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
【基本信息】
01. 所处时代：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约前786年—前7世纪）
02. 中文名：杨国（姬姓）
03. 别称：古杨国、杨侯国
04. 国号：杨（以杨树为图腾）
05. 爵位：侯爵（“侯”为边地军事戍守之职）
06. 开国君主：尚父（周宣王少子，一说为周宣王曾孙）
07. 首都：今山西洪洞县永凝堡一带
08. 主要城市：临汾、浮山（晋南地区）
09. 政治体制：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国，效忠周王室
10. 国土面积：约今山西洪洞、临汾、浮山一带
11. 存续：约前786年受封，春秋初期（前7世纪）被晋国兼并
12. 相邻国家：晋国（主要邻国）、猃狁（北方游牧民族）
13. 末代君主：失载（一说为晋献公所灭，末代杨侯未见于史）
【概述】
杨国于公元前786年由周宣公之子尚父受封建立，其都城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范村以东的古杨城遗址，核心统治区域涵盖临汾、浮山等地。是西周在北方边疆设立的重要封国，杨国不仅具有侯爵地位，更肩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职能，主要任务是抵御来自北方的猃狁部族（匈奴的前身）南下侵扰，维护周王朝北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凭借其战略地理位置和宗室血统，杨国在西周晚期的政治与军事格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春秋初期晋国的崛起，晋献公推行积极的兼并扩张政策，地处晋南要地的杨国最终在公元前7世纪初被晋国吞并，结束了约百余年的立国历史。
亡国之后，部分遗民为纪念故国，以“杨”为氏，成为后世杨姓的重要起源之一。晋献公将原杨国土地赐予其弟伯侨（晋武公次子），伯侨之孙羊舌突受封于羊舌邑，遂以封地为氏，形成羊舌氏家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复以“杨”为姓，史称“羊舌后杨”。
【国号】
“杨”，可从文字构成、地理特征与文化象征三个方面解析。首先，“杨”字由“木”与“昜”组成，“木”代表杨树，“昜”通“阳”，象征日出东方，寓意光明与权威，契合周人崇尚礼制与文治的精神追求。同时，“杨”与“扬”古音相通，蕴含“发扬光大”之义，寄托了对国家昌盛的美好期许。
杨国位于今山西洪洞一带，当地杨树繁茂，耐旱速生，既是重要经济资源，也逐渐成为地域象征。考古发现提示可能存在“杨树—太阳—鳄鱼”复合图腾，体现自然生态与原始信仰的融合。
国号承袭原有地名，体现历史延续性。周宣王封其子尚父于杨地，建立姬姓杨国，既为抵御北方猃狁侵扰，亦具巩固边疆、安抚地方的政治意义。沿用旧称有助于凝聚民心，彰显周人“兴灭国、继绝世”的分封理念与文化包容精神。
《说文解字》与金文互证，《说文》释"杨"为"木名，从木昜声"，
《广雅·释训》"杨，扬也"，以声训法解释"杨"与"扬"的同源关系。
《诗经·小雅·鹿鸣》毛传"杨木也"，将"杨"与植物属性绑定。
《诗经·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以杨树作为聚落标志，暗示地名与植被的关联。
【历史脉络】
一、建国背景与早期发展（前786年之前）
早在商代至西周中期，今山西洪洞一带存在一个姞姓，又称“姑姓”的方国~杨国。该国为当地姜戎部族的一支，以杨树为图腾。
注：《左传·宣公三年》提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
考古发现为这一古国提供了有力佐证：1993年，在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63号墓中出土了“杨姞壶”，其铭文“杨姞作羞醴壶”表明墓主为晋穆侯夫人杨姞，印证了姞姓杨国与晋国之间存在联姻关系，显示出其在区域政治中的一定地位。
由于西周中期北方猃狁（匈奴的前身）频繁南侵，姞姓杨国在战乱中逐渐衰亡。 为巩固北方边防，周宣王于公元前786年封其子尚父（又作长父）于杨地，重建姬姓杨国。这是周王室应对游牧民族威胁的重要战略布局。《卌二年逑鼎》铭文“余肇建长父侯于杨”明确记载了此次分封，标志着姬姓杨国的正式建立。
二、姬姓杨国的政治与军事职能（前786年—前7世纪）
姬姓杨国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范村东部的古杨城遗址，地处晋南盆地通往北方草原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显著。作为周王室设在北方的军事前哨，杨国肩负着抵御猃狁入侵、屏障中原的重任。
