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中文名：庸国
外文名：Yong State
国号：庸

所属洲：亚洲
国都：上庸(今中国湖北省竹山县西南)
政治体制：君主制
开国君主：容成

世系起源：颛顼后裔说

邻国：

1.楚国‌：春秋初期庸国曾多次击败楚国，但最终于公元前611年被楚庄王联合秦、巴所灭‌
2.‌秦国‌：与庸国接壤于陕南地区，秦穆公时期参与灭庸之战‌
3‌.巴国‌：位于庸国西南（今重庆一带），与庸国长期争夺汉水上游控制权‌

国土范围：湖北省全境及陕西省南部汉水流域
存在时间：前12世纪- 前611年
国亡：楚、秦、巴三国

【概述】

         庸国的国号为“庸”，在西周初年被周武王封为伯爵，位列“牧誓八国”之首。其爵位等级高于同期的楚国（子爵），彰显其在当时诸侯国中的重要地位。 存续时间 庸国大约存在于商末至春秋早期，即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611年，历时约500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多个重要朝代的更迭。

      庸国的都城为上庸，位于现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部。方城山是其重要的军事防御中心，凭借险要地势构筑坚固防线，成为抵御外敌的重要屏障。

        在商周时期，庸国被誉为“南方群蛮之首”，曾率领八国联军协助周武王灭商，立下赫赫战功。进入春秋时期后，庸国依然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北抗强秦，南拒大楚，与楚国实力相当，成为南方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联合秦国与巴国组成三国联军，攻破庸国防御重地方城，庸国最终灭亡，其领土被三国瓜分。

【历史脉络】

       古庸国，曾是上古时期一方强盛的诸侯国，建都于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据《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由此可见，古庸国不仅地理位置险要，其都城亦具备极强的防御能力，显示出当时国家组织的高度成熟。

         庸国不仅国力强盛，其政治地位亦极为显赫。根据《礼记·王制》所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仪礼》中也提到，诸侯之间以亲疏与国力分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等。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爵位高于一般诸侯。在周代严格的分封制度下，非伯爵不得称诸侯，而其他如吴、楚、巴等大国亦仅称“子”，可见庸国地位之尊崇。楚国曾因实力强盛而向周王室请求提升封号，可见当时“伯”之地位的分量。 早在商朝时期，庸国便已具备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部族皆归附于其麾下。

            至春秋时期，庸国更是称雄于楚、巴、秦三国之间，多次击退楚国的入侵，甚至一度迫使楚国面临迁都的威胁。可以想见，若无强大国力与军事组织，庸国难以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立足如此之久。 公元前611年，楚国遭遇严重饥荒，民不聊生，楚庄王则正处于“三年不鸣”的韬光养晦时期。此时，楚国四方敌人趁虚而入，庸国国君乘机率军东进，联合南蛮各附庸国集结于选地（今湖北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形势危急，几近覆灭。

        危难之际，楚庄王迅速派遣使者联络秦国与巴国，三方联合反攻庸国。同年，楚、秦、巴三国联军对庸国发起全面进攻，庸都方城四面受敌，最终被三国联军攻破，庸国从此灭亡。此战不仅改变了楚国的命运，也成就了楚庄王“一鸣惊人”的历史佳话。 古庸国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其曾经的辉煌、强大的国力与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后人所铭记。

【政治】

爵位制度

         作为周代分封体系中的重要诸侯国，庸国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其国君世代受封为侯伯，爵位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第三等，高于同期的楚国与巴国（皆为子爵），显示出庸国在周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 不仅如此，庸国还是南方地区的方国联盟领导者。在商周时期，它作为“百濮之长”，统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多个部族，建立起以庸国为核心的政治联盟，成为当时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庸国可能在周昭王南征后因功晋爵）

制度特征

         庸国的政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双重管理体系。对于核心区域，如竹山、房县等地，实行直接统治，由国君统一管理，确保中央政令的执行效率。而对于周边部族，则采取“附庸国”的治理模式，通过政治联姻、军事保护等方式维系与微国、彭国等部族的从属关系，形成稳定的区域统治网络。 此外，庸国还延续了商代的巫文化传统，建立起“巫政结合”的政治体制。国君不仅是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同时也具备宗教领袖的身份。国家重大决策往往需要通过占卜仪式来决定，体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

