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元恪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南北朝
本姓：拓跋
全名：元恪
别名：拓跋恪
谥号：宣武皇帝
封号：皇太子(即位前)
庙号：世宗
都城：洛阳
年号：
1.景明(（500年2月19日正月初五~504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八）
2.正始(504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九~508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五)
3.永平(508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六~512年四月二十四)
4.延昌(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五~516年2月17日农历515年闰十二月二十九)
民族族群：鲜卑族
出生地：平城宫（山西省大同市区北部）
生卒：483年~515年2月12日
逝世地：式乾殿 （洛阳）
在位时间：499年5月7日~515年2月12日
前任：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元宏
继任：北魏肃宗孝明皇帝元诩
主要成就：攻取南朝梁的汉中之地、北击柔然
陵墓：景陵（ 河南省洛阳市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内
【个人简介】
宣武帝元恪（483年～515年），出生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是鲜卑族人，为北魏第八位皇帝。他是孝文帝元宏的次子，生母为文昭皇后高照容。 元恪风度翩翩，容貌俊美，性格上雅致简约，喜怒不轻易形于色。
太和二十年（496年），他被立为皇太子。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元宏驾崩后，元恪继位成为皇帝，初期由咸阳王元禧、尚书令王肃等六位重臣辅政，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些辅政王公。 到了景明二年（501年），元恪联合将军于烈成功扳倒了专权的咸阳王元禧等辅政大臣，从而正式开始亲政。在其执政期间，他基本沿袭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的大方向，对各项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他还相继诛杀了包括元禧、元勰、元愉在内的多位宗室亲王，以此削弱宗室势力，并废除了“子贵母死”这一制度。
军事方面：元恪持续与南朝对抗，向西夺得了汉中地区，向东则将战线推进至淮河以南，极大地拓展了北魏的疆域。扬州、郢州、荆州以及益州等地东西相连数千里，成为了北魏版图中的南部重要区域，使北魏国势达到鼎盛时期。
经济领域内：元恪将北魏的首都洛阳扩建至约100平方公里，这在近代以前堪称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他开创了坊市制的都城布局与三重城圈的设计模式，这种规划理念深远地影响了后来隋唐乃至宋、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建设。
此外，他还设立了诸如四通市之类的商业区，积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繁荣。 文化教育方面，元恪致力于兴办各类学校，同时颁布了“景明之禁”，用以适度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而在外交事务上，他设立了四夷馆，专门用于接待归顺的四方少数民族，此举不仅扩大了北魏的国际影响力，还将洛阳打造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极大地促进了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隋唐时期“四方馆”的设立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昌四年（515年），元恪不幸驾崩，被追谥为宣武皇帝，庙号世宗，最终安葬于景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按照北魏王朝“子贵母死”的传统制度，元恂的生母林氏在元恂出生后被赐死。这位年幼的皇子随后由曾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长大。冯太后作为当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对元恂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元恂被正式立为皇太子。这一年，孝文帝拓跋宏决定发动对南齐的远征。由于战事需要，十岁的元恂被留在新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负责监国事务。然而，年轻的皇太子并不适应洛阳的气候，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他深感不适。此外，元恂内心更倾向于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他对胡服怀有特别的喜好，这与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产生了矛盾。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十三岁的元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逃离了洛阳，前往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一行为得到了一些反对汉化改革和迁都政策的保守贵族的支持。然而，当孝文帝返回洛阳后，迅速采取行动平定了这场变乱。元恂被废黜为庶人，并囚禁于河阳，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所需。最终，在不久之后，孝文帝派遣使者将元恂赐死，这位曾经的皇太子年仅十五岁便结束了短暂而充满波折的一生。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北魏内部关于文化融合与政治变革的深刻矛盾，也凸显了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元恂的悲剧命运成为了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注脚。
