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三皇】【五帝】【夏朝】【商朝】【周朝】【牧誓八国】【姬姓诸侯国】【子姓诸侯国】【异姓诸侯国】【秦朝】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西周至战国
‌中文名‌：楚国

‌别称‌：荆、荆楚‌
‌国号‌：楚

‌爵位‌：子爵
‌所属洲‌：亚洲

‌开国君主‌：熊绎
‌首都‌：丹阳（今湖北秭归）→ 郢都（今湖北荆州）‌
‌主要城市‌：郢都（荆州）、陈郢（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
‌政治体制‌：君主制（后称王）‌
‌国土面积‌：极盛时西起大巴山，东至大海，北至淮河，南达五岭‌
‌相邻国家‌：秦国、晋国、越国、巴国、庸国等‌
‌地位‌：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一‌
‌历史事件‌：成王封熊绎为子爵，立国于丹阳‌
‌崛起‌：楚武王熊通僭越称王（前704年）‌
‌称霸‌：楚庄王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
‌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
‌灭亡‌：前223年被秦国所灭‌
‌存续‌：（前1115年—前223年）‌
‌末代君主‌：楚王负刍（前227年—前223年在位）‌
 

【概述】

          楚国（？～公元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重要诸侯国。其国君为芈姓（在金文中亦作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在周成王时期（约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21年），周王室正式册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开启了楚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辉煌篇章。

       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国立国之初，曾于鄀国盗牛用于祭祀，这一细节反映出当时国家初建时的艰难与贫弱。然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楚国在春秋时期的楚成王统治下开始崛起，逐步兼并周边诸侯国，扩大疆域，奄有江汉地区。周天子亦赐祭肉予楚王，并命其镇守中南，标志着楚国地位的提升。

         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王，号为楚武王，开创了诸侯僭号称王的先例。至楚庄王时期，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力强盛。楚庄王更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也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进入战国时代，楚悼王重用吴起推行变法，军事力量迅速增强，展现出称雄一方的气势。至楚宣王与楚威王时期，楚国疆域空前辽阔，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达大海，南抵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与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及山东西南部，成为当时地域最广、国力最强的诸侯国之一。 楚怀王时期，楚国出兵攻灭越国，尽得越国原属的吴地，使越国分裂瓦解。然而，由于“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朝政日益腐败，国力逐渐衰落。

         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结束了其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楚国的兴衰历程，不仅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历史风云，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

【国号来由】

         楚国国号“楚”的由来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关于“楚”字作为国号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说法：

         其一为地理名称说。据史料记载，周成王时期，将鬻熊的孙子熊绎分封于“楚蛮”之地，即今湖北西部一带，因当地名为“楚”，遂以此为国号。早在甲骨文中便已出现“楚”字，原意指荆条或灌木丛生之地，后来逐渐演变为对江汉流域的泛称，成为这一区域的地理标志。

        其二是图腾崇拜说。清华简《楚居》中记载，楚人先祖妣厉因难产去世，巫师以荆条（即“楚”）包裹其腹部后下葬，后人以此为纪念，将“楚”作为族名。然而，这一说法多被认为是后世附会之辞，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并非国号的真正来源。

        其三为周王室封号说。在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中，周王室将芈姓部落封于“楚”地，授予子爵爵位，因此楚国亦被称为“楚子国”。这种封赐不仅赋予了楚人政治地位，也确立了“楚”作为国号的基础。

          其四为文化融合说。楚人地处中原与南方蛮夷文化的交汇之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楚”字不仅象征着周王室的封赐具有合法性，同时也体现了楚地特有的荆楚风貌，成为文化融合的象征。

        需要补充的是，楚国在早期常被称为“荆”或“荆楚”，直到楚武王熊通在公元前704年正式称王之后，“楚”才被确立为正式国号。

【历史沿革】

 族源‌：楚人先祖为芈姓部落，相传为火神祝融后裔，商代时活动于河南新郑一带，后南迁至湖北荆山地区‌。
 

西周时期（前1115年—前771年）

      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楚人先祖熊绎于丹阳，建立楚国，授封子爵之位，正式立国。这是楚国历史的起点，标志着楚族在周王朝体系下的政治地位初步确立。 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土地尚未开发，资源匮乏，百姓生活艰苦。然而，楚人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激励下，不畏艰险，辛勤开拓，逐步扩展生存空间，为日后楚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03年）

      进入春秋时期，楚国逐步崛起，成为南方强国。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率先僭越称王，打破周礼制度，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自称为王的诸侯，此举极大提升了楚国的政治地位，也标志着其独立于周王室之外的强权姿态。 此后，楚庄王继位，励精图治，国力强盛。他曾率军北上，问鼎中原，展现出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并最终跻身“春秋五霸”之列，确立了楚国在列国争霸中的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前403年—前223年）

        进入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国力一度达到鼎盛。在楚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疆域空前辽阔，西部边界抵达大巴山，东部则直达东海之滨，成为当时地域最广的大国之一。 然而，随着战国中后期列国争霸日益激烈，楚国因内政不稳、外交失误等原因逐渐衰落。公元前223年，强秦大举进攻，楚国终被秦国所灭，结束了长达八百余年的立国历史。楚国虽亡，但其文化、精神与历史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时期】

         楚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远古先民长期的交往、争战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在荆楚地区形成了具有共同语言、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得名于其所居住的楚地。至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楚地逐步开启了“融入华夏”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与古代“禹征三苗”的传说相互印证。 关于楚族的族源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有观点认为，楚族原本就是荆楚地区的土著民族。另有研究指出，楚之先世曾居于淮水下游地区，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方族群。熊盈即为鬻熊，而“盈”与“鬻”在古音中相通。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的观点，认为楚人属于淮夷一族，亦即蛮荆。他在后续的《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楚人即为“熊盈族”。

        1934年，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群。范文澜曾提出，熊绎的祖先为参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部分学者结合江汉流域的考古发现，提出该地区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正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应起源于荆楚本地。

            俞伟超依据徐旭生关于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苗蛮集团”的观点，结合考古研究成果，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同源”，即楚族的祖先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 楚蛮是商周时期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密切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荆蛮”最早见于夏末商初。三苗衰落后，其后裔散居于江汉流域。至商代后期，楚蛮已逐渐强大，与华夏集团交往频繁，在文化面貌上可能已接近中原。楚成王时期，楚蛮主体被楚国所兼并，作为一个独立族群逐渐消失。其残余势力如蛮子国，最终也为楚昭王所灭。自此，楚境内不再有关于蛮族活动的明确记载。

            商代时期，楚蛮主要分布在汉水东部及鄂豫陕交界地带；至周代，则主要活动于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着明显区别：在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与楚国公族的族源不同；早期楚国疆域狭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国是周王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常成为周朝征伐的对象。尽管如此，楚蛮与楚国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楚国初封之地即为楚蛮聚居区，自熊渠时期起，楚国逐步融合楚蛮。在文化上，早期楚国与楚蛮难以区分，楚文化的形成正是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楚蛮应为文化主体。 楚民族是一个崇尚火与赤色的民族，太阳崇拜在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楚人将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与《帝系》中亦提及黄帝与颛顼为祖孙，颛顼与帝喾为父子。颛顼号高阳，即太阳神的象征。楚族虽自颛顼之后，但其直系祖先则为季连。楚先民普遍崇拜自然，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提到“雹戏”，即对雷电化生万物的自然力量的崇敬；“帝俊生日月”反映了对日月的崇拜；“火正”即祝融，体现了对火、火神以及太阳的尊崇。 随着先民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天地观念。楚帛书中“奠三天，辨四极”的记载表明，在祝融时代，楚人已有明确的天地意识，并加以祭祀。

           楚人信奉巫鬼，重视祭祀活动，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地神话众多，正是楚先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具体体现。 凤是楚先民的图腾象征。在楚人眼中，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描述凤为“火之精”，生于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现，飞则群鸟随从。凤不仅是火之精，更是火正祝融的神灵化身。屈原在《远游》中写道：“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亦称：“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即凤，可见楚人将祝融与凤视为一体，反映出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内涵。 童书业指出，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认为其即为兜或丹朱，本为日神，亦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皆为鸟名，因此楚人可能以鸟为图腾。

           由于楚人将凤视为祝融的化身，凤被赋予了非凡的神通与精神力量。在楚地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凤的形象尤为丰富，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以及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均生动展现了凤在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独特魅力。

【受封荆楚】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的酋长，在商朝衰落、周朝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他审时度势，率领族人及时归附周文王，并担任周文王的火师，成为周王朝的臣属。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一个弱小的部族，若无法自立生存，便需依附于一个强大的族群。鬻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选择。

       《史记·楚世家》中亦提到：“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这表明鬻熊不仅是楚族的早期重要领袖，更是楚国的奠基人。楚人后来感念其功绩，将其与祝融一同奉为祖先，世代祭祀，尊崇有加。 鬻熊去世后，其后代熊丽、熊狂继续生活在周文王、武王时期。

        直到熊绎时代，正值周成王执政（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周王室对文、武两朝功臣后裔进行封赏，熊绎被封于楚地，成为楚国的第一位正式君主。据史书记载，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有学者据此认为，从此时起，“楚”才作为正式的国号和族名开始使用。自鬻熊至熊绎历代皆居于丹阳，丹阳遂成为楚国立国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楚国初建之时，国力微弱，资源匮乏。

         史载楚人在立国之初曾发生“鄀国盗牛祭祀”之事，这与《国语》中所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相互印证，反映了楚国建国初期的艰难处境。在此背景下，熊绎带领楚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最初，楚人居于丹阳，仅有一隅之地，但正是以此为起点，楚人不断向南拓展，逐渐发展为雄踞南方的强大国家。 楚国立国之后，与其他中原诸侯一样，必须定期朝觐天子、进贡赋税。熊绎曾亲自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跋山涉水，渡过汉水与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地前往朝见周王。

         楚人所贡之物除桃弧棘矢外，还有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负责设置苞茅以供缩酒之用，并与鲜卑首领一同“守燎”祭天，却没有资格参与诸侯的正式盟会。这一记载一方面反映出熊绎地位之低微，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承担着向周王室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需亲自主持缩酒仪式和祭天活动，显示出楚国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地位。 尽管立国之初条件艰苦，地位卑微，但楚人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意志，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崛起为南方的强权。

【南征称王】

筚路蓝缕，南征称王
    筚路蓝缕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译文：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去开辟山林。）

     楚国自建国之初便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当时，楚国一方面对周王室保持恭敬态度，另一方面则在艰苦条件下励精图治，辛勤开拓疆土，逐步奠定了国家崛起的基础。到了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位于江汉平原南部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逐渐不安分起来。这些部落不仅地理位置优越，邻近鄂国和曾国的东部产铜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商代，南方的铜路已被开辟，进入西周后，周王室更是在汉阳一带分封了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以加强对南方铜资源的控制和运输。这些诸侯国在保护铜路的同时，也确保了源源不断的铜料输送到王室手工业基地，为中央政权的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然而，随着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族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与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对铜资源的争夺。这一历史背景，也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中得到佐证。

