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三皇】【五帝】【夏朝】【商朝】【周朝】【牧誓八国】【姬姓诸侯国】【子姓诸侯国】【异姓诸侯国】【秦朝】

【巴国前身】

一、巴人起源与早期部族形态

1. 神话与文献记载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太葜”即伏羲，为东方部落首领，后照被奉为巴人始祖，表明巴人可能源自上古东夷集团。

《路史·后记》补充：“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据此，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流域，后逐步南迁至川东地区。

2. 部族构成与早期政权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五姓（巴、樊、瞫、相、郑）争立首领，最终巴氏务相（廪君）胜出，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建立早期巴国。

“巴方”与“巴奠”：夏代称“巴方”，商代称“巴奠”（或“巴甸”），属方国之一，向商王朝纳贡服役。

商王武丁时期，殷墟甲骨文记载曾与巴人发生战争，后迫使巴人臣服，纳入商朝边疆体系。

二、周初分封与姬姓巴国的建立

1. 政治联姻与军事贡献

参与武王伐纣：《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巴人因助周灭商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国。

宗姬分封：周武王将宗室之女（姬姓）嫁予巴人首领，赐国号“巴子国”，简称巴国，确立其诸侯地位。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巴姬埋璧”一事，印证巴国为姬姓诸侯，享有周代宗法体系内的政治身份。（“初，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当然：也可能是指巴人首领被赐姬姓，而非周室宗亲受封。）

【基本信息‌】
‌00. 前身‌：
‌巴人起源‌：
①神话记载：据《山海经·海内经》，巴人始祖为“后照”，源自伏羲（太葜）部落，可能属上古东夷集团。
②部族联盟：早期由五姓（巴、樊、瞫、相、郑）组成，廪君务相为联盟首领，建立巴方（夏商时期）。
③商周关系：商代称“巴奠”（方国），曾与商王武丁交战；周初因助武王伐纣受封诸侯。
‌01. 所处时代‌：‌西周至战国‌（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316年）
‌02. 中文名‌：‌巴国‌（周代正式国名）。
‌03. 别称‌：‌巴子国‌（因爵位为“子爵”）、‌姬姓巴国‌（宗法身份）。
‌04. 国号‌：周王室赐封国号为“巴”，沿用部族旧称。
‌05. 爵位‌‌：子爵‌（《华阳国志》载“巴子国”）。
‌06. 开国君主‌：‌廪君务相‌（部落联盟时期）→ ‌首任受封君主‌（名讳失载，或为周室联姻的巴人首领）。
‌07. 首都‌‌江州‌（今重庆渝中区），一说早期都邑在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
‌08. 主要城市‌：‌江州（今重庆渝中）、枳（今重庆涪陵）、垫江（今重庆合川）、阆中（今四川阆中）‌。
‌09. 政治体制‌：‌部落联盟制‌（早期）→ ‌周代诸侯国‌（世袭君主制）。
‌10. 国土面积‌：鼎盛时期涵盖今‌重庆大部、川东、鄂西、陕南‌，具体疆域变动较大。
‌11. 存续‌：‌公元前1122年‌（周初分封）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12. 相邻国家‌‌：楚、蜀、秦、邓、濮‌（见《左传·昭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13. 末代君主‌：‌巴王‌（名讳失载，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仪灭巴国）。
‌注‌：部分内容（如首都、末代君主）因史料缺失存在争议。

【国号】

   1 族源说：巴为太昊伏羲之后，其“巴”字源于人名后照。

   2 地缘说：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上游及大巴山地区，“巴”或为地域名称的体现。

   3 复合说：国号“巴”融合部族、语言与地理等多重因素，难以单一归因。

文献记载的矛盾 《左传》称巴为“姬姓”，而《后汉书》记载巴人有“五姓联盟”（巴、樊、瞫、相、郑），反映出巴国统治集团的多元来源。国号“巴”可能源自联盟中主导部族的名称。

【概述】

  注：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据

     巴国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政权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被秦所灭。作为长江上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方面均展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系统梳理巴国的起源、发展、制度演变及最终归宿，深入揭示其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起源与早期发展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巴人始祖为“后照”，属伏羲后裔，可能源自上古东夷集团的一支。关于“后照”是否即为巴人先祖，学术界尚存争议。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支持此说，认为后照是巴族起源的关键人物；而徐旭生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目前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支撑这一关联，需谨慎对待神话记载的历史化解读。

   早期巴人由巴、樊、瞫、相、郑五姓部落组成，形成松散的部族联盟。

   《后汉书·南蛮传》引《世本》所述，廪君务相通过掷剑比试与乘土船竞赛脱颖而出，成为联盟首领，史称“武落钟离山传说”。这一传说不仅反映了巴人原始民主推选首领的社会机制，也标志着早期权力集中的雏形。

   夏商之际，巴人建立“巴方”这一区域性方国。考古发现为这一阶段提供了有力佐证：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出土了大量商代早期陶器与工具，确认为典型的巴人聚落；重庆忠县瓦渣地遗址则揭示出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遗迹，表明巴人已掌握重要资源开发技术，社会分工初具规模。

