教”来治理国家。所谓“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等儒家思想，对百姓进行教化，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太武帝取得了对柔然的胜利，降服了高车，并灭掉了夏国，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让他更加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长治久安。于是，他提出了“偃武修文”的主张。虽然完全停止战争并不现实，但他在“修文”方面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 太武帝非常尊崇孔子，积极提倡儒学，并大力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参与政事。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方面要用儒家学说来统一民众的思想，使百姓遵循礼义道德；另一方面则希望借助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与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北魏政权，也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武灭佛：  拓跋焘继位之初，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常常邀请德高望重的僧侣与其共同探讨佛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佛教势力迅速扩张，僧侣人数不断增加，这使得拓跋焘在军事征伐中逐渐感受到人力短缺的压力。此外，佛教传入中原后融合了谶纬学说，产生了一些神秘主义理论，这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再加上当时拓跋焘宠信的崔浩笃信道教，在崔浩的影响下，拓跋焘开始疏远佛教。 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颁布诏令，要求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充实兵源，为次年的西征北凉做好准备。到了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又下达了全面灭佛的诏书，指责佛教徒假借西方虚幻之说，制造妖孽，破坏政治秩序，不利于国家统一治理。诏书中明确规定，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凡私养僧侣或师巫、金银工匠者，必须在二月十五日前将其送往官府，不得藏匿。若逾期未送，一旦查实，僧侣将被处死，而收留者全家也将受到株连。这一措施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与此同时，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了大量武器，怀疑僧侣与盖吴有所勾结。因此，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他正式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焚毁所有佛像和佛经，不论年龄大小，所有僧侣均需被坑杀，严禁佛教传播。这次灭佛行动对北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其一度陷入衰落。直到拓跋焘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复佛法诏，佛教才得以复苏并重新获得发展。

          创造文字、推行楷书：  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汉字一字多义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容易导致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歧义，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拓跋焘主动下令创造了上千个新字，以丰富汉字体系，减少因一词多义而引发的误解。 同时，他还颁布了一道重要诏书，强调文字的重要性以及规范化书写的意义。诏书中提到：“黄帝时代，仓颉依照动物的足迹创造出文字，从此中华文字便不断发展演变，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相继出现，各种字体并行于世。然而，随着典籍流传时间的增长，错误也逐渐增多，文体错乱，读者难以准确理解内容。为了确保文化的传承更加精确可靠，朕决定自今日起，全国上下一律以楷书为标准字体，所有文章书写均需采用楷书形式。” 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典籍的世代流传，减少了因字体混乱而导致的误读和讹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轶事典故】
微服涉险
         拓跋焘率骑兵抵达统万城外。狂风大作，飞沙漫天，赫连昌借着风势猛攻魏军。拓跋焘一边在逆风中率军抵挡（他亲自杀死了夏军大将斛黎文），一边派遣精锐骑兵从左右两侧绕到夏军的后方，顺风而击，大败夏军。
在夏军溃败后，拓跋焘决定穿上夏国的军服进入统万城，一探虚实。拓跋齐劝阻无效。于是，拓跋焘、拓跋齐还有数名魏军将士，换上了夏军将士的服装，跟随着夏军的溃兵，进入了统万城。然而，有的溃兵曾看到过他们换衣服的场面。统万城守军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关闭了所有的城门，防止混入的魏军出城。拓跋焘、拓跋齐等数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入了夏国的皇宫，拿到了一些女人穿的裙子。到了晚上，他们把这些裙子互相系好，并把一端系在槊上，把槊卡在城垛上。趁着夜色，他们沿着这些裙子，顺利的滑下了巍峨的统万城城墙 。
恪守节俭
          拓跋焘生性节俭，车马衣服饮食，只要刚好够用就行。他从不吃山珍海味，从不给他所宠幸的嫔妃们赏赐华丽的衣服。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在建造的夏国首都——统万城时，城高十仞，其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宫殿更是台榭高大，飞阁相连，雕镂图画、绮绣、丹青。拓跋焘对左右的随从们说：“像手掌一样大的小破国家，竟然如此滥用民力！如果不灭亡，还有天理吗？”大臣们曾经请求拓跋焘增高京城的城墙并且修造皇宫，并说：“《易经》上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萧何有曾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皇宫不够壮丽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严。’”但拓跋焘却反驳道：“古人曾说过：‘在德不在险。’赫连氏蒸土筑城却仍然被我消灭了，难道是城墙不够高的原因吗？天下还未平定，正需要民力，建造宫室的事情，我是不做的。萧何的话，说的不对。”

吊民伐罪

         北魏将领韩茂跟随拓跋焘讨伐赫连昌，大破敌军。但随后，赫连昌收拢败兵龟缩于统万城，坚守不出。于是，拓跋焘对诸将说：“现在如果穷兵极武的强攻统万城，这不是吊民罚罪、抚慰百姓的办法。明年，我当与诸位爱卿一起攻取它。”于是，北魏军队迁徙民众而还。 

彰显廉洁
         拓跋焘在平定赫连昌之后，带领众位将领进入赫连昌的府库，命众将可以任取金玉。众将都把金玉抱了满怀，一名叫公孙轨的将领却不伸手拿金玉。太武帝于是亲自取金玉赐给公孙轨，并对公孙轨说：“你可以说是面临财货而不贪，我之所以对你格外赏赐，是要向众人彰显你的廉洁。”