         西周中期，江汉以南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族频频发生叛乱。昭王十六年，周昭王震怒之下，以曾国、邓国、鄂国等诸侯为先锋，亲自统率大军南征。此次军事行动从昭王十六年开始，昭王亲率六师，横渡汉水，跨越长江，征讨虎方、荆楚、扬粤等地。大军经由唐（今湖北随州）、厉、曾、夔（今秭归）等地，深入江汉腹地，最终大获全胜，掠得大量战利品，并铸器铭功，以示天下。 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亲征，此时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中已有二十六个邦国前来朝见，显示出周王朝在南方的影响力。然而，在凯旋途中，昭王因携带大量青铜战利品导致桥梁不堪重负而坍塌，坠入水中，不幸溺亡于汉水之滨，史称“昭王南征而不复”。 与此同时，在周穆王西征之际，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趁机起兵反周。楚国响应周天子号召，联合诸侯出兵讨伐，最终击败徐偃王，平定叛乱。

        自熊绎受封以来，至第四代传至熊渠，楚国已基本稳固其根据地，并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周夷王时期，诸侯多有轻慢天子之势，而熊渠凭借在江汉地区的威望，出兵征伐庸、扬粤等地，势力扩展至鄂地。 据《楚居》简记载，楚国君主中明确称“王”的有武王、文王、成王等共十三位，而最早称“王”的是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曾一度称王，但因畏惧周厉王对楚用兵，又主动去“王”号，改称“公”。出土的“熊渠戈”上铭文“楚公家”印证了这一史实。此外，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西周早中期“楚季编钟”铭文中亦见“公”之称谓，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熊鄂）钟亦可佐证，楚国在西周时期尚未正式自称“王”。

          周厉王时期，中央政权不断强化，资源垄断加剧，对周边“荒服”地区频繁用兵，荆楚亦未能幸免。为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熊渠选择主动退让，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对周称臣。这一策略深刻影响了楚国后世国君，奠定了楚国立足江汉、逐鹿中原的长远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采用中原的谥号制度，成为楚人独特精神的象征。楚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兼采夏夷之长，以夏变夷，最终孕育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密不可分。熊渠堪称楚国历史上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周桓王时期，楚君熊通不满自身爵位低下，以其先祖鬻熊曾辅佐周文王为由，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请求提升爵位，未果后于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谥号“武”，标志着楚国正式称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西周末年，周宣王任命老臣方叔为将，统率大军，出动兵车三千辆讨伐楚国，史称“方叔伐楚”。此役楚军节节败退，方叔“执讯获丑”，斩获颇多，其中包括楚国宗庙中的青铜重器“俘金”。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楚国青铜器中，仅有八件“楚公逆钟”存世，这些钟原本为楚国祭祀祖先所用，后被周宣王赐予晋穆侯，成为楚周关系的重要见证。

【问鼎中原】

        楚国自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后，便积极向外拓展疆域，频繁与中原诸侯国发生冲突。在春秋时期的历史长河中，楚国的扩张之路充满了战争与谋略，也孕育了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战役与政治事件。 由于地处中原文化圈之外，楚国常被视为“夷狄”，中原诸国对其存有偏见。

       《公羊传》甚至形容楚国“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认为其性情强悍、难以驯服，频繁侵扰中原。史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可见当时中原局势之危急。齐桓公顺应时势，挺身而出，联合诸侯抵御南夷北狄，成功遏制楚国北进势头，成就一代霸业。 在楚成王时期，楚国国力因令尹子文的治理而日益强盛。

        公元前632年，晋楚爆发城濮之战，楚军战败，晋军大胜，三日之内在楚军营地休整并享用战利品，向周天子献上驷马战车百乘、步兵千人作为捷报。然而，这场战役并未真正削弱楚国的实力，楚中军得以全身而退，继续在中原地区施加影响。陈、蔡、许、郑等中原小国并未完全倒向晋国，例如陈国依旧向楚国进贡。几年之后，楚穆王再度开启北上扩张之路。

             公元前613年，楚穆王去世，其子熊旅继位，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初期沉溺享乐，三年未曾发布政令。然而三年之后，他励精图治，改革朝政，灭庸国，正式开启争霸中原的征程。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亲率大军北伐陆浑之戎，进军至洛水，兵临周天子都城洛邑边境，举行“观兵于周疆”的军事示威。此举令周定王惊恐不安，遂派遣大夫王孙满前往慰劳楚庄王。庄王在会见王孙满时，竟询问九鼎的大小与重量。九鼎象征天子权威，此举实为“示欲逼周取天下”。王孙满巧妙应对，指出“在德不在鼎”，强调周王室虽德衰，但天命未改，不可轻议九鼎。楚庄王虽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彰显国力，但也意识到取代周室的时机尚未成熟，最终撤兵。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攻郑国，迫使其投降。晋国出兵援郑，双方在邲地展开决战，楚军大胜，晋军溃败，中军与下军几乎全军覆没。《左传》中生动描绘了晋军仓皇渡河逃亡的惨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战后，楚将潘党建议将晋军尸体堆积筑成“京观”，以示武功。楚庄王却认为，战争应以平息祸乱为目的，因此提出“止戈为武”的理念，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此战之后，陈、蔡、许、郑等国纷纷归附楚国。

           公元前594年，楚军围困宋国，宋向晋求援未果，被迫与楚议和，承认楚国霸主地位。至此，中原诸国除晋、齐、鲁之外，皆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其在春秋五霸中的历史地位。据史书记载，楚国在此期间先后吞并四十五个弱小诸侯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邲之战后，楚庄王雄踞中原，虽晋国仍具相当实力，但楚国在争霸中占据上风。此后，楚共王时期，楚晋之间战事不断。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爆发，楚国虽败，但中军未受重创，国力未损。

             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军，并攻至楚国方城之外，暂时遏制了楚国北上的步伐。 然而，晋国内部纷争加剧，转而扶持吴国以牵制楚国。此时，中原诸小国历经连年战乱，民生凋敝，渴望和平。宋国大夫向戎积极斡旋，促成晋楚两国及各诸侯国召开弭兵之会。弭兵之意，即停止战争，实现和平。

           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十四国代表齐聚一堂。会议达成协议：晋楚两国共为盟主，各国订立盟约，停止战争；除齐、秦之外，其余诸侯国需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此次弭兵之会标志着晋楚争霸告一段落，两国平分中原霸权，为中原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楚国在春秋时期通过一系列战争与外交手段，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成为主导中原的重要力量。

【昭王复国】

         楚国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与军事冲突，其中与吴国的长期对峙尤为引人注目。

     早在楚康王十五年（公元前545年）冬，楚康王与令尹子木（屈建）相继去世，太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由于郏敖年幼，国政大权落入其叔父王子围之手。王子围野心勃勃，于楚灵王元年（公元前540年）篡位自立，成为楚灵王。他是一位雄心勃勃、意图称霸中原的君主。为扭转楚国在诸侯国中的被动局面，楚灵王多次大规模对吴国用兵，但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楚灵王连年征战、穷兵黩武，甚至在寒冬雨雪之际远征吴地，导致军心动摇、民生困顿。而此前被其打压的贵族势力趁机发动叛乱，推翻其统治。

         楚平王继位后，一改楚灵王时期的扩张政策，采取“息民五年”的休养生息策略，使国家局势趋于稳定，国力逐渐恢复。然而，楚平王后期沉溺于女色，宠信奸臣费无极，诛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贤能之士伍子胥出逃。同时，对属国问题处理失当，为日后与吴国的争斗埋下隐患。

           公元前519年秋，吴王僚见楚国局势不稳，发兵攻楚，直指州来。楚令尹子瑕率楚及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联军驰援，吴军则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设防。然楚军因主帅子瑕病亡，士气低落，最终在鸡父之战中大败。 楚平王去世后，其子熊轸继位，是为楚昭王。

       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派遣伍子胥与孙武率军攻楚，在柏举之战中大败楚军，攻陷楚都郢，楚国几近覆灭。此时，越王勾践趁吴国空虚之际发兵攻吴，秦国亦出兵援助楚国。吴国将领夫概见局势不利，竟自立为王。吴王阖闾闻讯回军讨伐夫概，楚将子西则趁机组织反击，接连获胜，最终成功收复失地，重建楚国。 楚惠王即位后，列国局势再度发生深刻变化。吴王夫差在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两国，转而全力北上争霸中原。为攻齐、晋，夫差于楚惠王三年（公元前486年）征调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开凿邗沟，沟通江淮水道，以利军粮运输。随后挥师北上，两次击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

          楚惠王七年（公元前482年），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为盟，意在确立霸主地位。 然而，正当夫差北上争霸之时，越王勾践已悄然恢复国力，趁吴国后防空虚，出兵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急忙回师，但已无力挽回败局，只得厚礼求和。越王勾践亦因时机未至，暂允议和。自此，吴国国力大衰，霸主地位被越国取代，楚国长期受吴国牵制的局面亦随之终结。楚国得以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逐步恢复和发展，为日后进一步拓展势力奠定了基础。

【惠王拓土】

        战国初期，楚国在楚惠王的治理下，继续推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列国纷争中取得了显著的对外成果。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越王勾践称霸诸侯，声势浩大。为了缓和与楚国的关系，勾践主动将淮河上游地区割让给楚国，此举为楚国进一步向东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楚国又与秦国修好，稳定了西部边疆。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国攻灭杞国，疆域向东扩展至泗水流域，完全控制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去世，其继承者楚简王继续开疆拓土，于次年（前431年）灭莒国（今山东莒县）。

         楚惠王在位长达五十七年，延续了楚昭王的治国基业，利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列国内部动荡、无暇外顾的时机，联合秦国、积极东进，使楚国重新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与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然而，进入战国中后期，各国纷纷推行改革，竞争日益激烈，战争性质也由春秋时期的争霸演变为以兼并土地、吞并国家为目标的封建战争。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继位。此时，楚国不仅面临外部列强环伺、战事频仍的严峻局势，内部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魏国、秦国争夺激烈，韩国则集中力量攻打宋、郑，对楚国形成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楚悼王急需寻找一条强国之路。就在此时，曾在魏国协助李悝变法、屡建战功的吴起来到楚国。因其卓越的政绩与军事才能，吴起一到楚国便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被任命为宛地（今河南南阳）守，负责防御韩、魏两国；一年后升任令尹，全面主持变法。 吴起的变法是在楚悼王的鼎力支持下展开的。

        楚悼王本人因楚声王被“盗”所杀之后，由“国人”拥立继位，其政权本身便带有新兴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也深受李悝变法的影响，因此，吴起变法实质上是一场在新兴封建政权主导下的深刻社会变革。变法实施后，成效显著，楚国国力迅速提升，重新活跃于列国舞台。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去世。长期对变法心怀不满的旧贵族势力趁机发动政变，围攻吴起。吴起临危不乱，机智地伏于楚悼王遗体之上，旧贵族射杀吴起时，乱箭亦误中王尸。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相继离世，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运动最终戛然而止，成为楚国历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遗憾篇章。

【威王拓疆】

        楚国自悼王去世后，历经肃王、宣王至威王数代君主的励精图治，逐步恢复国力，重拾昔日霸业，成为战国中前期雄踞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国。