二、政治体制与制度演进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巴奠”字样，记载武丁曾征调巴人参战伐邛方，说明巴在当时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周初，巴人参与牧野之战，助周灭商，因功受封为诸侯国。

   《华阳国志》载巴国为“姬姓”，并与周王室通婚，体现出其被纳入周代宗法体系的政治归属。然而，巴国的实际治理仍保留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呈现出中央册封与地方自治并行的双轨制特征，这种复合型政体为其后续灵活应对外部压力提供了制度基础。

   巴国核心区域涵盖江州（今重庆渝中区）、枳（涪陵）、垫江（合川）和阆中等地，均为战略要冲。考古成果印证了其社会复杂化进程：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出土大量青铜兵器、礼器与印章，等级分明，显示出贵族阶层的存在；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则发现兼具巴蜀文化元素的遗存，表明巴文化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与周边族群互动中不断融合创新。

三、地理格局与疆域变迁

   巴国鼎盛时期约在公元前7至前4世纪，疆域横跨长江及其多条支流。东达鄂西清江流域（今长阳、巴东），西抵嘉陵江中下游（阆中、南充），北至汉水上游（陕西安康一带），南及乌江流域（彭水、黔江），形成一个地跨今川、渝、鄂、陕四省市的区域性强国。

   各主要城市功能明确：江州为政治中心与水陆交通枢纽，扼守长江咽喉；枳地近白鹤梁古盐井，是巴国最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盐资源成为其经济命脉；阆中地处嘉陵江要道，为北部军事重镇，控扼川陕通道，战略地位极为突出。 四、重大历史事件与外部关系 巴人在商周之际频繁参与中原政治军事活动。

   甲骨文记载“王从巴伐邛方”，显示其作为盟邦的角色。周灭商时，巴军以“前歌后舞”的独特方式参战，《华阳国志》以此形容其勇武豪迈的军旅风貌。

   春秋战国时期，巴楚关系错综复杂。既有联合伐楚之举~如《左传·桓公九年》记载巴联邓、郧攻楚；也有通婚结盟之实，湖北松滋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为此提供实物证据。

   因争夺清江盐泉等战略资源，巴楚之间爆发长期冲突。《华阳国志》所谓“巴人善酿”，实指其掌控盐卤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凸显盐业在巴国经济与外交中的核心地位。

   公元前317年，巴蜀相互攻伐，秦国借机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军入蜀。次年，秦军顺势东进灭巴，设立巴郡，推行郡县制。巴国政权自此终结，正式纳入秦国统一行政体系，为其日后统一六国奠定西南基础。

五、学术争议与都城考辨

   传统观点依据《华阳国志》“巴子时虽都江州”之语，认定江州（今重庆）为主要都邑。近年来，重庆渝中区老鼓楼遗址发现战国时期夯土城墙与高规格建筑基址，为江州作为政治中心提供了考古支持。

   另有学者提出异议，援引《后汉书》李贤注引《世本》“廪君乘土船下及夷城”之说，推测早期都邑或位于湖北长阳清江流域，但尚缺乏确凿证据，有待进一步发掘验证。 

【政治】

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解析

一、政治体制演变

1．早期：部落联盟制（夏商至西周早期）

五姓共治： 巴、樊、瞫、相、郑五姓组成部落联盟，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引《世本》记载。 廪君务相通过“掷剑”与“乘土船”竞赛胜出，成为联盟首领，载于《后汉书》。

权力分配： 军事与宗教事务由廪君主导，日常治理则由五姓长老会议协商决策，具有“贵族共和制”特征。

考古佐证：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商代陶器风格多元，印证多部族共存格局。

2．中期：周代诸侯国过渡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双轨治理模式： 保留部落联盟残余，实行地方氏族自治；同时纳入周王室分封体系，确立世袭君主与卿士制度。

关键转折： 因参与牧野之战有功，受封为子爵诸侯国，见《华阳国志》记载； 周王室通过联姻强化宗法联系，然其族属尚存争议（姬姓或嬴姓待考）。

3．晚期：世袭君主制（春秋中期至战国）

中央集权逐步形成： 涪陵小田溪M1出土铜戈刻有“巴王”铭文，证实“巴王”称谓的存在； 重庆万州晒网坝墓葬群呈现明显等级分化，王墓与平民船棺并存，反映阶层固化。

变革动因： 频繁与楚国交战（《左传》记载四次巴楚冲突），推动军事集权； 对盐业资源的控制催生早期官僚体系，巫溪宁厂盐井遗址发现官营制盐痕迹。

二、中央政权结构

1．核心权力机构

巴王（廪君后裔）：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与宗教领袖，《华阳国志》称“巴子国”，涪陵小田溪M1或为王陵遗存。

五姓长老会议：负责重大决策与立君事务，《世本》载“五姓共立廪君”，早期陶器来源多样可作旁证。 卿士（春秋战国时期）：掌管行政与军事指挥，巴蜀符号中的“手心纹”或为其身份标识。