甘愿道歉
      拓跋焘曾经热衷于下棋。有一次，古弼入宫有事上奏，遇上太武帝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侍奉坐了很久，不能得到机会报告。于是起身，跑到在太武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拉下床来，用手打他的耳朵，用拳头打他的背说：“朝廷不理事，实在是你的罪过！”太武帝变脸放下棋说：“不听取奏事，是我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你快饶了他！”古弼将事情详细报告。太武帝惊异古弼的公正耿直，并没有追究他的以下犯上之罪，并且同意了他的上奏，将土地赐给百姓。事后，古弼醒悟道：“臣子在君主面前逞其心志，是有罪的。”于是，古弼前往公车门，取下帽子打起赤脚，弹劾自己请求治罪。太武帝派遣使者召见他。等他到达后，太武帝说：“你戴上帽子穿起鞋子。我听说建筑祭祀处所的时候，跛着脚而修筑，端正帽子而敬神，神赐给他福禄。如此说来你有什么罪过？从今以后，如果利于社稷，有益国家便于民众，即使困顿仓促，你就尽管行事，不要有所顾虑。”

甘愿受限
       拓跋焘大阅兵，将要在黄河以西狩猎。古弼留守，诏令把肥壮的马匹给予骑乘的人，古弼命令给予瘦弱的马匹。拓跋焘大怒道：“尖头奴（指古弼），竟敢限制我！我回朝廷，首先斩杀这个老奴。”古弼的属官恐惧担心被杀。古弼告诉他们说：“我以为侍奉君主使狩猎不至于娱乐游逸，罪过是小的。不防备意外，使敌寇放肆，罪过是大的。现在北方部族很强盛，南方敌寇没消灭，用狡猾的心愿窥伺边境，是我所忧虑的。所以挑选肥壮马匹预备军事需要，做不测事件的长远考虑。如果使国家有利，我为什么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如若降罪，这是我的罪恶，不是你们的过失。”拓跋焘听说后赞叹说：“有如此的臣子，真是国家之宝！”赐给古弼衣服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来，拓跋焘在山北狩猎，大量捕获麋鹿几千头，诏令尚书调发牛车五百辆去运输。不一会儿，拓跋焘对随从的人叹气道：“笔公（指古弼）必定不会给我车，你们还是用马来运送麋鹿吧。”于是拓跋焘等人返回。拓跋焘等人行走一百多里后，收到了古弼的奏疏送到。古弼在奏疏中写道：“今年秋季谷粟成熟，麻菽遍布田野，猪鹿偷吃，鸟雁侵扰，风暴所消耗，早晚相差三倍，乞求怜惜从缓，使农民能够收割运载。”拓跋焘对左右的人说：“笔公（指古弼）果然如我所预测，可以说是国家重臣。”
 

识破反间
      南朝宋刘义隆的将领到彦之、檀道济频繁进犯淮、颍，大相侵掠。王慧龙竭力反击，屡摧其锋。到彦之在给友人萧斌的信中曾这样讲，“亡人（南朝流亡到北朝的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讶之。”于是，刘义隆决定使用反间计。在反间计中，所言：“王慧龙因为自己劳苦功高，但是却没有得到升迁重用，对朝廷十分怨恨，暗地里与宋军勾结，并要执司马楚之南叛，如今现在正在等待着刘宋的北伐，一旦有所机会就立刻南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之后，立刻否决了重臣们的猜疑，说此事绝对不可信，一定是宋军效仿齐国人来离间乐毅的手法。为了表示对王慧龙的信任拓跋焘亲自修书一封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如同害怕老虎一般，要用反间计加害于你，我心中自然有分寸。将军可以尽管放心，不要担心外面的风尘之言。”刘义隆的反间计没有成功，于是只好派遣刺客吕玄伯进行刺杀。

【史书记载】
《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
《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家族成员】
父亲：明元帝.拓跋嗣
母亲：明元密皇后.杜氏
皇后：
1.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勃勃之女。拓跋焘占领统万城后与两位妹妹被俘虏，俱封贵人，后立为皇后。
2.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太子拓跋晃，先追赠贵嫔，后追封为皇后。
妃嫔：
1.冯左昭仪，北燕昭成帝冯弘之女，文明太后冯氏姑母。
2.闾左昭仪，柔然可汗郁久闾大檀之女，郁久闾吴提之妹。生南安王拓跋余。
3.右昭仪沮渠氏，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之女。在北凉时封兴平公主，延和二年（433年）嫁给太武帝。
4.贵人赫连氏，赫连皇后妹妹。
5.贵人赫连氏，赫连皇后妹妹。
6.椒房越氏，生晋王拓跋伏罗。
7.椒房舒氏，生东平王拓跋翰。
8.椒房弗氏，生临淮王拓跋谭。
9.椒房伏氏，生楚王拓跋建。
儿子：
1.景穆帝拓跋晃，生母敬哀皇后贺氏
2.晋王拓跋伏罗，生母椒房越氏
3.东平王拓跋翰，生母椒房舒氏
4.临淮宣王拓跋谭，生母椒房弗氏
5.广阳简王拓跋建，生母椒房伏氏
6.南安隐王拓跋余，生母闾左昭仪
7.拓跋小儿，母不详，早卒
8.拓跋猫儿，拓跋真
9.拓跋虎头，拓跋龙头
女儿：
1.上谷公主，嫁征东将军、西平王乙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