外交

        庸国曾积极参与周初的政治事务，如参与洛阳都城的营建工程，其建筑技术受到周王室的认可，显示出其在工程技术与组织能力方面的先进水平。 在区域事务中，庸国也扮演着重要的平衡者角色。春秋时期，它通过联姻、军事威慑等手段，在秦、楚、巴三国之间维持了长期的战略平衡，有效保障了自身的政治安全与地区稳定。

         随着时代变迁，庸国的政治体系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脆弱性。公元前611年，庸国在对楚战争中战败，导致其附庸国体系迅速瓦解，原本由其统辖的各部族纷纷倒戈，使得秦、楚、巴三国联军得以深入腹地，最终导致国家覆灭。

        制度上的缺陷也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庸国长期依赖巫术进行国家决策，未能建立起成熟的官僚治理体系。在面对楚国日益完善的郡县制度时，显得应对乏力，最终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庸国的政治体系，既体现了早期国家治理的特色，也揭示了制度转型的重要性，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军事】

       庸国作为商周时期南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不仅在区域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更在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尚书·牧誓》原文记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八国之首

      作为“牧誓八国”之首，庸国是周武王伐纣时南方实际参战方国中军力最强者，其军事领导地位确立已久。在先秦南方诸侯林立的背景下，庸国凭借强大的军力长期压制楚国的扩张野心，成为南方的军事霸主。其地缘战略价值显著，春秋时期与秦、楚、巴三国接壤，军事存在对秦楚两国的东进与南下形成有效牵制，形成了“西抗秦、东拒楚”的战略格局，对当时南北势力的平衡起到了关键作用。

军事特点

      庸国的军事体系以坚固的防御和灵活的山地作战能力著称。其都城位于方城山，四面险峻，地势易守难攻，山南更筑有长达十余里的城墙，堪称古代山地防御工程的典范。此外，关垭古长城遗址横跨今鄂陕交界，全长180公里，是当时边境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庸国在军事工程上的高度成就。 在作战风格上，庸国军队以擅长山地战闻名。依托秦巴山区复杂地形，庸军灵活机动，屡次以少胜多。史料记载“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足见其军队战斗力之强，甚至令当时强盛的楚国也心生畏惧。

经历战争

     1.伐商之战（牧野之战）

 ‌      长期以来，商朝对南方部族持续用兵，尤其对庸国及其先祖构成严重威胁，造成深重的历史积怨。这种持续的压迫和战争，促使庸国最终选择加入周武王领导的反商联盟。出于自保与发展的双重考量，庸国希望通过联合其他方国，共同推翻商朝统治，从而争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政治自主权。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主力部队，包括战车三百乘、精锐武士三千人，并联合庸、蜀、羌等八个方国，组成一支总兵力约四万五千人的联军。其中，庸国作为南方主力，其军队在联军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人数众多，且士卒勇猛，战斗力极强，为联军提供了坚实的军事支撑。 ‌关键行动‌ 在正月甲子日，联军于牧野与商军展开决定性会战。此战中，庸军作为先锋部队，率先投入战斗，与周军紧密配合，形成强大攻势。面对商军主力，庸军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素养与作战意志，有效牵制并削弱了敌军防线。与此同时，商军中的奴隶兵在战场上临阵倒戈，极大动摇了商纣王的统治根基，加速了其最终的败亡。 牧野之战不仅标志着商朝的终结与周朝的建立，也彰显了庸国在历史转折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参与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庸国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2.抗楚战争

      庸国作为秦巴山区的军事强国，地处汉水流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战略要道。楚国在向东扩张的同时，也积极向汉水流域渗透，双方围绕战略要地如房县、竹山等地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多次爆发军事冲突，地缘矛盾日益加剧。 2. 楚国的扩张野心 楚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推行“问鼎中原”的宏大战略，意图通过控制汉水流域进而打通北上争霸的通道。在此背景下，庸国因其地理位置和军事实力，成为楚国南扩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障碍，两国矛盾迅速激化，最终爆发大规模战争。

