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南朝宋第三位皇帝(424年9月17日 至 453年3月16日在位)
文皇帝刘义隆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南北朝
全名:刘义隆
别名:宋文帝、车儿(小字)
庙号:中宗(初尊)、太祖(改尊)
谥号:文皇帝
封号:宜都王(即位前)
年号:元嘉(424年9月17日 - 453年3月16日)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京口(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
生卒:407年~453年3月16日
在位时间:424年9月17日 - 453年3月16日(424八月初九--453二月二十一)
前任:宋少帝刘义隆(无庙谥,仅少帝称之)
继任:宋太初皇帝刘劭(无庙谥,仅年号称之)
主要成就:元嘉之治、开设儒学馆
主要作品:《北伐诗》《登景阳楼诗》
籍贯:彭城郡彭城县(位于今江苏省徐州市)
逝世地:建康宫含章殿 (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
陵墓:长宁陵(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大道东侧的狮子冲一带)
概述
刘义隆(407年~453年),小字车儿,祖籍徐州彭城郡(今江苏省徐州市),出生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他是南朝宋的第三位皇帝,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作为宋武帝刘裕的第三子,他的母亲是文章太后胡道安。刘义隆自幼聪慧,博览经史,尤其擅长隶书,且性格深沉,富有谋略。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册封刘义隆为宜都王。然而,在刘裕驾崩后,其兄宋少帝刘义符即位,却因不亲政事、游逸无度而使朝局动荡不安。
景平二年(424年),在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及领军将军谢晦等大臣的共同商议下,刘义符被废黜,刘义隆随之登基称帝,改元“元嘉”。 即位初期,刘义隆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果断的决策力。元嘉三年(426年),他铲除了权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将朝廷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到了元嘉六年(429年),刘义隆因病重而任命彭城王刘义康辅政。然而,刘义康逐渐专权,威胁到刘义隆的地位。元嘉十七年(440年),刘义隆诛杀了支持刘义康的领军将军刘湛,并将刘义康外放至江州刺史职位,最终将其废黜并处死。 在对外军事方面,刘义隆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与魄力。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动大规模南征,一度逼近瓜步,饮马长江。面对强敌压境,刘义隆领导下的宋军顽强抵抗,迫使北魏军队撤退,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 然而,刘义隆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
元嘉三十年(453年),他不幸被自己的皇太子刘劭所弑杀。刘义隆在位整整三十年,去世后被安葬于长宁陵,庙号太祖,谥号文皇帝。 在文治方面,刘义隆积极推行文化教育政策,曾邀请学者雷次宗在鸡笼山开设“儒学馆”,以弘扬儒家思想。同时,他还推动了玄学、文学与史学的发展,形成了“四学”并立的文化盛况。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与学术繁荣。 在军事领域,刘义隆继承了父亲刘裕未竟的事业,致力于恢复中原。他抓住北魏与柔然交战的有利时机,派遣大军北伐,成功收复河南部分地区。此外,刘义隆还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政治更加清明,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百姓生活安定富足。这一时期被称为“元嘉之治”,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
综上所述,刘义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注重文化发展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深远的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义隆,生于义熙三年(407年),其出生地为京口(现今江苏省镇江市)。他成年后身高七尺五寸,换算下来约为181.5厘米。刘义隆自幼聪慧,不仅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其对经史典籍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擅长隶书的书写,展现了非凡的才艺与学识。 在义熙六年(410年),当时仅四岁的刘义隆便被其父刘裕委以重任,由叔父刘粹辅佐镇守京口,以防御卢循之乱。然而,命运多舛,刘义隆的母亲胡道安于义熙五年(409年)因获罪而被处死。尽管如此,刘义隆的成长并未因此停滞。由于三叔刘道规膝下无子,刘义隆得以被刘道规收养,并抚养成人。同时,刘道规还将兄长刘道怜的次子刘义庆列为嗣子,以此延续家族血脉。 到了义熙八年(412年),刘道规不幸去世,追封为南郡公。按照常理,刘道规之前的爵位华容县公应赐予刘义隆。然而,范泰提出了“礼无二嗣”的观点,认为不应让刘义隆继承两个爵位。刘裕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刘义隆返回本家。