       楚肃王（前380—370年在位）继位之初，正值吴起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因变法触动宗室利益，导致七十余家权贵被诛戮，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政局空虚。为稳定统治，肃王采取对外妥协、对内整肃的策略，避免主动出击，致力于内部治理，为楚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继之而起的楚宣王，更是将楚国推向了新的强盛时期。他在位三十年（前370—340年），把握时机，积极扩展疆域。乘秦、魏交战之际，楚国沿汉水西上，迅速占领褒汉之地，并趁巴、蜀地区权力真空之机，将势力深入巴蜀，扩大了战略纵深。

          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国攻打赵国，围困邯郸，赵国向齐、楚求援。楚国君臣对此展开深入讨论，最终采纳景舍建议，发兵救赵。此举不仅成功夺取魏国土地，也赢得了赵、齐的信任，提升了楚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在魏、齐、赵三国纷争中，楚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被诸国视为“强国”。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楚国政治稳定、国力强盛、君臣同心的繁荣局面。楚宣王与贤臣昭奚恤、景舍等人，对楚国的复兴与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强盛，正是楚肃王、宣王坚持休兵养民、积蓄力量政策的成果。

        楚宣王去世后，其子楚威王继位（前340—329年在位），继续推行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吴起变法后，楚国开始注重向南方发展，北境的争斗虽仍激烈，但南方成为新的战略重心。越国于楚肃王二年（前379年）将都城迁回吴地，至楚威王时期，越王无彊即位，国力一度强盛，出兵攻齐伐楚，意图与中原诸国争雄。

          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齐楚矛盾加剧，越国趁机攻齐。齐国为转移压力，派人游说越国，促使越国转而攻楚。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楚越之战爆发。楚军以雷霆之势击败越国，越国灭亡，吴越之地尽归楚有。

          楚威王在位期间（前339—329年）继续向西南扩展，攻陷巴国都城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及其陪都垫江（今重庆合川区），并深入云南及四川西南部地区，极大拓展了楚国的版图。正如《史记·秦本纪》所载：“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楚国的势力范围已涵盖长江中上游广大区域。 楚宣王与楚威王四十年的统治，是楚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复兴时期。两位君主善于利用列国之间的矛盾，审时度势，伺机而动，使楚国不仅恢复了昔日的疆域与威望，更在战国中前期崛起为南北雄强之国，奠定了其在列国中的重要地位。

【郢都沦陷】

         楚国，作为战国时期雄踞南方的强国，其兴衰历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继位，是为楚怀王。楚怀王初登王位时，重用屈原等有识之士，针对国家政治弊端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振兴楚国。然而，这些改革触动了楚国贵族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在重重压力之下，楚怀王逐渐失去改革信心，变法最终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秦国向东扩张的步伐加快，韩、魏两国相继屈服，秦、齐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列国争霸的主要矛盾。此时的楚国，地处秦、齐之间，西邻秦国，东接齐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左右齐秦争雄局势的关键力量。

         商於之地六百里，位于今丹水流域，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是秦楚交界的战略要地。 为瓦解齐楚联盟，秦惠文王采纳张仪建议，派遣其前往楚国游说。张仪以献地六百里为诱饵，劝说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怀王信以为真，遂与齐国断绝往来。但张仪却背信弃义，仅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受骗后大怒，举兵伐秦，却遭惨败，史称“张仪诈楚”，此事件成为楚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公元前312年，楚秦大战全面爆发，楚军惨败，被斩首八万人，秦军顺势夺取汉中六百里之地，并设汉中郡。次年，秦军再攻楚，占领召陵，楚国无力反击。至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受秦昭襄王之邀前往秦国，结果被扣押，客死咸阳。此后，楚国政治日益腐败，统治阶层内斗不断，群臣争功、阿谀成风，贤良之臣被疏远，百姓离心离德，国力迅速衰退。 楚顷襄王时期，秦国多次对楚用兵，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士兵各自顾家，毫无斗志。

         楚国被迫割让上庸、汉北等地予秦，西陵、巫、黔中等地亦相继失守。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都郢城，焚烧夷陵，楚王宗庙遭毁。屈原闻讯悲愤交加，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顷襄王被迫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虽曾集结兵力收复十五城，但已难挽颓势。

        公元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命春申君黄歇为令尹，楚国一度中兴。春申君助赵解邯郸之围，并灭鲁国，增强了楚国的影响力。然而，公元前241年，他联合东方诸国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仍以失败告终。楚考烈王惧秦报复，将都城迁至寿春。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春申君被其门客李园政变杀害，楚国国力自此彻底走向衰败。 秦王嬴政亲政后，深知楚将项燕骁勇善战，遂先遣李信率二十万大军伐楚，却被楚军击败。后改派老将王翦，统兵六十万，与楚军相持一年。

        公元前223年，王翦大败楚军，俘虏楚王负刍。项燕另立熊启为楚王，继续抵抗，但不久亦被秦军击败并杀害，楚国彻底灭亡。 至此，这个曾经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南方大国，在列国争霸的洪流中逐渐沉没，成为战国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唏嘘的记忆。

【政治】

    楚国自春秋时期起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政治行政体系，其制度在当时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和独特性。

官职

       春秋时期，楚国便设立了“令尹”这一重要官职，令尹“执一国之柄”，在国家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肩负统领百官、治理国家、统帅军队等多重职责。从春秋至战国，令尹始终掌握国家大权，内理政事，外主征战，权势稳固，影响深远。

      战国时期，随着王室公子执政的逐渐衰落，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代表的世族势力迅速崛起，成为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楚国由此形成了以这三大世族为核心的执政集团，标志着贵族政治结构的重大调整，也反映出楚国政体由王族专政向世族共治的转变。

中央官僚体系

    楚国设有多种职官以管理国家事务。例如，负责管理百工事务的职官称为“工尹”，亦称“大工尹”。这一职位在先秦文献中与中原诸国所称的“工正”相对应，负责组织和监管官府手工业的运作。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官营手工业发展迅速，规模庞大，技术先进，均由中央王朝直接经营，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高度掌控。

地方行政方面

      楚国是最早实行县级行政建制的国家之一。楚县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行政区划，标志着地方治理制度的创新。楚国地方政权实行县制，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不实行世袭制，这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为官僚制萌芽的体现。战国时期，楚国虽设有郡，但郡尚未具备完整的行政管理职能，也未形成对县的统辖关系。然而，郡县并存的组织形式，为后来秦朝建立郡县相辖的地方行政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郡县之下，楚国还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其中州、里是尤为重要的基层治理单位，构成了地方行政的坚实基础。

法律制度

       楚国以法纪严明著称，即使是贵族犯法，也难逃惩罚，体现了其司法制度的严酷性与进步性。

    《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荆（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去世时，因吴起事件牵连，射中王尸者竟有数十家被诛灭三族。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记载，太子继位后命令令尹将参与射杀吴起并误中王尸的人全部处决，最终被夷三族或夷宗者达七十余家。 相较于中原诸国早期“刑不上大夫”的礼法传统，楚国的法律更具普遍性和强制性。无论是王子、公孙还是达官显贵，一旦违法皆难逃制裁。

     《左传·桓公十二年》记载，莫敖屈瑕伐罗失败后，自缢于荒谷，其部将则被囚于冶父听候刑罚；子玉、子反、子上等将领也因战败被诛。楚文王时期，令尹子文的族人犯法，廷理依法拘捕并施以刑罚；楚庄王时期，令尹虞丘子举荐贤才孙叔敖，而虞丘子家人犯法，孙叔敖亦依法将其处死，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丹阳肇基】

       楚国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诸侯国，其发展历程与都城变迁紧密相连。楚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据史书记载，楚国正式立国始于周成王时期，当时被封为子男之爵，封地在丹阳，即今湖北省西部一带，从此楚国正式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楚国在楚文王时期开始迁都，自丹阳迁至郢都，位于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

         郢都作为楚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历经文王至昭王多代君主，成为楚国最为辉煌的都城之一，见证了楚国数百年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随着战乱的加剧，楚国在昭王时期因与吴国发生战争，被迫迁都至鄀都，具体位置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一带。关于何时迁回郢都，史料记载不详，留下了历史的空白。

         楚惠王时期，又一度迁都至鄢都，同样位于今湖北省宜城境内。同样，关于此时期的具体迁都时间及回迁情况，史书亦无明确记载。

         进入战国时期，楚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压力。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顷襄王被迫迁都至江陵，位于今河南省淮阳地区，继续坚持国祚。

         公元前253年，楚顷襄王再次迁都，移至陈地，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钜阳行政村一带，标志着楚国势力逐步东移。 最终，在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至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这也是楚国晚期的政治中心。从寿春直至楚国灭亡，楚国走完了其辉煌而曲折的历史进程。

         楚国都城的不断迁徙，不仅反映了国家疆域的扩展与收缩，更映射出楚国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变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郢 的由来

        都城郢的由来可以追溯至楚国迁都的历史。根据《楚居》记载，楚武王从“宵”地迁都至“免”地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免”地的城区逐渐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居民。于是，武王决定在“免”附近的“疆浧”进行扩展建设。当时，“疆浧”一带原有湖泊水域，因此其字形从水写作“浧”。为了拓展城市空间，楚人填湖造地，随后在此修建城池。“浧”因填湖变为陆地后，字形也由“浧”改为从“阝”的“郢”。从此，“郢”成为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楚国最具代表性的都城之一。

【社会】

       楚人自古以来就有尊凤、崇凤的传统，这一文化现象源于楚族远祖对太阳和凤凰的原始信仰。楚人的祖先祝融被尊为火神，据汉代《白虎通》记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中也提到：“凤凰属也”，由此可见，祝融亦是凤凰的化身。从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崇拜特点来看，凤不仅是楚人族群的精神象征，更是其祖先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楚国的图腾文化不仅体现在信仰层面，还深入到楚国的诗歌、音乐与舞蹈之中。楚人天性擅长歌舞，每逢祭祀或庆典，随着乐师击打石磬等乐器的节奏，人们载歌载舞，神与人共同应和。身着图腾面具的各部族成员依次起舞，场面庄重而热烈。这种“相和而歌”与“百兽率舞”相结合的形式，正是楚人图腾文化的生动体现。其中，“百兽率舞”不仅包含龙的图腾舞蹈，也包括凤的图腾舞蹈，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象征。这种原始的歌舞形式，实质上是楚人对凤凰图腾的崇拜与礼赞。

      在信仰体系方面，楚人的宗教观念具有多元性，涵盖天神、地祇与人鬼三大类。楚人对“天”的崇拜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地体现在对太一、东君、云中君等神祇的敬奉之中。敬天信鬼神的文化传统自然催生了对巫术的崇尚。巫者被视为通天地、交鬼神、掌生死的神秘人物，他们不仅主持宗教仪式，还掌握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参与政治事务。

      在楚国社会中，巫与医常常合而为一，形成“巫医”这一特殊角色，既通晓卜筮之术，又精通医道之法。 楚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地祭祀之风极为盛行，上至国君，下至百姓，无不重视祭祀活动，因此有“重淫祀”之说。而占卜则多由专职的巫官负责，国家大事常由卜尹进行占卜决策。国君在重大事件前也会亲自占卜，如楚灵王在即位之前便曾亲自卜问未来。民间的男觋女巫也广泛参与占卜活动，形成了浓厚的巫风民俗。