      七战七败战术： 面对庸国强大的山地作战能力，楚国名将师叔提出“疲敌之计”，主动发起七次小规模战役，每次皆故意战败，撤退时丢弃大量军械物资。庸军接连获胜，缴获大量装备后误判楚军已丧失战斗力，进而放松警惕，逐步撤除边境防御体系。

        方城山决战： 在成功麻痹庸军后，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军队，趁庸国防御松懈之际发动突袭。楚军主力绕过庸国前线防线，直逼其都城方城山（今湖北竹山县）。由于防御体系被迅速瓦解，庸国都城陷入重围，最终失守，标志着庸国军事体系的全面崩溃。

   3.亡国之战

        公元前611年，庸国在楚、秦、巴三国联军夹击之下灭亡，其疆域被三国瓜分，结束了其作为区域强国的历史地位。 庸国灭亡后，其长期构建的山地防御体系被楚国所吸收并加以改进，成为楚国巩固汉水中上游统治的重要军事基础。其中，著名的关垭长城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后世“朝秦暮楚”战略争夺的核心区域，对战国时期的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垭长城遗址争议】

 一、东周说（主流观点）

       目前多数考古学者倾向于认为，关垭长城的最初修建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大约公元前7世纪末。该时期，关垭长城作为古庸国与东周之间的边界防御工事而存在，后来随着历史变迁，逐渐演变为秦楚之间的边界防御体系。这一观点得到了夯筑技术方面的支持，遗址中所采用的石灰拌黄土工艺，与春秋时期楚文王时代（公元前689—前677年）的筑城技术高度一致。此外，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相关文物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时期的建造活动。

        战国说：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今所见的关垭长城主体结构应属战国时期（公元前5至前3世纪）楚国扩建而成。他们认为，该段长城在当时主要用于抵御秦国的东扩。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陶片以及具有防御功能的瓮城结构，这些都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防御体系相符。

         明清说（少数观点）： 极少数研究者提出，关垭长城的部分墙体可能在明清时期，特别是白莲教起义时期，被用作地方防御工事而进行过重修。然而，这一观点在学界并未获得广泛认可，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支持。

二、支持东周说的发现

     在竹溪县关垭遗址中，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些具有春秋晚期特征的釉陶片，这些陶片为确认长城的早期建造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夯土层中发现的木料经过碳14测定，结果显示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进一步支持了东周时期修建的观点。 质疑东周说的依据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遗址中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遗物数量相对较少，这可能意味着早期的城墙结构已经完全损毁或被后期大规模重建所覆盖。此外，在擂鼓台等附属设施中发现了明代的修缮痕迹，这也引发了关于遗址历史延续性的讨论。

三、阶段性修筑说

      目前，学界较为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阶段性修筑说”，即关垭长城经历了东周始建、战国扩建、明清修缮等多个历史阶段。这一叠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遗址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共存现象。然而，对于各时期具体修筑的范围和规模，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加以确认。

         当前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关垭长城是否属于楚长城体系的一部分（如已确认的河南楚长城）；以及遗址中所呈现的“船形布局”是否确实为东周时期的原始形制。这些问题仍需通过更深入的考古调查与学术研究来逐步厘清。 

【文化】

      庸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鄂西北、川东、陕南交界地带的一个古老方国，其文化以勇战拓荒、巫风盛行、丧葬独特等特征著称，虽在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但其文化遗存深远影响着后世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传承。

勇战精神

     庸国素以尚武善战闻名于世，曾在周武王伐纣之战中统领八国联军，立下赫赫战功。后因联合群蛮反叛楚国，最终被秦、楚、巴三国联军所灭，留下“庸人自扰”的典故。清代《上庸赋》中亦有“缮兵振旅，从周伐商”的记载，生动体现了庸人崇尚武力、忠勇果敢的民族精神。 巫文化发源地 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在古代被称为灵山，是巫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据《山海经》记载，著名的“十巫”皆为庸人，其中巫咸族建立的“巫咸国”更是早期巫文化的中心。时至今日，竹山地区仍保留着伏羲祭祀的传统，与古代巫文化一脉相承，展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语言