2．官职体系

军事系统： 虎形纹青铜器（如虎钮𬭚于）象征军事权威； 《左传·桓公九年》载“巴师勇锐”，推测设有专职将领。

经济系统： 盐业实行官营管理，巫溪宁厂遗址发现战国制盐作坊及官吏印章； 《华阳国志》明确记载“巴东有盐官”。

三、地方治理

1．行政区划

核心区（直接统治）： 包括江州（今重庆）、枳（涪陵）、垫江（合川）、阆中（四川）等地； 考古发现如重庆老鼓楼遗址存在夯土城墙，表明中心聚落具备城防功能。

边缘区（间接控制）： 鄂西清江流域（长阳、巴东）通过联姻与土著部族结盟，《左传》载巴楚通婚为证； 陕南汉水上游地区出土巴式青铜器（如安康李家坝遗址），但缺乏大型聚落遗迹，显示控制较弱。

2．地方势力

部族自治： 峡江地区悬棺葬俗延续至战国，体现地方文化独立性； 《华阳国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暗示地域认同复杂，王权尚未完全整合。

盐业豪族： 长阳清江盐泉与巫溪宁厂盐井可能孕育地方强权； 巴国晚期迁都阆中，或与盐资源控制权转移密切相关。

四、法律与军事

1．法律形态

早期依赖部落习惯法，无成文法规； 战国时期万州晒网坝M3出土兵器铭文出现“刑”字，或标志成文法雏形初现。

2．军事制度

兵源演变： 早期实行部落兵制，全民皆兵； 战国时期小田溪M1墓葬随葬兵器逾百件，反映常备军已具规模。

战术特点： 依托长江三峡地形，擅长水战； 装备以巴式柳叶形剑（利于近战）与虎钮𬭚于（作战指挥乐器）为代表，构成独特军备体系。

五、政治体制与灭亡关联

1．内部脆弱性

部落联盟传统制约中央集权，地方盐业豪族与王权矛盾加剧； 战国晚期内乱频发，《战国策·秦策》载“巴蜀相攻”； 秦灭巴前，巴国已分裂为“巴”与“苴”（葭萌，今广元），政局动荡。

2．外部压力

楚国西进压缩巴国东部空间，迫使春秋时期迁都至阆中； 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战略，借道伐蜀顺势灭巴，终结巴国政体。

【社会】

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据

一、社会阶层构成

1. 贵族阶层

王族与卿士： 巴国的统治核心为姬姓王族，关于“巴姬”联姻的记载尚存争议，见于《左传》。战国时期，“巴王”称谓已出现，涪陵小田溪M1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可为佐证。 卿士阶层由巴、樊、瞫、相、郑五姓后裔组成，掌握地方盐业资源与军事权力，如巫溪盐井遗址发现的官吏印章所示。

考古证据显示，涪陵小田溪M1墓葬出土大量柳叶剑、虎钮𬭚于等青铜兵器，体现贵族阶层的军事特权。渠县赵家坪巴人墓疑似末代贵族墓，其随葬品等级低于早期王陵，反映出权力逐步分散的趋势。

2. 平民阶层

“国人”与“野人”： 城市居民称为“国人”，享有有限政治权利，如参与军事活动；农村居民称为“野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经济角色方面，盐业工人集中于巫溪宁厂遗址，该地发现制盐作坊与平民墓葬共存，表明其生产与生活紧密关联。忠县瓦渣地遗址出土大量陶片，显示存在专业化的陶器手工业。

3. 奴隶阶层

战俘与罪犯构成奴隶主体。巴蜀符号中的“手心纹”青铜戈可能象征军事胜利及奴隶来源。

考古发现支持这一判断：罗家坝遗址M83墓葬中存在殉人现象，属战国早期；部分巴式船棺墓无任何随葬品，推测为奴隶墓葬。

二、职业分工与经济结构

1. 盐业经济主导

清江盐泉（湖北长阳）与巫溪宁厂盐井是巴国经济命脉。《华阳国志》记载“巴东有盐官”，说明已建立官营盐业体系。 盐业催生地方豪族崛起，如枳地巴人墓随葬品丰富，反映其财富积累，对中央集权形成挑战。

盐业贸易推动巴楚、巴蜀之间的文化交流，湖北松滋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与楚式陶器共存即为明证。

2. 手工业与青铜文化

青铜器生产具高度专业化，典型器型包括重庆万州出土的柳叶形剑、湖北恩施的虎钮𬭚于、四川宣汉的巴式戈。忠县中坝遗址发现铸铜作坊，证实存在区域性铸造中心。

手工业亦较发达：忠县瓦渣地遗址出土绳纹陶与素面陶，体现陶艺技术演变；巴蜀符号中的“花蒂纹”可能与织锦工艺相关，暗示纺织业的存在。

3. 农业与军事结合

土地制度早期承袭西周分封制，土地名义归属周王室，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私有化，巴国频繁迁都或与资源争夺有关。 军事上，巴人以“前歌后舞”的作战风格著称，《华阳国志》有载。考古发现大量兵器，如万州晒网坝M3墓出土兵器逾百件，印证其尚武传统。

三、城市布局与功能

1. 核心城市功能

2. 城市等级差异

王城江州规模宏大，城墙防御体系完备，墓葬等级最高，小田溪M1或为王陵。次级城市如枳、阆中，分别承担盐业与军事职能，墓葬等级次之，如涪陵小田溪M2至M10为贵族墓。基层聚落如忠县中坝遗址（盐业作坊）与巫溪宁厂遗址（平民墓葬），体现明确的功能分化。