         敬天交鬼神的宗教活动，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天命观念的动摇，楚人在保持传统鬼神信仰与巫术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展现出一种务实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理性精神与宗教信仰并存的状态，使得楚人的宗教生活既具有神秘色彩，又富有人情味与现实关怀，体现了楚文化独特的精神风貌。

【军事】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诸侯国，其军事制度高度发达，组织体系严密，兵种多样，是当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

官职

        楚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在楚王之下，设有专门的官职负责全国的军政事务。楚国在战争时期的主帅通常由楚王临时指派，并非固定任命。在春秋早期以前，莫敖是国家的最高官员，既负责政务，也主管军事。随着楚武王时期设立令尹一职，莫敖的权力被削弱，专司军政，地位低于令尹。至楚成王时期，又增设司马一职，取代莫敖成为全国军政的主管。到了楚康王时期，军职体系更加完善，设有大司马为正职，左司马、右司马为副职，形成完整的军事管理体系。

兵种关系

         楚军的兵种根据隶属关系和军事职能的不同，可分为多种类型。 从隶属关系来看，楚军主要分为正军、王卒、私卒和县师四类。 正军是国家的正式军事力量，是楚国的常备军。早在楚武王时期，就已有“三军”之称，表明楚国已正式建立了三军编制。三军以车兵为主，包括中军、左军和右军，其中中军是核心战斗力量。楚王是三军的最高统帅，出征时各军通常由令尹、司马、左尹、右尹等高级官员率领，楚王有时也会亲自指挥三军或其中一军作战。

       到战国中期，楚国已发展成一个拥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强国。 王卒是楚王的亲随部队，是楚军中的精锐力量。其中最精锐的部分是左、右“二广”，每广配备战车十五乘。王卒通常被编入中军参与战斗，其成员多为楚国王室子弟，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中军的兵员也多由公族子弟组成，装备精良，是楚军的核心作战力量。

       私卒是服务于太子和贵族的私人武装力量，属于贵族的宗族亲军，主要由车兵组成。在春秋时期，楚国的公族子弟和大贵族在其封地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因此被称为“私卒”。私卒通常在楚王征召时参与作战，作为对国家的军事贡献。 县师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地方部队，主要部署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楚国在中原地区灭国后设立的县属区域。县师由县公统率，受楚王直接调动，负责边境防御和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县师是春秋时期楚国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战国时期，县师逐渐被纳入国家统一的常备军体系之中，不再作为独立的地方武装存在。

兵种分类

      从军事职能的角度来看，楚军又可分为车兵、步兵、工兵、水兵和骑兵等不同兵种。 车兵是楚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部队。在春秋时期，楚国的车兵分为三军，另有大量的私卒和地方武装。到战国时期，楚国号称拥有“车万乘”，显示其车兵规模之庞大。车兵以“乘”为基本编制单位，每乘配备一定数量的战车和士兵。战车通常排列成阵型作战，车兵为主力，步兵随后配合。车兵多由贵族子弟组成，在春秋时期是主要的作战力量。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车兵的地位逐渐被步兵和骑兵取代。 步兵即徒兵，是楚军中人数最多的兵种。既有隶属于车兵、每辆战车配备75人的步兵，也有独立作战的步兵。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楚国的步兵迅速发展。进入战国时期后，步兵数量大幅增加，逐渐成为主力兵种。由于步兵具备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单独作战，因此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步兵的兵员主要来自普通平民。

         此外，楚军中还有一类具有工兵性质的步兵，通常由征召的贫苦民众组成，负责架桥、筑城、修缮武器、修建工事等任务，属于军中的役徒性质，地位相对较低。 水兵，亦称舟师，是楚国的水上作战部队。最早在楚康王时期就有舟师出征的记载，当时用于对吴作战。到了战国初期，楚国还聘请鲁国著名工匠公输般制造了专门用于舟战的武器——钩拒，大大增强了舟师的战斗力。与舟师相对的陆军部队则被称为陵师。 骑兵是楚军中较晚出现的一个兵种。汉族最早正式使用骑兵作战是在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各国纷纷效仿。

         楚国在战国时期也组建了骑兵部队，并发展出一定规模，号称“骑万匹”，成为当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楚国的军事制度体系完善、兵种齐全，既有国家统一指挥的正规军，也有地方和贵族的辅助力量，同时具备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为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雄一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战术】

        在长期的军事行动中，楚人不断积累实战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并总结出著名的《楚兵法》。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楚兵法》共有七篇，可惜原书早已失传，后人已难窥其全貌。此外，《军志》作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兵书，虽作者不详、内容无从考证，但其战略思想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楚人对《军志》十分熟悉，并常常将其运用于实际军事指挥中。

       《左传》中记载了楚成王引用《军志》语录的实例。他曾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基于这些军事理念，楚成王在面对晋国军队时，审时度势，主张退兵避战，体现了对兵法灵活运用的智慧。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楚晋之间的邲之战中，楚国令尹孙叔敖援引《军志》中“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战略原则，果断决策，率先发起进攻，最终大败晋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例成为《军志》军事思想在实战中成功运用的典范。

      《军志》中所提出的“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先声夺人”“待衰而攻”等战略战术思想，在春秋早中期已深入人心，不仅为楚人所重视，也为列国广泛采纳，并在实际战争中加以实施。这些军事智慧不仅体现了古代战争中谋略的重要性，也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兵器种类】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楚国在军事力量方面具有极高的发展水平，其武库之庞大与先进，堪称当时列国之冠。楚国的兵器不仅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涵盖广泛，而且在材质和功能上也体现出高度的系统化与专业化。

      从材质来看，楚国兵器主要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几大类。铁兵器包括剑、戈、矛、匕首、镞等，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和耐用性，标志着兵器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铜兵器则以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为主，这些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工艺精湛，体现了楚国高超的铸造技术。

       木制兵器如盾、甲、弓，竹制兵器如弓和箭杆，以及皮质的甲胄等，也构成了楚国防御和作战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功能角度划分，楚国兵器又可分为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两大类。

     进攻性武器主要有弓、矢、戈、矛等，适用于远距离攻击和近身搏杀。

      防御性武器则包括甲、胄、盾、匕首等，用于保护士兵在战斗中的安全。这种分类不仅体现了楚国对兵器功能的清晰认知，也反映出其军事战术的成熟与系统化。 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楚国兵器的丰富与先进。

     1975年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东门外，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中小型墓葬600余座，共清理了其中的554座，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尤以兵器最为引人注目。据统计，共出土各类兵器达571件，其中包括各式青铜剑172把、铜戈150件、铜戟7件、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以及箭簇、匕首若干。这些兵器数量庞大、种类齐全，充分展现了楚国军事装备的高度发展和制造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剑数量之多、工艺之精，位居列国之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越王剑和越王勾践剑。这些剑不仅造型优美，纹饰精细，而且锋利坚韧，堪称古代兵器艺术的巅峰之作。吴、越地区自古有“宝剑之乡”之称，在越国灭亡吴国、楚国又灭越之后，原为越王铸剑的传奇大师干将、莫邪也转而服务于楚国。从此，楚国不仅继承了吴越的铸剑传统，更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铸造出大量华美而实用的青铜剑，同时也将吴、越等地的名剑珍品纳入楚国宝库。 兵器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军事体系的深刻变革。

     随着铁制剑和弩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青铜剑的大规模生产及工艺的不断改进，以及戈、戟、矛等兵器的持续演进，楚国的军事装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军队成分和作战方式的转变——即由以战车为主力的旧式军队，逐步转向以步兵和骑兵为核心的新型军事编制。这种转型标志着楚国军事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其在战国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

       楚国作为西周初期建立的芈姓诸侯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经历了由初步建立到逐步壮大，最终走向繁荣的演变历程。整体来看，楚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西周时期

     经济基础的奠定：楚国早期的经济以农业为核心，依托江汉平原的肥沃土地，采用当时西周先进的耕作技术，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不仅是楚人生存的根本，也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工业方面，楚国继承并发展了商周以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楚式青铜器风格，展现出高度的工艺水平和文化创造力。然而，受限于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制度安排，商业活动主要由官方控制，民间商业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市场流通体系。

春秋时期：

       经济的快速扩张：进入春秋时期，楚国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兼并了大量周边小国，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土地，也吸纳了众多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楚国积极开发江汉平原，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显著提升了耕作效率，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进一步支撑了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在商业方面，楚国逐步建立起以郢都为中心的区域性商业网络，与中原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标志着楚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战国时期

      经济的全面繁荣** 至战国时期，楚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疆域横跨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多样化的物产，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农业继续稳步发展，手工业门类更加齐全，分工日益细化，产品种类丰富，质量上乘。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市场体系日趋完善，楚国甚至出现了“郢爰”这种具有货币性质的黄金铸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楚国的经济实力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南方经济的中心地带。

      楚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楚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农业与手工业并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二是善于利用南方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三是商业活动逐步突破传统制度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性市场。这些特点不仅体现了楚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为后世南方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耕种】

       楚国自商、周至春秋初期，农业生产方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主要作物为粟。然而，自楚武王、文王时期起，随着国家不断向南、向东扩展疆域，逐步占据了江汉流域。在此过程中，楚人向当地居民学习并掌握了先进的“火耕水耨”农耕技术，开始广泛种植水稻。

     东汉学者应劭曾对此作出解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无论是种粟还是植稻，都需先焚烧杂草以作肥料，这种做法不仅提升了土地肥力，也体现了早期农业对自然规律的利用。 江汉平原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发达之地，早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已有稻壳遗存出土，显示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悠久历史和早期稻作文化的繁荣。

        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建设亦十分先进。不仅修建陂塘，引水蓄积，用于灌溉农田，还普遍凿井取水，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水利设施的完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反映了楚国在农业技术与管理方面的高度发展。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蒙冤而逃离楚国，楚平王下令悬赏捉拿，规定“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圭”。伍子胥逃至吴国后，协助吴王阖闾攻楚，于公元前506年攻入楚都郢城，焚毁楚国“高府之粟”，击破象征国家权威的“九龙之钟”。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楚国当时农业发达、粮食储备充足，具备大规模储粮设施，如“廪”、“高府”等，赏粟五万石的记载在春秋各国中亦属罕见，足见其富庶。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519年，楚国与吴国竟因边境民间孩童“争桑”而引发军事冲突，可见当时楚国在江淮一带的桑蚕养殖业已相当普及，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发展的繁荣景象。

手工业

铸造、冶铁、丝织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楚国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青铜器铸造、冶铁、丝织和木漆器制造等领域表现突出。早在春秋晚期至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已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不仅能够锻造“熟铁”，更掌握了“生铁”的冶铸工艺，显示出其在铁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考古出土的铁器种类包括铁削、剑、凹口锄、鼎等，反映出当时铁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与生活之中。

     铁制农具的出现与普及，也推动了耕作方式的革新。可以推测，牛耕作为一种更为高效的耕作方式，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逐步兴起。从历史文献中也可窥见一些线索，如楚庄王灭陈设县时，申叔时以“蹊田夺牛”加以讽谏；又如楚康王时期有大夫名为师祁犁，名字中“犁”字的出现，或许也暗示了当时对牛耕的重视。因此，尽管目前尚未发现直接描绘牛耕场景的确凿证据，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极有可能已开始使用牛耕。