杨国需向周天子纳贡、出兵助战，并遵循周礼制度，体现其对中央政权的依附与忠诚。
经济方面，杨国依托晋南肥沃的土地发展旱作农业，主要种植粟、黍等作物，铭文中提及的“羞醴”说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酿酒业。
出土的杨姞壶等精美青铜器反映出其具备相当水平的手工业，尤其是铸铜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准。
三、灭亡与后续影响（晋献公在位期间（前676—前651年））
春秋时期，晋国开始大规模扩张。晋献公在位期间推行“灭国拓疆”政策，先后吞并周边多个小国。姬姓杨国因地处晋南核心区域，最终于公元前7世纪被晋国所灭，其土地并入晋国版图。杨国虽亡，但其地名与姓氏得以延续，成为后世杨姓的重要起源之一。
【政治】
一、政治体制与等级制度
杨国是西周晚期由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属于“授民授疆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周代分封制度下的典型诸侯国，杨国需向周天子履行纳贡、戍边和定期朝觐等义务，体现其对中央王权的政治从属关系。
杨国爵位为“侯”，位列周代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中的第二等，通常授予地处边疆、承担军事防御重任的诸侯，显示出其在周王朝北部边防中的战略地位。 杨国实行世袭君主制，由开国君主尚父及其后裔世代承袭侯位，形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贵族统治集团。
据四十二年逑鼎铭文记载：“余肇建长父侯于杨”，表明周宣王正式册封尚父为杨侯，赋予其统治合法性，也反映出周王室对边疆诸侯的直接任命与控制机制。
二、战略职能与军事体系
杨国位于晋南盆地北缘，即今山西洪洞一带，地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是抵御猃狁（匈奴前身）南侵的重要前沿屏障。周宣王将其设为军事据点，意在构建稳固的北部防线。铭文“余令汝奠长父”显示，周王不仅派遣尚父镇守此地，还通过大臣“逑”予以辅佐，体现出中央对杨国军事部署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杨国与邻近强国晋国存在密切的政治联姻关系。如晋穆侯夫人“杨姞”即出自杨国宗室，说明两国通过婚姻结成军事同盟，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也反映了小国依附大国以求生存的政治现实。
三、灭亡与政治遗产
春秋初期，晋献公推行扩张政策，陆续吞并周边小国。因地理位置关键且国力较弱，杨国成为晋国首个兼并目标。
灭国后，晋献公将杨地赐予其弟伯侨（晋武公次子），伯侨后裔发展为晋国显赫的“羊舌氏”家族，成功融入晋国贵族体系。 尽管杨国政治实体消亡，但其文化影响持续延续。
遗民以国名为姓，形成“杨”姓的重要源头之一，彰显了古代以国为氏的传统与身份认同。同时，羊舌氏在晋国政坛逐渐崛起，代表人物如羊舌肸（叔向）曾任晋国太傅，位高权重，进一步印证杨地长期具有的战略价值与政治影响力。
四、政治争议与未解之谜
关于杨国开国君主尚父的身份，学界尚存争议：主流观点依据青铜器铭文认为其为周宣王庶子；另有部分族谱称其为周宣王曾孙，但缺乏先秦文献佐证，可信度较低。
羊舌氏虽继承杨地封邑，却以“羊舌”为氏，而非沿用“杨”姓，反映出晋国对被征服地区实施的文化整合与政治重构策略。
【社会】
一、统治阶层：姬姓贵族主导的等级体系
杨国为西周时期由周宣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开国君主尚父为其庶子，其后裔世代承袭杨侯之位，形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等级分明的贵族统治集团。
杨侯不仅享有封地内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还需履行对周王室的义务，包括定期朝觐、缴纳贡赋，并承担戍边御敌的职责，尤其在抵御北方猃狁（匈奴前身）侵扰中发挥重要作用。
杨国内部，实行典型的分封制度。卿大夫多由尚父家族的庶出子弟或有功之臣担任，受封土地与属民，协助国君治理地方。士阶层则属于低级贵族或职业武士，负责基层行政事务或军事作战。
