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01. 所处时代：西周至春秋时期（公元前1046年~约公元前620年）

02. 中文名：焦国

03. 别称：姜姓焦国，神农之后国、上古六公国之一（西周前期八大公爵诸侯国之一）

04. 国号：焦国（以焦水为名）

05. 爵位‌：公爵（属“三恪”之一，负责延续炎帝祭祀）‌

06. 开国君主：焦伯（神农氏后裔），始封国主为周武王御医，又称"焦大王"

07. 首都：

初期：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上村岭一带）
中期迁移后：河南中牟县
再次迁移：河南商水县
继续迁移：安徽亳州
最终定址：山东嘉祥县老城南焦城
08. 主要城市：

焦城（位于山东嘉祥县纸坊镇焦城村）
中牟（中期）
商水县（东周初）
亳州（继续东迁）
09. 政治体制：分封制下的诸侯国，世袭君主制，神农氏后裔世袭侯爵之位

10. 国土面积：

按周制为公侯国方百里（约100平方里），后国力下降，附庸国时期为方五十里

11. 存续：约420年（公元前1046年~约公元前620年）

12. 相邻国家：

西周时期：虢国、虞国等
东周时期：郑国（东迁时受其军事压力）、鲁国（最终被其吞并）
周边诸侯国：与祝国、蓟国、陈国、杞国、宋国等同为西周前期八大公爵诸侯国
13. 末代君主：具体末代君主姓名不详，共传16世，最后一代君主在春秋前期（约公元前620年）国灭时成为鲁国附庸

【概述】

      焦国，姜姓诸侯国，神农氏后裔封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神农之后焦伯于今河南陕州，授公爵爵位，属"三恪"之一，肩负延续炎帝祭祀之重任。焦国疆域多次东迁：河南陕州→中牟→商水→亳州→山东嘉祥，最终定址嘉祥焦城。作为上古圣王后裔，焦国在周朝政治体系中地位超然，与虞夏商后裔封国同等受礼遇。存续约420年，共传16世，至春秋前期为鲁国所灭。焦国承载着上古文明传承，在华夏历史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

【国号】
    "焦"源于焦水地名。据《史记·秦本纪》引《括地志》记载："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古焦水即今天三门峡市境内的苍龙涧河，流经陕州城西南，向北注入黄河。焦国因封地位于焦水流域而得名，体现了古代诸侯国以封地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命名的传统。焦国都城焦城依焦水而建，形成"焦"这一具有明确地理指向性的国号，成为周朝分封制度中"因地制宜"命名理念的典型体现。

【历史脉络】
        焦国，姜姓诸侯国，神农氏后裔封国，历经420年沧桑变迁，承载着上古文明传承的厚重历史。

   建国立制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后，出于政治需要和礼制考量，大规模分封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褒封神农氏后裔于焦，建立焦国，开国君主焦伯受公爵爵位，属"三恪"之一，肩负延续炎帝祭祀的重任。焦国封地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因焦水而得名，焦城为都城。

       西周鼎盛期（公元前1046年-前775年）：作为上古圣王后裔封国，焦国在周朝政治体系中地位超然，与虞、夏、商后裔同享最高礼遇。焦国作为公爵国，方圆百里，承担着祭祀神农氏、维护上古文化传统的重要职责。焦国世袭君主制，焦伯后裔世袭侯爵之位，形成了完整的政治体系。

     迁徙求生期（公元前775年-约公元前620年）：西周末年，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加剧。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西虢国东迁至陕州一带，焦国受到强大军事压力，被迫开始东迁求生。从河南陕州迁至河南中牟县，随后东周初年迫于郑国军事压力，又迁至河南商水县，继续东迁至安徽亳州境内。最终迁至山东嘉祥县，建立焦城，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迁徙生涯。

国力衰落期（约公元前620年前后）：随着国力衰落，焦国从公爵降为附庸国，最终在春秋中叶为鲁国所灭。焦国共传16世，最后一代君主在国灭时成为鲁国附庸，焦国王室后裔以故国为姓，形成焦姓。焦国的历史使命至此终结，但其承载的神农氏文化传承却在民间得以延续。

     焦国的兴衰史，是春秋时期小国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反映了大国争霸背景下弱肉强食的历史法则。