冶铁 

        考古发现也为这一推断提供了部分佐证。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陆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器，虽然数量有限，但已足以说明当时冶铁技术的发展水平。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楚墓中出土的一把钢剑，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达到0.56%，表明当时楚国在钢铁热处理技术方面已具备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2017年在河南省城阳遗址出土了一柄保存完好的2300多年前的宝剑，配有完整的剑鞘，进一步印证了楚国在金属加工与武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

春秋时期丝织业

     《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说明丝织品在当时已具有重要的礼制意义和经济价值。此外，《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到楚庄王十分喜爱马匹，曾“衣以文绣”，即用精美的丝织品为马匹装饰，由此可见丝织品在贵族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高度认可。 不仅如此，《史记·楚世家》中还记载了楚、吴两国边邑的孩童因争夺桑叶而引发战争的事件，这一历史事实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楚、吴两国对桑蚕生产的高度重视，也印证了丝织业在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其上雕刻的蚕桑图案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植桑养蚕的生活场景，成为研究楚国丝织业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这些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共同印证了春秋时期楚国丝织业的繁荣景象。

【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春秋时期的楚国商业和城市经济也逐渐繁荣兴盛。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商周时期，楚地的丰富资源便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时期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更加紧密。 郑国、陈国作为楚国北上与齐、晋争霸的重要战略区域，同时也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之间的物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郑、陈等地商人的南北转运，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活跃与繁荣。 楚国商业的兴盛，也与其推行的重商政策密切相关。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庄王认为当时流通的货币过轻，于是下令将小币改为大币。然而，此举导致百姓交易不便，纷纷放弃原有生计。市令将情况上报令尹孙叔敖后，孙叔敖迅速决策，恢复旧币流通，并向楚庄王解释：“前日更币，原以为轻。今市令来言‘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采纳建议，下令三日内恢复旧币制度，市场秩序随之迅速恢复。 楚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军事力量的增强，也积极吸收中原先进文化，扩大经济交流，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在宋国西门达成盟约，其内容为：“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这一盟约充分体现了楚国对商业贸易的高度重视，致力于保障商贸通道的畅通，维护正常的经济往来。 在国家危难之际，商人也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与担当。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入楚都郢，楚昭王被迫出逃，屠羊说——一位经营羊肉铺的商人——毅然挺身而出，护送楚昭王安全撤离。待楚昭王复国后，欲重赏屠羊说，他却婉言谢绝，选择重返旧业，继续经营自己的羊肉铺。这一事例生动体现了楚国社会对商人的尊重与信任，也反映出商人阶层在国家危难时刻所展现出的责任与担当。 

【货币】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货币应运而生，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在春秋时期，楚国主要使用的货币是海贝。例如，在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很可能是通过沿海地区流通进入楚国市场的。关于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学术界尚存在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 对于楚国金银币的具体起源时间，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两个阶段。

       关于春秋与战国的具体年限划分，也存在多种说法。例如，支持“春秋时期说”的学者中，舒之梅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时期就已经铸造并流通”。朱活则提出，“将楚国爰金的铸造时间定于春秋晚期更为合理”。黄德馨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爰金在春秋中期经过酝酿和准备，最终在春秋晚期正式产生”。

     另一方面，主张“战国时期说”的学者则通常以公元前278年楚国东迁陈郢为分界点，对于爰金的出现时间又有东迁前与东迁后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他认为金币的使用是在楚国东迁之后才开始的。彭信威进一步提出，金币的铸造应是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出现的。

       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也指出：“目前已知的先秦金银币均为楚国所铸，但这些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大多属于战国晚期，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其中有战国中期以前的产物。”

【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其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还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文化起源与民族特性

       楚族自认为是上古火神祝融的后裔，属于“祝融八姓”之一的芈姓分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楚文化融合了华夏、苗蛮、百越等多个族群的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立意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认同使楚国在早期便表现出“不与中国之号谥”的独特政治与文化立场。 图腾崇拜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凤鸟被视为楚文化的核心象征。凤鸟寓意吉祥、生命与光明，广泛出现在楚地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文物之上，成为楚文化精神气质的具象表达。

二、语言与文学成就

        楚人使用独特的楚地方言，这种语言体系在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以《楚辞》为代表，其中频繁出现的语气词“兮”成为楚语的重要语言特征，增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节奏感。 楚辞文学更是楚文化的一大高峰。由屈原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传统，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新纪元。其代表作《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长诗，情感激越、想象丰富；而《九歌》则融合了楚地的祭祀乐舞传统，展现了人神交流的神秘氛围和艺术魅力。

三、艺术与科技发展

     楚国在艺术与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青铜器铸造工艺尤为突出，楚人独创的失蜡法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金属工艺的高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便是楚系青铜器在音律与铸造技艺上的杰出体现。 丝织与刺绣工艺同样走在列国前列。战国时期楚地的丝织品纹样繁复、色彩绚丽，刺绣技艺精湛，显示出楚人在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造诣，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审美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四、思想与宗教传统

      楚文化对后世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思想发源于楚地，老庄哲学与楚地的巫风传统相结合，孕育出黄老学派，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 楚地宗教文化中，巫觋传统占据重要地位。楚人保留了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祭祀活动频繁，神祇体系丰富。《九歌》中所记载的“东皇太一”等神祇，正是楚人信仰体系的生动写照，反映出人与自然、现实与神灵之间的密切联系。

五、文化分期与发展脉络

      楚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滥觞期（商末至西周时期），以熊渠时期的“筚路蓝缕”精神开拓江汉地区，奠定了楚文化的基础；鼎盛期（战国中期），在楚宣王、威王统治时期，楚国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与文化中心，屈原的文学创作达到高峰；衰落期（战国晚期），随着郢都陷落，楚国政治中心东迁，文化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其精神遗产仍深远影响着后世。

   （注：视频内容建议展示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如编钟、漆器、丝织品等，结合楚文化的发展脉络，直观呈现楚国艺术、科技与宗教信仰的辉煌成就。）

【语言】

      楚国的语言属于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早在西周时期，楚国的文字与中原各国的文字差异并不明显。例如，楚公家钟的铭文在风格上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颇为相似，整体气势浑厚，结构规整，笔画略带波折，体现出早期铭文的庄重与典雅。 进入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的文字在形体上逐渐发生变化，字体趋向修长，笔画纤细而均匀，起笔与收笔几乎一致，排列整齐美观，笔势圆润流畅，整体风格自由奔放、富有艺术性。

       通过对比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铭文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的编钟铭文，可以明显看出楚国文字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的楚文字中，部分字形略带虫状，被认为是“虫书”的雏形，展现出楚文化在书写艺术上的独创性。 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竹简和帛书等手写体的广泛使用，手写体逐渐成为主流，对铜器上的铸铭和刻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时的文字在形体上趋于扁平，结构简练，横画起笔处粗重，收笔渐细，部分笔画已呈现出波势和挑法，这些特点预示着后世隶书的雏形正在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的楚国文字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体现了高度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创造力。

【文学】

      楚辞，又称“楚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创立。这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体。楚辞作品广泛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和方言声韵，生动描绘了楚地的山川风貌、历史人物与风土人情，展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 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将屈原的代表作与宋玉等人继承屈原风格的作品整理成集，命名为《楚辞》。

        这部诗歌总集不仅成为继《诗经》之后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典籍，同时也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楚辞以其热烈奔放的情感表达、瑰丽奇幻的想象空间和精致细腻的艺术手法，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楚辞的创作深受《诗经》的影响，但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相较于北方文学注重社会现实的描绘，楚辞则更多受到南方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其表达方式更加热情奔放、情感真挚。作品中大量融入宗教、神话与传说元素，通过丰富的象征、比喻、托物起兴等艺术手法，展现了极高的文学造诣与审美价值。此外，楚地独特的音乐节奏与口语表达方式，也使楚辞作品在语言节奏与音韵美感上呈现出与北方文学截然不同的风格。

     《楚辞》中收录的主要作家包括屈原、宋玉等，其中屈原被誉为楚辞的奠基人。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名篇，深刻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及对宇宙人生的哲思。其中，《离骚》作为楚辞的代表作，不仅艺术成就极高，也使楚辞被后人称为“骚”或“骚体”。

      宋玉等人则在屈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楚辞艺术，留下了《九辩》等传世佳作。虽然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大多未能流传至今，但他们对楚辞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音乐.舞蹈.绘画.雕刻】

       楚国文化源远流长，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门类均展现出高度的发展水平，体现出楚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楚国的音乐早在春秋时期便已高度发达。当时楚国设有专门的乐官，负责管理音乐事务，如钟仪家族世代承袭“伶人”之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还有乐师扈子亦以司乐为职，可见楚国对音乐的重视程度。

乐器

       楚国乐器种类繁多，包括钟、磬、鼓、瑟、竽、排箫、笙、琴、篪等，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墓葬群出土的乐器实物，印证了当时楚国乐器的丰富与精良，部分笙和竽上甚至保留有簧片，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

     楚国音乐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出较强的融合性。《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中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反映出楚地音乐既有通俗易懂的民间歌曲，也有高雅深奥的艺术精品，音乐层次丰富，受众广泛。

舞蹈

      楚国的舞蹈艺术同样具有鲜明特色，自商周以来，楚地便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记载：“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作为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楚国长期流行。楚国宫廷乐舞则规模宏大，场面壮观。

       《招魂》中描写道：“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这些文字生动展现了楚国宫廷乐舞的华美与激昂。无论是民间巫舞还是宫廷乐舞，楚人对舞姿的线条美、律动美极为讲究。

       《招魂》《大招》中多次提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等描述，说明楚人崇尚修长柔美的体态，追求“偃蹇”、“连蜷”的舞蹈效果，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

绘画

     绘画方面，楚国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尤以帛画、壁画和漆画最为突出。《人物龙凤帛画》与《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被誉为“早期国画的双璧”。画中描绘一位侧立的妇人，高髻细腰，宽袖长裙，合掌祈祷；其上方左侧绘有飞凤，对面为腾龙；另一幅中则绘有一男子立于龙背之上，头戴高冠，腰佩长剑，背景中有华盖、鲤鱼、立鸟等形象，构图精美，寓意深远。壁画内容多描绘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圣贤与奇珍异兽。

       楚国漆器工艺发达，因此漆画也极具特色。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的图案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狩猎纹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图案漆箱和鸳鸯形盒等，皆为楚国漆画艺术的杰出代表。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漆奁《迎宾图》，描绘人物众多，构图繁复，生动再现了楚国社会生活场景。

雕刻

       雕刻艺术方面，楚国亦有诸多精美作品流传至今。战国时期的楚国雕刻作品风格独特，如虎盆座飞凤、镇墓兽、虎座凤架鼓等，造型奇异，富有想象力。雕刻形式多样，既有座屏、木雕鹿、辟邪、幡蛇樽，也有漆盒等生活用品上的装饰雕刻。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多为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器耳、器首、器足等，也有用于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等。