继承皇位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三月二十四日，孝文帝病情急剧恶化。至三月二十八日，孝文帝在病榻之上作出重要决定，命司徒元勰派遣使者奔赴洛阳，请皇太子元恪前往鲁阳即位登基。同时，孝文帝对朝廷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此外，孝文帝还指派侍中、太尉公元禧（献文帝拓跋弘次子，孝文帝元宏的异母弟）与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等六人共同辅佐朝政，史称“六辅”。 同年四月一日，一代雄主孝文帝驾崩。四月十二日，皇太子元恪于鲁阳正式即位，是为宣武帝，并改年号为景明。在居丧期间，宣武帝将政务全权委托给左右宰相处理。四月二十四日，宣武帝追尊其生母高照容为文昭皇后。八月初五日，遵照孝文帝遗诏，将孝文帝三位夫人以下的所有嫔妃遣返回家。
六辅专政
宣武帝元恪即位初期，北魏政权实际由“六辅”掌控，年轻的宣武帝受制于这些辅政大臣。然而，“六辅”内部的权力结构并不平衡。其中，汉人宋弁因身体原因早逝，使得原本六人的辅政体系发生了变化。剩下的五位辅政大臣中，四位为宗室亲王，一位为汉人王肃。 王肃本为南朝降臣，因其卓越的才学深得孝文帝信任，参与了迁都洛阳后的汉化改革，最终被委以辅政重任。然而，他的崛起却引发了宗室亲王任城王元澄的嫉妒。不久之后，王肃便以“谋反”的罪名遭到排挤，被迫退出了辅政之列。至此，孝文帝精心设计的相互制衡的六辅体系，实际上已缩减为四位宗室亲王。 随着王肃的出局，咸阳王元禧与北海王元祥开始联合行动，上奏指控任城王元澄擅自囚禁宰辅，结果元澄被免官归第。而另一位辅政大臣广阳王元嘉，因出身宗室疏族，在权力斗争中难以与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祥相提并论。于是，北魏的实际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祥手中。
即便如此，北海王元祥也无法与咸阳王元禧抗衡。最终，咸阳王元禧成为了宣武帝初年真正的政治决策者，主导着北魏的朝政走向。这一时期，北魏的政治格局因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为后来的权力更迭埋下了伏笔。
夺权亲政
咸阳王元禧在成功排挤掉其他辅政大臣后，逐渐独揽大权。他不仅满足于现有的权力，还进一步谋划控制和夺取北魏的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试图掌握禁军的指挥权，而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争取领军将军于烈的支持。然而，作为禁军统领的于烈并不愿意被元禧所掌控。
尽管元禧多次派人向于烈索要禁军的指挥权，但都遭到了于烈的坚决反对。 在未能获得于烈支持的情况下，元禧决定采取另一种策略，他命令于烈出任外职，担任恒州刺史。然而，于烈对此安排并不满意，他多次上表请求留在朝廷，不愿接受外调。与此同时，宣武帝急于夺回执政大权，他的想法与于烈不谋而合。于是，宣武帝与领军将军于烈自然地联合起来，共同对以咸阳王元禧为首的辅政宗王展开了夺权行动。
宣武帝在明确元禧与于烈之间的矛盾后，试探性地对于烈之子于忠说道：“你的父亲忠诚可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明天早上请他早些入宫，我有重要的事情与他商议。”于忠将此话转告其父，于烈入朝之后，宣武帝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诸位亲王怠慢国事，已渐渐不可信任。现在我想让你率领军队召他们前来，你是否愿意执行？”于烈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老臣历经多位皇帝的信任，得以担任重要职务。如今陛下有命，我自当全力以赴，绝无推辞。” 在得到于烈的坚定支持后，宣武帝于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正月，在祭祀仪式之际，派遣领军将军于烈率领禁卫军发起了针对宰辅宗王的夺权行动。据史书记载，于烈带领六十多名直阁以下的士兵，奉旨召见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并将他们护送至皇帝面前。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正月，宣武帝正式开始亲政。他遵循先帝遗诏，允许司徒、彭城王元勰以王爵身份归家休养。至此，宣武帝成功掌握了北魏的最高统治权，同时也开启了对宗室诸王进行打压的局面。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北魏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开疆拓土
元恪在位期间，北魏对南朝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战争，不仅攻取了南朝梁的四川地区，还向北抵御柔然的侵扰。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得北魏的疆域大幅向南拓展，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景明四年（503年），元恪发起了针对南梁的钟离、义阳之战。这场战争历时一年，最终成功夺取了南梁的义阳、樊城等地，将北魏的势力范围延伸至长江北岸。为了更好地管理新占领的土地，元恪在此地设立了郢州进行治理。淮河一带作为边境地带，战事频发，周边存在大量无主田地。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土地资源，确保“地无遗利”，504年九月，元恪下诏令士兵在春季播种、秋季收割，以此保障战时粮草供应充足，并为后续主动进攻获取更多土地提供物质支持。
正始元年（504年）九月，柔然汗国派遣12万骑兵侵犯北魏。面对来犯之敌，元恪迅速派遣源怀率军出征讨伐。源怀到达云中后，柔然大军闻风而逃。鉴于北方六镇之间距离遥远，难以相互支援，元恪采纳了源怀的建议，在六镇基础上增筑九座戍城。这些戍城在和平时期鼓励农耕积累粮食，战时则随时准备出击，大大增强了北魏的边防力量。从此以后，柔然在整个宣武帝统治期间再未敢轻易侵犯北魏边境。同年，北魏还成功夺取了南梁的汉中领土。