【政治】
      焦国作为神农氏后裔的重要封国，其政治制度既体现了西周分封制的典型特征，又彰显了"三恪"制度下的特殊政治地位。

     分封制框架下的公爵国：焦国建立在西周分封制基础之上，周武王封神农氏后裔于焦，建立焦国，授予公爵爵位。作为"三恪"之一，焦国的政治地位超然于一般诸侯国，直属周王室管辖，享有独特的政治礼遇。焦国的统治者承担着延续炎帝祭祀、维护上古文化传统的神圣职责，这使得焦国在周朝政治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文化使命和政治价值。

     世袭君主制政治结构：焦国实行严格的世袭君主制，开国君主焦伯的后裔世袭侯爵之位，形成了完整的王权世系。焦国王室内部权力结构清晰，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负责国家决策、军事指挥和外交事务。王室成员和贵族阶层构成政治核心，形成稳定的政治统治基础。

     从公爵到附庸国的政治地位变迁：焦国政治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迁过程。西周时期，焦国作为"三恪"之一，享有公爵待遇，疆域达到方圆百里，在诸侯国中地位尊贵。但随着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长期迁徙和国力衰退，焦国从独立的公爵国沦为鲁国的附庸国，政治自主性受到严重限制，最终在公元前620年左右为鲁国所灭。

      迁徙过程中的政治适应策略：焦国在长达数世纪的迁徙过程中，展现了复杂的政治适应能力。面对虢国、郑国等大国的压力，焦国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通过领土迁徙来维护政治生存。在山东嘉祥最终定址后，焦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焦城成为政治中心，王室权威得到重建。

    政治文化的传承与融合：焦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传承神农氏的祭祀传统和政治理念。焦国统治者始终强调自身的文化正统性，通过延续炎帝祭祀来维护政治合法性。同时，焦国在迁徙过程中与各地政治文化的融合，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又适应了新的政治环境。

【社会】

焦国作为神农氏后裔的重要封国，其社会结构既体现了西周社会制度的典型特征，又彰显了上古文明传承的独特社会文化。

     神圣化的社会等级体系：焦国社会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形成多层级的社会结构。作为神农氏后裔，王室焦伯家族居于社会顶端，承担着延续炎帝祭祀的神圣职责，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统治权威。贵族阶层主要由王室成员和功臣后裔构成，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享有特权。庶民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他们承担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赋税义务。焦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各等级间通过血缘关系和宗教纽带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祭祀文化主导的社会生活：焦国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延续神农氏的祭祀传统。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焦国统治者定期举行炎帝祭祀大典，全社会参与祭神仪式，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维系社会稳定。祭祀活动还承担着传承农业生产知识、普及医药常识等实用功能，使得神农氏的农业文明和医药传统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焦国的社会文化因此具有深厚的农耕文明特色，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迁徙过程中的社会变迁与融合：焦国长达数百年的迁徙历程深刻影响了其社会结构。在迁徙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社会组织形式都面临重新调整。焦国人在新的定居地需要与当地居民进行社会融合，既要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又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融合使得焦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既保留了神农氏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各地的社会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综合体。

       职业传承与社会分工：焦国社会具有明显的职业传承特征。政治权力通过世袭方式传承，焦伯家族世袭侯爵之位，形成了政治权力的世袭垄断。祭祀职责也通过家族传承方式延续，确保了宗教仪式的传承性和文化传统延续性。在农业方面，神农氏后裔继续保持对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社会群体。在医药领域，焦国社会保留了神农氏的医药传统，发展出独特的医疗体系。

        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焦国作为上古文化的载体，其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传承特色。社会价值观以仁德、礼义为核心，强调对祖先的敬祀和对后代的教化。焦国社会重视文化教育，通过祭祀活动、口传故事、家族谱系等方式传承历史文化。社会伦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家族荣誉和社会责任。

【军事】

     建立初期的军事基础：焦国建立时虽为公爵国，但作为小国，军事实力相对有限。焦国的主要军事职能是保护焦城的祭祀活动和维护国家稳定。在西周分封制下，焦国负有向周王室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必要时参与王室军事行动。作为神农氏后裔，焦国还承担着维护上古文明传承的军事责任，这使得其军事存在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宗教色彩。

     迁徙过程中的军事应对：焦国军事的最大考验来自于长期的迁徙历程。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西虢国东迁至陕州一带，对焦国构成严重军事威胁，焦国被迫从原封地河南陕州迁移至河南中牟。这次迁徙中，焦国展现了小国在强敌压境下的生存智慧——以空间换时间，通过迁徙来保存实力。焦国的军事组织在迁徙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机动性，能够快速转移和重新部署，体现了早期诸侯国军事适应能力的特点。