四、宗法制度与族群融合

1. 周室宗法影响

“姬姓巴国”存在文献争议：《左传》称巴为姬姓，而《后汉书》则记五姓联盟建国。 考古材料显示，巴人墓葬保留悬棺葬俗（见于长江三峡地区），但青铜器纹饰吸收周文化元素，如兽面纹，体现文化交融。

治理模式呈现双轨特征：早期保留部落联盟传统（如廪君选举制），晚期转向世袭君主制，受周制影响明显。

2. 多族群共存

巴、楚、蜀文化相互渗透。湖北松滋出土巴式剑与楚式陶器共存；罗家坝遗址M83墓葬随葬品兼具巴蜀符号与楚文化风格，反映多元文化并存。

巴蜀符号虽非文字系统，但广泛见于兵器与印章，作为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标识，持续发挥社会功能。

【事力】

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据

一、军队结构与兵源

1. 早期部落兵制（夏商至西周）

五姓兵员：巴、樊、瞫、相、郑五大部族构成主要兵源，由廪君担任最高军事统帅。 战时动员：甲骨文记载“巴方”参与商王武丁征伐邛方的战役，印证其作为军事联盟的重要成员，具备较强的协同作战能力。

2. 周代常备军雏形（西周至战国）

贵族私兵与国家军队并存：巴国王室及卿士阶层拥有私人武装，涪陵小田溪M1墓出土兵器多达百余件，反映贵族军事实力之强。

盐业资源支撑：巫溪宁厂盐井遗址表明，官营盐业为国家财政和军事活动提供了稳定经济基础。

二、武器装备与战术特征

1. 典型兵器类型

柳叶剑：扁茎无格设计，剑身饰有虎斑纹，重庆万州晒网坝M3出土的战国巴式剑为代表实例。

虎钮錞于：青铜打击乐器，顶部铸有虎形钮，现藏于湖北恩施博物馆，用于战场指挥与士气激励。

弓耳矛：矛身呈柳叶状，骹部两侧附有弓形耳，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有实物出土，体现独特工艺与实战需求。

2. 战术特点

山地作战优势：巴人长期活跃于三峡、巫山等复杂地形，擅长山地作战，《左传》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展现其心理震慑与灵活战术的结合。

水陆协同作战：依托长江与嘉陵江水道，掌握舟船运输与水上控制权，忠县中坝遗址显示盐业运输与军事调度密切相关。

三、重大军事行动与战争

1. 商周时期

助周伐纣（前1046年）：巴师作为先锋参战牧野之战，《华阳国志》载“前徒倒戈”，凸显其强大威慑力与战场影响力。

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时期，“巴方”参与对邛方的征伐，表明其早期已具备一定军事实力与外部联动能力。

2. 春秋战国时期

巴楚战争（前703年—前477年）：多次与楚国争夺江汉流域控制权，终因军事压力被迫迁都至阆中。 灭庸之战（前611年）：联合秦、楚两国共同灭亡庸国，势力一度扩展至汉中盆地。

巴蜀冲突（前316年）：在秦灭巴之前，巴国长期与蜀国交战，持续军事消耗严重削弱国力，加速其衰亡进程。

四、军事战略与灭亡关联

1. 地缘劣势

北临强秦，东接强楚，战略回旋空间狭小，导致频繁迁都（从江州经枳至阆中），难以建立稳固防线。

2. 内部权力分散

部落联盟体制残余明显，军事指挥缺乏统一，战国晚期内乱频发（如“巴蔓子事件”），严重削弱整体战斗力。

3. 秦楚夹击

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战略，顺势南下灭巴；与此同时，楚国早已逐步蚕食巴国东部疆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最终导致巴国覆亡。

【战争】

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据

一、巴楚战争（春秋战国时期）

1. 战争背景

巴国位于长江上游，楚国在南方逐渐崛起，双方因地理战略位置及盐泉等资源争夺而长期对立。早期巴楚曾短暂结盟，共同讨伐邓国与申国，但后期因利益冲突加剧，转为世代敌对关系。

2. 关键战役

前703年：巴国联合邓国伐楚，遭楚军反击，巴军战败~《左传·桓公九年》

前688年：巴楚联军共伐申国后，巴军突袭楚国，攻破那处城并进逼楚都~《左传·庄公十八年》

前676年：巴军攻占楚地沙洋，楚文王败退途中病逝，巴楚同盟彻底破裂~《左传·庄公十九年》

前477年：巴国再度出兵攻楚，围困郢都，被楚军击溃，被迫退出汉水流域~《左传·哀公十八年》

3. 战略影响

连年战败迫使巴国多次西迁都城，由江州迁至枳，再迁至阆中。楚国逐步吞并巴国东部领土，设立黔中郡，并控制重要盐泉资源，进一步巩固其在西南的战略优势。

二、巴蜀战争（战国时期）

1. 战争背景 巴与蜀为世仇，战国时期因领土争端（如苴国归属问题）及盐业资源展开长期对抗。公元前330年巴国迁都阆中后，与蜀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2. 战争阶段