正始二年（505年），元恪继续推进对巴蜀地区的战略目标，派遣统军王足西伐。王足率领的军队屡次击败南梁军，成功夺取剑阁（今四川广元）。同年七月，北魏军队再次大破南梁军，顺利进军并包围涪城（今四川绵阳），击溃了南梁巴西太守庾域。此次战役使益州十三个郡相继投降，约五万余户百姓被编入北魏户籍。
正始四年（507年），北魏境内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元恪随即下令有司参照前代模式，设立国子学、太学，并在四门建立小学，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推动文化发展。 此外，宣武帝还取消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允许胡充华得以存活。然而，到了宣武帝统治末期，人民起义频繁发生，给国家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宣武帝耗费了大量精力才逐步镇压了这些起义。
英年早逝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初十日，元恪突然患病。仅仅三天后的正月十三日，元恪便在式乾殿去世，年仅三十三岁。二月初一日，他被追谥为宣武皇帝，庙号世宗。二月二十一日，元恪被安葬于景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的邙山）。
【为政举措】
政治
扩建洛阳，开创坊市制都城与三重城圈布局 宣武帝即位后，其执政生涯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扩建新都洛阳。这一决策不仅展现了他对都城建设的重视，更体现了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在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朝廷调集了畿内五万五千名劳动力，开始围绕东汉以来遗留的旧城修建外郭城。此次扩建工程规模浩大，在外郭城内部精心规划并修筑了320多个里坊以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域，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坊市制”都城模式。
北魏洛阳城因此达到了空前的宏大程度，东西跨度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而东汉和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则成为了如今新城的内城部分。 宣武帝时期所形成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布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首创之举。这一创新性的城市规划理念对隋唐、宋朝乃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宣武帝元恪的规定，每个里坊的边长为三百步。《洛阳伽蓝记》对此有明确记载：“方三百步为一里”，这意味着每一个坊正好构成一平方里的面积。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首次有计划地对城市进行统一规划，并且规定了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每个里坊的周长总计一千二百步，同时设有四个门，并配置里正等管理人员，从而使洛阳城在前代基础上发展成为封闭式的“里坊制都城”。这种封闭式的里坊制度被后来的隋朝大兴城、唐朝长安城以及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形式。
宣武帝时期的北魏洛阳城，总面积达到了约100平方公里的惊人规模，被誉为“近代以前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城市”。其都城形制被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以及日本京都等地纷纷效仿，建筑风格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打击鲜卑旧贵，巩固汉化成果 元恪坚决反对鲜卑遗老重返故土的提议，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孝文帝改革所带来的汉化成果。 当初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鉴于鲜卑旧贵族难以适应迁徙，只好允许他们冬季居住于洛阳，夏季返回代北。然而，当元恪即位后，部分鲜卑旧贵族企图重返代北，并通过公开售卖田宅等方式表现出不安分的态度。对此，元晖指出，孝文帝允许旧贵族冬夏两地居住实乃初迁都时因百姓恋土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其本意所在。元恪采纳了元晖的建议，断然决定不再允许已迁至洛阳的鲜卑旧贵族重返代北，从而有效维护并巩固了汉化改革的成果。
任用外戚，抑制宗室
依据孝文帝的遗命，宣武帝登基之初由宗室六臣辅政，这导致了宗室亲王权力过大的局面。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宣武帝巧妙地抵制了宗室亲王的过度干预，转而重用外戚力量。这一策略为外戚高家的崛起提供了绝佳机遇，使得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
【经济】
设立四通市、推动对外贸易繁荣发展
在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随着洛阳郭城的扩建与完善，一系列重要的商业区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了大市、小市以及备受瞩目的四通市等。其中，四通市被精心选址于洛水之南，这一区域专为来自四方的外邦商人提供便利的贸易条件和优质的生活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作为北魏时期声名远播的大市场，四通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闻名遐迩。它位于伊水与洛水交汇之处，交通网络纵横交错，东西南北皆可便捷通行。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贸易主体，包括各国使臣、商旅团队以及归附者，他们纷纷汇聚于此，共同铸就了四通市的繁华盛景。 宣武帝将四通市设于洛水与伊水旁，这一决策与水道运输的便利性密切相关。