义熙十一年(415年),刘义隆正式受封为彭城县公,这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初入仕途 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率军北伐,为了稳固后方,任命刘义隆为冠军将军留守京师。东晋朝廷亦对其寄予厚望,加封其为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及徐州刺史,赋予了他更多的责任与权力。 次年,即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成功收复关中后班师回朝,驻扎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刘裕再次加封刘义隆为监司州、豫州之淮西、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前将军、司州刺史,并命其镇守洛阳。然而,尚未赴任之际,刘义隆又接到了新的任命——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以及豫州之河南、广平和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这一系列任命充分体现了刘裕对刘义隆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原本,刘裕打算让世子刘义符担任荆州刺史一职,但在张邵的劝谏下改变了主意。最终,刘义隆顺利出任荆州刺史。在此期间,刘裕还特意安排自己的幼子刘义季随同刘义隆前往江陵,这也使得刘义隆对刘义季格外喜爱,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纽带。这段经历不仅磨砺了刘义隆的政治智慧,也为他日后登上帝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拥立为帝
元熙二年(420年),刘义隆被封为宜都王,食邑三千户,并加号为镇西将军。这一任命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也预示着其未来将承担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永初元年(420年),刘义隆前往建康朝觐皇帝刘裕。当时,刘裕正准备处理一些诉讼案件,便派遣刘义隆负责审问建康城中被监禁的犯人。刘义隆在审理案件时展现出了卓越的判断力和公正性,他的裁决完全符合刘裕的期望,这让刘裕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 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刘裕驾崩,皇太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然而,由于刘义符沉迷于游乐、荒废政事,辅政大臣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以及护军将军檀道济决定发动政变。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他们成功废黜了刘义符,并将其幽禁,最终派人将其杀害。 刘义符无子嗣,按照顺序,他的弟弟刘义真应当继位。但徐羡之认为刘义真不适合成为君主,因此在废黜刘义符之前,就先将刘义真废为庶人,随后又派人将其杀害。在废除并杀害刘义符和刘义真之后,侍中程道惠曾提议改立武帝的第五子刘义恭为帝。然而,徐羡之更倾向于刘义隆,于是百官联名上表,迎请作为宋武帝第三子、宜都王、荆州刺史的刘义隆登基为帝。 同年七月,傅亮率领行台前往荆州治所江陵,迎接刘义隆入京。当时正值七月中旬,江陵已经听闻少帝遇害的消息。刘义隆及其部分官员对前来迎接的队伍心存疑虑,不敢轻易东下。但在王华、王昙首及到彦之等人的劝说下,刘义隆最终决定启程。八月八日,刘义隆抵达建康,次日正式即位为帝,并改元“元嘉”。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刘宋王朝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翦除权臣
宋文帝自江陵东下时,便一直对徐羡之等人保持高度警惕。在东下的整个行程中,随行的荆州州府官员都严加戒备,士兵全副武装护卫左右。即便是行台百官,也无法轻易接近宋文帝。其中,中兵参军朱容子更是尽职尽责,在数十日的行程里,始终抱着刀守卫在船舱外,寸步不离。 宋文帝即位后,表面上对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优抚有加。他晋升徐羡之为司徒,傅亮则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并同意谢晦赴任荆州刺史的请求。当时,谢晦非常担忧文帝会因杀兄之事而记恨于他,甚至担心自己无法顺利赴任荆州,或者荆州会被另许他人。然而,文帝不仅批准了谢晦出镇荆州的请求,还以荆州刺史之职换取了谢晦的领军将军之职。 徐羡之等人对宋文帝的心腹到彦之十分忌惮,他们预料文帝将会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
于是,徐羡之等人计划让当时暂驻襄阳的到彦之出任雍州刺史。然而,文帝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坚持要召回彦之入京担任中领军,接替谢晦,负责戎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帝又将原荆州的心腹僚属王昙首和王华提拔为侍中,其中王昙首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朱容子兼任右军将军。加上到彦之兼任中领军,至此,文帝成功掌控了禁军军权。 面对文帝一系列强化权力的举措以及当时的舆论压力,徐羡之和傅亮二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元嘉二年(425年),他们主动上表请求归政。然而,在程道惠、徐佩之、王韶之等人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复奉诏摄任”,尚书省和中书省仍然受到他们的节制。在此期间,傅亮和谢晦多次试图与王华、到彦之等人结交,以求安心。然而,王华和孔甯子却屡次向文帝进谗言,诽谤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并不断制造和传播针对徐傅谢三人弑君行为的舆论攻势。文帝亦有意诛杀这三位权臣,但考虑到谢晦当时以荆州刺史的身份坐镇荆州重地,因此托辞北伐及拜谒陵墓,借此机会修建船舰,同时成功笼络到了檀道济的支持。