据《四十二年逑鼎》铭文记载，“逑”可能即为杨国的一位卿大夫或士，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整个统治阶层深受周代宗法制影响，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政权稳定传承。
通过联姻强化政治联盟，如晋穆侯夫人“杨姞”很可能出自杨国宗室，体现了贵族间以婚姻维系权力网络的策略。
二、被统治阶层：国人与野人的经济分工
杨国的社会底层主要由国人、野人和少量奴隶构成。国人居住于都城及近郊区域，是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基础力量。他们虽非贵族，但享有一定的参政权利，并需服兵役，参与国家防卫。
经济上，国人多从事手工业、商业或为贵族服务，例如精美青铜器“杨姞壶”的铸造，便离不开专业工匠的参与，这些工匠极有可能来自国人阶层。
野人则分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主要从事粟、黍等旱作农业生产，是国家粮食供给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需向贵族缴纳田赋并服劳役，生活负担较重。
据《周礼》所载“籍田制”，可能也在杨国推行，体现国家对农业资源的组织与控制。
社会最底层为奴隶群体，来源多为战争俘虏或罪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尽管目前杨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尚未明确提及奴隶，但结合西周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度，推测杨国亦存在少量奴隶。
三、政治制度：分封与宗法结合的治理模式
杨国的政治体制植根于周代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作为周王室授权的地方政权，杨侯须履行镇守疆土、随从作战、纳贡朝觐三大义务，体现中央与地方的等级隶属关系。
杨侯可能将部分土地再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层级治理结构。如《左传》记载晋献公灭杨后封弟伯侨于其地，说明该地区长期延续分封传统。
宗法制在权力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嫡长子继承制保障了统治权的平稳交接，使尚父家族得以延续数代，直至春秋初期被晋国所灭。宗族关系不仅维系内部团结，也通过跨国联姻构建外部联盟，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
四、经济与军事：边疆诸侯的生存策略
杨国地处山西洪洞，依托晋南盆地肥沃土地发展旱作农业，种植粟、黍为主，铭文中“羞醴”（甜酒）的记载表明酿酒等副业已具规模。
青铜器制作技术精湛，如杨姞壶等器物显示其拥有专业铸铜作坊，可能得到周王室技术支持。
杨国肩负防御猃狁的重要使命。其地理位置扼守晋南通往草原的通道，具有战略屏障功能。
军事上或设有常备武装，虽规模有限，但仍能在周王室统筹下发挥协防作用，体现小国在大国格局中的生存智慧。
【军事】
面对北方猃狁（匈奴前身）频繁南下侵扰的严峻形势，周王室亟需强化边疆防御体系。为应对这一威胁，周宣王于公元前786年将其子尚父（亦称长父）封于杨地，即今山西洪洞一带，建立杨国，并赋予其“侯”爵地位。这一分封不仅体现了对宗室子弟的信任，更凸显了杨国作为外服诸侯所承担的军事戍守职责。
青铜器《四十二年逑鼎》铭文明确记载“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印证了此次分封的政治与军事意图。 在周代五等爵制中，“侯”多授予地处边疆、肩负防卫重任的诸侯，与鲁、卫等内服“公”爵诸侯不同，杨国的核心使命在于“藩屏周室”，直接抵御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其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位于晋南盆地通往北方的重要通道，扼守中原与游牧区之间的交通要道，是周王朝北方防线的关键支点。
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杨国的存在与作用，山西洪洞出土的杨姞壶铭文“杨姞作羞醴壶”以及晋侯墓地M63中晋穆侯夫人杨姞的身份，表明杨国贵族与晋国早期已有密切联姻关系，反映出其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杨国是前沿军事据点，修筑城郭、部署兵力，具备完整的防御设施。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和工事遗迹，证实其为典型的军事型封国。据《四十二年逑鼎》铭文记载，大臣逑曾辅佐尚父治理军队，参与对猃狁的作战行动，并在井阿、唇厩等地取得战果，俘获敌方人员、兵器、车马等战利品，显示出杨国在边防战争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这些胜利也赢得了周王室的认可与赏赐，彰显其军事贡献。
