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蓼国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夏商周时期
中文名：西蓼国（己姓蓼国）
别称：飂国、廖国（文献异写）
国号：蓼国
爵位：诸侯国（夏商周时期受封）
开国君主：蓼叔安（祝融后裔，因助禹治水受封）
首都：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
主要城市：唐河县南部、湖北枣阳市北部、随州市等地
政治体制：方国（诸侯国）
国土面积：约今河南唐河县南部至湖北随州一带
存续：前11世纪—前/639/635/前622年（楚灭蓼）
相邻国家：楚国、随国、绞国等
末代君主：（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参与诸侯伐楚，前622年正式亡于楚）
补充说明：
西蓼国为祝融八姓"己姓"分支，属夏商周时期重要方国，后因楚国的扩张而灭亡。其灭亡后，部分蓼人东迁至固始县，重建东蓼国。
注：此东蓼国和周王室封姬姓建东蓼，二者族姓、起源不同，但地望重叠（均以固始为中心），且均亡于楚。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到“楚伐绞灭蓼”，但未明确具体年份。
《左传·文公五年》记载蓼国被楚公子燮所灭于公元前622年
复国说：西蓼国可能在前701年首次被楚所灭后复国，最终于前635年彻底灭亡
记载混淆：不同版本《左传》可能将东蓼（前622年灭）与西蓼（前635年灭）混记
考古佐证：唐河湖阳镇遗址显示该地区在前7世纪仍存在政治活动
【概述】
西蓼国为己姓诸侯国，位于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祝融后裔蓼叔安于西周初年受封建立。作为“汉阳诸姬”防御体系核心成员，其都城地处汉水北岸，扼守随枣走廊，战略地位重要。西蓼国在前11世纪至前22年间存续，初期与郧、随等国联合抗楚。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国扩张过程中攻灭西蓼，宗室东迁至固始县重建东蓼国，最终于前622年为楚所灭。己姓为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源但政治立场对立 。
【国号】
蓼国作为夏商周时期重要方国，其国号“蓼”源自地名与族姓结合。文献中“蓼”“飂”“廖”互通，均指该政权。核心区域位于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都城称蓼城。属祝融八姓“己姓”分支，族源可溯至颛顼帝后裔，为“汉阳诸姬”防御体系成员。
【历史脉络】
作为“汉阳诸姬”防御体系的核心成员，其兴衰历程深刻反映了周楚两大势力在南方的长期博弈。其历史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立与早期发展（前11世纪—前7世纪）。西蓼国为祝融后裔己姓诸侯国，相传由蓼叔安于夏代或西周初年受封建立，核心区域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据载，蓼叔安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受封，其后代以国为氏，形成廖（亦作蓼）姓，成为中华姓氏的重要源头之一。
进入西周后，西蓼被纳入周王朝南土防御体系，作为“汉阳诸姬”之一，扼守汉水北岸与涢水流域的战略要冲，承担抵御楚国及淮夷北侵的重要职责。同时，西蓼曾参与周昭王、周穆王南征楚地的军事行动，是维护周室南方边疆稳定的关键力量。
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的战争与灭亡（前8世纪—前701年）。
随着楚国在楚武王（前740—前690年）统治下加速扩张，楚国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并行的策略，逐步瓦解“汉阳诸姬”联盟。公元前701年，西蓼联合郧、随、绞、州等国共同伐楚，但因战略协调不力而失败，暴露出其军事上的脆弱性。战败后，楚国展开报复性征讨，西蓼因地缘孤立、实力薄弱，于同年被楚军攻灭。
第三阶段为宗室东迁与东蓼延续（前701—前622年）。
西蓼灭亡后，宗室遗族东迁至河南固始县蓼城岗一带，重建政权，史称“东蓼”。东蓼虽承袭原有文化传统，但国力更弱，依赖晋、齐等大国支持以图存续。最终于公元前622年，楚穆王派公子燮率军灭东蓼，彻底终结了蓼国血脉，“汉阳诸姬”防御体系也随之瓦解。
【政治】
政治解析
