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梁、陈）

【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南北朝

中文名：梁
外文名：Liang Dynasty
别名：南梁、萧梁

开创者：萧衍
时间范围：502年 至 557年
都城：建康
主要城市：江陵、扬州、福州、益州、会嵇等
语种：金陵雅言
货币：梁铁五铢、太清丰乐等
人口数量：2100 万（公元539年）
主要民族：汉族
国土面积：2620000 km²（公元546年）

【概述】

        南朝梁（公元502年-557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三个重要王朝。由雍州刺史萧衍推翻南齐后建立，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国号“梁”，源于萧衍的封地古梁郡，因此以“梁”为国号。由于皇室姓萧，这一朝代也常被称为“萧梁”。 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是南朝梁历史上一位颇具作为的皇帝。他在称帝之前，曾长期在基层政权机构任职，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并对南齐末年的腐朽统治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即位后，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和发展文化，为南朝梁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南朝梁后期因政治腐败和内乱频发，导致了侯景之乱。这场战乱不仅使南方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还进一步削弱了南朝梁的实力。在此之后，南梁皇室为了争夺帝位，纷纷寻求北齐和西魏的支持，使得这两股北方势力趁虚而入，攻占了南梁大片土地。这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南北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南弱北强的局面。

          公元557年，陈霸先废黜梁敬帝自立，改国号为“陈”，标志着南朝梁正式灭亡。南朝梁共存续五十五年。尽管如此，其残余势力仍延续了一段时间。

       公元560年，北周攻灭了位于长江上游郢州的南梁残部；同时，西魏扶植萧衍的孙子萧詧在江陵建立了西梁，传三帝。直至隋灭陈之战前夕，西梁才取消了帝号。 南朝梁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其前期励精图治的辉煌成就，还是后期因内忧外患而导致的衰败，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国号来源】
      梁天监元年，即公元502年，南齐宗室萧衍称帝，建立了梁朝。新王朝定都于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萧衍之所以将国号定为“梁”，是因为他的封地在古代的梁郡。由于开国皇帝姓萧，因此梁朝也被后人称为“萧梁”。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也体现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梁朝的建立，为后续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开启了属于梁朝的独特文化与政治风貌。

【历史】

梁朝的建立

     梁朝是由萧衍创立的，而萧衍则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五代孙。他原本属于南朝齐的皇室成员。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取代刘宋自立为帝的过程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齐明帝萧鸾大肆屠杀宗室时，萧顺之一家却幸免于难。到了东昏侯萧宝卷执政时期，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内乱频发，外敌屡次侵扰”。萧衍意识到齐朝的统治已经难以维系，于是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他在襄阳秘密筹备军事力量，“暗中制造武器装备，大量砍伐竹木并将其沉入檀溪，悄悄准备船只”。

         永元二年（公元501年）冬季，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当天树立军旗后，迅速从檀溪取出竹木装配战船，仅用十天便完成了准备工作。由于当时齐朝的统治已极度腐败，彻底失去了民心，因此萧衍起兵后得到了广泛支持。“愿意跟随他的百姓提供了五千匹铁马和三万名甲士”，声势浩大。经过两年的战争，萧衍的军队攻入建康，处决了萧宝卷，并改立萧宝融为帝。然而，立萧宝融为帝只是萧衍在取代齐朝称帝前的一个过渡阶段。

       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齐朝的末代皇帝齐和帝萧宝融将政权移交给梁王萧衍，萧衍正式在建康称帝，并定国号为“大梁”。 梁武帝萧衍的早期统治 梁武帝萧衍在即位初期，仍能勤于政事，对宋、齐以来的各种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他登基伊始，除了将两千名宫女赐予将士外，还颁布诏令释放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所有女性。同时废除了东昏侯设立的种种苛刑杂役，禁止一切与礼乐、军事无关的奢侈开支，倡导节俭之风。他以身作则，常常只穿布衣，食用简单蔬菜。此外，他还谦逊待人，采纳群臣建议。为了广开言路，他下令在公东府设置木函和石函各一个，规定若有人希望议论朝廷尚未注意到的政事，可投入谤木函；若有因功劳、才能或冤屈未被发现者，则可投入石函。尽管他曾将东昏侯遗留的妃子纳入后宫，但这确实对政事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经济文化的发展：  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来，汉族政权退居江南，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对抗中一直处于被动局面。然而，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南方却明显优于北方。从东吴开始，江南地区的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其中南朝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便是梁朝。这与萧衍个人的文化素养密不可分。在南朝的历代皇帝中，萧衍的文化成就无疑是最高的。他即位后在国内推行温和政策，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同时注重文化的进步。与此同时，与梁朝相对抗的北魏自孝文帝拓跋宏去世后，国力急剧衰退。在萧衍建立梁朝的同时，北魏内部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和农民起义，始终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精力对梁朝发动大规模进攻。这种外部军事压力的减轻，使得梁朝能够集中精力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和文化事业。