自景明初年（公元500年）起，北魏社会进入了长期的安定局面，政治环境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周边国家及族群陆续前往北朝都城进行商贸往来，“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繁荣景象。此时的北魏洛阳不仅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更逐渐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周边各族展开频繁且深入的贸易交流。
至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春，随着北魏国力的日益强盛，其影响力已远播西域各国及东北各族。这些地区纷纷向北魏进贡，同时在南北朝边境设立了专门用于互市的市场。自此，南北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例如，东北地区的库莫奚部落常常请求进入关塞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易，契丹部族则在和龙、密云等地获得了合法的交易许可，双方的贡品往来从未间断。此外，北魏还与中亚的粟特、波斯等国家保持了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时期的互市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北魏乃至整个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创新市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宣武帝在规划洛阳城时，特别注重商业与手工业的布局。他在大市周边精心设置了八个里坊，环绕大市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具体而言，大市东侧设有通商、达货二里，这里主要经营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及车马服饰等商品，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西侧则有退酤、治觞二里，以酿酒为主业，各类美酒琳琅满目；南侧的调音、乐律二里，则专门服务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聚集了许多音乐伎艺从业者，为城市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北侧的慈孝、奉终二里，则主营棺椁等丧葬用品，体现了对人生终点的尊重与关怀。此外，还有准财、金肆二里，专门售卖金银刺绣等奢侈品，彰显了市场的多元化和丰富性。这些里坊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分工明确的大市场。 宣武帝将手工业者、贩卖者、屠夫、卖艺者、酿酒者以及从事丧葬服务业的人群，有序地分布于大市周围，使他们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市”与“里”相结合的“大市”制度，是北魏时期的一项重要创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唐代都城长安的市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模式。
据史料记载，洛阳大市中包含将近十个里坊，再加上四通市以及各国商客居住的区域，总计约十五个里坊。这一规模充分体现了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的繁华景象。有学者研究指出，洛阳城中的商人数量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一比例足以证明商业活动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部分北魏官僚对商人的奢华生活方式表示不满，曾上书建议禁止商人使用金银丝锦等贵重物品，但这一提议并未被采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北魏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水平之高。
官营盐池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的盐业生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盐分为池盐和海盐两种类型，其中池盐主要产自河东地区的盐池。宣武帝元恪即位后，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七月颁布诏令，宣布将盐池的经营权收归国有，通过“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同时也为国库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北魏的财政基础，也为后世的盐政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开发江淮，供给军粮
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在钟离、义阳之战中，北魏成功夺取了义阳、樊城等战略要地，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向长江北岸扩展。次年（公元504年）九月，北魏孝文帝元恪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旨在江淮地区推行营田制度。诏令明确规定：淮河南北的所有镇戍驻地，均需因地制宜，在秋季播种小麦，春季种植粟稻等作物，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做到水旱兼备、农耕结合。这一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力求通过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食保障，并确保来年丰收时，国家与军方都能从中受益。 由于士卒在非战争时期通常处于相对闲暇状态，而淮河南北的军镇又地处边境，战事频发，周边存在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