西蓼国是周王朝分封体系下的一个诸侯国，属己姓诸侯，为祝融八姓的分支之一。尽管其族源独立，但通过周王室的正式分封获得政治合法性，成为周代诸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西蓼国需履行朝贡、戍边及随王出征等义务，同时在封地内享有设置官吏、再行分封的自治权利，体现了周代“封邦建国”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
在周王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结构中，西蓼国位居诸侯层级，国君须定期朝觐周天子，以示臣属。国内治理可能沿用世卿世禄制度，政权由宗室贵族世代垄断，体现出典型的宗法政治特征。
地缘上，西蓼国位于汉水北岸、涢水流域，即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一带，扼守随枣走廊要冲，是周王朝贯通南方铜矿资源的“青铜战略通道”关键节点。
其战略地位突出，与郧国、随国、绞国、州国共同构成“汉阳诸姬”防御联盟，协同抵御楚国北扩，肩负南土安全的重要使命。 西蓼国积极参与周昭王、穆王时期的南征行动，承担军事戍守职责。
考古发现如王子山遗址的青铜器窖藏，可能涉及兵器铸造，反映出其具备一定的军事生产能力与防御实力。 然而，随着平王东迁，周王室权威衰落，对南方诸侯的支援能力大幅削弱，西蓼国逐渐陷入孤立。
楚国自楚武王时期（前740—前690年）起加速扩张，采取军事打击与外交分化并举策略，逐步瓦解“汉阳诸姬”联盟。公元前701年，西蓼国联合郧、随、绞、州等国伐楚失败，暴露出其军事脆弱性。此后楚国展开报复性征伐，西蓼因地缘孤立、缺乏外援，最终在楚国强势推进中灭亡，成为春秋初期列国兼并浪潮中的牺牲者。
【社会】
西蓼国整个社会呈金字塔式权力架构，由上至下分为诸侯、卿大夫与士、平民与奴隶三个主要阶层，各阶层职责明确，权力与义务层层递进，形成了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秩序。
位于权力顶端的是国君，即西蓼国的诸侯，为己姓宗室，相传为蓼叔安后裔，受周天子册封，享有对封地的世袭统治权。
国君不仅负责国内政事，如设置官吏、组建武装、征收赋税和徭役，还需履行对周王室的义务，包括定期朝觐、缴纳贡品以及参与戍边或军事行动。这一双重身份使其既是地方最高统治者，也是周王朝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层由卿大夫与士构成。卿大夫多出自宗室支系或功勋家族，实行世卿世禄制度，职位世代承袭，掌握行政与军事实权，负责具体的地方治理事务，如征税、征兵及主持祭祀等礼仪活动。
士则为最低层级的贵族，通常担任基层官吏或武士，虽地位较低，但仍享有少量封地和一定的社会特权，是连接贵族与平民的重要纽带。
社会底层由平民与奴隶组成。平民主要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承担赋税与兵役义务，是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
奴隶则多来源于战争俘虏或犯罪之人，隶属于国君或贵族，从事繁重劳役，甚至在祭祀活动中被用作人牲，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森严与人身依附关系的普遍存在。
西蓼国的统治维系还依赖于严密的宗法制度。君位继承严格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确保权力在宗族内部平稳传递。
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其余庶子则分封为卿大夫或士，形成层级分明的宗族网络。宗族不仅是政治单位，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通过祭祀、婚丧等礼仪强化血缘认同。贵族常与其他诸侯国联姻，构建跨地域的政治联盟，增强自身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作为“汉阳诸姬”之一，西蓼国肩负抵御楚国北扩的战略任务，军事贵族地位显赫，长期参与周王室南征，如周昭王伐楚之战。其封地以都城（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为中心，实行分层管理：
1.核心区由国君直接掌控，驻有常备军；边缘区域则由卿大夫分封治理，负责征调兵员与物资，形成有效的地域控制体系。
经济上，西蓼国实行井田制，土地名义上归周天子所有，实际由国君分配使用。公田由平民集体耕种，产出归贵族所有；私田由农户自营，需上缴部分收成。
手工业亦由贵族垄断，青铜器窖藏的发现表明技术传承局限于特定家族，阶级流动性极低，社会结构高度固化。
【军事】
一、战略位置与防御体系