元嘉三年(426年),刘义隆正式宣布徐羡之、傅亮及谢晦擅杀少帝及刘义真的罪行,决定将徐羡之及傅亮治罪,并亲自率军征讨谢晦。他命令雍州刺史刘粹、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中领军到彦之先行出兵。 消息传来,徐羡之闻讯自杀,傅亮被捕处死。谢晦则选择起兵反抗,但得知檀道济协助刘义隆讨伐后,惶恐不已,无计可施。不久,谢晦的军队溃散,他试图逃走,但最终被擒获并处死。至此,这场权臣之争落下帷幕,宋文帝彻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开创盛世
宋文帝刘义隆在平定徐羡之等权臣之后,颁布诏书派遣大使巡行四方,考察并奏报地方官员的政绩优劣,致力于整顿吏治。他关注民生,宣布对于年老、丧偶、年幼丧父以及患有重疾而生活困苦者,可以向郡县寻求帮助,获得必要的支援。同时,他还广开言路,鼓励百姓提出有益的意见和策略,以促进国家的发展。文帝多次亲临延贤堂听审刑讼,体现了他对司法公正的重视。 元嘉十七年,宋文帝下令开放原本禁止平民使用的山泽地区,禁止征召老弱之人当兵等损害治理、伤害民众的措施,要求各级官员严格依从法令行事。此外,在历次天灾发生时,他都会采取赈济施舍或减免当年赋税的方式,抚慰受灾民众。 宋文帝也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早在元嘉八年,他就下诏命令各郡县奖励那些勤于耕作和养蚕的农户,并教导他们正确的农作方法,将表现特别优秀的农户上报朝廷。到了元嘉十七年,他又下令酌情减免农民欠下的“诸逋债”。随后在元嘉二十一年,更是全面免除元嘉十九年以前的“诸逋债”,并下令租借种子和口粮给那些想参与农耕但缺乏物资的人。为了激励农业生产,他还赐予布帛奖励那些营治千亩田地的官民。
元嘉二十一年夏季,由于连续降雨导致水灾,影响了农业生产。刘义隆不仅下令进行赈济,还在秋季命官员大力鼓励农民种植米麦,命令开垦田地以备来年的耕作。到了元嘉二十二年,他还重新开垦了湖熟地区的千顷废田。 在整个统治期间,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强的政策,努力推行繁荣经济的措施,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力求使赋役均摊。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生产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时期被誉为“元嘉之治”,成为历史上一段著名的盛世。
主相之争
宋文帝诛除徐羡之等人之后,扬州刺史一职由司徒王弘出任。然而,在文帝制造的舆论压力之下,王弘于元嘉六年(429年)让出了司徒、录尚书事之职,转而由文帝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担任。 当时,王弘常常以患病为由,将政事推给刘义康处理,这使得刘义康逐渐得以专掌朝政。到了元嘉九年(432年),王弘去世后,文帝更是授予刘义康扬州刺史一职,至此,刘义康完全独揽了政事。 在彭城王刘义康专政期间,由于文帝常常患病,朝廷的政事实际上都交由刘义康处理。刘义康不仅勤勉政务,还衣不解带地照料病中的文帝,因此内廷和外朝事务几乎全被刘义康掌控。
元嘉十三年(436年),由于宋文帝病情加重,刘义康担心一旦文帝驾崩,无人能够驾驭功高才大的司空檀道济。于是,他伪造诏书,并在宋文帝的同意下,收杀了檀道济一家及其亲信将领。然而,刘义康自认为与皇帝是至亲,行事率性而不避嫌,缺乏应有的君臣之礼。其时,刘义康的亲信刘湛等人更是企图将刘义康推上帝位。他们趁文帝病重之时,主张应由长君继位,并从仪曹处获取东晋时期晋康帝兄终弟及的相关资料,甚至诬陷一些忠于国家且不合刘湛一伙的大臣。待文帝病愈后得知这些事情,兄弟之间便产生了嫌隙。
元嘉十七年(440年),文帝诛杀了刘湛等人,并顺应刘义康上表求退的要求,将其外调至江州。随后,文帝将司徒、录尚书事及扬州刺史之职分别授予江夏王刘义恭和尚书仆射殷景仁。然而,刘义恭鉴于刘义康被贬的教训,虽然实质上担当宰相之责,但行事极为小心谨慎,仅奉行文书;而殷景仁当时已病重,数月之后便病逝。由此,实际的大权重新回到了宋文帝手中,这场主相之争以权力归回宋文帝刘义隆手中而告终。
北伐大败
历史背景: 在景平元年(423年),北魏趁刘裕去世之际,大举南侵,成功夺取了刘宋位于河南地区的虎牢、洛阳以及滑台等地,这些地方构成了洛阳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宋文帝即位以来,他便怀有收复河南失地的志向与计划。
第一次北伐: 元嘉七年(430年)三月,宋文帝任命到彦之为主帅,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一度取得了显著成果,成功夺回了洛阳、虎牢、碻磝、滑台这四座重镇。然而,到了十月,北魏展开反攻。由于刘宋军队兵力不足,加上文帝对前线过度指挥,导致宋军接连失利,最终不得不撤退。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等地再次被北魏占领,而魏军也成功逼退了前来救援的宋将檀道济。至此,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北伐: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亲率十万步骑兵南下入侵,并全力攻打仅有不到千人的悬瓠城。守将陈宪顽强抵抗,坚守不破。魏军久攻不下,同时宋文帝派遣臧质和刘康祖率领援军前往救援。此外,武陵王刘骏还带领部队袭击魏军,烧毁了他们运往汝阳的粮草。迫于压力,魏军于四月被迫撤兵。 魏军撤退后,宋文帝随即决定发起第二次北伐。同年七月,他命令江夏王刘义恭统领各路军队担任北伐主帅,兵分四路齐头并进,大规模进攻北魏。其中,柳元景和薛安都率领的西路军突破了魏洛州守军的防线,一度收复了陕城和潼关。