随着春秋初期晋国的崛起，杨国的命运发生转折。晋献公推行强势扩张政策，将周边小国逐一兼并。因地处晋南要冲且国力较弱，杨国成为晋国吞并的首个目标。
灭亡后，晋献公将杨地赐予其弟伯侨，伯侨后裔发展为晋国显赫的羊舌氏家族，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政治整合。杨国虽亡，但其战略遗产得以延续——周王室由此丧失北方重要屏障，边疆压力骤增；而杨国遗民以国为姓。
【战争】
杨国主要经历了两场战争：
一是与北方猃狁的边疆防御战，二是被晋国吞并的灭亡之战。这两场战争不仅反映了杨国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其在周代王朝兴衰与列国争霸中的历史角色。
一、与猃狁的边疆防御战（公元前8世纪）
1. 战争背景
西周晚期，北方游牧民族猃狁（被认为是匈奴的早期前身）频繁南下侵扰，对周王室的西北边境构成严重威胁。猃狁骑兵机动性强，常以突袭方式劫掠边邑，破坏农业生产，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根基。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周宣王推行“中兴”政策，强化边防体系，积极分封宗室子弟于战略要地，构筑军事屏障。 在此背景下，公元前786年，周宣王将其子尚父（亦称长父）封于杨地，建立姬姓杨国。杨地位于今陕西宝鸡西北与甘肃天水交界的汧水谷地，地处周都镐京西面门户，是抵御猃狁南下的前沿阵地。此举不仅是宗室分封的延续，更是周王室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旨在通过亲族诸侯镇守要冲，巩固西部防线。
2. 战争过程
这场边疆防御战的历史细节主要来自青铜器《四十二年逑鼎》的铭文记载。铭文明确记录：“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汝奠长父……汝克奠于厥师。汝唯克刑乃先祖考，兵顾严狁，出，或捷于井阿，于唇厩，汝不敦戎。” 这段文字表明，周宣王亲自下令设立杨国，并派遣重臣逑辅佐尚父，统率军队驻守边疆，抗击猃狁。 在实际作战中，逑率领杨国军队主动出击，追击猃狁至井阿、唇厩等地区，取得显著战果。铭文中还提到“执讯，获馘，俘器、车马”，说明杨军不仅俘虏敌方人员、斩获首级，还缴获大量兵器、战车与战马，显示出高度的组织性与战斗力。此役胜利后，周王对有功将士予以赏赐，进一步激励了边疆将士的忠诚与士气。
3. 战略意义
杨国的建立与此次对猃狁的军事胜利，是“宣王中兴”时期边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周王室在西北方向的军事前哨，杨国有效遏制了猃狁的南侵势头，延缓了外族对中原核心区域的渗透，为西周后期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这一战役体现了周王室“以藩屏周”的治国理念——通过分封宗亲诸侯，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借助地方力量维护中央安全。杨国的存在，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实践，展现了西周晚期在面临内外压力时的政治智慧与军事应对能力。
二、与晋国的灭亡之战（公元前7世纪）
1. 战争背景
春秋初期，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崛起，兼并战争频发。晋国在晋献公的统治下推行强力扩张政策，实施“灭国二十，启土千里”的战略，意图统一晋南地区，打通南下中原的通道。 杨国此时位于今山西洪洞一带，地处汾河流域要冲，控制着晋国通往黄河以南的战略走廊，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尽管杨国为姬姓同宗之国，但在强权政治面前，血缘关系已无法阻挡晋国的扩张野心。杨国因国力弱小、缺乏外援，成为晋献公“剪除周边小国”计划中的首要目标之一。
2. 战争过程