西蓼国位于汉水北岸，地处涢水流域，即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一带。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扼守随枣走廊这一南北交通要道，是周王朝“青铜战略大通道”上的关键节点。
该通道不仅是连接中原与南方的重要军事通道，更是铜矿资源运输的生命线。西蓼国所在区域铜矿资源丰富，承担着保障周王室青铜原料供应的重要使命，直接关系到礼器铸造与兵器生产，因而成为周代礼制与军事体系中的核心支撑区域。
作为“汉阳诸姬”诸侯国中最前沿的成员之一，西蓼国与郧国、随国、绞国、州国等相邻，共同构建起周王朝在南方的第一道战略防御梯队。这一体系旨在抵御来自楚国及淮夷势力的扩张威胁，维护周王室在江汉流域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西蓼国因此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前沿地带，肩负着边防警戒、情报传递和协同作战的多重职责。
二、军事职能与战争参与
西蓼国不仅是资源供给地，也积极参与周王室主导的南方军事行动。在周昭王与周穆王南征楚地的过程中，西蓼国出兵助战，成为维护周王朝南方边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军事参与不仅体现为兵力支持，更反映出其在区域联盟中的战略地位。
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西蓼国的军事能力。在王子山遗址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窖藏，部分器物形制与兵器制造密切相关，暗示其具备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虽然尚未发现大规模兵工厂遗迹，但这些发现表明西蓼国可能拥有自主铸造兵器的能力，为其军事自卫提供了物质基础。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在位期间，西蓼国联合郧、随、绞、州等国组成五国联军，意图遏制楚国扩张。然而由于各国协调不力，内部矛盾突出，加之楚军采取灵活战术，在蒲骚设伏并成功击溃联军。
三、灭亡的军事因素
西蓼国的覆灭，根本原因在于楚国持续而系统的扩张战略。从楚武王时期（公元前740—前690年）开始，楚国采取“先结盟、后吞并”的策略，逐步瓦解“汉阳诸姬”联盟。西蓼国因地缘孤立，缺乏纵深回旋空间，且长期依赖周王室与邻国支援，一旦外部支持断裂，便难以独立抗衡强楚。
楚军善于利用汉水流域复杂的水网地形，实施水路奇袭与诱敌深入的战术，多次以少胜多。西蓼国作为小型诸侯国，军队规模有限，战略机动性弱，难以应对楚军的快速打击。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中央权威丧失，无法再提供军事庇护与资源调配，西蓼国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被楚国兼并。
【疆域】
疆域解析
西蓼国是西周至春秋早期存在于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型诸侯国，属于“汉阳诸姬”之一，为己姓诸侯国。其地理位置扼守中原通往江汉平原的战略要道，在周代政治与军事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西蓼国的都城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境内现存的蓼城岗遗址（位于湖阳镇东北）经考证为西蓼国都城所在地，印证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
都城选址极具战略眼光，依山傍水，东部依托桐柏山余脉——蓼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西部则面向广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利于农耕与交通往来。这一地理优势不仅保障了都城的安全，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汉水以北的重要据点。
西蓼国的核心辖区主要包括今河南省唐河县南部地区，以湖阳镇为中心，涵盖周边多个村落，构成其统治的核心地带。同时，其势力范围延伸至湖北省枣阳市北部，与唐河县接壤区域形成跨省分布格局。向东，其影响进一步扩展至河南桐柏县与湖北随州市交界地带，构建起汉水北岸的防御纵深，强化了对随枣走廊的控制力。
地缘关系上，西蓼国地处多国交汇之处，邻接楚国、随国与绞国。其中，南方的楚国逐渐崛起，成为西蓼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东部的随国作为“汉阳诸姬”的领袖国家，与西蓼国共同承担起抵御外敌、维护周室南疆稳定的职责；西部的绞国则位于汉水中游，与西蓼国隔水相望，关系复杂，既有交流也有竞争。