       东周时期的军事困境：东周初年，焦国再次面临军事压力，迫于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从河南中牟迁至河南商水，后来又陆续东迁至安徽亳州和山东嘉祥。在这一过程中，焦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削弱，从独立的公爵国逐渐沦为附庸国。焦国的军事策略也从主动防御转向被动求存，通过结盟、依附大国等方式来保护自身安全，反映了春秋时期小国在军事竞争中的艰难处境。

      防御体系与军事组织：焦国的军事组织相对简单，主要包括王室亲卫、贵族武装和平民军队三个层次。王室亲卫负责保护君主和重要祭祀活动，精英程度最高；贵族武装由各级贵族统领，战斗力较强；平民军队是主体力量，主要承担防守和后勤任务。焦国的防御重点是焦城，其城防建设虽然规模不大，但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意义。

       最终军事失败与历史教训：春秋中叶，焦国在山东嘉祥被鲁国所灭，标志着其军事抵抗的彻底失败。焦国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作为小国，资源有限，难以维持长期军事对抗；第二，频繁迁徙削弱了军事基础和战斗意志；第三，春秋时期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规模扩大，对小国更加不利。

【战争】
      焦国的战争史是一部充满迁徙与抗争的悲壮史诗，其军事冲突贯穿整个存续期间，深刻反映了春秋初期小国在强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首次战争危机：西虢入侵（公元前775年）：焦国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打击来自于西虢国的入侵。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幽王七年，虢人灭焦。"西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原本地处陕西宝鸡的西虢国因受到犬戎等外族威胁，被迫东迁至焦国所在的三门峡地区。虢国作为军事强国，携带有经验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对焦国构成了压倒性优势。面对虢国的军事威胁，焦国选择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原封地，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迁徙生涯。这次战争标志着焦国从稳定发展期进入动荡迁徙期。

     迁徙途中的生存战争：焦国在迁徙过程中不仅要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更要面对各地诸侯国的军事压力。从河南陕州迁至河南中牟的过程中，焦国必须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建立防御体系，同时警惕周边大国的觊觎。东周初年，焦国再次遭遇军事压力，迫于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从河南中牟迁至河南商水。这些迁徙过程中，焦国与当地势力必然发生过多次小规模冲突，尽管史书记载不详，但可以想见焦国人在争取生存空间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亳州时期的军事困境：焦国迁至安徽亳州后，面临更为复杂的军事环境。此时正值春秋诸侯争霸的高峰期，焦国必须在陈国、楚国等强国之间寻求生存空间。焦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防御性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焦城和焦国民众的安全。焦国很可能与陈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因为搜索结果显示"此二地又被陈国兼并"，说明焦国在亳州地区确实经历了战争失败的痛苦。

        嘉祥定址后的最后抗争：焦国最终迁至山东嘉祥县，在焦城建立最后的据点。然而，焦国的悲剧并未结束。此时正值春秋中期，齐国、鲁国等大国加速扩张，焦国作为小国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焦国与鲁国的战争是其存续期间的最后一战，尽管焦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面对鲁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焦国的抵抗最终失败。春秋中叶，焦国为鲁国所灭，结束了其420年的历史。

        战争影响与历史意义：焦国的战争史揭示了春秋时期军事政治格局的残酷性。作为小国，焦国无法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保持独立，最终成为大国扩张的牺牲品。焦国的多次迁徙和抵抗，体现了上古文明后裔在困境中的坚韧不屈精神。焦国的战争经历也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军事发展、诸侯国关系以及小国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案例。

【疆域】
    焦国的疆域变迁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地理现象，经历了从黄河中游到山东半岛的复杂迁徙过程，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小国在强国压力下的生存策略。

     初期封地（公元前1046年-前775年）：焦国最初的封地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这里是黄河中游的重要区域，地势险要，水源充足。焦国的核心区域是焦城及其周边地区，按照周朝制度，公爵国疆域方圆约百里。焦国封地北临黄河，南依伏牛山，东接虢国，西通关中，是周王室控制东方的重要据点。焦城的具体位置在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东北部，因焦水而得名，是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个时期焦国疆域相对稳定，控制着从焦水流域到黄河沿岸的广阔土地。

     中牟时期（公元前775年-前770年左右）：被迫西虢国入侵后，焦国首次东迁，疆域转移到河南中牟县一带。中牟位于黄河南岸，平原开阔，农业条件优良。焦国在此地的疆域规模较原封地有所缩小，但仍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中牟时期焦国疆域主要控制在今中牟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向东与郑国接壤，向西与原来的陕州地区相邻。焦国在此地重建了焦城，形成新的政治中心。