晋献公善于运用谋略，此前已通过“假道伐虢”之计，借道虞国攻灭虢国，并在回师途中顺势灭虞，展示了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与军事谋略。对于杨国，虽无详细战役记载，但从历史脉络推断，晋国很可能采取类似手段，利用外交麻痹或军事突袭的方式迅速完成吞并。 据史料记载，杨国灭亡时间应在晋献公在位期间（公元前676年—前651年），具体可能在公元前660年前后。由于杨国地处晋南腹地，且无险可守，面对强大的晋军几乎无力抵抗，最终被彻底征服。
3. 战争结果
杨国灭亡后，晋献公将杨地封予其弟伯侨（晋武公次子），伯侨及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发展为著名的“羊舌氏”家族，后来涌现出如羊舌肸（叔向）等著名政治人物，继续在晋国政坛发挥影响力。 更为深远的是，杨国遗民为纪念故国，纷纷以国名为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杨姓起源之一。如今遍布海内外的杨姓族群中，相当一部分追溯祖先至姬姓杨国，使这段历史在文化传承中得以延续。
三、其他相关战争背景
1. 晋楚争霸的间接影响
春秋中期，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主导中原政局。晋国通过不断兼并周边小国，包括杨国、虞国、虢国等，迅速增强国力，为其日后在城濮之战、邲之战等重大战役中与楚国抗衡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国的覆灭，标志着晋国完全掌控晋南交通要道，打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通道，使其能够在诸侯争霸中占据主动地位。可以说，杨国的消失虽未直接见于大型会战记载，却是晋国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秦晋关系的复杂背景
晋献公时期，秦晋关系处于合作与竞争交织的状态。两国曾联合出兵围攻郑国（如烛之武退秦师事件），显示出一定的同盟色彩。然而，这种联盟并不稳固，且主要集中在西部边境事务上，未涉及对杨国的军事行动。 杨国的灭亡纯属晋国内部整合行为，发生在秦晋尚未全面冲突之前。但随着晋国实力增强，未来秦晋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演变为春秋后期的多次大规模战争。从这个角度看，杨国的命运也折射出更大范围地缘格局的变化趋势。
【疆域】
传世史料对杨国的记述较为简略，但结合金文资料与现代考古成果，仍可对其地理格局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核心统治区：以山西洪洞为中心
杨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洪洞县一带，是其政治与文化中心。这一判断得到了多重证据支持。首先，
《四十二年逑鼎》铭文明确记载，周宣王在位第四十二年册封尚父于“杨”地，建立杨国，其地理位置即今洪洞县境内，为杨国立国提供了直接的文字依据。
《左传》与《史记》虽未详述杨国疆域，但提及晋国灭杨后将其地赐予晋大夫伯侨，其后裔发展为著名的羊舌氏，而羊舌氏家族活动区域正位于晋南地区，进一步印证了杨国地处洪洞的历史事实。
1995年在洪洞县晋侯墓地M63出土的“杨姞壶”，其铭文“杨姞作羞醴壶”表明杨国贵族与晋国存在联姻关系，从侧面证实了杨国在该区域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洪洞县范村以东发现的周代城址——古杨城遗址，规模宏大，具备诸侯都城特征，成为杨国核心统治区的重要实物佐证。
二、势力范围与战略地位
杨国虽为中小诸侯国，但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其控制范围大致涵盖今洪洞、临汾、浮山等晋南盆地边缘地带，依托汾河流域形成以都城为核心的区域治理体系。该地区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的重要通道。杨国北接戎狄聚居区，长期面临北方游牧势力的压力，边疆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性质：
南连华夏诸国，便于参与中原政治文化交流。
北界与猃狁等部族接壤，边界模糊，多为军事缓冲地带。
南界与晋国相邻。
在晋献公大规模扩张之前，两国可能以自然地形如山脉、河流为界；西界或延伸至霍州一带，与霍国毗邻，构成晋南诸侯间的复杂互动网络。
三、疆域特点与学术争议
杨国属中等偏小规模的诸侯国，核心区面积约数百平方公里，人口约在万人左右，实行以都城为中心、辐射周边卫星城邑的治理模式，实际控制力有限。
由于先秦文献记载稀缺，关于杨国的具体疆域仍存在一定争议。例如，“三封杨侯”之说提出山西洪洞与河南鹤壁可能存在同名封国，但主流学界基于地理、铭文与历史脉络分析，普遍支持杨国位于山西南部的观点。