第一阶段（前588–前550年）：蜀国攻灭充国（巴之附庸），夺取川中与川北地区，巴国势力大幅收缩。

第二阶段（前550–前477年）：巴国迁都垫江（今重庆合川），与蜀国拉锯交战，互有胜负。

第三阶段（前477–前330年）：巴国击败蜀与充国联军，收复失地，一度占据战略主动。

第四阶段（前330–前316年）：苴国叛蜀归巴，蜀国出兵讨伐，巴国无力救援，最终请求秦国介入，引发秦军入川。

3. 关键事件

巴蔓子事件：巴国内乱之际向楚求援，楚国索要三城作为援助条件。巴蔓子许诺不割地，以自身头颅换取楚军撤兵，彰显忠勇气节。 苴国求援秦国：公元前316年，蜀国进攻苴国，苴侯向秦求救。秦国借机出兵，先灭蜀国，继而顺势灭亡巴国。

三、秦灭巴蜀之战（公元前316年）

1. 战争导火索

蜀国伐苴国，苴与巴皆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之策，决定南下经略巴蜀。

2. 战争过程

秦将张仪、司马错率军经金牛道入川，迅速灭蜀，随后挥师东进，攻灭巴国。巴王被俘，秦国设巴郡，任命张若为首任郡守，正式纳入行政体系。

3. 战略影响

秦国取得巴蜀富庶之地，掌控盐业与粮草资源，极大增强经济与军事实力。此役奠定日后东出灭楚、统一六国的战略基础，形成对楚国的侧翼包围之势。

四、其他重要战争

1. 巴与庸国战争

公元前611年，巴国联合秦国、楚国共灭庸国，势力扩展至汉中盆地。战后巴国内部权力纷争加剧，为楚国渗透创造契机。

2. 巴与苴国冲突

巴国与苴国因地缘矛盾长期对峙。苴国原为蜀国分封，后叛蜀依附巴国，引发蜀国强烈反弹，最终导致秦国以援苴为名出兵，终结巴蜀独立政权。

【疆域】

基于文献与考古证据

一、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1. 核心区域

汉水上游与大巴山北缘

文献记载：“西周初期分封七十一诸侯国，巴氏为子爵之国……其地大致位于陕南汉水上游，南达大巴山北麓，东至襄阳”。

考古佐证： 汉中褒国遗址发现商周时期文化层与巴文化遗存重叠；陕西城固出土西周中期铜器史密簋，铭文记载巴人参与周王室军事行动，印证巴与周的密切关系。

2. 北部边界争议

传统观点： 《华阳国志》称“北接汉中”，学界一度认为巴国北界止于大巴山脉。

新考古发现： 陕西汉中盆地出土多件巴式青铜器，如虎钮𬭚于，表明巴文化影响或实际控制已延伸至秦岭南麓，暗示其北界可能远超传统认知。

二、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1. 疆域扩张与收缩并存

东扩至襄阳：文献明确记载“东至襄阳”，与《左传·桓公九年》所载巴邓联军伐楚（今湖北境内）相吻合，反映巴国在江汉平原西部具有军事影响力。

西部边界争议： 传统观点依据《华阳国志》认为西达僰道（今四川宜宾）。 新研究指出，西周至春秋早期巴国势力尚未深入川南，核心仍集中于汉水流域，西部边界应更靠东。

2. 都城西迁与疆域收缩

楚巴战争导致战略退却： 春秋中期起，楚国持续压迫，巴国都城由江州（今重庆）逐步西迁至枳（涪陵）、阆中，体现政治中心西移。

考古佐证：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战国时期）出土高等级巴文化遗物，显示晚期统治重心已转移；湖北松滋发现巴式青铜器与楚文化共存现象，说明东部领土被楚国逐步蚕食。