日渐骄奢
       当萧梁的统治已经稳固，国力开始成上升势头之后，萧衍已经渐渐变得好大喜功、喜谀恨谏起来。最后竟发展成为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他开始相信佞佛起来。 [8]不仅他一个人喜欢佛教，他还在统治区域内极力营造佛教气氛，鼓动周围的王公贵族也信佛。搞的举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腐败。 [9]政治上的腐败也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无能，加上当时北方政权虽然已经分裂，可从东、西魏分裂出来的北齐和北周经过各方面改革和整顿实力得到相当发展。

         在梁武帝统治时期，他深刻反思了宋、齐两朝的政治教训。当时，由于典签制度的存在，权力过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导致皇室内部骨肉相残，政权最终被庶族所夺。为避免重蹈覆辙，梁武帝果断废除了典签制度。这一举措虽然使诸王摆脱了典签的约束，拥有了实际的藩镇权力，但也埋下了隐患。一些藩王在地方上肆意妄为，甚至与中央抗衡，而梁武帝对此往往仅以家训的形式加以告诫，未能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梁武帝的一片苦心最终却引发了皇室内部的纷争，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结果。 与此同时，梁武帝对东晋的历史经验也颇为重视。他认为，东晋之所以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因为得到了世族大家的支持与维系。因此，他在位期间特别注重恢复和提升世族大家的地位与权益。无论是皇室子孙，还是世族大家以及公卿大臣，都受到了优待、宽容，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放纵。即使有人犯下罪行，也往往不受法律的制裁。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皆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滥政者众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尽管梁武帝对这些弊端有所察觉，但他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整治。

            进入后期，梁武帝的统治逐渐显现出腐败的迹象。官吏贪污成风，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流离失所的现象极为严重。贺琛曾向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户口减少，实为当今亟需解决的要务。郡县难以承受上级的层层压榨，百姓无法忍受苛政，纷纷流亡他乡。他们或依附于大姓豪强，或聚集于屯封之地。如今各地官员大多贪婪残暴，廉洁贤能者寥寥无几。”然而，这些中肯的意见并未引起梁武帝的足够重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武帝逐渐塑造了一个以皇室和世家大族为核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在皇帝的宽容与纵容下，享有诸多特权。他们拥有众多姬妾，仆从成群，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事生产，坐享其成。而广大民众则在他们的压迫与剥削下痛苦挣扎，以至于“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一切，构成了梁朝末年走向动荡与灭亡的根本原因。

侯景乱梁
        梁武帝执政末年不仅在内政上失误百出，在对外处理与北魏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接纳侯景问题上，更是蠢事不少。

       天监十三年（514年）十月，北魏派遣司徒高肇担任大将军和平蜀大都督，率领十五万大军进攻梁朝的益州。与此同时，北魏还命令傅竖眼从巴郡北进，羊祉从庾城出发，奚康生进军锦行，甄琛则直取剑阁，意图一举夺取梁朝的蜀地。然而这场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最终魏军未能实现目标，无功而返。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梁武帝听信了北魏降将王足的建议，计划修筑堤坝，利用淮水淹没北魏的寿阳城。然而梁朝派出的水利工程专家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淮水附近多为沙土，质地松散不坚实，难以成功筑堰。但梁武帝并未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坚持调动徐、扬两州二十万民工与将士日夜赶工，历时两年之久。 随着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南北之间的战事逐渐趋于缓和，梁朝也开始走向衰落，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也随之停止。然而梁武帝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机会对北方发起攻击的想法。