【经济】
一、农业基础：晋南盆地的自然优势
杨国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地处晋南盆地，地理条件优越，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为旱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该地区属于黄土高原气候带，适宜耐旱作物生长。主要种植粟、黍等传统谷物，充分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保障了基本粮食供应。
农业是杨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支撑着人口的生存需求，也为政权的稳定运行奠定了物质基础。青铜器铭文中多次出现“羞醴”一词，意为甜酒，表明当时已存在酿酒活动。而酿酒以粮食为原料，间接反映出农业生产已具备一定规模和剩余能力，能够支持非主食类加工产业的发展。
二、手工业发展：青铜器制造与酿酒业兴起
杨国在文化与技术上承袭周王室传统，可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考古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有力证据~1993年在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的“杨姞壶”，其铭文明确记载“杨姞作羞醴壶”，说明杨国贵族不仅拥有精美的礼器，也具备独立制作青铜器的能力，暗示当地可能存在专业化的铸铜作坊。
酿酒业也在杨国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羞醴”不仅是祭祀和礼仪场合的重要用品，也可能用于贵族日常生活。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手工业产品，酒类既可用于内部消费，也可能作为贡品或交换商品，在区域交流中发挥经济功能。
三、商业活动与贡赋制度
地处晋南要冲，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的重要通道，具备开展区域间贸易的地理优势。在此背景下，杨国可能通过贸易输出粮食、青铜器等本地产品，换取游牧民族的皮毛、马匹等资源，促进物资流通与经济互补。 作为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杨国需履行纳贡义务，向中央王朝进献青铜器、粮食等物品。
这一体制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经济负担，但也推动了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化生产，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完善。
四、经济结构特点与历史局限
杨国经济呈现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典型小国模式。尽管在特定领域如青铜铸造和酿酒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整体经济规模有限，缺乏长期积累机制。其存续时间不足百年，自公元前786年立国至前7世纪被晋国吞并，未能形成稳固持久的经济发展体系。灭亡后，其领土与资源逐步融入晋国经济版图。
【文化】
杨国文化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
在图腾与象征体系方面，“杨”字由“木”与“昜”构成，其中“木”代表扶桑树，“昜”象征日升汤谷，体现太阳崇拜与光明权威的信仰。
“杨”与“扬”互通，寓意发扬光大，彰显积极进取的文化品格。杨国图腾为复合结构，融合杨树、太阳与鳄鱼三种元素：杨树象征生命力与地域特征；太阳代表光明与统治权威；鳄鱼则印证晋南地区古代气候温暖，曾有扬子鳄栖息，考古发现晋侯墓地随葬鳄鱼骨板亦佐证此说。
杨氏族居于汤谷（今连云港云合山），通过观测太阳在扶桑树间的升降变化纪时，形成独特的“扶桑纪历”。
宗教信仰层面，杨国先民尊崇太阳，视汤谷为日出之地，与《山海经》中“十日所浴”的神话相呼应，展现出深厚的太阳崇拜传统。同时，作为姬姓诸侯国，杨国承袭周代宗法制，强调嫡长子继承，维系权力稳定。
亡国后遗民以国为姓，形成杨姓重要源流，体现出强烈的祖先崇拜与家族认同。
艺术与工艺方面，杨国青铜器制造技艺精湛，如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的杨姞壶，铭文“杨姞作羞醴壶”表明贵族拥有专属礼器，反映专业铸铜作坊的存在。四十二年逑鼎等铭文兼具历史记录与书法艺术价值。
