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新罗国
【基本信息】
中文名：新罗
外文名：Silla
韩文名称：신라
简称：罗
所属洲：亚洲
首都：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
官方语言：新罗语
政治体制：君主制
国家领袖：朴赫居世、真兴王、善德女王、武烈王
主要民族：新罗人
主要宗教：佛教
国土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统一新罗）
建立时间：公元前57年
灭亡时间：935年
版图：约今韩国的一半（百济一半.新罗一半）
【概述】
新罗（韩语：신라，英语：Silla，公元前57年—公元935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重要的古代国家之一。其前身可追溯至三韩时期中的辰韩，最初的政权形态为部落联盟。新罗的首都金城，即今天的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是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 新罗最初是分布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个松散部落联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加强，其内部逐渐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结构。到了4世纪后期，金氏家族开始世袭王位，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体制。
公元503年，国王正式将国名称为“新罗”，标志着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成熟与独立意识的增强。 在东亚地区的历史格局中，新罗长期与北方的高句丽、西部的百济形成鼎足之势，史称“三国时代”。三国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共同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
进入7世纪后，新罗通过与唐朝建立盟友关系，联合发动军事行动，先后灭亡百济（660年）与高句丽（668年）。此后，经过数年的整合与调整，新罗于676年成功统一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实现了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 这一时期的新罗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佛教文化兴盛，城市建设完善，对外贸易活跃，与唐朝、日本等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贵族阶层内部矛盾加剧，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逐渐削弱。进入9世纪末，政局动荡，民变四起，国家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最终分裂为所谓的“后三国”——后高句丽、后百济与新罗残余势力。
公元935年，面对新兴的高丽王朝的强大压力，新罗末代国王归附高丽，标志着这个延续近千年之久的国家正式走向终结。尽管新罗已不复存在，但其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是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的朝鲜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
【国号来历】
新罗国号的由来与演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由于“新罗”这一国号并非源自汉语词汇，而是一个音译词，因此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汉字标记形式，如徐罗伐、徐耶伐、徐那伐、新罗、斯罗、薛罗等。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常见的是“斯卢”和“新卢”，而在日本史料中则多见“新良”、“志罗纪”等写法。
据高丽时期编纂的《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307年。然而从现存实物史料来看，其最早的明确记录可追溯至公元414年所立的《好太王碑》，其中便有“新罗”字样出现。真正将“新罗”作为正式国号加以确定，则是在公元503年，当时的智证王以“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为释义，正式确立了“新罗”这一汉字书写形式，赋予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正统性。
关于“新罗”一词的语源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观点和研究路径。有学者认为其意为“新国”，象征新生政权；也有观点主张其意为“东方”或“东土”，反映地理方位认同；还有学者提出其含义可能是“首邑”或“上邑”，体现政治中心地位；另有一种说法是“金铁之地”，强调当地冶金技术的发达。
此外，一些语言学家指出，“徐罗”（†sara）和“薛罗”（†särra）是新罗早期的称谓，在古韩语中意为“东土”。“伐”字在此处指代“原野”，因此“徐罗伐”可理解为“东方之原”，这表明新罗文明发源于阏川以东地区。 随着新罗国家疆域的扩展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徐罗”“薛罗”这样的称呼已难以涵盖其更广泛的统治范围，于是逐渐被“斯卢”“斯罗”（†sira）或“新卢”“新罗”（†sirra）等更具包容性的称谓所取代。这些名称在古韩语中意为“新土”或“新国”，体现了新罗作为一个新兴政权的自我认知与发展定位。
此外，新罗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称——“鸡林”。据《三国史记》记载，此名源于新罗金氏始祖金阏智的传说：他幼时被发现于一片鸡鸣声回荡的树林之中，由此得名“鸡林”。后来，唐朝在新罗设立“鸡林州都督府”，作为对新罗实施羁縻政策的重要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唐与新罗之间的宗藩关系。
在统一新罗时代，即新罗完成朝鲜半岛中南部统一之后，新罗王朝自视为唐朝的诸侯国，常在其国号前冠以“大唐”或“有唐”二字，形成“有唐新罗国”“大唐新罗国”等全称，以此彰显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与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新罗国号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其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也见证了其从地方政权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变迁、地理想象与政治建构，共同构成了新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脉络】
立国之路
新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据中国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3世纪时，辰韩地区分为十二个“国”，实际上是指当时的部落或酋邦。其中，一个名为“斯卢国”的小邦被认为是新罗的前身。 根据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的记载，“斯卢国”以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庆州为中心，由六个村落组成，分别是杨山村（及梁）、高墟村（沙梁）、珍支村（本彼）、大树村（渐梁）、加利村（汉祗）和高耶村（习比）。这些村落构成了早期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公元前57年5月26日(四月十五.癸卯日)，朴赫居世被六村推举为王，建立国号“徐那伐”（又作“徐罗伐”），标志着新罗立国的开端。这一时间被认为早于高句丽和百济。然而，现代学界对这条史料的可靠性存有疑问。
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斯卢国”地处偏远、远离大陆文明中心，其社会发展起步较晚，国家形态的形成应晚于高句丽和百济。 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期间，“斯卢国”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实行酋长轮换制度，由朴氏、昔氏（始祖为昔脱解）和金氏（始祖为金阏智）三个主要氏族轮流执政。酋长的头衔包括“居西干”、“次次雄”和“尼师今”。在此期间，随着来自马韩、弁韩、中原、高句丽乃至倭地的移民不断迁入辰韩地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斯卢国”也逐渐壮大，最终统一了辰韩地区的各部族。