      位于古庸国国都周边的区域，即今天的竹溪、竹山，以及相邻的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等地，其方言和口音基本一致，在现代汉语中均属于同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区以竹溪方言为代表。方言的形成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一个氏族或部落的语言若能稳定传承，并不断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说明其自身语言体系已经发展成熟，这一过程至少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竹溪地方话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影响力。其周边地区的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仅在个别口音上存在细微差异，这种语言的统一性和相似性表明，它们很可能受到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深远影响。结合历史背景分析，这种语言现象很可能是古庸国时期语言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所致，显示出古庸国在该区域长期的文化辐射力和语言影响力。

丧葬习俗

      庸国的丧葬习俗独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岩葬（悬棺）。即将棺木置于悬崖峭壁的洞穴之中，这种葬俗在竹溪河流域仍可见到“老人洞”的遗迹。此外，当地还流传着“打夜锣鼓”的丧葬仪式，即围绕灵柩击鼓唱孝歌，表达对逝者的哀悼与敬仰。这一传统在神农架地区发展出《黑暗传》，被誉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古庸国的丧葬文化独具特色，源远流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岩葬”传统，也被称为“悬棺文化”。这一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许多谜团至今仍未完全解开。 古庸国人崇尚岩葬，他们将逝者的棺木安置于山间岩洞或悬崖峭壁之上。在有天然岩洞的地方，人们直接将棺木放入其中；而在没有岩洞的区域，则会人工凿出洞穴，作为安葬之所。如今，在竹溪河流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仍可见到一些古老的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这些洞穴正是古庸人用于安葬逝者的场所。

        近年来，在水坪镇洛家河的一处洞穴中，人们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遗存，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古老的丧葬习俗。 关于“老人洞”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传说古人看到人老后便会死亡，而蛇却能在洞中蜕皮返老还童，觉得天地不公，于是向上天祈求改变这种命运。上天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答应将“人死蛇蜕壳”改为“蛇死人蜕壳”。从此，人老之后进入洞中蜕皮，便可重获青春。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数量迅速增长，造成人满为患。无奈之下，古人只得再次祈求上天恢复原状。于是，这一“返老还童”的方式被终止，老人去世后便永远留在了洞中。

         这一传说虽属民间故事，却与竹溪地区的岩葬风俗紧密相连，也解释了“老人洞”的真正用途。 岩葬习俗最初盛行于古庸国，随着时代变迁，逐渐从天然岩洞发展为人工凿洞，最终演变为土葬。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岩葬的棺木和遗体早已风化无存。然而，岩葬文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其风俗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甚至在现代社会中仍能在部分地区看到其遗风。

          正因古庸人普遍实行岩葬，这也解释了为何至今仍未发现古庸国王室墓葬的真正原因。岩葬习俗的广泛存在，使得王室成员的遗骸可能同样被安置于岩洞之中，而非传统的大型陵墓之内，从而为考古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除了岩葬之外，古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独特表现是“打夜锣鼓”，也称“唱孝歌”，现代叫守大夜。这是一种富有仪式感的丧葬仪式，通常由两人或三人组成。一人击鼓，一人敲锣，围绕灵柩缓缓起舞，边走边唱，一唱一和，有时还有一人随行跟唱，形成一种庄严肃穆而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这种丧葬仪式不仅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也承载了浓厚的民族文化。

           在神农架林区发现的《黑暗传》，被誉为汉民族第一部史诗性叙事长诗，实际上正是古庸地区“打夜锣鼓”仪式中流传下来的歌词唱本。《黑暗传》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古庸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传承、丰富和发展的文化结晶，体现了古庸人对生命、死亡与宇宙的深刻思考。

          古庸国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岩葬还是打夜锣鼓，都展现了这个古老民族对生命与死亡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对自然、宇宙的敬畏与思索。这些传统不仅是古庸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人研究古代民族信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巫文化