“羞醴”即甜酒，说明杨国已掌握酿酒技术，服务于祭祀与贵族生活，兼具经济与文化意义。 杨国与晋国通过政治联姻加强联系，如晋穆侯夫人杨姞即出自杨国宗室，推动军事合作与文化交融。作为周宣王所封诸侯，杨国恪守纳贡、戍边、朝觐之责，传承周代礼仪制度与青铜文明。
山西洪洞被视为杨姓发源地，存有“杨侯国故址”。宋代杨大雅《杨氏族谱序》明确记载杨国渊源，强化了杨姓与周王室的血脉联系。“杨”不仅是一个姓氏，更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连接古今，绵延不息。
【后裔去向】
杨国约公元前7世纪，被晋献公时期所灭。杨国虽亡，但其后裔绵延不绝，成为杨姓的重要起源之一，并通过多条路径传承发展，形成今日杨姓的主要支系。
一为以国为氏的直系传承。部分遗民以故国之名“杨”为氏，开启了杨姓的源头。这些族人最初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洪洞、陕西咸阳及河南洛阳一带。早期部分族人西迁至陕西，后重返山西汾水中游的霍县地区，并逐步向河南扩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加剧，部分杨氏族人南迁至江汉流域，定居于今湖北潜江等地；后因楚国势力扩张，又进一步向东迁移至江西，另有族人从山西迁往江苏、安徽，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有部分后裔远徙广东乃至海外，成为杨姓海外族群的重要源头。
二源自羊舌氏改姓。晋献公将杨地封予其弟伯侨，伯侨后裔形成“羊舌氏”。至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羊舌氏因政治斗争遭灭族，羊舌食我之子杨道逃难至华山仙谷（今陕西华阴），为纪念祖先封地，遂以“杨”为姓，后代繁衍生息，尊为“弘农杨氏”始祖。该支系定居于弘农华阴，逐渐发展为杨姓最显赫的郡望。
东汉时期，杨震以清廉著称，留下“四知堂”佳话，家族四世三公，声名远播。此后更涌现出隋文帝杨坚、北宋杨家将（杨业、杨延昭）、明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历史名人
还有赐姓、改姓与避难过继等分支。如隋代杨义臣原姓尉迟，因功被赐杨姓；诸葛亮曾赐哀牢夷首领杨姓；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鲜卑“莫胡卢氏”改为杨姓，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亦有因通婚或政策改姓者。
南宋倪顺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得外祖母庇护改姓杨以避祸；杨复光原姓乔，被杨玄价收养后改姓，其养子杨守亮亦随之更姓。
【名人】
尚父（长父），周宣王庶子，杨国开国君主
伯侨（晋献公之弟），晋献公之弟，杨国灭亡后首任羊舌氏领主
羊舌突（叔向），伯侨之孙，晋国政治家
杨震（东汉），东汉名臣，弘农华阴人
杨坚（隋文帝），隋朝开国皇帝，弘农华阴人
杨家将（北宋），代表人物：杨业、杨延昭、杨文广
·杨业（杨继业）：北宋名将，雁门关大破辽军
·杨延昭（杨六郎）：戌守边关二十余年，智勇双全
杨万里（南宋），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并称“中兴四大诗人
杨振宁（现代），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文物出土】
一、西周时期文物
1. 1993年：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杨姞壶，铭文“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证实姞姓杨国的存在。该墓为晋穆侯及其夫人合葬墓，杨姞壶系晋穆侯夫人杨姞的随葬品。
2.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逨盘、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单五父壶等27件西周青铜器。其中四十二年逨鼎铭文“余肇建长父侯于杨”明确记载周宣王四十二年（前786年）封尚父于杨地，印证了姬姓杨国的建立。
二、隋唐时期文物
1. 1958年：陕西西安开元二十八年杨思勖墓出土描金石雕武士俑，属隋唐五代时期重要考古发现。
2. 2013年3月：扬州曹庄发现隋炀帝墓，出土鎏金铜铺首、十三环蹀躞金玉带等珍贵文物。该墓确认为隋炀帝杨广与萧皇后最终安葬之地。
三、其他相关考古发现