公元4世纪，“辰韩”作为正式名称逐渐消失，“新罗”一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标志着辰韩原有的十二个“国”已被统一于“斯卢国”之下，而“新罗”也成为取代“斯卢”的汉字正式称谓。这一转变在4世纪末新罗遣使前往前秦的记录以及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均有明确记载。 与此同时，新罗内部也逐步具备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基础条件。
4世纪后期，金奈勿继任酋长后，采用了“麻立干”（亦作“寐锦”）作为君主称号，并确立了金氏家族世袭统治的体制，他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奈勿麻立干。至此，新罗正式由部落联盟过渡为具有中央集权特征的国家政权。 进入5世纪，新罗的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
公元503年，智证麻立干即位后，正式将国号定为“新罗”，并废除了此前混用的“斯卢”、“斯罗”、“徐罗伐”等旧称。同时，君主称号也由传统的“麻立干”改为源自汉语的“王”，象征着国家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与制度化。
至此，新罗已不再是昔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或酋邦，而是成长为朝鲜半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与文化力量，为其日后在统一三国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壮大
公元4世纪，新罗逐渐形成国家政权之时，其周边分布着高句丽、百济、伽倻以及倭国等势力，可谓强敌环伺、局势复杂。到了4世纪末，新罗遭遇倭国入侵，陷入危难之际，遂向高句丽求援。
高句丽好太王于公元399年派遣五万大军出兵相助，成功驱逐倭人，缓解了新罗的危机。 进入5世纪后，随着高句丽将政治中心南迁至平壤，其扩张态势日益明显。为应对这一局势，新罗于公元433年与百济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抵御高句丽的南下扩张。经过长期积蓄力量，原本相对弱小的新罗在6世纪初迎来了第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在智证王之后的法兴王统治时期，新罗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
公元520年，颁布律令制度，确立百官公服体系；公元536年，首次建年号“建元”，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成熟。此外，还设立了17个官阶等级制度，并创设兵部及上大等重要机构或官职，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与此同时，法兴王更将佛教正式确立为国教，此举不仅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也极大地推动了新罗文化的发展，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6世纪后期，新罗进一步完善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创立花郎制度。该制度以培养贵族子弟为核心，兼具军事训练与道德教育功能，成为新罗维持强盛国力的重要人才保障。 在对外拓展方面，新罗积极进取，成果显著。
公元512年，新罗征服于山国（今韩国郁陵岛），将其纳入版图；自公元532年起，逐步进入洛东江下游地区，对伽倻诸部展开持续兼并，至公元562年完成对伽倻的全面征服。与此同时，新罗还曾联合百济对抗高句丽，并于公元550年发起联合作战，次年夺取汉江上游地区。然而不久后，两国关系破裂，新罗趁势攻占汉江下游，进一步扩大领土。
公元554年，百济圣王亲率大军征讨新罗，却在管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沃川郡）一役中兵败身亡，百济由此元气大伤。此后，新罗真兴王继续推进北扩战略，占领高句丽东南沿海广大区域，并于公元556年设立比列忽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最远势力范围延伸至今朝鲜咸镜南道的盖马高原。 真兴王在其新开拓的疆域中多次巡狩视察，并在昌宁郡、北汉山、黄草岭、磨云岭四地立碑纪念，这四块碑铭不仅是新罗开疆拓土的历史见证，也象征着6世纪后期新罗迅速崛起、凭借自身实力在三国纷争中崭露头角、逐步走向霸主地位的辉煌历程。
统一海东
新罗在6世纪后期曾一度在朝鲜半岛三国之中占据优势地位，展现出强大的扩张势头。然而，好景不长，高句丽与百济迅速做出反击，使得新罗所开拓的疆土在7世纪以后逐渐丧失。进入善德女王统治时期，新罗面临的内外压力更加严峻。特别是在公元642年，百济军队攻陷了新罗西部四十余座城池，并进一步夺取战略要地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打开了通往洛东江流域的关键通道。此举不仅严重威胁到新罗的西部出海口，更危及新罗对华交流的重要门户——党项城（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
面对这一危机，善德女王派遣重臣金春秋前往高句丽请求军事援助，但高句丽方面却提出苛刻条件，要求新罗必须先归还原本属于高句丽的土地，方可获得支援。在这种复杂局势下，善德女王一方面任命金庾信为押梁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军主，负责组织防御，多次成功击退百济军队的入侵；另一方面派遣使者赴唐求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实质成效。 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日趋紧张。
公元647年，新罗爆发了由毗昙与廉宗发起的叛乱，意图推翻善德女王的统治。这场动乱最终被金春秋与金庾信联手镇压，而善德女王也在政局动荡中不幸去世。 善德女王逝世后，其堂妹金胜曼被拥立为王，即历史上著名的真德女王，但实际上国家大权掌握在金春秋与金庾信手中。真德女王执政期间，新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她设立了执事部、仓部、理方府等机构，将权力从贵族议事会“和白会议”的议长上大等逐步转移到执事部长官中侍（后称侍中）手中，从而削弱了贵族势力，提升了王室权威。
在外交方面，新罗积极推行亲唐政策。公元648年，金春秋亲自前往唐朝请求援助，并引入唐朝的官服制度，作为新罗官员的正式服饰。唐高宗即位后，新罗以真德女王名义献上《织锦太平颂》，表达对大唐的敬意，同时停止使用本国年号，正式采用唐朝永徽年号。此外，金春秋之子金文王、金仁问也相继入唐充当宿卫质子，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政治联系。
公元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继位，成为新罗第二十九代国王，即武烈王，标志着新罗历史从“上代”迈入“中代”。在武烈王统治时期，外部形势愈发严峻，百济与高句丽不断发动进攻。面对压力，武烈王继续向唐朝寻求支持，并多次揭露百济与高句丽结盟的事实。至公元660年，唐朝终于应新罗请求，派遣名将苏定方率军出征，成功灭亡百济。
次年（公元661年），武烈王去世，太子金法敏继位，是为新罗第三十代国王——文武王。文武王即位之初延续其父的亲唐政策，协助唐军清剿百济残余势力。至公元668年，又应唐朝要求，出兵参与灭亡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实现了朝鲜半岛的三国统一。 然而，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新罗与唐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公元670年，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试图全面掌控朝鲜半岛，这引发了新罗的强烈不满。为此，文武王派兵攻击驻扎在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并兼并百济故地，史称“唐罗战争”。同时，新罗接纳高句丽遗民，扶持他们建立“报德国”，以此牵制唐朝在半岛的影响力。 此时，唐朝正深陷与吐蕃的战争泥潭，无力顾及东部战线，不得不调整对海东地区的战略部署。
在此背景下，文武王灵活应对，派遣使者入唐谢罪，缓和双方关系。唐朝顺势接受现实，默许新罗对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于公元676年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 至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标志着新罗正式迈入“统一新罗时代”。这一时期的开启，不仅是新罗政治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也为日后朝鲜民族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盛时代