      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片土地承载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位于长江三峡的巫山，在古代被称为“灵山”，是巫文化的重要象征地。

       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灵山之上曾有“十巫”活动，而现代研究已证实，这十巫多为早期庸人。此后，十巫中最为强盛的“巫咸族”在现今巫溪县一带建立了“巫咸国”，成为巫文化发展的重要支脉。 在十巫之中，巫咸与巫彭尤为著名，他们曾担任商王太戊的重要大臣。

       巫彭不仅精通医道，更在医药与养生方面有着深远造诣；而巫咸则在医道之外，还通晓天文历法与乐器制作。他们所研究的医学、天文学及音乐艺术，不仅在当时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早期科技与文化的基础。

      在古庸国所辖的江汉西部地区，历史上长期流传着“民多信巫”的记载，尤其在明清以前尤为显著。时至今日，这些地区依然保留着丰富的巫文化遗存，民间所使用的巫术形式也大体一致，显示出这一文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这些传统巫术历史悠久，深深植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巫文化还与中草药文化密切相关。在鄂、渝、陕交界的广大区域，民间流传着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中草医经验，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知识和实践智慧。这些宝贵的医药文化，与古代巫术一样，极有可能是古代庸国巫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与发展，成为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音乐方面

      音乐在古代庸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庸人不仅善于歌舞，还创造了鼓等多种乐器，因此在古代，“庸”与音乐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鼓也常被称为“庸鼓”。从《诗经》中便可以窥见庸人能歌善舞的风貌。其中《江汉》以及《墉风》中的一些诗篇，据学者推测，很可能源自古代庸国地区的民间歌谣。

       历史上有“吉甫作诗”的说法，说的是周武王的大臣尹吉甫创作诗歌的故事。尹吉甫出身之地，正是庸国属下的附庸国——麇国。由此可见，庸地文化对周代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历史的演进，庸国的歌舞传统不断传承与发展，逐渐演变为后世的山歌与戏剧形式。如今流传于鄂西、陕南等地的“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等民间音乐与戏曲形式，其主要源头均可追溯至古庸国丰富多彩的歌舞文化。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古代庸人的智慧与情感，也为中华音乐与戏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技艺传承

        庸国的制陶与青铜铸造技艺被楚国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其茶文化则通过巴蜀通道传入中原，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1.科技

   庸国以盛产五金著称，是当时著名的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因此其人民被称为“镛人”。商代许多精美的鼎器和大钟都出自庸人之手，充分体现了他们在青铜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技艺。与此同时，庸人还因擅长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的统治者曾特地邀请庸人参与都城建设，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的都城修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位于今湖北竹山县的古庸方城遗址，其城墙历经三千多年风雨侵蚀依然保存完好，足见庸人在建筑技艺上的非凡造诣。无论是青铜铸造还是城市建设，庸人都展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与艺术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2.盐业

            古庸国是中国盐文化的重要起源地。早在夏商时期，庸人便已发现并开发了丰富的盐泉资源，率先开展了煮盐生产，并逐步开辟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盐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古庸国繁荣昌盛的重要支柱。 由于盐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战略价值，古庸国的盐泉也成为周边强国争夺的焦点。据史书记载，楚国灭庸之后，迅速占领了庸人的盐泉，以此作为制约秦国的重要手段。而秦国则派遣名将白起攻占鱼邑之地，夺取盐泉，进一步巩固其在西部的势力。

          秦楚之间的争霸战争，正是从对庸人盐资源的争夺开始，足见古庸国盐文化在当时历史格局中的关键地位。 古庸国的盐文化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演变，成为中国盐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3.茶叶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便已发明了茶叶的采集与利用，并将茶叶与生漆一同作为珍贵的贡品献予王室。作为古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虽然在唐宋以前较少见诸史籍中关于茶叶的明确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地不产茶叶，更不能否定庸国在中国茶文化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据《华阳国志》记载：“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中提到的漆与茶叶的产地“巴”，实际上涵盖了古庸国所在的三峡区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峡州、夷州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是古代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早期茶叶种植与利用的重要区域。 在三峡地区，庸人所创造的茶文化后来被楚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传世之作《茶经》中写道：“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这说明当时巴山峡川一带已有野生或栽培的大茶树。《茶经·八之出》中所列的山南道六大产茶区中，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和峡州即为古庸国属地或其周边区域，进一步印证了庸国在中国茶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广雅》一书中亦有关于茶的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这不仅描述了当时茶叶的加工方式和饮用习惯，也反映了茶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与价值。 由此可见，庸国作为中国早期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在茶叶种植、加工与饮用方面的实践，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华茶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文化遗存与影响