        中大同二年（547年），东魏大将侯景因受到高欢之子高澄的逼迫，向梁朝投降。梁武帝欣然接受，并认为这是北伐的大好时机。 侯景之所以投奔梁朝，主要是由于他与高澄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致。梁武帝接纳侯景，初衷是为了扩大梁朝的疆域。然而他在处理此事时缺乏足够的审慎，未能充分评估侯景的真实状况，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侯景投降梁朝后，梁武帝于太清元年（547年）冬季，派遣侄儿萧渊明率军进攻鼓城，试图与侯景形成呼应之势。然而萧渊明本人毫无军事才能，据史书记载，在讨论军事策略时，他总是含糊其辞，只说“临时制宜”。结果梁军被东魏高澄打得大败，萧渊明以及胡贵孙、赵伯超等重要将领均被俘虏，数万士卒阵亡。梁武帝得知前方战败的消息后，不得不开始与东魏议和。

        太清二年（548年）春天，侯景在与东魏的战斗中再次失利，逃至梁朝的寿阳。这次失败让侯景深刻感受到梁朝的虚弱无力。高澄趁机提出以侯景交换被俘的萧渊明。梁武帝未加深思熟虑，便轻易答应了这一要求。侯景得知自己将被用来交换萧渊明后，遂在寿阳起兵叛乱，直逼建康，引发了梁朝末年的一场空前浩劫，史称“侯景之乱”或“太清之难”。 同年十月，侯景攻占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侄子萧正德负责长江防务。然而萧正德却暗中接济侯景渡江，甚至派数十艘大船诈称截获敌船，实则助其过江。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统筹防御事务，萧纲将宣阳门的防守任务交给了萧正德。萧正德率众在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皇帝，任命侯景为丞相。侯景军队迅速攻占台城（宫城），并将其重重包围。

        太清三年（549年），侯景攻破台城，将梁武帝禁锢于文德殿内。梁武帝因忧愤交加，加之膳食断绝，最终饿死于文德殿，享年八十六岁。侯景攻入建康后，下令屠杀全城，声称要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建康自东晋以来便是繁华之地，商业与手工业极为发达，经济繁荣昌盛，城南北各延伸四十里，居民多达二十八万多户。然而经过侯景之乱，城中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宫阙图书文物大多付之一炬。由于交通阻塞，粮食无法运进城内，米价飙升至每升七、八万钱。那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如今个个面黄肌瘦，穿着华丽的罗绮，抱着珍贵的金玉，蜷缩在床边等待死亡。颜之推曾描述道：“梁世士大夫……及侯景之乱，肤肥骨柔，不能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者比比皆是。”南朝士大夫阶层在这场动乱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城饿死者超过半数，曾经繁华鼎盛的建康几乎沦为废墟。 同样是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与萧正德之间产生矛盾。萧正德秘密召请鄱阳王萧范带兵讨伐侯景。侯景得知消息后，立即处死萧正德，改立太子萧纲为帝，即梁简文帝。

        大宝二年（551年），侯景又废黜并杀害了简文帝，改立豫章王萧栋为帝。仅仅三个月后，侯景再次废黜萧栋，并将其囚禁于密室之中。随后，侯景干脆自立为帝，号称汉皇帝。


政局紊乱
       太清三年（549年），大将王僧辩率领大军向东进发，陈霸先则带领三万名精锐士兵协助王僧辩共同作战。王僧辩的部队从寻阳出发时，战船绵延数百里，浩浩荡荡，气势非凡。而陈霸先则从南江（赣水）出溢口，最终与王僧辩的军队在侯景军攻破建康之后会师。随后，侯景的军队一路向三吴地区推进。 梁朝时期的吴郡和吴兴各自拥有数千名精锐士兵，而会稽郡更有数万精兵。然而，面对侯景军的强势进攻，这些地方的军队都不敢轻易抵抗。三吴地区因其富庶而闻名，是建康经济的重要来源。然而，侯景军占领三吴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甚至掳掠当地人口，将他们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这种暴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导致经济迅速凋敝。