在新罗成功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之后的百余年间，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新罗在维持与唐朝宗藩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盛唐文化的精髓，使国家步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繁荣时期。
公元681年，文武王去世，神文王继位。他即位之初，便借岳父金钦突谋反未遂之机，果断肃清了一批前朝权臣，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确立起较为集中的王权体制。随后，神文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政府，强化以执事部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在地方行政方面，建立了九州五小京及郡县制度；在经济政策上，废除了原有的禄邑制，实行文武官僚田分配制度；在文化教育领域，仿效唐朝设立国子监的做法，设立了本国的国学机构；在军事建设方面，则创建了中央军队“九誓幢”和地方武装“十停”，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此外，神文王还于公元689年尝试将都城迁至达句伐（今韩国大邱），试图摆脱旧贵族势力在金城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这次迁都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反映出尽管王权有所加强，但仍难以完全凌驾于传统贵族之上。这一事件也为日后新罗统治集团内部频繁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进入圣德王统治时期（702年—737年），新罗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外交流也达到高峰。圣德王不仅励精图治，还大力推动与唐朝的文化往来，使新罗在多个领域深受盛唐影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其后继者景德王继续推进汉化政策，于757年将全国九州名称改为汉式单字命名，进一步深化与中原文化的接轨。
到了759年，又对部分官职名称进行了调整，采用更具唐风的称谓方式，标志着新罗在制度与文化上更加贴近唐朝。 然而，随着765年景德王的去世，年仅八岁的惠恭王继位，由于年幼且缺乏强有力的统治能力，新罗政权逐渐暴露出治理危机。贵族阶层趁势抬头，不断挑战王权，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惠恭王即位当年就爆发了大恭、大廉之乱，全国有96名高级贵族（角干）响应叛乱，虽历时三年终被平定，但已揭开了新罗后期频发内乱的序幕。
此后，775年贵族金隐居与廉相相继发动叛乱，亦被镇压。而到了780年，金志贞再次作乱，局势失控，惠恭王在动乱中不幸遇害。在此背景下，上大等金良相出面平定叛乱，随后继承王位，是为宣德王。作为奈勿麻立干第十世孙，宣德王的登基不仅意味着新王权的重建，也标志着金春秋一系王统的终结，开启了新罗王朝新的历史阶段。
走向衰亡
宣德王去世后，新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宣德王在位仅五年便驾崩，曾与他共同平定叛乱的金敬信继位，是为元圣王。元圣王即位之后，致力于加强中央王权，效仿当时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788年推行了“读书三品科”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国学学生中的优秀人才担任官吏，这是新罗历史上首次尝试以类似科举的方式选拔官员。
由于骨品制度根深蒂固，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加之那些曾经留学唐朝的贵族子弟在文化素养和政治能力上远胜于本土学子，使得这一初步的科举尝试成效甚微，未能真正改变选官机制。 进入9世纪，新罗政局日益动荡。809年，上大等金彦昇弑杀哀庄王自立为王，是为宪德王。
822年，出身名门的熊州都督金宪昌起兵反叛，建立长安国政权。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其影响深远，被视为新罗中央集权开始瓦解、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重要转折点。
836年，宪德王之弟兴德王去世，王位继承问题引发激烈争斗，短短三年之内，新罗接连更替了三位国王：僖康王、闵哀王和神武王，频繁的权力更迭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在此期间，地方豪族迅速壮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清海镇大使张保皋。他在黄海地区长期经营，积累了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并在神武王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功勋卓著，声望极高，甚至引起王室忌惮。待至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时期，张保皋因不满文圣王拒绝纳其女为妃，于846年起兵作乱。文圣王最终派人暗杀张保皋，才得以暂时稳定局势。 尽管此后景文王一度成功平息了贵族内部的叛乱，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宫廷纷争，但他与继任者宪康王虽有重振王权之意，却已无力回天。到了新罗第三位女王——真圣女王执政时期（公元887年至897年），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出现了“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空，国用穷乏”的严峻局面。为缓解财政压力，女王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催缴赋税，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
889年，元宗与哀奴在沙伐州（今尚州）率先揭竿而起，揭开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序幕。 自此，新罗全境陷入混乱，各地豪族纷纷割据自立，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统治秩序迅速崩塌，朝鲜半岛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到10世纪初，朝鲜半岛中部和西南部先后形成了两个新兴政权：弓裔建立的后高句丽（后改称摩震、泰封，918年由王建建立高丽）以及甄萱领导的后百济。这两个政权与占据东南一隅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在这三方对峙中，新罗明显处于劣势。
927年，后百济军队攻破新罗首都金城，景哀王自杀殉国。随后，后百济首领甄萱拥立文圣王五世孙金傅为王，是为新罗末代君主——敬顺王。敬顺王在高丽与后百济的夹缝中艰难维持数年后，于935年归顺高丽。次年，高丽灭亡后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
敬顺王归顺高丽后，新罗国号仍被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939年，金城地区才正式启用高丽国号。至940年，高丽彻底废除新罗国号，并将金城更名为庆州，标志着新罗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彻底终结。
疆域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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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范围
新罗兴起于今韩国庆州一带，4世纪时统一辰韩诸部，形成国家，其疆域仅限于今韩国庆尚北道大部（辰韩故地），5世纪时扩展到江原道南部（被新罗征服的东濊部落“河西良”）。6世纪以后，新罗疆域大幅扩张，向东于512年征服了于山国（郁陵岛），532年开始进军洛东江下游（今韩国庆尚南道），到562年兼并了当地的伽倻诸部。553年占领汉江流域，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取得出海口，到560年代又北拓至盖马高原，达到统一前新罗疆域的巅峰。此时的新罗国土为除开济州岛、忠清南道和全罗南、北道的韩国和朝鲜的江原道、咸镜南道大部，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 [28]