       庸国文化虽历经千年变迁，但其影响依然可见。如今的张家界在古代曾被称为“大庸”，而重庆巫溪县则是巫咸国的故地，这些地名的延续见证了庸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此外，《左传》中“举棋不定”的典故或与庸国人喜爱围棋的历史活动有关，进一步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最新考古发现

        近年来，竹山、竹溪等地陆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铜器与汉代木简，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庸人在被灭国后仍持续活动，也揭示了他们向南方迁徙的历史轨迹。 争议与未解之谜 尽管庸国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但至今仍未发现其王室墓穴，推测可能与其岩葬习俗有关，导致遗存难以寻觅。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庸人自扰”典故并非贬义，而是对庸国主动挑战楚国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这一观点为重新审视庸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疆域】

     庸国的疆域曾极为辽阔，远超今人想象。其国土不仅涵盖了现今湖北省的西南部，还包括荆州、荆门南部至钟祥一带。彼时楚国的最初都城丹阳（今湖北襄阳市保康县一带，亦有河南淅川说）原属庸国版图，而后来楚国所迁都的郢（今荆州市北部纪南城），也原本是庸国的属地，后被楚国所侵占。

         庸国的南方边界延伸至今日重庆的东北部，包括万州、开县、梁平以北的多个县区。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东部的州府，如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等地，皆属庸国旧地。

        庸国西部疆域则涵盖现今陕西省安康市大部分地区。根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古时“汉中”实指今安康一带，与今日之汉中并无直接关联。安康原为庸国的附庸之地，属其西部疆域的一部分。

         庸国的北部疆域则延伸至湖北郧西县、陕西安康市、旬阳县以及商洛东部地区。郧西古称上津县，隶属于金州（今安康市），《太平寰宇记》与《舆地纪胜》皆记载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至于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归属尚不明确，但大致其东部部分地区亦属庸国疆域。

       据《魏书》记载，北魏皇兴四年设立东上洛，后于永平四年改设为上庸郡，辖商县、丰阳县，即今丹凤、商南、山阳一带。以“庸”命名此郡，极可能与其曾属庸国版图密切相关。

地位

         据史料推测，庸国在夏代，至迟在商代，便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的国家形态，且其间未曾出现中断。若从夏代算起，庸国的历史可达一千七百余年；即便从商代开始计算，也长达一千一百多年，足见其历史渊源之深远。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去世后，其子发继位，即周武王，并将都城迁至镐（位于沣水东岸）。此时正值商纣王对东夷用兵之际，国力消耗严重，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周武王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与方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征伐商纣。

      在这些参与伐商的方国中，庸国位列八国之首，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应属西土大国之一。古代典籍中所提到的“庸”与“鄘”实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庸国的立国时间早于鄘国。西周时期实行“分土封侯”的地方行政制度，周天子将国都附近的区域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治；而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分封给诸侯，各自建立邦国。

        牧野之战胜利后，周武王将原商王朝的王畿划分为邶（朝歌以北）、鄘（朝歌以南）、卫（朝歌）三个区域，并分别由其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进行统治，以监视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史称“三监”。武王在战事结束后仍返回镐京，显示出庸国早在商代即已建国，而鄘国则是在西周时期才设立的区域。因此，庸国的建立早于西周，甚至早于鄘国的形成。

     西周时期的“分土封侯”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亲属，二是有功之臣，三是古帝王之后，实际上也包括一些较强大的部落和方国的首领。《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可见周初以姬姓为主的分封格局。而曾参与武王伐纣、位列西土八国之首的庸国，是否被正式封侯，史书并无明确记载。