然而,由王玄谟担任前锋的东路军却被魏太武帝击败;梁坦为先锋的中路军同样遭到魏将拓跋仁的重创。面对东路军和中路军的相继失败,加之魏军深入南下,宋文帝不得不下令召回其他正在进攻的部队。 此时,宋军诸将纷纷撤退,人人皆惧怕因战败而获罪。与此同时,魏军一路长驱直入,进入刘宋统治区域的核心地带。他们经过历城、东阳、彭城、寿阳、盱眙等重要军事重镇,大多在外围进行野战。如果遇到坚固的城池,则选择绕过继续南下。最终,拓跋焘抵达瓜步,拓跋仁到达江西,拓跋那则抵达广陵。这三支北魏远征军同日临江,并开始砍伐木材,一度威胁要渡过长江。 然而,拓跋焘得知后方的刘宋彭城守军正准备切断其归路,同时刘宋又派遣水军从海入淮来攻击。再加上北魏军队因水土不服,疾病流行,造成大量士兵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拓跋焘只能选择撤军北归。此次战役之后,刘宋因江北六州饱受战争破坏,国力大为削弱。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价道:“自此之后,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第三次北伐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七月,鉴于北魏发生宫廷内乱,宋文帝命令萧思话督率冀州刺史张永进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领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推进,臧质、柳元景则率军攻打潼关。 在这次行动中,鲁爽率领的西路军迅速攻占了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了拓跋仆兰,进而包围了虎牢。然而,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未能攻克碻磝。后来,魏军通过挖掘地道出城,放火焚烧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成功破坏了宋军的进攻通道。 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且青、徐二州又遭遇歉收,遂于八月率军退回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鲁爽、臧质等人得知东路军已经撤退,于是与柳元景等一同退兵。第三次北伐虽然恢复了刘宋在许、洛中间一带的部分控制权,但总体而言基本无功而返。
遇弑身亡
公元453年,也就是元嘉三十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因听信女巫严道育的蛊惑,为了掩盖自己所做过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唆使严道育施展巫蛊之术。他们将一尊象征着宋文帝的玉雕人像埋在了含章殿前。这一阴谋不仅涉及东阳公主的婢女王鹦鹉、王鹦鹉的情人陈天兴,还有黄门郎庆国等人的参与。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刘劭提拔陈天兴为队主一事上。当这件事被宋文帝盘问时,刘劭、刘濬和王鹦鹉为了防止文帝进一步追查,决定杀害陈天兴以灭口。然而,陈天兴的死却让黄门郎庆国感到恐慌,他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被灭口的目标。为了自保,庆国将整个巫蛊之事报告给了宋文帝。得知真相后,宋文帝立即下令逮捕王鹦鹉和严道育。虽然严道育成功逃脱了追捕,但在她的家中发现了数百张由刘劭和刘濬书写的带有诅咒之言的纸张,同时那尊象征文帝的人像也被重新找到。 面对这些证据,宋文帝对刘劭和刘濬进行了严厉的质问。二人因为恐惧而无言以对,只能不断道歉。
起初,文帝见两人表现出悔过的态度,便选择原谅了他们。然而到了二月,文帝发现刘劭和刘濬竟然私藏嫌犯严道育,并且继续与她保持联系。这令文帝感到极度失望和痛心,于是决定废黜太子并处死刘濬。随后,文帝开始与江湛、徐湛之及王僧绰商议新太子的人选问题。文帝倾向于立建平王刘宏为太子,而徐湛之则支持自己的女婿随王刘诞,江湛则力挺自己的妹夫南平王刘铄。由于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决策迟迟未能做出。王僧绰担忧机密可能泄露,多次劝说文帝尽快作出决定,但依然无法打破僵局。 文帝甚至将此事告知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这使得潘淑妃大惊失色,急忙将消息转告给儿子刘濬。刘劭从刘濬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发动政变。二月二十日的夜晚,刘劭召集萧斌等人进入皇宫,秘密策划起兵事宜。次日凌晨,刘劭与萧斌以讨伐反贼为借口,率领数万东宫军队冲进皇宫,并顺利从万春门攻入文帝所在的禁宫。 当时,文帝正与徐湛之彻夜商讨新太子的问题,直到叛军攻入时,蜡烛仍然亮着。刘劭的心腹张超之等人持刀闯入宫殿,此时值班的卫兵还在熟睡之中。张超之一脚踢开殿门,亲自上前砍杀宋文帝。文帝举起坐凳进行自卫,结果被砍掉了五指。紧接着,张超之挥刀刺向文帝腹部,将其残忍杀害,享年四十七岁。
与此同时,一旁的徐湛之也惨遭叛军杀害。 三月,刘劭将宋文帝安葬于长宁陵。同月,他为文帝上庙号“中宗”,谥号“景皇帝”。然而,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同年五月,刘骏即位称帝,攻下京城后,成功诛杀了刘劭和刘濬。刘骏登基后,改宋文帝庙号为“太祖”,谥号为“文皇帝”。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历史上一段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