         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侯景的另一支部队攻下了广陵，使得这座繁华的城市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同年，侯景军沿长江一路西进。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他们接连攻破江州和郢州（今湖北汉口），并逐渐逼近江陵。在此危急关头，萧绎向西魏请求援助，并以割让汉中作为条件。尽管侯景军一度被萧绎击败，但梁朝也仅能夺回江州和郢州等地。此外，在大宝二年（公元551年），萧绎还派遣部队驻扎在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以加强防御。 当王僧辩的军队抵达姑孰时，侯子鉴率步骑兵一万余人渡过南州，在岸边发起挑战，同时用水上的船只装载战士进行攻击。王僧辩命令所有小船撤退，只留下大船停泊于两岸。侯子鉴误以为王僧辩的军队要逃跑，于是争相出击。王僧辩见时机成熟，下令大船切断敌军归路，并击鼓呐喊，与侯景军在江中心展开激战。结果，侯军大败，数千名士兵落水身亡。侯子鉴侥幸逃脱，只能带着残余部队返回建康。此次水战使侯景军遭受重创。得知侯子鉴失败的消息后，侯景十分恐惧，他痛哭流涕，用被子蒙住脸躺下，许久才起身叹息道：“真是害死了我啊！” 随后，王僧辩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到达张公州后，趁着涨潮之际进入秦淮河，直逼建康城下。陈霸先见侯景兵力众多，便命令各将领分别部署兵力，并派遣两千弓弩手切断敌军后路。最终，侯景大败，仓皇逃回建康城。

        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四月，侯景被其部将羊鲲所杀，至此，这场持续了近四年的侯景之乱终于结束。 最初，东魏叛臣侯景因受到萧衍的庇护而在江南发动叛乱。在镇压侯景的过程中，北朝发现梁的政治体系已经极度腐败，军事力量也极为脆弱。趁此混乱之际，北齐夺取了萧梁在江北的大片土地，致使梁朝失去了整个江北及淮河两岸的领土。与此同时，西魏也趁机攻占了萧梁的巴蜀及荆襄等地。短短几年间，梁朝的国土面积缩水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只剩下长江下游一带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梁朝内外交困、国力衰微的严峻局面。
 

元帝被杀
     公元554年，南朝梁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萧绎在王僧辩、陈霸先等各路将士的劝进下于江陵登基称帝，即后世所称的梁元帝。彼时，陈霸先受命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而王僧辩则坐镇建康，共同维系着梁朝残存的江山。 然而，梁元帝虽为一代学界巨擘，却在政治上显得极为狭隘与刚愎自用。他崇尚玄虚之道，性格暴戾凶狠，心胸狭窄，这使得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乏善可陈。同年十月，西魏柱国于谨、宇文护以及大将军杨忠率领五万大军直逼江陵。次年正月初二，这座承载着梁朝希望的城市最终陷落。梁元帝未能等到援军，旋即被杀，享年四十七岁。

       在这场浩劫中，朝臣与百姓中的青壮年大多被掳掠至西魏，甚至连梁元帝宫中的亲信——陈霸先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顼也未能幸免，被掳至长安。江陵城在战乱之后几乎化为一片废墟。 随着江陵的失守，梁元帝的侄儿、昭明太子之子萧詧在西魏军队的监视下被扶植为傀儡皇帝，建立了一个疆域仅三百里的“后梁”小王国。而在江陵陷落后，王僧辩与陈霸先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反复商讨对策，最终决定于次年二月迎立梁元帝第九子萧方智至建康，准备让他继承皇位。

       至此，年仅十三岁的晋安王萧方智在建康被推举为梁王，肩负起延续梁朝命运的重任。此时，梁朝的兴亡重担便落在了王僧辩与陈霸先二人肩上。 然而，局势并未因此稳定下来。不久之后，北齐趁虚而入，文宣帝高洋派遣其弟上党王高涣领兵南下，护送曾被东魏俘虏的贞阳侯萧渊明返回梁国，并要求王僧辩接纳萧渊明为新帝。起初，王僧辩坚决拒绝这一无理要求。但随着承圣四年三月齐军抵达东关（今安徽巢湖市东南），王僧辩派遣徐州刺史裴之横率军阻击，却不幸战败，裴之横阵亡。这一失利让王僧辩的态度逐渐软化，在北齐的强大压力下，他最终屈服，于五月迎接萧渊明进入建康并登上帝位。萧渊明继位后改元天成，同时立梁王萧方智为太子。 面对王僧辩擅自废立的行为，陈霸先深感愤怒，认为这是对梁朝未来的重大威胁。九月，陈霸先联合徐度、侯安都，水陆并进，突袭石头城。毫无防备的王僧辩很快被俘，并迅速遭到绞杀。随后，萧渊明被迫退位，十月，梁王萧方智正式登基为帝，改元绍泰，是为梁敬帝。