为了实现“地尽其利”的目标，元恪下令让士兵参与春播秋收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一举措表面上是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但实际上更是统治者为了确保战时粮草供应充足，同时也为未来的主动进攻储备更多的物质基础。 从地理环境来看，江淮地区的西部以大别山脉及其延伸的丘陵冈阜为主，这种地形非常适合北方旱地作物的生长。北魏在这一区域实施屯田政策时，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自然条件，采取了秋种小麦、春种粟稻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满足了军队对粮食的需求，还体现了我国古代农业思想中的重要理念——杂植五谷，以备灾荒。通过多种作物的轮作与混种，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能增强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从而为军队的长期驻守和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综上所述，北魏在江淮地区的营田政策不仅是对当地土地资源的一次高效开发，也是古代农业思想与军事战略相结合的典范。这一政策不仅巩固了北魏在南方的边防力量，还为其后续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
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北魏宣武帝洞察到南朝正处于南齐末帝萧宝卷的昏庸暴虐统治之下，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下令对南方展开军事行动，拉开了北魏南伐的大幕。在此期间，北魏与南朝梁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争。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便是成功夺取了南朝梁所控制的四川地区，同时还在北方对柔然展开了攻势。直至永平元年（公元508年），这一系列战事才逐渐平息下来。经过多年的征战，北魏不仅占领了战略要地汉中，还大幅向南拓展了领土范围，使得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势空前强盛。
北击柔然、巩固边疆防御
到了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九月，北方的柔然汗国集结了十二万精锐骑兵，分六路大军并进，气势汹汹地直逼北魏边境的沃野镇和怀朔镇，意图进一步南下侵扰恒州、代州等地。面对柔然的大举入侵，宣武帝元恪迅速做出反应，派遣源怀率军出征，讨伐柔然。
当时已年届六十一岁的源怀，虽年事已高，但依然满怀壮志，立志要在战场上生擒柔然主帅，并将其作为俘虏献于京师洛阳的阙下。然而，当源怀率领军队抵达云中时，柔然的大军闻风而动，迅速撤退，避免了直接交锋。 鉴于北方六镇之间地理位置相隔甚远，难以形成有效的相互支援，源怀深入各镇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建议：在六镇之间增设戍城，驻扎军队进行防守。他主张，在和平时期积极鼓励农业发展，积累粮食储备；而在战时则可以随时调动兵力进行征讨。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地形优势，还能大幅提升军队的整体气势，有效震慑柔然，使其不敢轻易南下犯境。 宣武帝元恪采纳了源怀的建议，在原有的北方六镇基础上，又增筑了九座戍城。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北魏北部边疆的军事防御能力。自此以后，柔然在整个宣武帝执政期间再未敢轻易侵犯北魏边境，确保了北魏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与安宁。
攻伐南朝，开疆拓土
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正月，南齐皇帝萧宝卷统治下的豫州刺史裴叔业将寿春领土献给了北魏。对此，北魏孝文帝元恪派遣骠骑大将军元勰率领十万大军前往接收这一重要领土。
二月，萧宝卷迅速作出反应，派遣万余军队驻扎宛城，意图夺回失去的寿春之地。
四月时，元勰与车骑将军王肃联手，对南齐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斩杀了数以万计的敌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七月，面对萧宝卷派来的陈伯之对淮南的侵犯，元勰再次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击退了入侵者。
九月，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击败了南齐将领吴子阳和邓元起的部队，巩固了北魏在该地区的控制权。
十月，为了进一步稳固新获得的领土，元恪派遣四万兵力镇守寿春。
十一月，荆州刺史桓道攻陷了南齐的下笮戍，促使当地两千多户居民归降北魏。同年冬季，南朝内部发生重大变故，萧衍起兵向东进军，公开宣布讨伐自己的君主萧宝卷。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正月伊始，元恪正式亲政，而此时萧衍已经拥立萧宝卷的弟弟萧宝融为新的君主，并向东进发，目标直指建业。七个月后，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再度显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功击败了萧宝卷麾下的大将黄天赐。十月，萧宝卷治下的零陵戍主华候带着所辖户民归顺北魏。至十二月，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萧宝卷的侍卫张齐将其杀害，并带领部众投降了萧衍。
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三月间，萧宝卷的弟弟建安王萧宝夤也选择了向北魏投降。紧接着在四月，萧衍废黜了萧宝融，自立为帝，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梁”政权。五月，北魏扬州小岘的戍主党法宗发动突然袭击，成功攻克南梁的大岘戍，不仅俘获了对方的龙骧将军邾菩萨，还将他送往了北魏的京师洛阳。