      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楚王墓，仍保留楚王墓的礼制结构，其余墓葬则相对简陋，楚风逐渐减弱，反映出楚国晚期文化的变化趋势。 楚国艺术不仅展现出高度的工艺水平与审美追求，也深刻反映了楚文化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为后世中华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领域】

      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依托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科学领域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建筑和车船制造等方面，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

       1.在天文学方面，楚人积累了丰富的天文观测经验。自商周以来，楚地对星象的观测不断深入，至春秋时期，天文历法已取得重要进展。楚国在使用历法上兼采周正与夏正两种体系，前者可能出于对周王室的尊崇，后者则更贴近农业生产实际。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记载了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岁首，说明两国在历法使用上存在密切联系。进入战国时期，楚国的天文学研究更加系统深入。为更好地观测日、月及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的运行轨迹，楚人将恒星区域划分为二十八宿，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测体系遥相呼应。

      2.在数学领域，楚国同样取得了突出成就。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墓葬中出土的大批竹简中，包含了一部重要的数学著作——《算数书》。

     该书内容丰富，涵盖了《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多个章节，其中《少广》一节与后来成书于两汉之间的《九章算术》内容高度相似。据学者后德俊研究，墓主原为楚人，后降汉，其随葬的《算数书》极有可能由楚人撰写，代表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数学水平。《算数书》不仅是中国早期数学发展的珍贵文献，也为后来的《九章算术》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3.楚国的建筑技术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时期，楚国为了北上争霸，修建了长达数百里的防御工程“方城”，依伏牛山之势，连接沿途堤坝，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八国联军南侵，楚成王率军迎敌，楚大夫屈完以“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表明楚国的防御实力，迫使齐桓公签订召陵之盟，可见方城在当时已具相当规模。

      楚王室不仅建有宏伟的宫殿，还拥有众多离宫别苑，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其中尤以楚灵王所建的章华宫最为著名。章华宫遗址位于今湖北潜江龙湾，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红砖等建筑材料，表明楚灵王时期已掌握成熟的烧制砖瓦技术。此外，还发现了青铜门环等金属构件，说明青铜也已用于建筑装饰和结构之中。章华台的建筑结构采用夯土台基，柱体方圆兼备，廊檐下铺设贝壳路面，既坚固又美观。章华宫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高层建筑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早期园林建筑和游宫建筑的典范。

        4.在车船制造方面，楚国因军事扩张的需要，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车船技术。据《左传》记载，楚庄王与楚共王时期已普遍使用“楼车”“巢车”等战车。至春秋中后期，楚国更大力发展水军，制造大量战船，与吴国展开激烈水战。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此外，《墨子》中提到鲁班曾赴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用的“云梯”，表明楚国在车船制造技术上已处于当时先进水平。

【民族构成】

        楚国民族构成与文化融合过程极为复杂而丰富。楚人虽源自颛顼之后，但由于长期受到商、周政权的压迫，被迫迁徙至荆、睢等边远地区，早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诸夏

      随着楚国逐渐壮大，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通过北上争霸，不仅征服或吞并了诸多华夏诸侯国，还积极吸收华夏先进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典章礼仪与思想文化，使自身逐步融入华夏文明体系，最终成为与中原列国并驾齐驱的强大国家。 楚国在对外扩张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的学习与吸收。

     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军兵临鲁国阳桥，鲁国为求和，献上木工、缝工、织工各百人，此举不仅缓和了双方关系，也对楚国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楚语与夏语基本相通，楚国文字在铭文、帛书和简牍中与中原文字高度一致，显示出楚人对华夏语言文化的高度认同。

      在政治体制方面，楚国仿效西周，建立起以王为首、贵族与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治理结构。 楚共王即位后，大力推行“夏化”政策，推动楚国全面吸收华夏文化。其臣属曾高度评价楚共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焉。

      《左传》亦称其“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充分体现了楚国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在长期的争霸过程中，楚国虽征服了大量华夏诸侯国，但并未摒弃华夏文化，反而积极加以保护与吸收，从而实现了夷夏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这种文化认同观念在当时的思想界也有反映。

     《荀子·儒效》指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说明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远大于种族本源。《孟子·滕文公上》亦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并举楚人陈良为例，说明即使出身“夷”地，只要学习华夏文化，亦可成为“华夏”。这反映出楚人虽最初被视为“夷”，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已逐渐被中原诸国接纳为“华夏”之一员。至战国时期，楚国已位列七雄，成为合纵联盟的“纵长”，实现了从“蛮夷”到“华夏”的身份转变。

东夷

       除楚人外，中国古代还广泛分布着其他民族群体，如东夷、西戎、南蛮等。东夷各族主要分布于今山东、安徽、江苏一带，包括黄、英、江、六、蓼、群舒等国。这些国家多为嬴姓或偃姓，与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密切，有的向楚进贡，有的与楚通婚。其中徐国为东夷中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与齐国关系密切，被视为诸夏之一。楚成王灭黄国后，继续东进，最终击败徐国，标志着楚国对东夷地区的征服与融合取得重大进展，也进一步丰富了楚文化的内涵。

西戎

       西戎各族历史悠久，在周灭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尚书·书序》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所率“戎车三百辆”即出自西戎。周朝建立后，西戎部分族群迁入中原，与诸夏混居。楚国在北上争霸过程中，亦征服了大量西戎之国，如戎蛮、阴戎、申、吕、许等，将其纳入楚国版图，或迁其民，或置为县，成为楚国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

南蛮

       南蛮是另一重要的民族系统，主要包括蛮、濮、巴等族。楚国地处南方，早期被称为“荆蛮”，如《小雅·采芑》称：“蠢尔蛮荆，大邦为雠。”《鲁颂·閟宫》亦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语。楚国强盛后，积极向南扩张，对濮族发动进攻，开发濮地，促使部分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则迁徙至川、云、贵及湖湘一带，成为楚境的重要民族。巴人亦为南蛮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时期即为楚国所征服。至战国时期，楚国在吴起辅佐下，进一步南并蛮越，控制洞庭、苍梧一带，加强了与南方各族的融合。 综上所述，楚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从边陲小国到强国的转变，更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吸收华夏文化、融合东夷、西戎、南蛮等民族，楚国构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疆域】

   楚国疆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局部至广域的演变过程。从最初江汉流域的发源地，逐步扩展为横跨长江中下游的强大国家，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疆域最辽阔的诸侯国之一。

 一、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771年）

     楚国初建时，以丹阳（今湖北西部）为核心区域，控制汉水流域及江汉平原西部地区。这一时期，楚人以“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不断兼并周边蛮夷小国，扩大生存空间。 势力范围大致西至大巴山，东抵随枣走廊，南达洞庭湖以北。此时的楚国虽尚未成为强国，但已为后续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进入春秋时期后，楚国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成为诸侯争霸中的重要力量。 在楚武王统治时期，楚国北进汉东，成功控制“汉阳诸姬”等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疆域扩展至河南南部，确立了在江汉地区的主导地位。 楚庄王时期是楚国强势崛起的阶段，其“问鼎中原”的壮举象征着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此时楚国势力北达淮河上游，南至五岭北麓，成为春秋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至楚康王时期，楚国进一步向东扩张至大别山地区，西控巴蜀东部，疆域辽阔，形成“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版图。

三、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3年）

      战国时期是楚国疆域的鼎盛阶段。此时楚国西起大巴山，东至东海，北至淮河，南达五岭，疆域涵盖现今的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安徽、江西、江苏、浙江、重庆、贵州等广大地区。 长江中下游流域完全纳入楚国版图，成为其经济与军事命脉所在。楚国在新征服地区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管理，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同时，楚国以郢都为中心，形成了“三楚”地理区划体系，即东楚、西楚和南楚，标志着其疆域的系统化管理和区域协调发展。

四、疆域收缩期（公元前278年—公元前223年）

       随着秦国的崛起，楚国逐渐陷入战略被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国迁都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后又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 此时楚国疆域大幅收缩，仅控制江淮流域及部分江南地区。至公元前223年，楚国最终被秦所灭，其灭亡时的国土面积仅为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左右，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后裔去向】

       楚国灭亡之后，其王室后裔以及芈姓族群通过多种方式延续血脉与文化传承，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直系与旁系后裔的存续

      在楚国灭亡之后，部分王室后裔并未完全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据史书记载，在秦末动乱之际，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曾被项梁拥立为楚王，试图恢复楚国旧制，史称“熊心复国”事件。然而随着项羽的崛起，熊心最终被杀害，其后裔很可能在战乱中隐姓埋名，融入民间，延续血脉。 与此同时，姓氏的传承也成为楚国王室后裔延续的重要标志。现代的熊、芈、米、弭等姓氏，被认为可能是楚国王族后裔的延续。其中，熊氏为楚国王族的本姓，自楚国开国君主熊绎、熊渠以来，历代皆以熊为氏；芈姓则是楚国公族的原始姓氏，后因历史演变，部分芈姓族人逐渐改姓为米、弭等。

二、族群融合与文化影响

     楚人后裔在历史的演进中，也逐渐与周边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族群认同。例如，在湘黔边境地区，部分苗族群体自称“果熊”，意为“熊的后代”，并声称是芈鬻熊、芈熊绎的后裔。他们至今仍保留着“芈”姓在苗语中的古老发音，体现出楚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交融。 此外，楚地自古以来便是文化繁荣之地，孕育出众多杰出人物，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楚文化不仅在战国时期影响深远，更延续至汉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迁徙与分布

     楚人的祖先最初活动于中原地区，后逐步南迁。据记载，楚人先祖由河南新郑南迁至丹阳（今湖北秭归），随后扩展至江汉平原一带，建立起强盛的楚国。随着历史变迁，楚人后裔不断迁徙，足迹遍布南方各地。现代研究认为，楚国王室后裔可能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部分人群逐渐融入南方少数民族之中。

四、历史争议与身份认同

      尽管楚人自认为是黄帝后裔，但在周代，他们长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直至战国时期，楚人仍自称“我蛮夷也”，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 此外，芈姓属于上古祝融八姓之一，与己、董等姓氏同源，说明楚人族群与上古华夏族群之间存在密切的血缘与文化联系。 

【名人】

     楚国（前1115年—前223年）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他们为楚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华文明的演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熊绎，西周初年楚国的始封之君，受周成王册封为子爵，带领楚人在荆楚之地开疆拓土，奠定了楚国数百年基业的根基。 楚武王熊通是春秋时期第一位正式称王的楚君，他以卓越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将楚国疆域扩展至汉水流域，打破了周王室对诸侯的等级秩序，奠定了楚国南方强国的地位。 楚庄王熊侣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以“问鼎中原”的雄心和魄力，使楚国版图扩大至“地方五千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楚庄王的文治武功标志着楚国进入鼎盛时期。