【经济】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公元424年-公元453年),他继承并发扬了其父刘裕的治国方略,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其统治期间,以东晋义熙土断为基础,对户籍进行了全面清理,并颁布政令免除百姓所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同时,他还推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学习、发展农业、招纳贤才等,这些举措为百姓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推动了社会生产的逐步恢复与发展,使得经济与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政治层面,宋文帝大力提倡文化教育,注重整顿吏治,严格清理户籍制度,确保赋税公平合理。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于元嘉十七年和二十一年两次下诏减轻乃至免除农民长期积欠政府的“诸逋债”。
从东晋义熙十一年至宋文帝统治末期(公元415年-公元453年),国家政策宽简,徭役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人口逐渐繁衍增长。这一时期持续三十多年,社会相对安定,成为东晋南北朝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阶段,史书称之为“元嘉之治”。 然而,到了元嘉末年,随着北魏军队多次深入江淮地区,江南一带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导致城镇村落萧条破败,户籍与赋税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至此,“元嘉之治”的繁荣局面宣告结束,国家再次面临新的挑战与困境。
【文化】
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宋文帝刘义隆特别召请雷次宗,在京城的鸡笼山设立了“儒学馆”以讲授儒家经典。这一举措标志着儒学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与玄学、文学、史学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四学”的学术体系。 陈寿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关于三国时期的史料不断涌现。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其内容精炼、结构严谨而著称,其三部分别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且很少有重复之处。然而,宋文帝认为该书过于简略,因此下诏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广泛收集各类史料,正如绘画需要多种色彩才能构成美丽画卷,蜜蜂采集百花方能酿出甘甜蜂蜜一般,他通过综合多方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弥补了原书中记载不足的问题。宋文帝在阅读裴松之所作的注释后,不禁赞叹这是一项“不朽”的伟业。 此外,在同一时期的元嘉年间,范晔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后汉书》,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更被列为“前四史”之一,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范晔以其卓越的史学才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详实记录东汉一朝兴衰成败的重要典籍。
【军事】
在军事领域,宋文帝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继承了其父刘裕的北伐政策。他抓住北魏与柔然交战的时机,对河南地区展开征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后世称为“元嘉北伐”。为了收复河南失地,刘义隆分别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次大规模出兵北伐。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元嘉七年(430年),当时宋军趁着春夏雨季向北推进,迅速抵达黄河沿线,并在此设置防御据点。占领河南后,刘义隆设立了四个重要军事重镇:洛阳、虎牢、滑台和碻磝,意图凭借黄河天险稳固防线。然而,随着秋季的到来,北魏铁骑南下,刘宋在河南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
第二次北伐则是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这次行动初期迫使北魏军队暂时撤退。但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反击,侵扰了宋朝的六州之地,导致各地守军纷纷溃逃。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刘义隆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正如史书所言:“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 到了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得知北魏太武帝去世的消息后,再次谋划北伐。当时,刘兴祖提出了一项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应当长驱直入北魏的中心地带——中山,占据关键关隘。他认为冀州以北地区的民众生活较为富足,麦子即将成熟,利用这些资源相对容易。同时,他预计若能震动北魏的中州地区,黄河以南的局势将自然瓦解。为此,他请求派遣青冀七千精兵直捣北魏腹地,若前军取胜,则可配合河南的其他部队一同渡河,建立有效的管理和安抚制度,封锁太行山与居庸关等要塞。此策略一旦成功,将极大削弱北魏的实力。然而,刘义隆未能采纳这一建议,最终此次规模较小的北伐也无功而返。 刘义隆的北伐目标始终局限于收复河南,但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河南是四战之地,即便能够攻占,也难以长期防守。宋军沿黄河布防时,由于兵力分散且薄弱,加之黄河并非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尤其是在冬季冰封之时,北魏骑兵可以轻易渡河进攻。