景明四年（公元503年），三月里，北魏扬州的守军在阴山一役中重创南梁将领，斩首包括龙骧将军吴道爽在内的数千敌人。四月，元恪任命投降的萧宝夤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以示对其的信任与重用。五月，元恪调动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共计两万人及千匹战马前往寿春，强化了对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八月，元恪委任吏部尚书元英为镇南将军，亲自率军攻打萧衍于义阳。
十一月，
壬子日(12月7日农历503年十一月初四)，北魏扬州的军队彻底击溃了萧衍的部队，斩杀了其徐州刺史潘佃怜，擒获了司马明素。
乙亥日(12月30日农历503年十一月二十七)，镇南将军元英再次取得辉煌战绩，大破萧衍麾下大将吴子阳，俘虏并斩杀人数众多。十二月，萧衍治下的梁州刺史翟远与徐州刺史陈虎牙相继归降北魏。
正始元年（公元504年）正月，已投诚北魏的陈伯之在东关战役中击败了南梁大将赵祖悦。两个月后，萧衍的将领姜庆真突然袭击并攻陷了寿春外郭城，但很快就被北魏州军击退。随后，在邵阳之战中，北魏扬州统军刘思祖指挥的部队大败萧衍军，不仅擒获了冠军将军张惠绍、骁骑将军赵景悦等十员将领，还斩获了数千敌军首级。三月，镇南将军元英在樊城战胜了南梁将领王僧炳。七月，南梁角城戍主柴庆宗主动献城投降北魏。
八月，元英在义阳一战中再次击败南梁将领马仙琕，顺势攻陷义阳。元恪随即在此地设立郢州，并任命司马悦为郢州刺史。
辛卯日(9月11日农历504年八月十七），元英继续扩大战果，清扫了三关地区的敌军。
丁酉日(9月17日农历504年八月二十三），元恪颁布诏书，封元英为中山王以表彰其卓越功勋。
九月，乙丑日(10月15日农历504年九月二十一日），南梁霍州刺史田道龙与义州刺史张宗之派遣使者表达归附之意。
年底十二月，南梁行梁州事夏侯道迁占据汉中后归降北魏，元恪随即命令邢峦担任镇西将军，率领大军接管汉中地区。
正始二年（公元505年），镇西将军邢峦派遣统军王足向西展开攻势，接连击破南梁军队，一路挺进至剑阁（今四川广元）。在此过程中，王足成功生擒了南梁辅国将军范始男，并将其押送至北魏京师洛阳献给元恪。七月，王足继续推进，击败南梁军队后进军涪城（今四川绵阳）。南梁巴西太守庾域前来迎战，结果被王足彻底击败，俘虏斩杀人数众多。八月，元恪下令中山王元英南下讨伐襄阳、沔一带，这使得南梁沔东太守田青喜率领所属七个郡、三十一个县归顺北魏。十一月，王足成功包围涪城（今四川绵阳），益州各郡戍先后投降的多达十三个，其中编入北魏户籍的百姓超过五万户。这些事件共同书写了当时南北朝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展现了那个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格局。
【文化】
兴办教育
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六月，宣武帝元恪深感北魏长期处于战事频繁、军事建设并重的状态，儒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颁布诏书称：“如今天下安定，四方无事，应当敕令相关部门依照先例，设置国子学，并设立太学与四门小学。”这一举措旨在恢复和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为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同时也体现了元恪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限制佛教
在北魏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虽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过度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孝文帝元宏曾颁布“太和之制”，严格限制都城洛阳佛寺的营建活动。从太和年间至宣武帝元恪即位之初的景明时期，洛阳并未出现违反禁令的情况。基于此，元恪继承了孝文帝的遗志，进一步明确了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他在景明年间再次颁布旨意，明确规定洛阳城内不得新建浮图（佛塔）及僧尼寺舍，试图通过这些措施遏制佛教过度扩张的趋势，史称“景明之禁”。 然而，尽管朝廷颁布了明确的禁令，民间信众因受到佛教教义的深刻影响，加之部分僧侣贪图利益，私自违规建造佛寺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时任尚书令的元澄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认为“景明之禁”实际上提前预见并防范了北魏后期可能出现的大乘教派动乱，因此评价道：“由此方知祖宗睿智圣明，其预防措施极为深远。”
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向朝廷提出请求，希望对已建成的寺院予以保留，同时承诺今后不再新增建造。元恪权衡利弊后，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从而使“景明之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宽。
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朝廷重新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管理规定：若要建造寺庙，必须满足僧人数量不少于五十人的条件；如若违反，则该寺所有僧众将被驱逐至边远州郡。此后十年间，民间私建佛寺的风气逐渐盛行，佛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并非一味打压，而是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这种双重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佛教的力量教化百姓，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彰显出强烈的世俗政治特征。作为皇帝的元恪，虽然在政策层面严格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但他本人却对佛法怀有深厚兴趣。每年，他都会在宫中亲自讲解佛经，广泛召集僧侣参与讨论，以辩明佛理。这些活动被僧人详细记录下来，编纂成《内起居》一书，成为研究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延昌年间（公元512年至515年），北魏各州郡的佛教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共有僧尼寺庙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侣人数更是难以计数。这既反映了佛教在北魏时期的繁荣景象，也体现了元恪统治期间宗教与政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外交】