     2.屈原，芈姓屈氏，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联齐抗秦”，力图维护楚国利益，却因忠言直谏遭谗被贬。屈原以《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抒发爱国情怀，最终投汨罗江殉国，其高洁品格与爱国精神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3.老子，名李耳，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他所著《道德经》思想深邃，开创了道家哲学体系，对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庄子，名周，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庄子》以寓言和哲理见长，语言瑰丽、思想自由，充分体现了楚地文化的浪漫气质和超然精神，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5.芈月，又称宣太后，是秦昭襄王之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被称为“太后”的女性。她原为楚人，后入秦并掌握朝政多年，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推动秦楚联盟，对战国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6.甘茂，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曾任秦国左丞相。他早年出身楚国，后因才华出众被秦所用，为秦国的强盛和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魏冉，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是宣太后之弟，楚人后裔。他在秦国政坛举足轻重，曾多次主持国政，辅佐秦昭襄王稳固统治，为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楚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或开疆拓土、或治国安邦、或著书立说、或以忠烈名垂青史，他们的智慧与精神不仅塑造了楚国的文化气质，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出土文物】

       楚国（约公元前1115年—前223年）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诸侯国，其历史跨越八百余年，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大量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我们揭示了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

一、“楚季宝钟”

       该青铜礼器出土于湖北宜昌，属西周时期遗物，钟身铭文详细记载了楚国早期的历史发展，印证了《史记·楚世家》中关于楚人先祖熊绎受封为楚君的历史记载，是研究楚国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武王墩墓铜簠”

      于安徽淮南出土，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其铭文“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明确表明墓主为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熊完，即楚考烈王，为确认该墓葬归属提供了直接依据。

三、“楚惠王鎛钟”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楚惠王鎛钟”，铭文中“酓章”即指楚惠王熊章，展现了楚国与曾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两国王室间的联姻往来，为研究楚与周边诸侯国的政治互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襄阳西周卜骨”，这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西周时期带字卜骨，刻有“弓矢”二字，反映了楚地早期的占卜习俗与宗教信仰，填补了楚文化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空白。

考古发现与历史印证

       通过系统的考古研究，楚国君主世系也逐渐清晰。湖北博物馆展出的楚君世系表与清华简《楚居》内容高度一致，确认了熊绎为楚国首任君主的地位，为楚国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与实物基础。

      随州叶家山出土的“犁子鼎”铭文，与《竹书纪年》中关于周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楚人受封的记载相符，进一步印证了楚国正式立国的历史节点。

      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出土的漆器、丝织品如马山楚墓帛画，以及精美的青铜器如越王勾践剑等，集中展现了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揭示了楚人在宗教信仰、艺术审美与工艺技术方面的独特成就。

重要考古遗址

     荆州熊家冢遗址被认为是楚惠王陵墓所在地，其出土的六驾马车遗迹，印证了《周礼》中“天子驾六”的礼制制度，反映了楚国对周礼的继承与变通，也体现了楚国在礼制文化上的高度发展。 安徽寿县楚王墓则集中出土了大量兵器与金器，展示了战国晚期楚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实力，是研究楚国晚期历史的重要考古资料。 湖北郭店楚简的发现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包含的《老子》等道家文献，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哲学思想的认识，也改写了传统对道家学派发展脉络的理解。

研究意义

       综合目前的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楚国自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37年）受封立国，至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共历经815年。这一历史跨度不仅在先秦诸侯国中极为罕见，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文化演进与民族融合提供了宝贵资料。大量出土文物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填补了历史空白，极大地推动了楚文化与楚国历史的研究进程。

【史料记载】

     《史记·楚世家》第十卷‌‌是最早系统记载楚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详述了从楚国立国到灭亡的完整世系。其中，记载了熊绎受封为楚君的重要历史节点，以及楚武王首次称王的历史事件。此外，《楚世家》还明确指出楚人是“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为楚族的起源提供了正统的谱系依据。

       《国语·郑语》中提及祝融八姓，其中包括芈姓，即楚人所属的姓族。该篇明确指出楚人先祖季连为陆终第六子，为楚族的早期谱系提供了佐证。

        《左传》作为春秋时期的重要史书，记载了大量楚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的互动与战争。例如昭公十七年记载“郑，祝融之墟也”，反映出楚人祖先与祝融文化的密切关联，也从侧面印证了楚人族源的历史背景。

          清华简中的《楚居》篇是近年来发现的重要楚国文献，详细记载了楚人从先祖季连时期至战国时期的迁徙路线和发展轨迹，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楚国早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楚族的起源与迁徙提供了新的线索。

      安大简《楚史》则与《史记·楚世家》形成互证关系，揭示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楚王名号与实际史实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厘清楚国早期王系的脉络。

       《世本》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谱牒类文献，记载了楚人先祖重黎、吴回曾担任火正（即祝融）的传说，反映了楚人与祝融文化的深厚渊源。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提及楚人先祖老童与颛顼之间的世系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楚人祖先谱系的神话与传说背景。

      《诗经·商颂》中的《殷武》篇则记载了商王武丁征伐荆楚的史实，说明楚地早在商代就已具有一定影响力，成为中原王朝关注的对象。 四、考古实物佐证 楚季宝钟铭文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其中记载了楚国早期的历史，与《史记·楚世家》中关于熊绎受封的记载相印证，为楚国立国初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的重要城址，出土的青铜器等文物反映了当时商文化对楚地的深远影响，也为研究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争议与补充资料 《系本》中记载了陆终六子的传说，其中提及季连为陆终第六子，与《史记·楚世家》所载存在一定的世系差异，反映了不同文献对楚人祖先谱系的不同记载，也引发了关于楚族起源的学术讨论。 《大戴礼记·帝系》补充了从季连至鬻熊之间的世系细节，但部分内容与《史记·楚世家》存在出入，说明楚人早期历史在不同文献中存在不同的传承版本，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楚国历史提供了多元视角。

【君主世系】

封号：    姓名 ：  熊绎    
封号：    姓名 ：  熊艾    
封号：    姓名 ：  熊䵣    
封号：    姓名 ：  熊胜    
封号：    姓名 ：  熊杨    
封号：    姓名 ：  熊渠    

封号：   姓名 ： 熊挚    ？- 前876年

封号：   姓名 ： 熊延    前875年 - 前847年

封号：   姓名 ： 熊勇    前846年 - 前838年

封号：   姓名 ：  熊严    前837年 - 前828年

封号：   姓名 ：  熊霜    前827年 - 前822年

封号：   姓名 ： 熊徇    前821年 - 前800年

封号：   姓名 ： 熊咢    前799年 - 前791年

《左传·宣公十二年》《国语·郑语》和《楚居》里都是先楚若敖再楚蚡冒，不同于《史记·楚世家》。
封号：楚若敖    熊仪    前790年 - 前764年
封号：楚霄敖    熊坎    前763年~前758年
封号：楚蚡冒    熊眴    前757年 - 前741年

封号：楚武王    熊通    前740年 - 前690年
封号：楚文王    熊赀    前689年 - 前677年
封号：楚堵敖    熊艰    前676年 - 前672年
封号：楚成王    熊恽    前671年 - 前626年
封号：楚穆王    熊商臣    前625年 - 前614年
封号：楚庄王    熊侣    前613年 - 前591年
封号：楚共王    熊审    前590年 - 前560年
封号：楚康王    熊招    前559年 - 前545年
楚郏敖    熊员    前544年 - 前541年
封号：楚灵王    熊围    前541年 - 前529年
封号：楚初王    熊比    前529年
封号：楚平王    熊居    前528年 - 前516年
封号：楚昭王    熊轸    前516年 - 前489年
封号：楚惠王    熊章    前488年 - 前432年
封号：楚简王    熊中    前431年 - 前408年
封号：楚声王    熊当    前407年 - 前402年
封号：楚悼王    熊类    前401年 - 前381年
封号：楚肃王    熊臧    前380年 - 前370年
封号：楚宣王    熊良夫    前369年 - 前340年
封号：楚威王    熊商    前339年 - 前329年
封号：楚怀王    熊槐    前328年 - 前299年
封号：楚顷襄王    熊横    前298年 - 前263年
封号：楚考烈王    熊完    前262年 - 前238年
封号：楚幽王    熊悍    前237年 - 前228年
封号：楚哀王    熊犹    前228年
封号：楚王负刍    熊负刍    前227年 - 前223年
封号：昌平君    熊启    前223年