7世纪以后，由于高句丽、百济的攻击，新罗新开拓的国土逐渐丧失。后来乞师于唐朝，借唐朝之手灭高句丽和百济，其后唐朝势力退出朝鲜半岛，新罗统一了浿江（今朝鲜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以大同江口到永兴湾一线与唐朝（后与渤海国）接壤，国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此疆域从676年一直保持到10世纪初新罗分裂为“后三国”之际。 [28]
行政区划
新罗在505年实行州郡制。据《梁书》记载，6世纪前期的新罗有6州（啄评）、52郡（邑勒）。 [29]其数量随着疆域变化而变化。新罗统一以后，神文王于685年整备为九州五小京的行政体制；景德王于757年将九州改为唐风名称，并将小京改称为“京”，部分名称亦略作调整。以下为统一新罗时代“五京九州”的简表：
类型
旧属
685年名称
757年名称
治所位置
五京
高句丽
国原小京
中原京
忠清北道忠州市
北原小京
北原京
江原道原州市
百济
南原小京
南原京
全罗北道南原市
西原小京
西原京
忠清北道清州市
新罗（含伽倻）
金官小京
金海京
庆尚南道金海市
九州
沙伐州
尚州
庆尚北道尚州市
歃良州
良州
庆尚南道梁山市
菁州
康州
庆尚南道晋州市
百济
熊川州
熊州
忠清南道公州市
武珍州
武州
光州广域市
完山州
全州
全罗北道全州市
高句丽
河西州
溟州
江原道江陵市
汉山州
汉州
京畿道广州市
首若州
朔州
江原道春川市
政治
播报
编辑
骨品制度
新罗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骨品制度，也就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制，该制度渊源已久，但真正实现制度化大约是在7世纪。具体而言分为针对统治集团（主要是金、朴二姓）的“骨制”和针对一般臣民的“头品制”，前者分为“圣骨”和“真骨”，后者则分六个等级，从六头品降序排列至一头品。圣骨以后的各等级原则上世袭不变，而且各等级只能内部通婚（因此王室有近亲结婚的习俗），所用服饰、房屋、车马、器具也按等级严格加以区别。 [30]
“圣骨”为具有王位继承资格的直系王族，“真骨”则为旁系王族。7世纪前期，因“圣骨”中没有男性成员，所以出现了两位女王（善德女王、真德女王）。而这两位女王也无子嗣，于是“圣骨”断绝，武烈王金春秋以“真骨”身份登上王位，此后王位便在真骨贵族中传承。 [31]新罗末期出现了三位朴氏国王（神德王、景明王、景哀王），虽然他们并非金氏，但因为出身真骨，所以也拥有王位继承权。此外，上大等、侍中等高级官职也必须由真骨贵族担任。因此有人抱怨说：“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 [32]
六、五、四头品主要由新罗六姓（崔、郑、李、薛、裴、孙）构成，在新罗的国家机器中出任中下级官职。三、二、一头品跟一般平民无甚区别，甚至可能就是平民。在骨品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平人”（百姓）和为数众多的奴隶与贱民。新罗末期，被排斥于骨品体制之外的地方豪族逐渐兴起，最终摧毁了骨品体制以及新罗的统治。 [30]
政治体制
新罗君主早期的头衔有“称居西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 [33]据说，居西干是辰韩对王或贵人的称呼 [9]，次次雄是对巫师的称呼 [34]，尼师今为“齿理”之意，引申为继嗣者 [35]，麻立干之麻立则为“橛”之意。 [36]中国学者罗新认为这是“官号（居西、麻立）+官称（干）”的政治名号结构，是高句丽带来的内亚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干”即高句丽之“加”，为内亚草原民族常见官称）。同时早期新罗君主与其他新罗贵族在称号上的平等（共同以“干”为官称），反映了王权尚未确立，王室还没有从贵族集团中超然而出。 [37]503年，智证麻立干采用来自汉语的“王”作用君主头衔，此后历代新罗君主皆称王，不过也混用一些帝制，如法兴王建年号（真德女王时废止），国王有时称“朕”，命令有时称“制”、“敕”，王妃亦享有“皇后”之尊号等。 [16] [38-39]另外，新罗早期君主没有尊号，法兴王到真德女王的王号都是生前就制定的佛教称谓，武烈王金春秋以后采用汉式谥号。新罗君主亦有庙号，但是仅限于太祖“星汉”（具体人物不详，有金阏智、金势汉、味邹尼师今等多种说法）和太宗武烈王，后因“僭越”之嫌而受到唐朝干涉，故不再上庙号。 [40]
新罗早期为贵族合议体制，决策机构是“和白会议”，史载“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 [41]531年置“上大等”（又称上臣，别称宰相）作为和白会议首脑，亦为百官之首，而百官则按十七等官阶排列，分为伊伐餐（又作角干）、伊尺餐（又作伊餐）、迊餐（又作苏判）、波珍餐（又作云海干）、大阿餐（以上只授予真骨贵族）、阿餐、一吉餐、沙餐、级伐湌、大奈麻、奈麻、大舍、舍知、吉士、大鸟、小鸟、造位。新罗早期还设“葛文王”作为副王。6世纪后期以来，新罗在保留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原的典章制度并加以改造，新设诸多官僚机构，从而加强专制王权，到7世纪后期的神文王时终于完成了官僚体制的构建。统一新罗时代，以执事部（829年改称执事省）作为事实上的决策机关，其长官中侍（747年改称侍中）分割了上大等的权力。此外还有位和府（类似唐的吏部）、调府（类似唐的户部）、兵部、礼部、仓部、左右理方府（孝昭王后称议方府，类似唐的刑部和大理寺）、例作府（类似唐的工部）、司正府（类似唐的御史台）、领客府（类似唐的鸿胪寺）、国学（类似唐的国子监）等。每个机构由令、卿（兵部称大监）、大舍、舍知、史等官僚组成。 [42]
新罗在505年实施州郡制，但似乎不是直接导入的中国制度，而是用新罗固有语言来称呼，如州被称为“啄评”，“郡”被称为“邑勒”，并且州的长官称军主，郡的长官称幢主，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外，新罗自514年以来，陆续设置5个小京（陪都，景德王时称“京”），长官称仕大等（后称仕臣，别称大尹）。统一新罗时代，在唐制影响下，将州、郡长官分别改称总管（不久后改为都督）、太守，并在郡下设县，其长官称县令或小守。新罗还规定“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诸曹”，类似人质，是为上守吏制度。 [43]
律令体系
新罗法兴王在520年颁行律令，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的刑政基本与高句丽、百济相同，而高句丽、百济的刑政又受晋泰始律影响，所以新罗早期的律令间接受中国影响。7世纪中叶以后，新罗大量引进唐朝的律、令、格、式，但依然是以“土俗”为主。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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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新罗经济以农业为主，《梁书》记载新罗“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 [29]
商业
据记载，智证王于509年在金城开设东市，置市典以管理，695年又开设西市和南市，显示出当时新罗国内已经初具商品经济。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市皆妇女贸贩” [41]，使用布、米等展开物物交易。新罗商业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上，新罗与唐、日本展开频繁的贸易往来。828年，新罗设清海镇，张保皋任清海大使，成为当时唐与日本转口贸易之枢纽，亦是当时新罗海外贸易繁荣的象征。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大臣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撰《道里邦国志》中提到了新罗，甚至有些穆斯林已经在新罗定居，可知当时新罗人已与阿拉伯世界有了贸易接触。 [45]
手工业
新罗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机构繁多，有朝霞房、锦典、绮典、毛典、染宫、铁鍮典、漆、皮典、机槪典、瓦塼、瓦器典、物藏典、南下所宫、给帐典等。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手工业大为发展，能制作朝霞绸、朝霞锦、假发、海豹皮、金银器、珠玉等特产。 [28]
赋役