其战略价值尤为突出。它所处的随枣走廊，是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交通命脉，更是周王室实施“青铜战略大通道”的关键节点。通过这一通道，来自南方铜绿山等地的铜矿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保障了周王朝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原料供应。西蓼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守护者角色。
由于国土狭小、实力有限，西蓼国难以抗衡强邻扩张。公元前701年，即楚武王四十年，西蓼国被日益强大的楚国所灭。其原有疆域随后逐步并入楚国版图。
【经济】
经济解析
“汉阳诸姬”之一的西蓼，经济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
土地制度方面，西蓼国实行井田制，土地归属周天子，由国君受封后进行具体划分。土地以“井”字形布局分为九区，中间一区为公田，由庶民集体耕种，收成全部归贵族所有；周围八块为私田，分配给农户自营，但需将部分产出作为贡赋上缴。这一制度既保障了贵族阶层的经济来源，也确立了庶民的基本生产秩序。
庶民承担双重经济义务：须参与公田劳作，还需从私田收获中按比例缴纳赋税，形成“助耕公田、贡出私田”的复合赋税体系。
西蓼国还需定期向周王室进献青铜器、粮食等物资，履行“藩屏周”的政治与经济责任，进一步强化了其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
产业结构上，西蓼国以农业为核心经济支柱。《诗经·周颂·噫嘻》中有载，主要种植黍、稷、麦、稻等作物，得益于汉水流域冲积平原的肥沃土壤和充足水源，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当时普遍采用集体协作的耕作方式，文献记载“千耦其耘”，反映出大规模开垦与协同劳作的场景，显示出较强的组织化生产能力。
尽管农业技术尚处早期阶段，但通过人力投入与土地开发，维持了基本的经济运转。
手工业方面，西蓼国具备一定发展水平，尤以青铜器制造较为突出。
考古发现（2011年发掘）王子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残片，表明其可能参与周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装备制造。同时，礼制用器如鼎、镜等青铜礼器的存在，体现了西蓼国对周代礼乐制度的遵循，也反映出其经济活动与政治等级制度的深度融合。
陶瓷烧制、车辆制造等其他手工业亦有萌芽，但受限于国力与资源，整体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独立产业体系。
【文化】
姓氏传承方面，西蓼国为己姓诸侯国，属上古祝融八姓之一，源自颛顼帝后裔。
据载，祝融吴回之子陆终的后人惠连（即叔安），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飂（后作“蓼”），建立西蓼国，其地约在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一带。此后，子孙以国为氏，形成廖姓，尊叔安为廖氏始祖。“飂”“蓼”“廖”三字古音相通，逐渐演变为今日广泛使用的“廖”姓，成为中华民族重要姓氏之一。
关于廖姓起源，学界存在己姓、姬姓、偃姓三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出自己姓，即颛顼—祝融—叔安一脉；
另有姬姓说，指周文王之子伯廖之后；以及偃姓说，认为源于皋陶后裔所建之蓼国。
己姓说史料支撑最为充分，广为宗亲与史家所接受。 西蓼国重视祖先崇拜，形成了以地理空间为载体的历史记忆体系。其都城依偎蓼山，境内有蓼阳河、蓼阴河流经，山水相依，被视为廖氏发祥圣地。后人为纪念叔安，在蓼山修建蓼王庙，现称“古蓼国国王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成为全球廖姓宗亲寻根祭祖的重要场所。
公元前701年，西蓼国被楚国所灭，宗室东迁至固始、安丰等地，建立东蓼国。今固始县蓼城岗遗址尚存古城墙、墓葬群等遗迹，见证着这一支族裔的延续与迁徙历程。
族群结构看，西蓼国属于祝融部落系统，与邾国（曹姓）、郐国（妘姓）、楚国（芈姓）等同出祝融八姓，体现早期华夏族群的多元融合。虽地处周文化圈，被称为“汉阳诸姬”成员，但其族源实属祝融集团。
【后裔去向】