三、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316年）

1. 疆域鼎盛与最终范围

文献记载： 《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贵州北部）”。

具体边界考证

东界：奉节白帝城遗址为巴楚交界要地

西界： 传统观点以宜宾叙府路遗址为标志，视为巴蜀文化交汇处； 新研究表明，巴国西部实际控制线长期维持于嘉陵江与涪江之间

北界：安康李家坝遗址出土巴式青铜器，证实汉中盆地仍属巴文化辐射区

南界：贵州沿河洪渡遗址发现巴人风格青铜器，佐证其影响力南抵黔北。

2. 实际控制与文化辐射

核心区与边缘区差异显著： 直接统治区域包括重庆（江州）、涪陵（枳）、合川（垫江）、阆中等地； 间接控制通过部族联盟与联姻实现，涵盖鄂西清江流域、陕南汉水上游。

文化遗存分布广泛： 典型巴文化器物如柳叶剑、虎钮𬭚于及巴蜀符号青铜器，广泛见于川东、重庆、鄂西及陕南地区，体现文化认同超越行政边界。

四、学术争议与关键证据

1. 巴国进入四川盆地的时间

传统观点： 认为巴国早期都城即设于江州（重庆），川东为其固有疆域。

新研究主张： 春秋末期（公元前477年后）巴国才因楚逼而大规模迁入四川盆地，此前政治经济中心始终位于汉水流域，此说得到近年考古序列支持。

2. 西部边界再审视

文献矛盾： 《华阳国志》虽载“西至僰道”，但未界定具体分界，且蜀地势力亦强，难以确指。

考古线索： 四川旺苍县东部出土典型巴式青铜器，提示巴文化西界或止于旺苍中部，未深入岷江流域，进一步质疑“西至宜宾”的普遍适用性。

【经济】

结构与盐业

一、盐业经济

巴国命脉

1. 盐业起源与早期发展

巫咸国时期： 巫咸国地处三峡地区，依托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天然盐场。地下盐岩层溶于水后，盐泉自然涌出地表，成为重要的盐资源来源。 巴人最初作为巫咸国的盐商，承担将盐运往周边地区进行贸易的任务，积累了最初的商业经验与财富。

巴国盐业崛起： 巴人陆续发现三峡地区多处盐泉，开始自行煮卤制盐，逐步建立起独立的盐业体系。

   考古证据显示，忠县中坝遗址出土大量制盐陶器，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口尖底缸、商周时期的尖底杯、东周时期的花边口圜底罐，证明巴人至少从西周起已开展大规模井盐开采与加工活动。

2. 盐业生产技术

开采方式： 利用自然盐泉~巫溪宁厂盐井遗址表明，巴人早期依靠自然涌出的盐泉采盐。 地下开采~随着技术进步，巴人开始开凿盐井，深入开采地下盐矿资源。

制盐工艺： 初期直接取用盐泉水分晒或熬煮成盐； 后期发展出系统的煎煮卤水工艺，显著提升盐产量与效率。

3. 盐业经济规模与影响

盐产量巨大： 忠县中坝遗址出土数量庞大的制盐陶器，印证了巴人盐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

盐业垄断地位： 巴人凭借对三峡盐泉资源的控制，逐渐垄断周边地区的食盐供应。 “盐巴”与“巴盐”等词汇，深刻反映了巴国与盐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巴人兴盐”“巴盐兴国”的历史主线。

盐业经济支撑： 盐业为巴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政治体制，推动国家走向强盛。

二、盐业贸易网络与区域经济

1. 贸易路线与范围

国内贸易： 巴人依托长江、嘉陵江等水系，使用土舟沿峡江运输食盐，覆盖巴国全境。

国际贸易： 巴人将盐销往楚国、蜀国等邻近政权。 成都平原、两湖盆地、汉中盆地的居民不惧三峡险道，携带五谷、兽肉、兽皮、水果等物前来交换食盐，形成跨区域贸易网络。

2. 贸易组织与巴人商人角色

从盐商到部族崛起： 巴人最初为巫咸国从事盐运，积累财富后逐步发展为强大部族。 意识到贩盐利润远高于单纯运输，巴人利用水上优势，主动拓展对外销售，壮大自身实力。

巴国建立： 因运盐有功，巴人获巫咸国王册封，最终脱离依附地位，建立独立政权——巴国。

3. 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

盐业催生相关产业： 盐业贸易带动物资流通，促进农业、手工业、渔业等多元经济发展。

盐业与城市发展： 巴国都城多次迁移，政治中心随盐产丰歉而变动。 巫山、忠州（今忠县）、涪陵等重要盐业中心，均曾作为巴国都城所在地，体现盐资源对国家布局的决定性影响。

三、盐业与巴国兴衰

1. 盐业繁荣与巴国崛起 经济基础： 盐业提供稳定财政收入，支撑军队建设与国家治理，奠定强国根基。 政治影响： 凭借盐业财富，巴国不断扩张疆域，成为战国前期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2. 盐业危机与巴国衰落

盐业资源丧失： 公元前376年后，强楚持续侵吞巴国领土，秦、蜀亦趁机争夺盐泉资源，巴国迅速衰弱，多处重要盐场相继失守。

盐业链条断裂： 楚国夺取核心盐泉，接管制盐与贸易体系，巴国失去经济命脉。

经济崩溃与灭亡： 盐业瓦解导致财政枯竭，国力衰退，在秦楚夹击之下最终覆亡。

3. 盐业对巴国历史的影响

盐业决定国家命运： 巴国兴衰历程充分说明，盐不仅是民生必需品，更是古代国家战略资源——盐兴则国强，盐衰则国亡。

盐业经济模式的局限性： 过度依赖单一资源使经济结构脆弱，缺乏抗风险能力，一旦资源流失，国家便难以为继。

四、巴国其他经济活动补充

1. 渔业经济

长江鱼类资源丰富，巴人广泛捕捞，除自给外，还将剩余渔获用于交换食盐与其他物资。 巴人善战且擅长水战，“前歌后舞”为其作战特色，对长江及嘉陵江流域的控制依赖舟船力量。忠县中坝遗址发现的盐运遗迹与军事设施并存，印证盐业与国防的密切关联。