      商水时期（前770年-前550年左右）：东周初年，焦国再次被迫东迁，迁至河南商水县。商水位于豫东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但缺乏天然屏障。焦国在商水地区的疆域进一步缩小，主要控制今商水县境内的一部分土地。此时焦国的疆域受到严重压缩，从一个独立的诸侯国逐渐沦为区域性小邦。商水时期的焦国疆域向东已经接近陈国边境，向西与郑国接壤，战略位置十分被动。

     亳州时期（前550年-前500年左右）：焦国继续东迁至安徽亳州地区。亳州地处皖北，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但同样缺乏军事防御优势。焦国在亳州地区的疆域更加有限，主要控制今亳州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搜索资料显示，焦国在亳州地区可能曾建立焦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但这一时期焦国面临来自陈国、楚国等大国的军事压力，疆域控制力进一步削弱。

      嘉祥定址（公元前500年-前620年）：焦国最终迁至山东嘉祥县，建立了最后的据点。嘉祥位于鲁西地区，濒临大运河，水运便利，农业发达。焦国在嘉祥地区的疆域主要分布在今嘉祥县南部，包括焦城及其周边地区。焦城位于今嘉祥县纸坊镇焦城村，成为焦国的最终都城。这一时期焦国疆域面积进一步缩小，完全沦为鲁国的附庸国，失去了独立的政治地位。

        疆域特点与历史意义：焦国疆域的变化体现了春秋时期小国生存的艰难处境。其疆域变迁从黄河中游到山东半岛，跨越多个省份，充分说明了焦国人在困境中的坚韧不屈。焦国疆域的最终定址山东嘉祥，为神农氏文化的东传和焦氏姓氏的传播奠定了地理基础。

     焦国疆域史是一部迁徙史，其地理轨迹见证了中华文明在春秋时期的复杂发展过程。

【经济】
      焦国作为神农氏后裔的重要封国，其经济体系既体现了上古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又在春秋动荡中展现出适应性和脆弱性并存的复杂特征。

   农业经济为核心：焦国经济的根本基础是发达的农业，这与其神农氏后裔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作为农业文明的始祖，焦国在农业技术和农耕制度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焦国在河南三门峡初封时期，利用黄河中游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发展出完善的灌溉农业体系。神农氏的农业知识通过焦国王室得以传承，先进的种植技术、土壤改良方法、农业工具制造等都在焦国得到发展和应用。焦国的农产品不仅能满足内需，还可能通过与周边诸侯国的贸易获取经济收入。

      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焦国的手工业发展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作为神农氏后裔，焦国在医药、手工制作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焦国的手工业主要包括：医药制造业，利用神农氏传统配方生产各种药材和药剂；陶器制作，利用当地丰富的陶土资源制作日常用品和祭祀器具；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为国家防务和农业工具制作提供支持。这些手工业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部分产品还可能通过贸易流通到其他诸侯国。

     商业贸易的兴衰变迁：焦国的商业活动随着疆域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特点。初封时期，焦国位于交通要道，商业贸易相对发达，焦城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迁徙过程中，焦国的商业网络受到严重冲击，原有的贸易关系中断，必须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建立商业联系。焦国最终定址山东嘉祥后，利用大运河的水运优势，发展出以农产品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然而，随着国力的衰落，焦国的商业活动逐渐萎缩，从活跃的贸易参与者沦为受制于人的小国附庸。

       迁徙对经济的深远影响：焦国长达数百年的迁徙历程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每次迁徙都需要重新建立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农田开垦、水利建设、工具配置等，这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打断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迁徙过程中，焦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熟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流失严重，农业技术水平因人员流失而有所下降。焦国在新的定居地需要重新适应当地的气候、土壤、耕作条件，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经济特色与文化价值：焦国经济最具特色的方面在于其承载的神农氏文化价值。焦国的农业技术和医药知识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焦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农业被视为国家富强的基础。焦国的经济活动与宗教祭祀紧密结合，通过农业丰收来感恩神灵，体现了古代经济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文化】
焦国其文化体系承载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基因，在42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神农氏文化核心：焦国文化的根本基石是深厚的神农氏文化传承。作为炎帝后裔，焦国承担着延续神农氏文明薪火的神圣使命。焦国文化以神农氏的"尝百草、制耒耜、兴农业"为精神内核，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完整文化体系。焦国王室世世代代传承神农氏的治国理念，强调以民为本、重农务本的政治文化。焦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崇敬。