        与此同时，陈霸先自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并兼任扬州与南徐州两州刺史，逐步掌控了梁朝的实权。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展现了梁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也凸显了各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博弈，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思考。
 

南梁灭亡
       广州都督陈霸先在乱世中抓住机遇，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经过将近十年的征战与布局，他成功地掌控了长江下游的重要区域。待时机成熟之际，于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果断废黜由自己拥立的梁敬帝萧方智，在建康正式称帝，建立了陈朝。至此，梁朝宣告灭亡，其历史历经四位皇帝，共计五十五年。 然而，梁朝虽亡，但其血脉并未完全断绝。在西魏的支持下，萧氏后裔于江陵建立了西梁政权，延续着萧氏家族的国统。不过，西梁本质上是依附于西魏（后来的北周）的一个附属政权，国土狭小、力量薄弱，始终处于仰人鼻息的状态。

       在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西梁被隋朝所废除。从建立到灭亡，西梁共传三世，即宣帝萧詧、明帝萧岿及后主萧琮，存在时间总计三十三年。尽管如此，由于萧氏历代对西魏、北周以及隋朝表现出极大的恭顺，加之萧岿之女成为隋炀帝杨广的皇后，所以在西梁被废除之后，萧氏家族依然在隋朝中央政府和江陵地区保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萧岿之弟萧岩的孙子萧铣在江南重新复辟萧梁政权。复辟后的萧梁疆域广阔，东至三硖，南达交趾，北抵汉川，皆归其统辖，麾下精锐士兵多达四十余万。然而，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派遣李孝恭、李靖等将领率军攻打萧梁，将其首都江陵团团围困。面对困境，萧铣为避免百姓遭受战祸，毅然选择开城投降。随后，萧铣被押解至长安，并最终遭到李渊处决。萧梁的这次短暂复辟仅维持了五年便告终结。

【政治】
选官

     梁武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和，尤其是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平衡。他在用人政策上采取了兼顾两方的策略，既维护了门阀大族的政治地位，又为寒门才学之士提供了上升的机会。 一方面，梁武帝重用门阀大族中的成员，巩固并扩大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使其成为稳定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视寒门出身的人才，提拔他们担任机要职务。例如，朱异出身寒门，却因“遍览五经，尤明礼、易”而深受梁武帝宠信。这种将门阀大族与寒门并重的选官政策，成为了梁武帝治国理政的核心方针之一。

法律改革

     在法律方面，梁武帝也进行了重要的革新。他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了《梁律》。随后，他又命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人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在此之前，宋齐两朝仅仅沿用了晋律，并未有所创新，因此，《梁律》的出台标志着南朝刑律体系开始走向完备。 然而，《梁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偏向性，即“急于黎庶，缓于权贵”。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法律极为严苛，无论年龄大小，一旦犯罪便无法逃脱惩罚；若有人逃亡，则全家都会被囚禁，甚至被迫从事苦役。而对于官吏犯罪的情况，法律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有一次，梁武帝前往南郊祭天时，一位老人拦住御驾，直言皇帝所推行的法律过于严厉对待百姓，而对权贵则过于宽容，长此以往并非治国安邦之良策。

士族政策

        梁武帝在位期间，特别倚重一批低级士族，将他们引入秘书咨询机构，甚至宰相机构之中。这一举措的背后，是他对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以及统治经验的高度认可。他认为，这些低级士族的能力已经超越或正在赶超传统的高级士族，因此必须更多地依赖他们来稳固统治基础。 尽管梁武帝并未像宋、齐时期的君主那样完全信任寒人掌管机要事务，但他的政策精神始终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升自身的儒学修养与文化水平，并将符合条件者纳入各级政权体系中。此外，梁武帝还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了士族阶层的结构。特别是在天监七年，他进一步改革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制度，将其改为十八班制度，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士族体系的新认识，也为后世的官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梁武帝的统治理念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既继承了前代的经验教训，又结合现实情况做出了创新性的调整，从而推动了南朝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
农业
   在南朝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以下是对这一时期经济各方面的详细描述，旨在全面展现当时的社会经济面貌。

农业发展

         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陈庆之被任命为南北司二州刺史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农业恢复与发展。“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这一成就不仅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也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水平。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因其肥沃的土地被称为“最为沃壤”，江北地区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的襄阳一带，“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淮南郡则呈现出一幅繁荣的田园景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 然而，梁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更是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乱对江南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自此以后，江南农业逐渐走向衰退。