新罗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为食邑，贵族再向国家缴纳贡赋，是为“禄邑制”。689年，神文王废除禄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亦等于实施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722年，圣德王下令给百姓分配丁田。但由于贵族势力的反抗，到757年，景德王不得不恢复禄邑制。统一新罗时代，国家对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的管理，每三年要登记一次帐籍，其中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发现的西原京新罗帐籍成为研究新罗社会经济的宝贵史料。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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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新罗早期信仰萨满教（即“巫堂”）。5世纪，佛教从高句丽传入新罗。528年，法兴王在异次顿以身殉教的感召下，正式将佛教定为新罗国教。法兴王之后的真兴、真智、真平、善德、真德都是以佛教称谓作为王号，王自居为佛陀的化身来统治新罗，王室成员也普遍取佛教名字，如摩耶夫人、铜轮太子、金龙树等。武烈王之后，虽然国王不再使用佛教尊号和名字，但仍然尊崇佛教，并且佛教信仰从王室贵族扩散到庶民。新罗涌现了诸如圆光、慈藏、元晓、义湘等高僧大德，形成了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法相宗五派并立的格局，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禅宗（南禅）。新罗著名的佛教寺刹有佛国寺、尼姑庵、皇龙寺等。 [47]
儒学
新罗接受儒学较晚，但不会晚于6世纪，因为在568年真兴王北巡所立的碑文中，就引用过“修己以安百姓”等孔子话语。 [15-16]同时，“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理念也被灌输给花郎徒。 [48]推测新罗是从高句丽、百济等先进国家那里接触了儒学。统一新罗时代，出于强化王权的需要，儒学更加得到重视，神文王于682年正式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九经，当然还有大量留学生直接在唐朝接受儒学教育。到了8世纪时，儒学在新罗已经蔚然成风，因此唐玄宗才会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49]，并制诗称赞新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 [50]然而，儒学在新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始终低于佛教，并且主要流行于六头品及其以下身份的人士中，尚未发展到“以儒治国”的程度，新罗也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
文学
新罗的文学主要分为汉文学和乡歌两类。新罗早期无文字，刻木为信 [29]，大约5世纪左右开始通过高句丽、百济而接触汉字，1989年韩国庆尚北道迎日郡冷水里出土了503年的新罗碑铭，上有231个汉字，反映了当时新罗已经初步使用汉字。 [51]新罗接受佛教促进了汉字的进一步推广，汉文学也随之诞生。545年，真兴王命居柒夫广集文士，修撰国史。 [52]这反映出当时新罗对汉字的运用已比较成熟，并出现了一批通晓汉文之士。650年，新罗以真德女王的名义向唐朝上五言诗《织锦太平颂》，为现存的新罗第一首汉诗。 [49]与此同时，强首、薛聪、金大问等文学家也陆续登场。经过长期发展，到新罗末期孕育出了“文章感动中华国” [53]的文学巨匠——崔致远，他留下的《桂苑笔耕》也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文集。
不过，新罗语毕竟与汉语不同，于是新罗人创造了吏读、乡札等用汉字标记新罗语的方式，前者用于行政文书，后者用于记录乡歌。现存的新罗乡歌有《三国遗事》保存的11首，代表作有《薯童谣》、《处容歌》、《献花歌》等。 [28]
艺术
在建筑艺术方面，新罗留下了一些美轮美奂的石塔，如庆州佛国寺的无影塔与多宝塔、华严寺的四狮子塔等，同时石窟庵里的造像也反映出当时新罗建筑艺术的水准。
在书画艺术方面，新罗受中国影响，出现了一批书画家，如书法家金生、画家率居、金忠义等。从流传至今的众多新罗碑铭可以窥见其书法的成就，而庆州天马冢和皇南大冢（98号古墓）出土的天马图、骑马人图和瑞鸟图则反映了新罗绘画的水平。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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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
新罗早期的兵制为“六停”。统一以后，设置中央军九誓幢，其中三个由新罗人组成、三个由高句丽人组成、两个由百济人组成，一个由靺鞨人组成，此外还在九州驻扎十停（汉州驻扎二停，其他州各一停），是为统一后新罗兵制之基础。新罗还设有驻扎在五个州的五州誓和戍守北方边境的三个边守幢等部队。 [54]
花郎
6世纪，新罗为了培养贵族、确保兵源，实行了花郎制度，要求贵族子弟加入花郎组织，灌输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 [48]），鼓励他们冲锋陷阵，为国牺牲，花郎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黄山伐之战中以身殉国的官昌。金大问在《花郎世记》中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因此花郎制度被认为在新罗统一海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统一以后，花郎的军事性质逐渐褪色，转而侧重于宗教意义，唐人记载新罗“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可知花郎已成为类似仪式吉祥物的存在。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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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的主体民族是辰韩人，但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在统一以前，国内就“杂有华夏、高（句）丽、百济之属” [55]，此外还包括其兼并的弁韩人的伽倻联盟，这些族群在统一前就融合为新罗人。
随着新罗统一海东，大量高句丽和百济遗民成为新罗的国民。新罗将高句丽和百济的贵族安置于五小京，按原有官阶授予相应的新罗官阶，维持他们的贵族地位，同时将高句丽和百济遗民编入军队（九誓幢）中。其中流亡新罗的高句丽遗民约33万人，他们是今日朝鲜（韩）民族的一个来源，但不是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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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在骨品制下的新罗社会，王室与贵族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代。当时金城修建了临海殿、雁鸭池、鲍石亭（内有曲水流觞）等园林建筑，供王室享乐。《新唐书》记载新罗“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 [41]贵族所居的王京在9世纪后期发展为拥有178936户、1360坊的大都市 [57]，“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墻，歌吹满路，昼夜不绝”。 [58]然而与王室和贵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背负沉重赋税与徭役负担的平民与奴隶。随着新罗贫富悬殊的扩大，最终引发了9世纪末的土崩瓦解。
节令习俗
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最重视元日，每逢正月初一不仅庆贺欢宴，还会祭拜日月神。 [55]此外，八月十五日也是新罗的一个重要节日，新罗王在这天“设乐饮宴”，还会举行射箭比赛。 [49] [55]据《三国史记》记载，该节日始于新罗早期儒理尼师今时期，是为女子织麻竞赛的“嘉俳”活动而设。 [59]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亦在日记里记载了“八月十五日之节”，并称“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他还转述一位新罗老僧的话，说此节是为纪念新罗与渤海国打仗获胜而设。 [60]但此节主要是宴乐庆祝，跟中国以赏月为主的中秋节有所不同。
新罗早期服饰比较单调，史载“朝服尚白” [49]，官员所戴之冠类似中国古代的皮弁 [61]，与高句丽、百济服饰相似。 [55]而国王则戴着一种新罗特色的金冠。648年，金春秋出使唐朝，获赐大唐衣冠，翌年回国后，真德女王采纳其建议，下令将新罗官服改为唐式。664年，文武王命妇女也穿唐服，“自此已后，衣冠同于中国”。 [62]唐朝亦称赞新罗“中夏轨仪，衣冠素袭”。 [91]但从中国史书的记录来看，其服饰仍有若干特色，如《新唐书》载新罗“男子褐裤，妇长襦……不粉黛，率美发以缭首，以珠彩饰之”。 [41]
新罗多山，也非常崇拜山岳，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好祭山神”。 [49]新罗贵族商议国家大事，必选四灵地——东青松山,、南亏知山、西皮田、北金刚山，其中三处均为山岳。 [63]新罗统一后，即效仿中国封三山五岳，三山为奈历、骨火、穴礼，为上祀；五岳为东岳吐含山、南岳地理山（智异山）、西岳鸡龙山（鸡笼山）、北岳太伯山（太白山）、中岳父岳，属中祀；此外还有属于下祀的24座山岳。 [64]