1. 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公社发现战国晚期楚墓群，编号M1至M11，出土大量精美玉器与青铜器，表明墓主为楚国贵族。
2. 2015年：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区域发现古代墓葬群，总数逾6000座，时间涵盖先秦至清代，其中包括战国后期“郫”戈、西汉末年“龙纹铅饼”等具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物。
四、正在进行的考古项目
1. 2023年11月15日：“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考古综合调查”在山西省洪洞县正式启动。该遗址位于洪洞中部，因出土大量西周遗存，被推测可能为两周之际古杨国所在地。
2. 2025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与澄迈县博物馆联合启动澄迈美杨窑址考古发掘工作。窑址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美杨村，初步判断为明清时期民间窑址，具有重要的地方产业与陶瓷研究价值。
【史料记载】
一、青铜器铭文：最直接的原始记录
1. 《四十二年逑鼎》 出土时间：2003年陕西眉县常兴镇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记载内容：“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汝奠长父……汝克奠于厥师。汝唯克刑乃先祖考，兵顾严狁，出，或捷于井阿，于唇厩，汝不敦戎。” 铭文明确记录周宣王四十二年（前786年）册封子尚父（即长父）于杨地建立诸侯国的历史事件。 “长父”即尚父，“严狁”即猃狁，表明杨国肩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职责。
2. 杨姞壶 出土时间：1993年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63号墓 铭文内容：“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 证实姞姓杨国与晋国存在联姻关系，墓主为晋穆侯夫人杨姞。 此为研究杨国与晋国早期政治互动提供关键实物证据。
二、姓氏文献：后世的系统性记载
1. 《元和姓纂》（唐代 林宝） 记载：“杨，周宣王曾孙封于杨，为晋所灭，其后为氏焉。” 首次将杨姓起源与周宣王分封尚父于杨地的史实相联系。
2. 《通志·氏族略》（宋代 郑樵） 记载：“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幽王时封为杨侯，为晋所灭，其后为氏焉。” 进一步确认杨国为姬姓诸侯，后被晋国兼并，其族以国为氏。
3.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记载：“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 作为唐代官方史书，提供了关于杨国来源的权威记录。
4. 《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 邓名世） 记载：“杨，周宣王少子尚父封为杨侯，其地平阳杨县，即汉之河东杨县是也。幽王犬戎之难，杨侯失国。及平王东迁，实依晋郑，以杨赐晋武公。晋武公并有杨国。” 系统梳理杨国历史脉络： 建国——周宣王封尚父于杨； 失国——犬戎之乱导致杨侯失去封邑； 归属晋国——平王东迁后将杨地赐予晋武公，最终由晋国完成整合。
三、其他相关文献与学术探讨
1. 《史记·晋世家》 虽未直接提及杨国，但记载晋献公“灭国二十，启土千里”的扩张政策，与杨国被晋所灭的历史背景相符，形成间接佐证。
2. 《左传》与《国语》 《国语·郑语》载：“西有虞、虢、晋、隗、霍、杨……” 提及“杨”为周代重要地理名称，印证杨国的存在。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羊舌氏食邑于杨。” 说明晋国灭杨后，将其地封予羊舌氏，伯侨受封于此，衍生出新的宗族支系。
3. 学术争议与补充 “三封杨侯”说：部分族谱提出商代姞姓杨国、西周宣王封尚父、春秋晋献公封伯侨三次分封之说，然文献依据较为薄弱，尚待进一步考证。 考古与文献互证：结合《四十二年逑鼎》铭文与《元和姓纂》等传世文献，可构建起杨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实现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