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形成了以山西为根基,左控河北、右握关中的强势局面,对中原地区形成巨大威胁。因此,刘义隆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遏制北魏持续南下的趋势,而非仅仅纠结于河南的得失。他的每次北伐都仅着眼于河南,显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结果,刘宋的北伐不仅屡次失败,还引发了北魏的大规模报复性攻击,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那次北伐之后,北魏军队一路南下,直至瓜步,饮马长江,给刘宋造成了极大的国力损耗。 尽管如此,刘义隆在对外军事事务上并非全无建树。他在位期间成功制止了林邑国(即占婆)对中国南疆交州地区的频繁侵扰。东晋时期,林邑国多次侵犯交州,尤以永和和义熙年间最为严重。刘义隆执政时,林邑采取了表面上朝贡实则不断边境骚扰的双重策略。林邑王范阳迈野心勃勃,在元嘉十年(433年)甚至要求刘宋将交州交由自己管理,遭到刘义隆断然拒绝。此后,林邑不仅继续骚扰边境,而且贡品微薄,刘义隆对此忍无可忍,决定对其展开惩罚行动。 他派遣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与振武将军宗悫共同讨伐林邑。范阳迈假装恐惧,表示愿意归还所掠夺的日南郡民户,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
元嘉二十三年(446年),宋军攻克了林邑北部的重要堡垒区粟城,斩杀了区粟王范扶龙,并将城中15岁以上的人全部活埋,尸体堆积如山。随后,宗悫等人乘胜追击,攻陷了林邑的首都典冲(即占婆补罗,今越南茶荞)。范阳迈仓皇逃窜,宋军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的国威。从此以后,林邑虽迅速复国,但一直恭顺朝贡,不敢再轻易挑衅,直至隋朝时期才彻底被平定。
【外交】
在刘义隆的统治时期,其外交政策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战略性,不仅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还推动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频繁且广泛,涉及多个方向和区域,为刘宋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东南亚、南亚以及一些海洋国家之间,刘义隆积极展开了外交往来。例如,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国家均与刘宋保持着良好的交聘关系。此外,东方的倭国君主赞、珍、济等人也多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通过这些频繁的外交互动,刘宋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还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使更多国家认识到刘宋的强大与开放。 其次,刘义隆注重与北方邻国的交往,包括大夏国、芮芮国(即柔然)、北凉国、黄龙国(即北燕),以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高句丽等国家。其中,西北地区的吐谷浑在其首领阿豺统治时期便已向刘宋朝贡。
刘义隆即位后,进一步巩固了与吐谷浑的关系,先后册封其首领慕璝为陇西公,并授予征西将军、沙州刺史等重要职务;之后又册封其继任者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兼任征西大将军及西秦、河二州刺史,最终加封其为陇西王。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旨在联合各方力量,共同牵制日益强大的北魏政权,从而维护刘宋的安全与稳定。 最后,不得不提到刘义隆与北魏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在元嘉年间,北魏逐渐崛起,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与刘宋之间爆发了多次大规模战争。然而,尽管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并未中断彼此间的外交接触。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逢对外征伐时,往往先派使者前往刘宋,以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刘宋则利用这一机会,着力强化内部统治秩序,大力发展生产,扩充军事力量,为未来的北伐收复失地做好准备。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曾向刘宋派遣使者多达13次,而宋文帝刘义隆亦派遣使者出使北魏6次。值得一提的是,451年(元嘉二十八年)的一道恤赐诏书中提到:“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虏庭,秉意不屈。”这表明郭启玄曾作为刘宋的重要使者出访北魏,并在面对压力时始终保持坚定立场,展现了非凡的气节与忠诚。 综上所述,刘义隆的外交政策既灵活多变,又富有战略眼光,成功地将刘宋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之上,为王朝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代评价】