2. 手工业与青铜文化

巴国青铜制造业发达，代表性器物包括柳叶形剑、虎钮𬭚于、巴式戈等，兼具实用与礼器功能。 忠县中坝遗址发现铸铜作坊，表明当地具备完整的青铜铸造能力。

3. 农业与军事结合

巴人适应三峡、巫山复杂地形，发展出灵活的山地与水战战术。 带有巴蜀符号的青铜兵器广泛分布于川东、重庆、鄂西、陕南地区，反映其军事影响力与文化传播范围。

【文化】

 一、物质文化：青铜器与盐业文明

1. 青铜器与巴蜀符号

典型器型与功能

柳叶形剑：重庆万州晒网坝M3出土的战国时期巴式剑，扁茎无格，剑身饰有虎斑纹，是巴人武士的标准配备。 虎钮錞于：湖北恩施博物馆藏青铜打击乐器，顶部设有虎形钮，用于军事指挥。

巴式戈：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援部呈三角形，内端刻有“巴蜀符号”，为部落联盟的重要信物。

巴蜀符号系统

符号类型：包括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纹等200余种，多见于铜兵器、印章及少量漆器、陶器之上。

学术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其可能为早期拼音文字（如钱玉趾的观点）。 但主流观点认为，这些符号兼具图腾、族徽与宗教象征功能，尚未发展成系统的成熟文字。

典型案例： 成都蒲江出土的战国巴蜀印章，印面刻有星形、“T”形侧卧及“山”字型符号，或与盐业活动相关。 郫都区独柏树出土的虎纹戈上符号曾被质疑混入汉字元素，引发对符号体系独立性的讨论。

2. 盐业经济与文化遗存

盐业遗址

巫溪宁厂盐井：自商周延续至汉代的官营盐业遗址，盐泉控制权深刻影响巴国的政治与军事格局。 忠县中坝遗址：发现大量制盐陶器（如尖底缸、尖底杯），证实巴人在西周时期已实现规模化制盐。

盐业与城市发展： 巴国都城多次迁移（从江州到枳地再到阆中），政治中心随盐资源分布而变动。 蒲江盐井沟船棺墓群出土的巴蜀印章，暗示盐业从业者可能存在特定身份标识。

二、精神文化：信仰与艺术

1. 图腾与宗教信仰

白虎崇拜： 《华阳国志》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表明巴人尊奉白虎为祖先图腾。 青铜器上常见虎形纹饰，如虎钮錞于、虎纹戈；罗家坝M83墓葬出土的青铜腰带或为占卜仪式用具。

巫术与占卜： 罗家坝遗址M83墓葬出土龟甲和鹿角，残留明显灼烧痕迹，体现“巴人尚巫”的传统习俗。 盐井沟船棺墓群发现“笑脸”图案印章，其符号组合或蕴含原始宗教意义。

2. 艺术与工艺

青铜工艺： 罗家坝遗址出土水陆攻战纹铜豆、狩猎纹铜壶，纹饰涵盖战争、宴乐、农耕场景，生动展现巴人社会生活图景。 什邡市出土棘戈、郫都区独柏树虎纹戈，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

陶器与建筑： 忠县瓦渣地遗址出土绳纹陶与素面陶，器型演变反映出制陶技术的进步轨迹。 干栏式建筑形象见于巴蜀印章，推测反映南方地区传统的居住形式。

三、社会结构与文化互动

1. 墓葬等级与族群融合

墓葬等级分化： 涪陵小田溪M1墓葬（疑为巴王陵）随葬兵器多达百件，凸显贵族阶层的军事特权。 罗家坝M33大墓出土青铜礼器与彩绘陶器，属王侯级别墓葬，显示严格的等级制度。

多族群共存： 巴楚文化交融：湖北松滋发现巴式剑与楚式陶器共出，体现区域文化交流。

巴蜀文化交汇：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汇地带，墓葬随葬品风格多元，反映复杂的文化互动。

2. 文化传承与消亡

巴文化的延续性： 罗家坝遗址文化堆积层跨越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炭化粮食、陶罐等遗物表明巴人文化的持续存在。

秦灭巴蜀后的文化融合： 巴国灭亡后，巴文化逐步融入华夏文明体系，但巴蜀符号仍沿用至西汉初期，显示出一定的文化韧性。

【后裔去向】

 一、融入土家族（主体后裔）

1. 基因与文化证据

涪陵小田溪遗址人骨DNA检测结果显示，其基因与土家族高度吻合。 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地区的土家族延续了巴人悬棺葬俗和虎图腾崇拜，文化传承脉络清晰。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古巴语存在同源关系。

2. 迁徙路径

巴国灭亡后，部分巴人沿清江、酉水河谷南迁，进入湘西、鄂西及渝东南山区。 形成“毕兹卡—巴人”文化连续体，代表性遗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即彭氏土司统治核心区域。

二、融入苗族（部分支系）

1. 语言与葬俗关联

巴人与苗族（如花苗、白苗）语言同属汉藏语系，存在大量同源词汇，如对“盐”的称呼。 悬棺葬与岩洞葬习俗在湘西苗族与巴人遗址（如巫溪宁厂）中高度相似，体现文化共性。

2. 迁徙与融合

巴人南迁过程中与苗族先民（九黎—三苗集团）长期互动，部分支系逐渐融入苗族。 典型案例为贵州黔东北“红苗”，其族群自称“巴人后裔”，至今保留巴式青铜器纹样刺绣传统。