统一新罗时代，唐朝的大量风俗传入新罗，流行于贵族阶层。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饮茶。据说在善德女王时，新罗就有茶，但并不流行。828年，新罗使臣金大廉在获唐文宗下赐的茶种，新罗兴德王下令种植于智异山。从此，饮茶之风开始盛行于朝鲜半岛。 [65]此外，围棋也在新罗非常流行。唐玄宗听说新罗人善弈，专门派围棋高手杨季膺充任吊祭（圣德王）兼册立（孝成王）副使，击败所有新罗棋手。 [49]不过在9世纪后期，一位叫朴求（一作球）的新罗人曾成为唐朝的棋待诏，说明当时新罗的棋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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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的天文学比较发达，庆州瞻星台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88]674年，入唐宿卫的新罗贵族德福引进了唐朝历法（麟德历），新罗文武王开始实行。 [89]
统一新罗时代，陶瓷生产受唐三彩的影响，烧成了精美的铅釉彩陶，称为“新罗三彩”。 [87]
新罗的采矿冶炼技术比较发达，《三国遗事》记载的重达近50万斤的皇龙寺钟，重30多万斤的芬皇寺药师像，以及重12万斤的奉德寺圣德大王神钟表明当时新罗的采矿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86]
新罗引进了中国的造纸术，并取得长足进步。新罗首府金城以造纸闻名，在新罗时期的古墓发掘的漆枯木的涂层下，发现使用了纸。755年，新罗有了关于楮皮纸生产的记载，同时也有实物存世。 [85]
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木板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结尾部分，因其中有则天文字，所以制作年代被推定为8世纪前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实物，部分韩国人由此主张新罗发明了印刷术。但其主张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中国一般认为该印经是从唐朝传入新罗的。
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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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句丽
新罗与高句丽有一定的渊源。据中国史书记载，有说法是新罗为公元3世纪魏将毌丘俭破高句丽后所遗留的高句丽难民后代。 [55]虽然此说未必属实，但也反映出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很早就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员流动。6世纪新罗的强盛，据说也与大批高句丽人来投奔有关。 [55]因此，新罗受高句丽影响较深，梁元帝《职贡图》记载新罗“其俗与高（句）丽相类” [67]，《隋书》记载新罗“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句）丽、百济同” [55]，新罗的君主头衔“居西干”、“麻立干”和十七等官阶也被认为是高句丽官制影响下的产物。 [37]
新罗早期从属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所以高句丽在倭国入侵新罗时出兵五万相救，而新罗君主也为感谢高句丽再造之恩而首次亲赴高句丽朝贡。 [2]《三国史记》也记载于新罗曾派王族实圣、卜好等到高句丽当人质。 [68-69]1946年，在庆州的一处新罗古墓中出土了刻有“乙卯年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杅十”铭文的铜壶，推测为高句丽的下赐品，也是当时新罗与高句丽密切关系的物证。 [70]1979年，在韩国忠州发现的一块5世纪的高句丽残碑中，提到高句丽和新罗两国君主结为兄弟关系，但又有高句丽赐服于新罗君臣的记录，显示出高句丽居于新罗的上位；并提到“新罗土内幢主”，推测为高句丽在新罗境内的驻军首领；又称新罗为“东夷”，可知高句丽似乎并未将新罗视为同族之国。 [71]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标志着其重心南移。在高句丽的压力下，新罗又在433年与百济结盟，以抗衡南进的高句丽，5世纪中叶后逐渐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551年，新罗与百济联合夺取了高句丽汉江流域，而后新罗又挥师北上，占领大片高句丽土地，将疆域拓展到盖马高原。进入7世纪以后，高句丽开始反扑，此后两国间战争频繁。642年，以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夺取，新罗谋求与高句丽合作来对付百济，但高句丽趁机向新罗索要竹岭（今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一带）以西、以北的高句丽故地，于是新罗转而请求唐朝出兵相救，并声称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希望借唐朝之手灭此二国。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际，新罗就出兵五万呼应，占领高句丽水口城（位置可能在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655年，高句丽又占领了新罗33城。660年，唐朝决定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新罗亦出兵配合，于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然而，新罗不愿唐朝久驻朝鲜半岛，于是又利用起高句丽残余势力来牵制唐朝，不仅在高句丽灭亡第二年就接纳了高句丽王族安胜（安舜）及4000余户高句丽遗民，还派薛乌儒北上援助高句丽遗民与唐军作战，失败后仍继续收容高句丽遗民。670年，新罗以“兴灭继绝”为由，封安胜为高句丽王（674年改封报德王），安置于西南部的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680年，新罗文武王嫁妹于安胜。683年，神文王取消报德国，赐安胜姓金，徙居金城。翌年，国王安舜的族子大文率金马渚的高句丽遗民作乱，神文王出兵平叛，彻底解决了统一海东后的遗留问题。 [72]
与百济
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国王是从百济跨海而来，但似乎没有旁证。 [55]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2、3世纪，百济和新罗之间就时有战争。4世纪末，百济联合倭国入侵新罗，被高句丽击退。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后，新罗才与百济逐渐联合，433年两国结盟，新罗在百济的支援下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475年，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尽管新罗应邀出兵1万来救，百济都城汉城（慰礼城）还是为高句丽所破，盖卤王亦死于战乱中。不过新罗救兵的赶到还是迫使高句丽撤军，使百济得以从容迁都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保全国脉。迁都熊津后百济需要强化与新罗的同盟关系来恢复国力，于是百济东城王在493年向新罗求婚，炤知麻立干将伊飡比智之女嫁给他，使两国关系升级为联姻关系。此后六十年间，两国关系虽然有过波折（如501年百济设栅于炭岘，以备新罗），但总体而言还是维持着同盟关系。 [73]
551年，新罗与百济联手攻打高句丽，夺取了汉江流域，其中新罗占领了汉江上游10郡，百济占领下游6郡。新罗又觊觎汉江下游，于553年夺取了百济所属的6郡，554年又在管山城打败了前来报复的百济军队，杀百济圣王。从此新罗和百济间120年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反目成仇。7世纪以后，恢复国力的百济开始向新罗反扑，此后两国战争不断，百济成为新罗的主要敌人。新罗起初尚能抵御百济，但同时也遭到高句丽的入侵，可谓腹背受敌，于是渐难招架。642年，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占领，连新罗通往中原的出海口党项城也受到百济威胁。此后，新罗积极谋求借唐朝之力来消灭敌国，化解危机。新罗不断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句丽结盟的事实，以加剧唐朝对百济的恶感。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百济与高句丽结盟是新罗捏造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新罗利用唐朝对高句丽的敌意来嫁祸百济的一种外交策略而已。 [74]