手工业兴盛

         南朝时期的纺织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早在宋朝时，就有“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的美誉。到了梁朝，镶嵌金箔的罗织品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准。《吴越钱币志》中记载，当时的织物图案包括“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也非常可观，以至于梁侯景准备叛乱时，“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

商业繁荣

         梁朝商业尤为发达。输入货物种类繁多，包括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即木棉布）、香料等；而输出货物则以绫绢丝锦为主。据《宋书·夷蛮传论》记载，外国珍稀商品深受南朝富贵阶层的喜爱，因此“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有时一年之内，外国商船会前来交易多达十几批。与此同时，北方北魏贵族因生活腐化也需要大量南方商品用于消费，这促使梁朝频繁将南货输入边镇与北魏进行互市，交换北方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广二州任职的官员往往能够迅速积累巨额财富。例如，宋朝时期的垣闳担任交州刺史期满归来时，所携带资财价值高达一亿钱。俗语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从这些官吏贪污所得金额来看，当时中外贸易往来规模相当可观。

货币流通与经济特征

       南朝高度发展的经济特征之一便是货币的大规模且普遍流通，并作为国家征税的主要计算单位。然而，由于官私均需使用货币，豪族与商人掌握了品质优良的货币，从而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终形成了货币的双重结构。这种恶性循环对南朝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衰亡与货币流通问题密切相关。正如《隋书．食货志》所载，梁武帝时期江南各地域存在不同的货币计算标准：自破岭以东采用“八十为陌”的“东钱”；江、郢以上则实行“七十为陌”的“西钱”。 实际上，当时制造劣质货币的手法多样，除了剪凿外，还通过磨削内外郭及钱文来获取多余铜料。此外，偷工减料铸造货币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例如流传至今的东晋“沉郎五铢”，其钱文即被简化为“五朱”。深入研究南朝五铢相关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该时期的经济状况以及六朝民众日常生活。

赋役制度

         梁朝时期以三调形式存在的财产税基本得以延续。天监初年曾一度将调帛改为按丁征收布料，但后来又恢复三调制度。赀税或称财产税适用于除士人以外的所有人户，构成了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此外，关市之税也是南朝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 户籍管理改革 为了应对人口增长与户籍管理混乱的问题，梁武帝虽未敢再次进行全面的黄籍检查，但却试图通过整理士籍来解决问题。他依据东晋贾弼之编撰的《士族谱》和宋刘湛所作的《百姓谱》，设立了专门机构——谱局，重新编订了《百家谱》，共计八十卷。其中东南士族单独列出一部，不包含在百家之内。 尽管梁武帝成功厘定了百家士族与东南士族的谱系关系，却无法阻止富人通过贿赂手段篡改黄籍的行为。结果导致百家士族、东南士族以及假冒士族身份的富人共同存在，并各自凭借自身势力剥削劳动人民。正如梁郭祖深所指出，许多民众为了避免沉重徭役，甚至选择自残断肢或者投靠士族成为附隶，称为“属名”。这一现象实际上延续了东晋时期“私附”的传统，表明豪强隐藏户口的现象长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综上所述，自桓温首次推行“土断”政策以来，直至梁武帝制定《百家谱》，这一系列举措均反映了士族与朝廷之间围绕民户控制权展开的竞争。然而，无论官方统计数字如何变化，长江流域实际人口确实在不断增长，只是在现存有限的户口记录中难以体现出来。

【科技】
历法

     《大明历》采用了当时最为精确的多项数据，这些数据在当时的天文学领域堪称顶尖。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年）向刘宋政府呈递了《大明历》，然而由于遭到了宠臣戴法兴的强烈反对，这部历法未能得以实施。祖冲之去世后，其子祖暅继承父志，分别于梁天监三年（504年）、天监八年和天监九年三次上书，极力主张采用《大明历》。经过实际测量与检验，证实新历法更为精密准确，这部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年）正式颁布施行，从而实现了祖冲之一生的心愿。 在地理学方面，南齐时期的陆澄（425-494年）广泛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并按照地域进行编排，最终完成了共计149卷的《地理书》，另附目录一卷。稍晚一些的梁朝学者任昉（460-508年），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内容，新增八十四家相关著作，编纂成规模更为宏大的《地记》252卷。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地理文献均已失传，无法为后人所见。