     祭祀文化的制度化：焦国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系统化的祭祀制度。焦国作为"三恪"之一，其最重要的文化职能是延续炎帝祭祀。焦国建立了完善的祭祀体系，包括定期举行的大型祭典、日常祭祀仪式、季节性农事祭祀等。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通过祭祀活动传播神农氏的农业知识、医药原理、道德理念。焦国的焦城就是围绕祭祀活动而建立的，祭祀文化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农耕文明的科学传统：焦国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是系统化的农耕科学技术。作为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的农业技术通过焦国得到系统保存和发展。焦国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知识体系，包括农作物种植技术、土壤改良方法、水利工程建设、农业工具制造等。焦国还发展出独特的农事节令制度，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体现了古代中国农业科学的精深发展。这些农业科技不仅保证了焦国的经济基础，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医药文化的独特贡献：焦国在医药文化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神农氏"尝百草"的传统在焦国得到延续和发展，焦国形成了以天然药物为核心的医疗体系。焦国的医药文化强调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理念，注重通过调节饮食、改善生活环境来维护健康。焦国的医药知识不仅在国内传播，还通过迁徙过程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为中华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迁徙中的文化适应与融合：焦国长达数百年的迁徙历程对其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迁徙过程中，焦国文化既坚持了神农氏的传统文化核心，又在新的环境中适应和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焦国在河南中牟时吸收了当地的农业技术，在安徽亳州时融合了楚文化的某些特色，最终在山东嘉祥时与齐鲁文化相互影响。这种文化适应性使得焦国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和发展性。

        文化传承的历史意义：焦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其传承和保存了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文化基因。焦国的文化传统通过焦姓后裔得以延续，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焦国文化强调的农本思想、天人合一理念、仁德文化等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国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适应能力，也为后世中华民族在面对挑战时的文化韧性提供了历史经验。

【后裔去向】
      焦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及遗民的迁徙分布构成了中国姓氏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体现了古代小国遗民的生存轨迹和文化传承。

   以国为姓的历史转折：焦国灭亡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王室后裔"以故国为氏"，正式形成焦姓。《通志·氏族略》记载："春秋时，焦国被晋国吞并，其后子孙以故国为氏，称焦姓。"焦伯被尊为焦姓的得姓始祖，这标志着焦国王室血脉从政治身份向姓氏文化的重大转变。焦姓的得姓时间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成为华夏古老姓氏之一，也是南夷的重要姓氏。

     东迁黄河沿岸的生存路径：亡国后的焦氏遗民主要沿黄河向东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一迁徙路线体现了古代遗民"沿河而居、择地生存"的生存智慧。焦氏后裔在东迁过程中保持了相对完整的族群结构和文化传统，焦伯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迁徙过程中，焦氏家族既保持了神农氏的文化传承，又在新的环境中适应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

      梁国定居的士族化转型：焦氏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到达梁国（今河南商丘）并在此定居。西汉时期，焦延寿在此著《焦氏易林》，成为焦氏家族从政治贵族向文化士族转型的标志性人物。《汉书·儒林传》记载焦延寿"家贫好学"，折射出焦氏士族化的转型过程。这表明焦氏后裔在新的政治环境下，通过文化教育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重新定位。

      全国范围的广泛分布：随着历史发展，焦姓逐渐从河南地区向全国扩散。明清时期，焦姓人家大量出现于江南各地，同时人才辈出，使焦姓在南方各地成为著名姓氏。如今焦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为多。根据现代统计，焦姓在全国姓氏中排名第128位，人口约200万，是汉族人口较多的姓氏之一。

     族谱体系的完善发展：焦氏后裔建立了完善的族谱体系各地焦氏族谱显示，焦姓家族具有清晰的血脉传承和字辈体系。族谱网收录了76本焦姓族谱，涵盖9个省区市，包括辽宁、江苏、山东、河北、河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及境外的焦氏族谱。这些族谱记录了焦氏后裔的迁徙轨迹、历代名人、家族传统等，为焦姓寻根问祖提供了重要依据。

       文化传承的历史意义：焦氏后裔的最大贡献在于延续和传承了神农氏的文化传统。焦姓家族始终坚持对神农氏祖先的敬祀，通过家族教育、族谱编撰、祭祀活动等方式，保持了神农氏文化的连续性。焦氏后裔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从政治、文化、学术等各个领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焦国历史名人】