三、汉化与北方迁徙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化浪潮

部分巴人随氐羌流民北迁至关陇、河东地区（今陕西汉中、山西一带），逐步融入汉族。 典型史实：西晋末年巴人首领李雄建立成汉政权（定都成都），其后裔多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汉化。 淝水之战后，苻坚部下的氐羌士兵（含部分巴人）散居中原，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2. 明清时期

“赶苗拓业”影响 为躲避战乱，部分巴人后裔迁往川西、陕南地区，与汉族杂居，最终实现文化同化。

四、其他少数民族分支

1. 彝族与巴人关联 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上游，与羌戎集团频繁互动。基因研究表明，部分彝族支系（如凉山彝族）含有巴人血统。 彝族毕摩文化（祭司传统）与巴人巫术信仰在仪式形态与职能上具有相似特征。

2. 瑶族与巴人互动 湘西瑶族所奉行的盘瓠崇拜，与巴人犬图腾信仰存在深层文化关联。 考古发现显示，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与瑶族文物共存，印证两者历史交集。

五、当代分布与文化遗存

【名人】

1.廪君（务相）：传说中的巴国奠基者，巴国早期部落联盟首领，被尊为巴人始祖，活跃于西周初期（约前11世纪），文献与传说交织，《世本》《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记载 。

2.巴蔓子：战国忠烈，东周末期（约前4世纪）巴国将军，巴国忠州（今重庆忠县）人 ，文献依据：晋代《华阳国志》、宋代《太平御览》均有记载。

3.刘巴：巴地后裔，三国名士，三国时期蜀汉尚书令（约公元180-222年），祖籍荆州零陵（今湖南衡阳），属巴地后裔 ，非巴国时期人物，但与巴地文化关联密切

【文物出土】
一、商代文物
1.商代猪形铜磬
出土时间：1992年
出土地点：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博物馆
文物特征：整体呈板状猪形，脊部饰凤鸟，器身有对称分布的十个乳丁和云雷纹雕饰。改写了中国早期乐器仅有石磬和玉磬的传统认知，是研究殷商音乐与礼仪文化的重要实物 。

二、战国时期文物
1.战国青铜鸟形尊
出土时间：2002年
出土地点：四川涪陵小田溪墓地
文物特征：长28厘米、宽16.8厘米、高29厘米，整体呈鸟形，兼具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等特征 。
 

2.战国王玉组佩
出土时间：具体年份未明确，但与涪陵小田溪墓群相关
出土地点：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
文物特征：四仰璜组佩，是巴文化区首次发现的完整玉组佩，展品通过科技手段复原了“巴王”形象 。

3.战国虎钮𬭚于
出土时间：未明确具体年份，但属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出土地点：重庆武隆
文物特征：通高49厘米、肩宽25.5厘米，顶部饰虎形，象征巴人对虎的崇拜 。

4.战国竹笥
出土时间：2020年
出土地点：重庆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冬笋坝遗址
文物特征：距今约2200年，直径残长约12厘米、残高3厘米，是重庆地区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的竹编织制品 。
 

三、其他时期文物
1.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址
考古发现：

重庆合川张家院子遗址发现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2019-2020年发掘） 。

南充、广安发现100余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巴文化遗址（近年考古） 。
 

2.东周时期墓葬
典型遗址：

重庆忠县东周巴文化墓葬（2019-2020年发掘），但未提具体文物出土时间 。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1999年首次发掘，2003年第二次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兵器与巴王墓

【史料记载】

 一、核心史籍

1. 《华阳国志·巴志》

成书时间：东晋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4年）

作者：常璩

内容： 巴国地理范围：“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政治沿革：“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军事活动：“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民族构成：“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

学术价值：现存最早记述巴蜀地区的地方志，填补了先秦巴国史料的空白。

2. 《左传》

巴楚战争

桓公九年（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

庄公十八年（前676年）：“巴伐楚，围鄾……楚子使䓕章让于邓。

哀公十八年（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楚公孙宁、吴由于、䓕固败巴师于鄾。

巴国地位：“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昭公九年）。

3. 《尚书·牧誓》

记载内容：巴国参与武王伐纣，列为“牧誓八国”之一（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二、先秦文献

1. 《山海经·海内经》 记载内容：

巴人起源：“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巴国地理：“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海内南经》）。

2. 《世本》（已佚）

内容转引《后汉书·南蛮传》引《世本》：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

廪君传说：“廪君乘土船下及夷城……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

三、汉晋史籍

1. 《史记》 相关记载

《楚世家》：“共王有宠子五人……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取威于盐。

2. 《后汉书·南蛮传》

巴人起源：“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

巴蔓子事件：“巴蔓子请师于楚……乃自刎以头授楚使。

3. 《华阳国志·蜀志》 补充记载

巴蜀关系：“苴侯奔巴，求救于秦。

巴国灭亡：“周慎靓王五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冬十月，蜀平……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

四、其他典籍

1. 《路史·后记》 内容： 巴人世系：“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2. 《晋书·李特载记》 记载：“賨者，廪君之苗裔也。

3. 《说文解字》 释义：“巴，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