【大事件】

前979年：【楚】周王兴兵伐楚问罪。
前976年：【楚】周再次伐楚，还击，大败周师于汉水。
前***年：【楚】熊渠因周王室柔弱，兴兵伐庸、杨粤至鄂，立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挚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至厉王时，畏而去王号。
前***年：【楚】熊渠卒，中子熊挚红继位（长子毋康早卒）。
前***年：【楚】熊挚红卒，弟熊延自立。
前848年：【楚】熊延卒，子勇继位。
前838年：【楚】熊勇卒，弟熊严继位。
前828年：【楚】熊严卒，子伯霜继位，是为熊霜。
前822年：【楚】熊霜卒，弟仲雪、叔堪、季徇争位，仲雪死、叔堪逃，少弟熊季徇继位。
前800年：【楚】熊徇卒，子熊咢继位。
前791年：【楚】熊咢卒，子熊仪（若敖）继位。
前764年：【楚】若敖卒，子熊坎（霄敖）继位。
前758年：【楚】霄敖卒，子熊目句（蚡冒）继位。
前741年：【楚】盼冒卒，弟熊通杀其子自立。
前706年：【楚】侵随，欲得周室封号，周王不允。
前704年：【楚】熊通自号武王，与随君盟。
前690年：【楚】周召随侯，武王以随背盟而伐之，武王卒于途中，子文王熊赀继位。
前689年：【楚】都郢。
前688年：【楚】伐申过邓。邓人以为可擒楚文王，邓侯不听。
前684年：【楚】与息侯计俘蔡哀侯。
前678年：【楚】灭邓。
前677年：【楚】文王卒，子熊艰（庄敖或曰堵敖）继位。蚡冒
前675年：【楚】蔡哀侯卒于楚。
前672年：【楚】庄敖与弟熊恽有隙。熊恽奔随，借兵袭杀庄敖自立，是为成王。成王一面与周室及诸侯修好，一面镇压南方诸蛮，辟地千里。
前656年：【楚】齐率诸侯伐蔡继而问楚不贡周室之罪，成王使屈完谢罪结盟。楚向北扩张的势头遭到遏制。
前655年：【楚】虞大夫百里奚逃至楚，牧于荒野，秦闻讯以五羊皮赎回。
前654年：【楚】伐许，许君肉袒谢罪。
前649年：【楚】与秦败戎救周。
前646年：【楚】灭六、英。
前639年：【楚】宋襄公会盟诸侯欲称霸，成王应邀与会。会中执辱宋襄公。冬，释其归国。
前638年：【楚】救郑败宋于泓（今河南柘城一带）。
前637年：【楚】重耳至楚，成王厚礼之，并发兵送其入楚。重耳许诺即晋君位后一旦交兵将“退避三舍”作为酬谢。
前633年：【楚】合鲁伐齐。同年，灭夔。夏，率诸侯伐宋。晋救宋，成王欲班师，大将子玉固请战晋。
前632年：【楚】大将子玉率军战晋，城濮（山东鄄城西南）之战大败，遂畏罪自杀。
前626年：【楚】成王欲废太子商臣，商臣遂于潘崇作乱围攻庄王，逼成王自尽，商臣自立是为穆王，以潘崇为太师。
前623年：【楚】灭江（河南汝宁）。
前622年：【楚】灭六（安徽六安）、蓼（河南固始）。
前618年：【楚】伐郑，晋救之。
前615年：【楚】穆王卒，子庄王侣继位。
前611年：【楚】庄王三年不视朝暗察群臣。伍举、苏从谏庄王，庄王委以国政，楚国大治。灭庸。
前608年：【楚】伐陈、宋。
前606年：【楚】褐、伐陆浑戎（河南伊川一带）至洛，遂问周鼎之轻重大小，周使王孙满婉拒，‘在德不在鼎’。
前605年：【楚】国相若敖氏作乱，灭其族。
前604年：【楚】伐郑。
前601年：【楚】灭舒、蓼，伐陈。
前600年：【楚】救陈伐郑，被晋所败。
前598年：【楚】庄王率诸侯杀陈夏征舒。庄王欲废陈置县，申叔时谏止，遂迎立其太子午即位。
前597年：【楚】郑君反复，春，伐郑，围其城三月，郑襄公无奈肉袒谢罪、委质请和。败晋援兵。此后近20年，楚为霸主。
前595年：【楚】宋杀楚使。九月，伐宋，围其城。
前594年：【楚】围宋已九月，供给难支。得晋使解扬，被其诈降所欺。宋华元夜入楚营劫大将子反。子反与华元各言实情。遂退兵。
前591年：【楚】庄王卒，子共王审继位。
前589年：【楚】冬，以救齐为名兴兵北进，在蜀（山东泰安）会盟诸侯，晋不敢争锋，晋楚处于相持时期。同年，申公巫臣畏罪奔晋。
前587年：【楚】子反救郑。
前586年：【楚】郑悼公自讼。
前582年：【楚】召郑成公结盟。后晋执其伐郑，遂救郑。冬，与晋和。
前576年：【楚】背约伐郑、卫。同年，许君畏郑请都于叶。
前575年：【楚】救郑击晋，鄢陵之战，共王目中流矢，大将子反贪杯误事自杀。
前574年：【楚】灭舒（今安徽舒城）。
前573年：【楚】拔宋彭城。封此于宋臣鱼石。
前572年：【楚】伐宋救郑。
前570年：【楚】使子重伐吴，何忌伐陈。
前568年：【楚】此后连续三年伐陈。
前565年：【楚】伐郑。
前564年：【楚】会秦伐晋。
前563年：【楚】使子囊救郑。
前562年：【楚】合郑伐宋。
前560年：【楚】吴侵败之。共王卒，子康王招继位。
前557年：【楚】晋败楚于湛坂。
前555年：【楚】伐郑。
前549年：【楚】与齐盟好。率陈、蔡伐郑救齐。
前548年：【楚】吴侵楚，射杀吴王。
前547年：【楚】率陈、蔡伐郑。
前546年：【楚】弥兵大会，令尹屈建率军暗藏短器与会，最终与晋平分霸权。
前545年：【楚】康王卒，子熊员（郏敖）继位。
前542年：【楚】以公子围（康王之弟）为令尹主兵事。
前541年：【楚】年底，郏敖病，令尹公子围弑之自立，是为灵王。公子比（灵王之弟）奔晋。
前538年：【楚】夏，会诸侯于申，七月，率诸侯伐吴，杀齐逃臣庆封。
前537年：【楚】率诸侯伐吴，取雩娄。
前536年：【楚】伐吴，败于乾溪。
前534年：【楚】就章华台。灵王使弟弃疾灭陈，置县。
前531年：【楚】诱杀蔡灵公，使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弃疾又自立为蔡公。
前530年：【楚】伐徐，灵王驻乾溪，筑宫室，乐而不归。百姓苦役。
前529年：【楚】灵王久不返国，弃疾与兄公子比入郢杀太子禄，比立为楚王。楚王比下令灵王随从先归者免罪。灵王众叛亲离、孤独身一人饥困而死。弃疾又假言灵王反攻入郢以惑楚王比，楚王比畏惧自杀。弃疾遂自立为王，是为平王。平王欲取信诸侯，遂求陈、蔡亡子而复其国。
前527年：【楚】平王为太子建求婚于秦，秦女至而平王自纳之。
前522年：【楚】费无忌进谗诬太子建含怨通外。太子建惧而奔宋，后奔郑。太子建太傅伍奢被俘而死，伍奢之子伍员奔吴。
前521年：【楚】蔡哀侯奔楚避难。
前519年：【楚】太子建在郑被杀，其子胜奔吴。吴伐楚，楚王使司马薳率胡、沈等国迎敌，令尹匄军中病亡，士兵士气低落，吴兵趁机败楚于鸡父。筑郢拒吴。
前518年：【楚】楚、吴边邑争桑纠纷，楚邑长占吴边邑，吴发兵击楚取钟离。
前516年：【楚】冬，平王卒，将军子常欲立平王庶弟子西，子西谢辞，遂立太子珍（昭王，年少。）
前515年：【楚】伍员佐吴数次侵楚，楚从恨费无忌，子常杀之。
前512年：【楚】吴三公子奔楚，封之以拒吴。
前511年：【楚】吴伐楚，取六、潜二邑。
前510年：【楚】子常伐吴，败于豫章。
前509年：【楚】使囊瓦伐吴，不胜。蔡昭侯献裘，子常未得而进谗留扣其不归。
前507年：【楚】释蔡昭侯归国。
前506年：【楚】冬，吴、蔡、唐联军攻楚，郢都陷落，伍员掘平王墓、鞭平王尸，昭王逃至云梦，子常奔郑。云梦人不识平王，将其射伤，昭王奔随。吴兵攻随，随人匿平王，吴兵退。同时，申包胥入秦求救。
前505年：【楚】六月，合楚败吴于稷。后吴夫概奔楚，封其于堂溪。九月，昭王归国。
前504年：【楚】吴取番，昭王惧，迁都于鄀。
前502年：【楚】令尹子西恤蔡。
前496年：【楚】灭顿。
前495年：【楚】灭胡。
前494年：【楚】率诸侯伐蔡。
前493年：【楚】伐蔡。同年，孔子入楚。
前489年：【楚】昭王救陈途中笃，欲传位弟公子闾，公子闾勉强答应。及昭王卒，公子闾拥太子章王继位。
前487年：【楚】子西召故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为巢太夫，号白公。
前486年：【楚】伐陈。
前483年：【楚】白公欲请兵伐郑以报父仇，子西含糊其辞，白公怨。
前479年：【楚】郑告急。子西救郑，白公（父被郑杀）怒，与石乞袭杀子西、子期，并囚惠王而自立。屈固负惠王逃出。月余，叶公子高平定白公之乱，助惠王复位。同年，灭陈置县。
前447年：【楚】灭蔡。
前445年：【楚】灭杞。东侵扩张至泗上，越**王不能阻止。
前432年：【楚】惠王卒，子简王仲继位。
前431年：【楚】北伐灭莒。
前408年：【楚】简王卒，子声王当继位。
前402年：【楚】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继位。
前400年：【楚】三晋伐楚，至乘丘而还。
前398年：【楚】伐周。围郑。
前393年：【楚】伐韩，取负黍。
前391年：【楚】三晋伐楚，攻大梁、榆关，赂秦说和。
前381年：【楚】悼公卒，子肃王臧继位。
前380年：【楚】与赵救韩。
前377年：【楚】蜀侵楚，取兹方。
前371年：【楚】魏侵楚，取鲁阳。
前370年：【楚】肃王卒，无子，其弟熊良夫继位， 是为宣王。
前340年：【楚】秦侵楚。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继位。
前333年：【楚】齐田婴欺楚，威王怒而伐齐，败齐于徐州。
前329年：【楚】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继位。魏趁机取陉山。
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率军伐魏，败其于襄陵。随后攻齐，时陈轸为秦使于齐，齐王遣之入楚营说昭阳罢兵。
前318年：【楚】苏秦约六国伐秦，怀王为合纵长，至函谷关，兵败而还。
前313年：【楚】秦欲离间楚、齐合纵，遣张仪至楚言于楚怀王，如与齐断交则割地六百里予楚。怀王信以为真，不顾陈轸之谏，与齐断交。齐怒而与秦结盟，张仪却食言仅割地六里献于楚，怀王大怒而伐秦。
前312年：【楚】与秦战于丹阳（今河南西峡），大将屈匄、逢侯丑等七十人被俘。怀王怒而发重兵袭秦于蓝田，再败。韩、魏趁机侵楚至邓。
前311年：【楚】秦遣欲分汉中之半予楚示好，怀王不愿得地而欲得张仪杀之。张仪果然至楚，怀王欲杀之泄恨，张仪私见好友楚臣靳尚求生。靳尚与楚王宠姬郑袖各为己利相继言张仪不可杀，怀王遂放之归国。
前309年：【楚】齐王至书说以绝秦之利，楚王遂与齐合。
前306年：【楚】灭越（其后裔退居闽越）。
前305年：【楚】秦赂楚、送女，怀王遂背齐合秦。
前304年：【楚】与秦会于黄棘。
前303年：【楚】齐、韩、魏伐楚问北盟之罪，怀王以太子为质求援于秦得免。
前302年：【楚】太子陵杀秦大夫逃归。
前301年：【楚】秦、齐、韩、魏攻楚，重丘之战，楚将唐目未战死。
前300年：【楚】秦破楚军二万，楚将景缺战死。使太子陵入齐为质求助。
前299年：【楚】秦破楚，取八城。秦王约怀王入楚，怀王赴约被欺而留于秦。诸臣入齐求太子横归国继位，是为顷襄王。
前298年：【楚】秦取楚十六城。
前297年：【楚】怀王自秦逃出复被捉。
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前293年：【楚】秦乘败韩之威吓楚，顷王求和。
前285年：【楚】与秦会于宛、和亲。
前284年：【楚】会秦、三晋、燕伐齐取淮北。
前283年：【楚】与秦会于鄢。
前281年：【楚】遣使合纵诸侯，欲以伐秦。
前280年：【楚】秦败楚军，遂献上庸、汉北予秦求和。
前279年：【楚】秦将白起攻楚，取西陵。
前278年：【楚】楚将白起率军攻入郢都，火烧楚王陵墓，襄王退守陈（今河南淮阳）。
前277年：【楚】秦拔巫、黔中。
前276年：【楚】襄王收东地兵约十万击秦，收复江旁十五郡。
前272年：【楚】助三晋伐燕。使太子熊质于秦。
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太子逃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继位，是为考烈王。
前262年：【楚】献地予秦求和。黄歇（春申君）为相。
前258年：【楚】秦伐赵，赵使平原君入楚求援。
前257年：【楚】使春申君、景阳为将救赵。
前256年：【楚】救赵新中。
前253年：【楚】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
前251年：【楚】柱国景伯卒。
前248年：【楚】封春申君于吴。
前241年：【楚】与诸侯合纵伐秦，不胜。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改名郢。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继位。李园杀春申君。
前235年：【楚】秦魏伐楚。
前228年：【楚】幽王卒，同母哀王弟犹继位，两个月后，其庶兄负刍弑哀王自立。
前226年：【楚】秦大破楚军。
前224年：【楚】秦败楚于蕲。楚将项燕战死。
前223年：【楚】秦伐楚，楚王负刍被俘，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