人物总评
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十七岁即位,诛杀权臣,修明政治。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同时,刘义隆不擅军事,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裴方明,流放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
拓跋焘:“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我敌也。
王僧虔:“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
沈约:“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
裴子野:“太祖宽肃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来应宝命,沈明内断,不欲政由宁氏,克灭权逼,不使芒刺在躬,亲临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强宣当时之宜,吏久其职,育孙长子,民乐其生,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无思不服。每驾巡幸,箫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爱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诛,继求内相,王弘处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违,王华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载,谢弘微王昙首,以沈密赞枢机,徐王僧绰,以体国彰义信,谢方明刘道生,以治惠称良能,高简则令明,清贵则王旧,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有藻丽之钜才,儒雅则裴荀何傅,擅师表之高学,刚亮骨鲠,则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则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则江夏、衡阳、庐陵、隋王、建平、临川、新喻,或清令而审,或文敏而洽,皆博爱以礼士,明靡以流誉,十三四年,为多士矣。上亦蕴籍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宴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淑慎规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后登朝受职,威仪轻佻者,不齿于乡闾,公宫非傧羽不来庭,私家非轩盖不逾国,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命将受律,指日如期,檀萧薄伐,则南登象浦,刘裴爰整,则西践仇池,良驹巨象,充塞外废,奇琛环货,下逮百辽,禽兽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绳山讽海之译,岁且十余,江东以来,有国有家,丰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虏方强,周韩岁扰,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设穹庐于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斗,谋臣智士,折挠而无可称,天子乃朝飨单于,临江高会,于是起尽屍之役,贷富室之财,舳舻千里,缘江而陈,我守既严,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归我追奔之师,橐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以北萧然矣。重以含章巫盅,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闻,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祸,其有以焉。”(《宋略总论》)
刘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
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沈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李延寿:“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绿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
杜佑:“宋文帝励精为治,俗阜人康,元嘉数十年闲,比汉之文景。自以财殷力盛,遂经略中原,命王玄谟等大举北伐,遂至后魏太武亲率二十万众至于瓜步,丧师蹙国,斯不量力、黩武之谓也。
张怀瓘:“宋文帝,姓刘,讳义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善隶书,次及行、草,规模大令,自谓不减于师,虽庶几德音,引领长望,尚辽远矣。然才位发挥,亦可谓‘倬彼云汉,为章于天’。时论以为天然胜羊欣,工夫恨少。是亦天然可尚,道心唯微,探索幽远,若泠泠水行,有岩石间真声。帝隶书入妙,行、草入能。
王锴:“文帝博涉经史,尤善隶书。每诫诸子,率以廉俭。”(《上蜀主奏记》)
司马光:“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云:‘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吕祖谦:“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乗于斯湏,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 ”“文帝修政事,为宋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