        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来看，庸国仍为西土大国，地位显赫。 庸国不仅疆域辽阔，在春秋前期亦属罕见，更兼具强大的国力与崇高的地位和声望。将其称为“楚之附庸”，或将庸人等同于楚人，甚至将其归为“诸巴之一”，实为对历史的误解。庸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国力方面

        庸国亦非等闲之邦。商代时期，湖南北部与湖北西南部的“百濮”诸部皆归庸国统辖，足见其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威慑力。不仅如此，庸国的爵位亦极为尊贵。

      《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仪礼》亦指出，同姓大国称“伯父”，异姓则称“伯舅”，至于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边地大国，即便强盛亦仅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之爵，远高于吴、楚、巴等国的“子”爵，足见其地位之尊崇。

     据《史记》及《左传》等相关典籍记载，周代分封制度极为严谨，非伯爵者不得称诸侯。楚国曾因不满“子”爵地位而向周王室请求加封，由此可见，庸国能以“伯”爵身份立于列国之间，其政治地位与国家实力不容小觑。

        在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中，庸国位列八国之首，与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邦共同参与牧野之战，为推翻商纣统治立下赫赫战功。可见庸国不仅是西土大国，更是周初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尽管史书未明确记载庸国是否被正式封侯，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来看，庸国依然保持着其在西土的重要地位。

【疆域变迁】

     庸国在商周至春秋时期经历了从鼎盛到衰亡的完整过程，其疆域变迁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

一、商周时期（鼎盛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

       庸国在商周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国力强盛，影响力广泛。其核心区域位于今湖北省竹山县（古称“上庸”），这一地区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与经济的重要枢纽。当时的疆域范围大致北抵汉水，西跨巫江流域，南接长江沿岸，东至武当山一带，覆盖了今天湖北、重庆、陕西、湖南等多地的部分区域。 具体而言，庸国的疆域主要包括：

         湖北：以十堰市为核心，涵盖竹山、竹溪、郧西、房县等地，并向南延伸至荆州市南部、荆门市南部、宜昌市及恩施州北部。

        重庆：包括万州、梁平、奉节、云阳、开县等东北部地区，显示出庸国在川东地区的深远影响。

        陕西：控制着安康市、汉中市东部及商洛市南部，与中原文化圈形成互动。

        湖南：涉及张家界市和吉首市的部分地区，表明庸国文化向南延伸至湘西一带。 庸国的都城为“方城”，位于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是当时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二、春秋时期（衰落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11年）

        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庸国逐渐走向衰落，疆域不断收缩。此时的庸国主要保有今湖北境内的竹山、竹溪、房县西部及郧西县等地，其影响力大不如前。在重庆地区，虽仍控制万州、梁平等地，但巫山、巫溪一带已被楚、巴两国争夺。陕西境内，安康大部仍属庸国统治，但已面临外部压力。 最终，公元前611年，庸国在内外交困之下被楚、秦、巴三国联合攻灭。三国随即瓜分其地：

       楚国：占据汉水流域，包括今湖北十堰、荆门等地，进一步扩展了其在江汉平原的势力范围。

       秦国：获得陕南的安康及商洛东部，加强了其向东发展的战略纵深。

       巴国：控制重庆东北部，如万州、梁平等地，巩固了其在川东的统治地位。

三、文化遗存与历史影响

        庸国虽然灭亡，但其文化影响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地名、技术与习俗等形式得以延续。

        地名延续：如湖南张家界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大庸”，重庆巫溪则为巫咸国故地，与庸国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技术传播：庸国的筑城技术，尤其是“方城”这一独特形制，以及其青铜工艺，被后来的楚国所吸收和发扬，对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庸国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地方政权的兴衰史，更是华夏文明扩展与融合的缩影，其在地理、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贡献，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与铭记。