设立四夷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正值北魏王朝的鼎盛时期，宣武帝元恪在都城洛阳设立“四夷馆”与“四夷里”。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北魏的强大国力，也体现了其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
四夷馆分为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和崦嵫馆，分别用于安置来自江南、北方、东方及西方归顺北魏的各族人群。具体而言，金陵馆接待自江南而来的降民；燕然馆负责安置北方少数民族；扶桑馆则为来自东夷地区的归附者提供居所；崦嵫馆则是西夷降民的栖息之地。 在当时的大规模城市规划中，洛阳专门开辟了“四夷馆”，供来自东夷、南朝、西戎以及北狄的人员居住。这些不同地域的人群汇聚于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流氛围。按照规定，初来乍到者先集中于馆邑接受管理，若计划长期定居，则在三年后迁至指定的“四夷里”生活。
这种制度化安排，使得洛阳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大都会。 据史料记载，“自葱岭以西，直至大秦，百国千城，无不归附。”大量的外国商人和使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地涌入北魏边境。他们被北魏繁荣昌盛的社会景象所吸引，纷纷选择在此定居，融入当地文化。因此，许多外族民众“乐中国土风”，决定长久居住下来。据统计，仅归化定居的外族家庭就多达万余户。
这一现象极大地促进了洛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 四夷馆与四夷里的设立，充分展示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和前瞻性。
一方面，它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因族别、国别差异而设立的分馆分区管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隋唐时期的“四方馆”制度，便是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北魏“四夷馆”的理念。可以说，北魏的这一创举，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也为后世首都客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万国来朝
在北魏的历史进程中，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宣武帝时期，对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北魏与周边国家及远方地区的联系愈发紧密，70多个国家由原来的“岁岁朝贡”转变为“月月朝贡”，彰显出北魏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据史书记载，北魏先后派出使团146次，与各国展开了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这些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与北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北魏王朝的强大实力心存敬畏，希望通过友好睦邻关系获得安全保障；有的则是被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所吸引，希望能够获取经史典籍，传播儒家文化；还有的则醉心于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希望开展经贸活动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政治上的相互理解，也加深了文化上的融合与认同。
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于阗国、武兴国、疏勒国、罽宾国、婆罗捺、乌苌国、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等24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这充分体现了北魏在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吸引力。
此外，还有部分国家主动请求内附，希望借助北魏的力量推动本民族的发展，并寻求其保护。例如，永平元年（公元508年），高昌国王魏嘉派遣其兄长、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提出希望西域内徙，并恳请北魏派兵迎接。与此同时，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使者络绎不绝，其中包括既哒、波斯、伊朗、拜占庭、天竺、大秦等远方大国。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肤色特征的人群汇聚于北魏的都城洛阳，为这座繁华都市增添了浓厚的异域风情。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北魏与西域各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关系。例如，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车师国王儿媳鄯月光墓志，以及延昌元年（公元512年）鄯善王子鄯乾墓志，均表明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臣或王族不仅定居洛阳，甚至在此终老。这一现象反映了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之紧密，以及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的对外交往不仅展现了其强大的国力和开放包容的态度，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