660年，唐朝发兵讨伐百济，新罗亦积极出兵配合，于黄山伐（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燕山面）与百济军决战，最终歼灭了阶伯所率的百济精锐，从而实现与唐军会师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灭亡百济。其后三年，新罗又与唐军联合镇压了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复立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新罗文武王迫于唐朝要求，在就利山与扶余隆会盟，约定新罗与百济（熊津都督府）互不侵犯。但新罗对百济故地觊觎已久，于是在670年悍然出兵侵略唐朝熊津都督府，以其地为所夫里州，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 [75]
与中原
新罗早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疏远。西晋太康年间，曾有两次辰韩朝贡的记录，据推测很可能是新罗（斯卢国）。377年和382年，新罗遣使朝贡前秦，其中第二次朝贡的使臣名叫“卫头”，国王被记录为“楼寒”（即奈勿麻立干），贡品则是美女。 [76]502年和508年，新罗遣使朝贡北魏，国号被记录为“斯罗”。521年，新罗朝贡南梁，国王被记录为“募秦”（即法兴王）。549年，南梁遣使新罗，送佛舍利。《梁书》记载，新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 [29]，准确来说是因为新罗没有西海岸的出海口所以才不能“自通使聘”，只能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来实现与中国的交往。因此，新罗遣使前秦、北魏是随同高句丽使臣，而遣使南梁则是随同百济使臣。 [77]
553年，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取汉江下游，取得了西海岸的出海口，从此得以独立遣使中原。此后，新罗两次朝贡北齐，五次朝贡南陈，其中北齐武成帝高湛于565年册封真兴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这是新罗君主首次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新罗与北朝的关系以政治联系为主，因此才能获得册封；而与南朝的关系则以文化联系为主，因此有觉德、明观、智明、圆光等人进入梁、陈求法，梁、陈也遣使新罗赠送佛舍利与经论。 [77]
隋朝统一中国后，真平王于594年遣使入隋朝贡，隋文帝册封真平王为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进入7世纪，随着高句丽、百济日益强烈的攻击，新罗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险恶，真平王打算借助中原的力量来击退高句丽，遂于608年命僧侣圆光作《乞师表》，向隋乞师。唐朝建立后，新罗于621年遣使入唐朝贡，唐高祖甚为礼遇，并派庾文素回访，624年册封真平王为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同时册封高句丽、百济两国君主）。626年，新罗、百济上书告发高句丽的南侵，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海东三国调停，高句丽被迫允诺与新罗修好。642年，因百济侵占新罗西境，新罗求助高句丽不成，转而乞师唐朝，请唐朝讨伐高句丽、百济，唐太宗提示三策，但新罗使者不得要领，因此新罗未能如愿。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命新罗出兵呼应，新罗遂出兵五万至高句丽南界，占领水口城。648年，真德女王派金春秋出使唐朝，获得唐朝厚待，金春秋留其子金文王宿卫，并携大唐衣冠归国，在新罗全面推广，从而极大密切了新罗和唐朝的关系。650年，新罗取消自建的“太和”年号，改用唐朝的“永徽”年号，并献《织锦太平颂》于唐高宗。至此，新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唐朝的诸侯国。 [75]
接着，新罗就图谋借用唐朝的力量来消灭百济、高句丽，因此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连年遣使于唐，声称百济、高句丽结为联盟，共图新罗。唐朝本来就视高句丽为眼中钉，在新罗的不断请求之下，决定先灭百济，再南北夹击，消灭高句丽。
660年，解决了西突厥问题的唐朝终于剑指海东，出兵13万讨伐百济，武烈王亦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派金庾信领兵5万与唐军夹击百济，迅速灭亡百济，其后又同唐军合力镇压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在灭亡百济后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为首的五个都督府，实施羁縻统治，令觊觎百济故地的新罗心生不满，663年，唐朝更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让新罗文武王兼任鸡林州大都督，更让新罗对唐朝产生警惕，正如金庾信所说“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脚则咬之” [78]，说明新罗已经有了与唐朝开战的觉悟。尽管如此，还有高句丽尚未平定，因而新罗并未与唐撕破脸，还于665年迫于唐朝压力与百济王子扶余隆会盟于就利山。
668年，唐灭高句丽，新罗亦派兵会师平壤，与唐军一起入城。此后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新罗便开始接纳安胜（安舜）为首的高句丽遗民，并援助他们捣乱。670年开始入侵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挑起唐罗战争，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并屡次袭击唐朝船队。674年，唐朝派刘仁轨、李谨行讨伐新罗，新罗兵败七重城（今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其北部防线被突破，翌年刘仁轨被召回，李谨行屯驻买肖城（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三战皆捷。在唐罗战争期间，文武王三次遣使入唐谢罪，此时唐朝西部因吐蕃入侵而再次吃紧，唐朝的精力转移至对付吐蕃，只好顺水推舟，收缩海东经略，撤回征讨新罗的兵力，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默认了新罗对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 [75] [90]
尽管670年到676年间，新罗和唐朝因共同利益的消失而产生过摩擦和冲突，但两国的宗藩关系并未因此中断，新罗仍奉唐正朔、入唐朝贡、受唐册封，自称“大唐新罗国”、“有唐新罗国”，并在685年在国都创建望德寺以“奉福唐室”，并立祠祭祀苏定方、薛仁贵等灭百济或高句丽的唐将，新罗末年的兴德王陵碑依然提到“帝为我灭高（句丽、百济）”，可见新罗对协助其统一海东的唐朝始终怀有感恩意识。 [79] [92]到了8世纪，唐罗关系全面升温，新罗于733年帮助唐朝讨伐渤海国，唐朝也在735年正式承认新罗对浿江以南的主权。这种朝贡-册封关系比较稳定地保持至唐亡。终唐一世，有据可查的新罗遣唐使达178次之多，频度居唐朝外藩之首，甚至唐玄宗、唐僖宗幸蜀之际，也有新罗使臣奔赴行在所——成都朝贡。即使在唐朝灭亡后，新罗也坚持不懈地向后梁、后唐朝贡，直到其灭亡前夕为止。 [80]
除了政治上的封贡关系外，新罗在经济、文化上同唐朝也往来也十分密切。许多新罗人前往唐朝贸易或发展，因此在唐朝登州、楚州、扬州等地形成了新罗侨民社区——新罗坊或新罗所。在文化上，新罗多次请唐朝赐书，最重要的途径是派遣留学生。新罗自唐贞观年间开始派遣子弟入读唐朝国学（国子监），此后两百多年间，至少有2000多名新罗人留学唐朝。9世纪以后，不少新罗留学生还参加唐朝科举考试，中宾贡进士，最杰出的代表者是崔致远。这些新罗留学生回国后往往受到重用，极大促进了新罗对唐文化的吸收。除了留学生外，还有大量留学僧入唐求法，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最有名的当属修行于九华山、被视为地藏王菩萨化身的新罗王子金乔觉，此外还有经唐朝西行印度取经、留下《往五天竺国传》的慧超。洛阳龙门石窟也有新罗人开凿的像龛。 [81]总之，新罗与唐朝持续200年以上的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不仅冠于唐代中外关系，纵观整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上也可谓是空前绝后。 [79]
与日本（倭）