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王应麟:“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郝经:“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复河南,两为大举,到彦之败还,而王玄谟退走,遂使代马饮江,建康震骇,两淮郡县,赤地无馀,春燕来归,巢于林木。
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刘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静、梁武简文元帝、陈陵后主、隋炀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后主、蜀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
傅亮:“晋文、景(司马师、司马昭)以上人。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彊、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輭;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主要成就】
政治方面: 宋文帝刘义隆在即位之初,国家政局由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共同辅政。这三位重臣在当时对稳定初期的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清除潜在的政治威胁。他下令处死了徐羡之、傅亮与谢晦三位权臣,从而结束了三人辅政的局面,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朝廷政务完全由自己掌控,开启了亲政的时代。 至元嘉六年(429年),由于宋文帝刘义隆突患疾病,无法亲理朝政,于是将政务托付给其弟彭城王刘义康。刘义康在此后被任命为司徒,并录尚书事,随后又兼任扬州刺史,进而晋升为大将军,逐步掌握了朝廷的核心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全面负责国家各项事务的处理,专总朝权,维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
《北伐诗》《登景阳楼诗》
《南史·卷二·宋本纪第二》
《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
【家族成员】
祖父:刘翘,东晋郡功曹,追谥宋孝帝。
祖母:赵安宗,下邳人,追谥孝穆皇后。
父亲:刘裕,宋武帝
母亲:胡道安,文章太后
兄弟:
长兄:刘义符,宋少帝
次兄:刘义真,庐陵孝献王
四弟:刘义康,司徒、彭城王,废为庶人
五弟:刘义恭,太宰、江夏文献王
六弟:刘义宣,荆州刺史、南郡王
七弟:刘义季,衡阳文王
后妃:
正室:文元皇后袁齐妫,出身“陈郡袁氏”。初为宜都王妃,后立为皇后,生太子刘劭和东阳公主刘英娥,元嘉十七年(440年9月8日)薨逝,谥号元,故称文元皇后。
妾室:
01.昭太后路惠男,丹阳建康人。本为淑媛,生孝武帝刘骏
02.宣太后沈容姬,本为婕妤,生宋明帝刘彧
03.潘淑妃,刘义隆宠妃,袁皇后去世后掌管后宫。生始兴王刘濬
04.吴淑仪,生南平穆王刘铄
05.高修仪,生庐陵昭王刘绍
06.江修仪,生武昌王刘浑
07.殷修华,生竟陵王刘诞
08.陈修容,生东海王刘袆
09.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刘宏
10.谢容华,生义阳王刘昶
11.杨修仪,生建安王刘休仁
12.邢美人,生晋平刺王刘休佑
13.蔡美人,生海陵王刘休茂
14.董美人,生鄱阳哀王刘休业
15.颜美人,生临庆冲王刘休倩
16.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刘夷父
17.荀美人,生桂阳王刘休范
18.罗美人,生巴陵哀王刘休若
19.蒋美人,生海盐公主。遭其女私通连累被处死
20.陈氏,,建康人,早亡,赐赠美人。
儿子:
01.元凶 ~刘劭,生母-文元皇后袁齐妫
02.始兴王 ~刘濬,生母-潘淑妃
03.宋孝武帝 ~刘骏,生母-淑媛路惠男
04.南平穆王 ~刘铄,生母-吴淑仪
05.庐陵昭王 ~刘绍,生母-高修仪
06.竟陵王 ~刘诞,生母-殷修华
07.建平宣简王 ~刘宏,生母-曹婕妤
08.东海王 ~刘袆,生母-陈修容
09.义阳王 ~刘昶,生母-谢容华
10.武昌王 ~刘浑,生母-江修仪
11.宋明帝 ~刘彧,生母-婕妤沈容姬
12.建安王 ~刘休仁,生母-杨修仪
13.晋平刺王 ~刘休佑,生母-邢美人
14.海陵王 ~刘休茂,生母-蔡美人
15.鄱阳哀王 ~刘休业,生母-董美人
16.临庆冲王 ~刘休倩,生母-颜美人
17.新野怀王 ~刘夷父,生母-陈美人
18.桂阳王 ~刘休范,生母-荀美人
19.巴陵哀王 ~刘休若,生母-罗美人
女儿:
1.东阳公主刘英娥,出嫁琅琊王氏的王僧绰,谥号为献(母亲-文元皇后袁齐妫)
2.海盐公主蒋美人 出嫁下邳赵氏的赵蒨。与异母兄刘濬私通,被下诏令离婚,其母被处死
3.长城公主,出嫁陈郡谢氏的谢纬
4.临川公主刘英媛,出嫁琅琊王氏的王藻,因王藻宠爱侍女吴崇祖,在侄子宋前废帝刘子业面前谗毁王藻,致使王藻获罪入狱而死。后改5.嫁豫章太守庾冲远,没有来得及举行婚礼庾冲远就去世了
6.淮阳公主,出嫁济阳江氏的江恁
7.新蔡公主刘英媚,出嫁庐江何氏的何迈。后被侄子宋前废帝刘子业接入宫中,称谢贵嫔
8.南阳公主,出嫁东海徐氏的徐恒之
9.琅邪贞长公主,出嫁河南褚氏的褚暧,谥号为贞
10.南郡献公主,出嫁平昌孟氏的孟劭、河南褚氏的褚渊,谥号为献
11.寻阳公主,出嫁高平郗氏的郗烨。其女为南梁的武德皇后郗徽
12.庐江公主 ,出嫁河南褚氏的褚澄。其女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皇后褚令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