    焦国开国君主——焦伯：焦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开国君主焦伯，被尊为焦姓的得姓始祖。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朝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将焦国封给神农氏的嫡系后裔，建立焦国，因其为伯爵，故世称焦伯。"焦伯作为神农氏后裔，担任周武王御医，体现了王室对其的信任。焦伯建立了焦国的政治体系，世袭侯爵之位，开创了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西汉易学大家——焦延寿：焦延寿是焦氏后裔中的重要历史人物，西汉时期在梁国（今河南商丘）著《焦氏易林》，成为焦氏家族从政治贵族向文化士族转型的标志性人物。《汉书·儒林传》记载焦延寿"家贫好学"，折射出焦氏士族化的转型过程。焦延寿的易学成就为焦氏家族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明代名门望族——泌阳焦氏：明代泌阳焦氏家族是焦国后裔中的重要分支，焦义被尊为泌阳县的焦姓始祖。焦义的后代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儿子焦良辅、孙子焦成、重孙焦显和第5代孙焦宣均获大明皇帝赐赠的"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世袭封衔，显示出焦氏家族在明代的政治影响力。

       战国纵横家——茅焦：茅焦是战国后期田齐王族，后投奔秦国为大夫，辅佐秦王政。茅焦以孝母劝说秦王政释放被囚禁的赵姬，以其大义和智慧闻名于诸侯。茅焦虽然出自田齐王族，但其事迹体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品格。

【文物出土】
根据考古发现，焦国相关文物的出土时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重要时期：

1990年代的重要发现：

1990年代：考古队在三门峡市李家窑虢都上阳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著名的追夷簋，年代为西周晚期 。追夷簋带有"追尸"铭文，专家考证"追尸"即"焦夷"的古字写法，与姜姓焦国有关联 。

2000年代后续发现：

2000年代后期：在李家窑一带继续发现西周晚期的中小型墓葬和数座车马坑，年代早于上村岭虢国墓地 。这批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应为低级贵族所使用，证实了焦国在该地区的历史存在。

2018年重大考古突破：

2018年：三门峡市考古部门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焦国坟墓，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该墓地位于三门峡市开发区，清理发现了12座西周时期的方坑竖穴墓，填补了西周时期焦国考古的空白 。

2016-2017年相关发现：

2016-2017年：虽然在山东济南章丘区的焦家遗址进行了重要考古发掘，但这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5000多年，与焦国时代不符 。不过这处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对研究古代"焦"地区文明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物特征与年代对应：

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年-前9世纪）：

焦国王室墓葬和宗庙建筑
祭器、青铜礼器
焦伯家族使用的王室用品

西周晚期（公元前8世纪-前775年）：

追夷簋等重要青铜器 
西周晚期贵族墓葬群
贵族使用的车马器、武器

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年-前620年）：

迁徙过程中的贵族墓葬
与焦国相关的文物散见于各地
焦氏后裔的生活用品和器物

【史料记载】

先秦典籍
《左传》
具体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
重要价值：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焦国的重要史料，证明焦国为姬姓诸侯国之一
《史记》
具体记载：《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
重要价值：详细记载了焦国的建立，周武王封神农氏后裔焦伯为诸侯

地理典籍
《水经注》
具体记载：《水经注·河水注》（卷四）载："焦国，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
重要价值：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学巨著，记载了焦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
《括地志》
具体记载：《括地志》载："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
重要价值：唐代魏王李泰主编的重要地理志书，详细记载了焦城的位置和焦水地名来源

宋代典籍
《路史》
具体记载：《路史·国名纪》（卷三十）载："陕县之焦国乃'召公子谯侯旧国，谯，云焦，故城在陕州东北部'"
重要价值：南宋罗泌所著杂史，保存了丰富的上古史资料，记载了焦国的历史渊源

考古典籍
《竹书纪年》
具体记载：该书亦有焦国相关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重要价值：战国时期魏国史书，记载了焦国的历史轨迹，为考古发现提供文献支撑

明代演义小说
《东周列国志》
具体记载：明代冯梦龙著、清代蔡元放改编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重要价值：取材《左传》《国语》等史书，以小说形式生动再现焦国历史
历史价值：虽然为小说作品，但在民间传播焦国历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重要注解类典籍
杜预注《春秋》
具体记载：杜预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焦，晋河外邑，东北五里"

识典古籍
重要价值：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理解《左传》焦国记载提供重要注释。

【君主世系】

第一世：焦伯开国，地位尊贵，承担延续炎帝祭祀的文化使命世系数量：
姜姓焦国：共传16世君主，具体世系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