新罗早期与倭的关系不详。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期大臣、发现金氏始祖金阏智的瓠公就是渡海而来的倭人，还记载了4世纪以前新罗与倭国的和战（基本上是倭国入侵新罗）。而日本方面则记载新罗王室始祖为日本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之兄稻饭命，并且仲哀天皇之妻神功皇后于公元200年亲征新罗，迫使新罗国王“波沙寐锦”向日本俯首称臣。这些记载虽然都流于传说，不足取信，但也可反映出早期新罗与倭之间的人员流动及军事冲突。 [82]
4世纪末，新罗遭到倭国侵略，高句丽好太王于400年出兵援救新罗，驱逐倭人。但当时新罗甚为弱小，仍只能屈服于倭国，所以奈勿麻立干在402年派王子未斯欣入倭为质（后被新罗义士朴堤上救出）。438年，倭王珍向南朝宋朝贡时，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此后济、兴、武三位倭王也从南朝受封此号，显示出倭国对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以宗主国自居的事实。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罗的逐渐兴起，与倭国的关系也不再居于被动地位，因此日本史书有新罗（斯罗）“不事中国（倭国）”、“不畏天皇（大和大王）”的记载。当时洛东江下游的伽倻诸部被倭国称为“任那”，视为“官家”（直辖地），新罗自6世纪以来不断蚕食伽倻，倭国无力援救，最终伽倻于562年被新罗吞并。倭国咒骂新罗“西羌小丑，逆天无状，违我恩义，破我官家”，并扣留新罗使臣，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恢复伽倻，结果失败。新罗亦不断遣使倭国，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但是到了7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倒向唐朝，与百济结盟的倭国再次疏远新罗，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651年倭国借口新罗使臣知万穿着唐朝官服而驱逐出境，甚至企图讨伐新罗。660年，百济灭亡，倭国出兵援助百济复国军，被唐军打败，其势力也彻底退出朝鲜半岛。 [82]
668年高句丽行将灭亡之际，新罗文武王派金东严出使倭国，试图恢复与倭国的关系，此举被认为是新罗要借倭国以牵制唐朝。此后至8世纪，新罗与日本（670年，倭改国号为日本）往来频繁，不仅新罗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援，日本亦希望从新罗的途径输入唐朝典章文物，以建设律令制国家，同时也通过新罗购入大量唐朝乃至西域物品，根据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买新罗物解”，日本从新罗输入的物品有香料、颜料、染料、药材、绵、丝、绢、镜、人参、松子等。进入8世纪后，唐与新罗的关系升温，新罗与日本的关系随之降温，并且新罗拒绝对日本行“蕃礼”，因此日本在737年和759年两次议论讨伐新罗，新罗国王也在742年和753年两次拒见日本使臣。两国关系在9世纪时逐渐中断。 [82]
9世纪以后，随着新罗中央集权的衰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削弱，新罗地方豪族逐渐兴起，其中不少豪族势力干起海盗的勾当（韩寇），劫掠日本，甚至夺取日本官府贡物，日本清和天皇于870年遣使奉告各大神宫与山陵，哀叹“彼新罗人、我日本朝久世时相敌来，而今入来境内，夺取调物，无惧沮之气，量其意况，兵寇之萌自此而生。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恐”，祈求神明佑助，击退韩寇，从中可知新罗入寇对当时日本所造成的冲击。 [83]
与渤海
7世纪末，渤海国兴起于白山黑水，起初也曾与新罗修好，新罗授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以“大阿餐”的官阶。但其后与渤海关系恶化，并在733年应唐朝要求出兵讨伐渤海。此后，新罗和渤海的关系并未好转，新罗于826年在浿江筑长城三百里，以防渤海南下。不过，新罗也曾于790年和812年遣使“北国”（渤海），说明其并非完全与渤海绝交。总体而言，新罗对渤海极其蔑视和敌视，在9世纪与渤海人在唐朝发生过争长事件，新罗称渤海为“粟末小蕃”、“楛矢国”、“丑虏”，从中可见一斑。 [82]
与耽罗
位于今济州岛的耽罗（乇罗）长期为百济属国，百济灭亡后，其君主徒冬音律于662年遣使称臣于新罗，新罗册封为君主为“星主”，从此成为新罗属国。
【新罗君主列表】
536年在位君主
1，法兴王，姓金，名原宗，智证王长子，朝鲜半岛新罗国第23代君主。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即位。法兴王四年(517年)四月，开始置兵部。十五年（528年），近臣异次顿从高句丽引进佛教。十九年（532年），降服金官国主金仇亥（即驾洛国，又称伽倻后改称金官)，二十三年（536年），始称年号建元元年，建元五年（540年）七月王薨，真兴王嗣位，时年八岁，未改元，由太后摄政。
2，真兴王(534年-576年) 姓金，名彡麦宗，又叫深麦夫，新罗第一位受中国王朝（北齐）册封的君主。是新罗第二十四代君主（公元540年-576年八月在位）。崇信佛教，晚年出家，法号为法云。
使用年号：建元，开国，大昌，鸿济
新罗建元十六年，改元开国，新罗开国十八年（568年）改元大昌，新罗大昌五年（572年）改元鸿济，鸿济五年（576年）八月去世，25代君主~次子真智王金舍轮沿用鸿济年号至579年（去世）。
【新罗君主列表】
（上古）
01，赫居世居世干，朴氏族，前57—4年在位
02，南解次次雄，，朴氏族，4—24年在位
03，脱解尼师今，，昔氏族，57—80年在位，传说出自倭国东北一千里之多婆那国
04，婆娑尼师今，，朴氏族，80—112年在位
05，祗摩尼师今，，朴氏族，112—134年在位
06，逸圣尼师今，，朴氏族，134—154年在位
07，阿达罗尼师今，朴氏族，154—184年在位
08，伐休尼师今，，昔氏族，184—196年在位
09，奈解尼师今，，昔氏族，196—230年在位
10，助贲尼师今，，昔氏族，230—247年在位
11，沾解尼师今，，昔氏族，247—261年在位
12，味邹尼师今，，金氏族，262—284年在位，金阏智六世孙，推测为后世新罗所称的“太祖星汉王”
13，儒礼尼师今，，昔氏族，284—298年在位
14，基临尼师今，，昔氏族，298—310年在位
15，讫解尼师今，，昔氏族，310—356年在位
16，奈勿麻立干，，金氏族，356—402年在位，中国史书记录为“楼寒”，此后王位由金氏世袭
17，实圣麻立干，，金氏族，402—417年在位
18，讷祇麻立干，，金氏族，417—458年在位，又作“讷祗”
19，慈悲麻立干，，金氏族，458—479年在位
20，照知麻立干，，金氏族，479—500年在位，又作“炤知”
（中古）
21，智证王，，金智大路，500—514年在位，名字又作“智度路”、“智哲老”、“至都卢”，初称麻立干，503年称王
22，法兴王，，金原宗，，514—540年在位，名字又作“牟即智”、“另即知”，中国史书记录为“募秦”，年号建元
新罗第一位受中国王朝（北齐）册封的君主
23，真兴王，，金彡麦宗，540—576年在位，名字又作“深麦夫” ，（沿用建元年号至551年），年号开国、(568年太昌、【572年鸿济
24，真智王，，金舍轮，，576—579年在位，名字又作“金轮”（沿用鸿济年号）
25，真平王，，金白净，，579—632年在位，年号建福（（579-583沿用鸿济年号）584年建福元年）
26，善德女王，金德曼，，632—647年在位，圣骨男尽，始以女子为王，又号“圣祖皇姑”，年号仁平
27，真德女王，金胜曼，，647—654年在位，年号太和，650年始行中国年号
（下古）
28，武烈王，，金春秋，，654—661年在位，真智王之孙，首任出身真骨的国王，庙号太宗
29，文武王，，金法敏，，661—681年在位
30，神文王，，金政明，，681—692年在位
31，孝昭王，，金理洪，，692—702年在位，名字又作“理恭”
32，圣德王，，金兴光，，702—737年在位，原名“隆基”，后避唐玄宗讳改名
33，孝成王，，金承庆，，737—742年在位
34，景德王，，金宪英，，742—765年在位
35，惠恭王，，金乾运，，765—780年在位，死后武烈王系断绝
36，宣德王，，金良相，，780—785年在位，奈勿麻立干十世孙
37，元圣王，，金敬信，，785—798年在位，奈勿麻立干十二世孙，后世金氏国王均为其后裔
38，昭圣王，，金俊邕，，799—800年在位，谥号又作“昭成王”
39，哀庄王，，金重熙，，800—809年在位，原名“清明”
40，宪德王，，金彦昇，，810—826年在位
41，兴德王，，金景徽，，827—836年在位，原名“秀宗”，名字又作“景晖”
42，僖康王，，金悌隆，，837—838年在位，名字又作“悌颙”
43，闵哀王，，金明，，，838—839年在位，谥号又作“敏哀王”
44，神武王，，金祐徵，，839
45，文圣王，，金庆膺，，839—857年在位
46，宪安王，，金谊靖，，857—861年在位，名字又作“祐靖”
47，景文王，，金膺廉，，861—875年在位，名字又作“凝”
48，宪康王，，金晸，，，875—886年在位
49，定康王，，金晃，886—887
50，真圣女王，金曼，887—897，名字又作“曼宪”、“坦”
51，孝恭王，，金峣，897—912
52，神德王，，朴景晖，912—917，阿达罗尼师今后裔
53，景明王，，朴昇英，917—924，中国史书记录为“金朴英”
54，景哀王，，朴魏膺，924—927
55，敬顺王，，金傅，927—935，中国史书记录为“金溥”，谥号又作“孝哀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