矿物学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梁代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虽然原书已经散佚，但从后人的引文中仍可窥见部分内容。该书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即将地表植物的特征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方向。例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表述，体现了通过观察植物外观特征来推测地下矿藏种类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方法实际上成为了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开端。 梁代著名学者陶弘景（452-536年）在矿物鉴别方面展现了高度科学的方法论。例如，在区分硝石和朴消这两种矿物时，他采用了燃烧观察法。具体而言，硝石（KNO3）在燃烧时会使火焰呈现紫色，因此陶弘景指出：“以火烧之，紫青烟起”，即可判定为真正的硝石。而朴消（芒硝，Na2SO4·10H2O）在燃烧时不会产生紫色火焰，这一特性为矿物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文化】
文学
    萧衍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使得整个国家在当时呈现出浓厚的文化气息。从上至下，无论是皇帝还是王公贵族，都将儒雅视为荣耀，并积极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这种全民崇尚文化的氛围，促使萧梁王朝在短短五十五年的统治时间里，孕育出了一大批具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与诗人。

         例如，《昭明文选》的编撰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撰写者萧子显、《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及《诗品》的作者钟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名士，如江淹、谢朓、到溉、到洽、丘迟、吴均、庾信、刘昭、刘峻和陶弘景等人。当然，还包括后来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位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可以说，萧梁一朝的文学繁荣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独树一帜，唯有盛唐和北宋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到了齐梁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逐渐扩展至自然界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象，山水诗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梁代还出现了宫体诗，这类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注重声律与色彩的选择，同时讲究用典与对仗工整。随着诗歌格律的逐步成熟，作品整体显得更加规整优美。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家有沈约、江淹、何逊和吴均等，他们的优秀作品虽然不乏辞藻华丽之处，但依然能给人带来清新明丽的感受。 骈文与赋的发展与诗歌相互呼应。由于骈文的应用范围较诗歌更为广泛，因此除了常见的诗歌题材外，还可以从中窥见家国之悲、穷通之感以及对世态的讽刺。然而，到梁代后期乃至陈代，文风中的一些不良倾向愈发严重，导致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家中，仅有徐陵和阴铿尚有一些较为出色的作品流传至今。

文学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于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系统和深入。“文笔之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与要求，而“永明声律论”则总结了汉语声韵在韵文中构成美感的运用规律，这对当时的新体诗以及后世律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堪称文学批评史上的划时代巨著。这部著作体系完整、论述严密，全面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各类问题。而钟嵘的《诗品》则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它不仅确立了五言诗的思想与艺术标准，还对诗人的流派划分及具体评价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民族】
       汉末至晋末这一历史阶段，北方的汉族人民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南迁。这一迁移浪潮不仅改变了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也为东晋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步定居，汉族文化开始在南方逐渐传播开来，并沿着早先汉人已经涉足的点线区域向外扩展。 到了南朝梁时期，南方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多个民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蛮”、傒、俚和僚等。这些民族与汉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冲突，双方逐渐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推动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蛮”是当时南方众多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也是经常被用作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在“蛮”族内部，又可以分为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另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为槃瓠的后裔，其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今天的湖南省一带。而武陵地区的蛮族则进一步细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合称为五谿蛮。此外，还有部分蛮族分布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等地。 在南朝梁时期，随着汉人在长江流域的不断扩张，他们首先与“蛮”族展开了直接接触。汉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蛮族人民中征收租税、征调徭役以及招募士兵参与战争。因此，他们频繁向蛮族聚居区发起军事进攻，试图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种侵略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但从长远来看，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后来南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文化遗产。
 

【军事】
       随着自耕农经济的持续衰落，国家所控制的编户数量日益减少，传统的征兵制度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其衰微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例如，萧衍起兵之时，便主要依赖募兵作为主力力量。根据历史记载，萧衍正是凭借通过召募而得的一万余名精锐勇士，竖起大旗，誓师出征，进而讨伐东晋政权。

        此外，在侯景之乱期间，其军事行动也主要依靠募兵来维持战斗力。而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萧梁王朝所集结的数十万勤王之师，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是以募兵为主体。 然而，朝廷与将帅对募兵方式的过度依赖和滥用，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大量人口以投军为名，实际上却行逃避徭役之实。这些脱离生产的人口原本应承担的赋税和徭役，最终被转嫁到了其他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小农户身上，从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本已脆弱的小农经济雪上加霜。