【后裔去向】

庸国后裔的主要去向

        公元前611年，庸国被楚、秦、巴三国联军所灭，其国民随之分散各地，开启了迁徙与融合的新篇章。随着历史的演变，庸国后裔的去向逐渐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庸国王族归附楚国，并逐渐融入楚文化体系。据记载，楚庄王灭庸之后，一些贵族选择归顺楚国，成为楚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屈原家族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屈原的先祖即为庸国国君伯庸，归附楚国后，与楚王室通婚，最终形成芈姓屈氏的重要支系。这种文化与血缘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楚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

        其次，一部分庸人南迁至湘西北地区，主要定居于今天的湖南张家界一带。他们在当地定居后，将流经聚居地的溪流命名为“大庸溪”，这一地名后来逐渐演变为“大庸”，并沿用至今。湘西北的“下庸”与鄂西北竹山、竹溪一带的“上庸”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理与文化联系，显示出庸人迁徙过程中对故土的深刻记忆。

           还有部分庸人西迁至巴蜀地区。庸国故地（今重庆及陕南一带）的遗民可能与巴人融合，成为巴文化的一部分。在秦巴联军作战期间，一些庸人留居当地，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为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文化层面，庸国的诸多元素被楚人所吸收。楚人继承并发展了庸国的筑城技术，被称为“墉人”的工匠群体在楚国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庸国的巫文化（如巫咸族）以及青铜工艺也对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深深融入楚文化的宗教信仰与艺术表达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据传源自庸国主动挑战楚国而最终被灭的历史事件，成为后人对庸国历史命运的一种形象总结。 然而，关于庸国后裔的迁徙与融合，仍存在不少争议与未解之谜。部分学者指出，庸人独特的岩葬习俗使得王室墓穴难以寻觅，导致其后裔的具体迁徙路线至今仍不明确。

         现代竹山、竹溪一带的方言中或许保留了古庸语的某些痕迹，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尚难以确证。 这些历史线索与文化遗存，为我们探寻庸国后裔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研究古代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名人】

 1. 庸国末代 君主

 2. 庸国 将领

 3.巫咸

 4.屈原，在其名作《离骚》中提到“朕皇考曰伯庸”。部分学者认为，“伯庸”可能为庸国王族的后裔，虽此说尚存争议，但若属实，则屈原与庸国之间便存在某种血脉联系，进一步提升了庸国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争议与补充

    关于屈原先祖“伯庸”是否确为庸国王族的问题，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观点。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一联系尚未得到完全确认，仍需更多历史资料与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然而，无论结论如何，庸国在文化、技术与军事上的成就，已足以使其在中国古代方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史料记载】

          庸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方国，在多部古代典籍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尚书·牧誓》。该书记载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与各诸侯盟誓的情景，庸国被列为“牧誓八国”之首，说明其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影响力。原文中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由此可见，庸国是周武王伐纣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左传·文公十六年》则详细记载了庸国后期的历史。公元前611年，庸国联合百濮诸部攻打楚国，但最终被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组成的联军击败，庸国都城方城被攻陷，庸国随之灭亡。这一事件标志着楚国在南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也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激烈局势。

       《史记》中，司马迁也对庸国的历史有所记载。《周本纪》中引用了《尚书·牧誓》的内容，再次确认了庸国在周武王伐纣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楚世家》中，则提及了楚国与庸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楚国最终灭庸的过程。

      《括地志》则提供了关于庸国地理方面的信息，记载其都城“方城”的地形特征为“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这种地形易守难攻，说明庸国在选址建都时充分考虑了防御因素。 从政治地位来看，

       《礼记·王制》与《仪礼》中提到，庸国的爵位为“侯伯”，高于楚国、巴国等子爵诸侯国，显示出庸国在西周初期具有较高的政治等级和影响力。

       《荀子·儒效篇》中关于周初分封制度的记载，也间接印证了庸国受封伯爵的历史事实。

       《华阳国志·汉中志》还提到，庸国西部疆域包括今陕西汉中地区，说明其疆域辽阔，地域影响力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虽未直接提及庸国，但其中关于“十巫”的传说可能与庸国的巫文化存在关联，反映出庸国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独特性。

            近年来，考古发现也为庸国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在今湖北竹山、竹溪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铜器及汉代木简，为研究庸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