周边内附
在景明元年，即公元500年的夏季四月，大阳地区的蛮族首领田育丘等人率领其部落民众归顺并内附。这一事件标志着当地部族与中央政权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也为后续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到了正始元年，也就是公元504年的八月，西羌部落的首领宋万带领四千户族人选择内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央政权的强大吸引力，同时也反映了周边少数民族对稳定生活和发展的渴望。这些历史事件都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评价】
元宏：“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
李延寿《北史》：“宣武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之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元叉、刘腾：“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业， 廓宁区夏，而鸿勋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车书弗同，鲸寇尚炽。
元诩：“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宁乱，声溢朔南，化清中宇，业盛隆周，祚延七百。
邢峦：“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元澄：
①“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随陆启颡；运筹制胜，淮汉自宾。节用劳心，志清六合，是故缵武修文，仍世弥盛。”
②“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
胡太后：
①“世宗纂承丕业，圣德昭远。
②“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经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
魏收《魏书》：
①“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君人之量矣。
②“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
③“世宗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轶事典故】
梦龙所化
当初，元恪的母亲高照容梦见被太阳追逐，躲到床下，太阳变成了龙，绕了自己几圈，高照容梦醒后惊悸不已，然后就身怀有孕，于太和七年（483年）闰四月初五日，生下宣武帝元恪。
少有大志
元恪年幼时便宽宏大度，喜怒不形于色，向来俭省朴素。当初，孝文帝想考察诸位皇子们的志向和理想，便大陈宝物，任他们取走。京兆王元愉等人都争相取走珍玩，唯独元恪取走骨如意而已。孝文帝大为京奇。后来废太子元恂失德，孝文帝对彭城王元勰说："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于是立元恪为太子。元恪雅爱经史，尤擅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
不庇佞幸
元恪有一个佞幸之臣叫赵脩，犯事下狱，元恪令元绍审查此事。然而元绍对赵脩加以杖罚，导致赵脩被打死了。元恪责备元绍，而元绍回答说：“赵脩之奸佞甚于董贤，如果臣不除掉他，恐怕陛下回背上与汉哀帝相同的名声。”元恪认识到元绍言之有理，于是不责怪元绍了。
射技超群
景明三年（502年）冬十月，元恪亲自射箭，一下子射到了1里50步（735米）之远。群臣便在射到的地方镌刻铭文。
【家族成员】
祖父：献文帝拓跋弘~南北朝北魏第六位皇帝
祖母：李夫人李氏
父亲：孝文帝拓跋宏（元宏）
母亲：文昭皇后高照容（渤海郡公高扬的女儿，司徒高肇的妹妹）
（后妃）
皇后：
1.宣武顺皇后于氏 （于劲之女，生元昌）。
2.宣武皇后高英（元恪舅父高偃之女，生有一子一女，子早夭，女为建德公主）
3.宣武灵皇后胡氏（本为充华，司徒胡国珍之女，生孝明帝元诩）
（妃嫔）
1.第一贵嫔夫人司马显姿（有才色，北魏司徒、琅邪贞王司马楚之曾孙女，司空、琅邪康王司马金龙孙女，豫郢豫青四州刺史、烈公司马悦第三女。）
2.贵华夫人王普贤 南齐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镇北大将军、雍州刺史王奂孙女，北魏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王肃之女。）
3.崔嫔（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尚书仆射崔亮之女。）
4.李嫔（使持节、冠军将军、安州刺史、固安侯李静孙女，殿中将军、领斋师主马左右李续宝之女。）
5.李婕妤（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卫国刚宪子李彪之女。 ）
6.乞伏修华嫔（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曾孙女，骠骑、仪同、洮阳景公乞伏陵孙女，使持节、散骑常侍、长安镇都大将、平东安西将军、？豳二州刺史、长宁怀慜公乞伏慎之女。）
（儿子）
1.元昌（生母宣武顺皇后于氏，早夭。）
2.孝明帝元诩（生母宣武灵皇后胡氏。）
3.某子（生母宣武皇后高英，早夭。）
（女儿）
1.太原公主（下嫁裴询。）
2.建德公主（生母宣武皇后高英，下嫁萧宝夤与南阳公主长子萧烈。）
3.阳平公主（下嫁宇文测。）
4.永泰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