公元前701年，西蓼国被楚国所灭，宗室成员为保全血脉，举族东迁至今河南固始县、霍邱县一带，并在固始县蓼城岗遗址重建政权，史称“东蓼”。东蓼国承袭了西蓼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努力维系宗族秩序，但最终于公元前622年再度被楚国吞并，未能逃脱覆亡命运。
尽管国家不存，西蓼后裔通过姓氏传承延续宗族记忆。公族以国为氏，初称“蓼”氏，后因音近字变，逐渐演变为“廖”氏。
据文献记载，“飂氏传至三十六世伯高时，去风加广，遂成‘廖’姓”，标志着姓氏形态的正式定型。廖姓后裔广泛分布于河南固始、唐河以及湖北随州、枣阳等地，其中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建有“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成为全球廖氏宗亲寻根祭祖的重要圣地。
西蓼国属祝融八姓中的己姓族群，与邾（曹姓）、郐（妘姓）、楚（芈姓）等同源共祖，在迁徙过程中虽与其他族群融合，但仍保持对廖姓的强烈认同。
地名遗存亦见证其历史印记：唐河境内的蓼山、蓼阳河，以及固始的蓼城岗遗址，均承载着后裔对故国的深切记忆。
1.廖叔安：廖姓始祖与西蓼国开国君主，颛顼后裔：廖叔安为黄帝-昌意-颛顼 lineage 的己姓分支，颛顼帝后裔，治水功臣：夏朝时期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飂（蓼）国（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后世尊为“蓼王”
2.董父：叔安后裔与豢龙氏，，董父为廖叔安后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被帝舜赐名“豢龙氏”
【出土文物】
1.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2005年3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始县高墩子村开展首次系统性考古发掘，发现一处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西周时期大型遗址，出土青铜鼎、铜镜及兵器残片等遗物，初步推测与西蓼国存在关联。
主要发现包括： 大型夯土基址：东西长64米，南北宽62米，高2米，中部为房基结构，周边发现护城壕遗迹；
青铜器窖藏：出土鼎、镜等礼器及兵器，佐证西蓼国作为“汉阳诸姬”之一所具备的政治地位与军事功能。
2.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2014年： 河南固始县蓼城岗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为西蓼国东迁后形成的东蓼国都城所在地，虽具重要历史价值，但官方公布信息中未明确提及西蓼国遗存的具体考古发现。
相关推断： 西蓼国于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被楚所灭，其文化遗存可能延续至春秋早期，但目前公开资料尚未记载该时期明确的发掘时间与出土文物。
【史料记载】
一、《左传》
1. 《左传·桓公十一年》： 原文：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 关联：明确提及“蓼国”参与诸侯联军伐楚的军事行动，印证西蓼国作为“汉阳诸姬”之一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原文：昔有飂叔安。 杜预注：飂，国名，叔安，君名。 关联：最早记载“飂（廖）叔安”为古国君主，是廖姓起源的核心文献依据。
二、《风俗通》 记载：古有廖叔安，《左传》作“飂叔安”，“廖”氏盖其后也。
关联：补充说明廖叔安为古国之君，明确“廖”姓源于“飂”国，佐证姓氏传承脉络。
三、《广韵》
记载：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后。 关联：提出另一支廖姓源自周文王之子伯廖，虽为次要源流，但主流仍以廖叔安为得姓始祖。
四、《潜夫论》
记载：皋陶庭坚之后，封于蓼（今河南固始县），子孙以国为氏。 关联：所述为偃姓蓼国（即东蓼），与己姓西蓼形成对照，体现蓼国族群与姓氏的多元来源。
五、其他文献
1. 《姓氏考略》：记载廖叔安为颛顼后裔，属己姓，进一步厘清其族源脉络。
2. 《路史·国名纪》：明确指出“飂”为己姓之国，即“廖”国，与《左传》记载相互印证。
3. 地方志与族谱：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廖氏族谱》载：“廖叔安为夏朝宗室，因治水有功受封，以国为氏。” 固始县蓼城岗遗址相关记载亦可佐证东蓼国的历史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