      《梁典·高祖事论》中对此现象有过深刻的描述：“梁朝建立后，其统治范围虽不及汉代一个大郡的规模，但其中多半人口都成为了部曲（私人军队或依附者）。这些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却能衣食无忧；他们或者依附于王侯，或者追随于将帅，携家带口，随军四处奔波。与此同时，他们还与地方藩镇勾结，共同剥削百姓，协助地方官吏为非作歹。他们随意拘捕无辜民众，逼迫善良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村庄荒废，土地荒芜。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募兵制度被大族豪强所利用，成为他们扩充私人武装力量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增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他们对抗中央政权的能力，从而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埋下了日后割据分裂的隐患。由此可见，募兵制度在当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人员不足的问题，但其负面影响却是深远且复杂的，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稳定均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

【外交】
与北魏
       在南北朝对峙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双方时常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但也不乏友好往来的时刻。尤其是在频繁的聘问活动中，南北朝廷都会精心挑选使者，以展现自身的风范与实力，同时也受到对方的高度重视。例如，在梁与北魏之间的外交往来中，当梁国使者抵达邺下时，整个城市为之轰动。当地的贵族子弟纷纷盛装打扮，聚集起来围观，使得使馆门前热闹非凡，犹如集市一般。而当北魏使者来到梁国时，也引发了类似的轰动效应。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在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势中，双方并非始终剑拔弩张，而是存在一定的交流与互动。 然而，除了和平的外交往来，南朝与北魏之间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多次战争。其中，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的钟离之战，堪称一场规模浩大且意义深远的硬仗。早在天监五年，梁国便已发动北伐行动，由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统领大军出征。此次出兵，梁军装备精良，军容整齐，其气势之盛让北方民众感叹为南朝数十年来所未见。梁军主力驻扎于洛口（今安徽省怀远县西南洛河镇），准备展开攻势。 次年三月，淮水突然暴涨六七尺，梁将韦叡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发起猛击。梁军士气高涨，奋勇向前，呐喊声震彻天地，士兵们无不以一当百。面对梁军的强大攻势，北魏军队迅速崩溃，损失惨重。据记载，魏军丢弃的武器甲胄堆积如山，十余万人因溺水而亡，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被斩杀，约五万人被俘虏。沿淮水百余里的范围内，尸体纵横交错，景象极为惨烈。而梁军则收获颇丰，缴获的资粮、器械堆积如山，牛马驴骡等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梁国而言，这场战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有效遏制了北魏军队南侵的势头，还进一步巩固了梁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同时，南北之间的战争规模相对有限，且在特定条件下，南朝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这为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南北分裂的特殊时期，双方依然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定程度的平衡与共存。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与东魏
       在东魏的历史阶段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侯景。他因功勋卓著而自视甚高，在当时对东魏权臣高欢尚能保持一定的服从态度，但对高欢的儿子高澄却极不信任。当高欢去世后，高澄迅速以高欢的名义伪造命令，召侯景入朝。侯景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性命难保，于是果断选择将河南地区献予西魏以求自保。 随后，侯景又派遣郎中丁和前往建康，表示愿意率领十三州归降南梁。这一举动引起了梁武帝及群臣的广泛讨论。许多大臣认为侯景此人反复无常，难以信赖，反对接纳。然而，梁武帝却认为接纳侯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有助于收复北方失地，甚至可能为未来的北伐奠定基础。因此，他决定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并封其为河南王，同时委任他都督河南、北诸军事。

       侯景投降南梁之后，梁武帝于大同七年（541年）冬季，派遣自己的侄儿萧渊明进攻东魏的鼓城，意图与侯景形成呼应之势。然而，萧渊明并非擅长领兵之人，结果梁军遭遇惨败，萧渊明也被东魏俘虏。面对这样的局面，梁武帝陷入困境，只能开始寻求与东魏议和。 在这场梁与东魏的交锋中，侯景表现得异常顽强。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使得东魏军队阵线大乱，士兵纷纷落马。东魏仪同三司刘丰生受伤，显州刺史张遵业更是被侯景俘获。尽管如此，侯景与东魏将领慕容绍宗长期对峙，最终因粮草耗尽而陷入困境。

      随着次年（542年）春天的到来，侯景最终被东魏击败，不得不逃往南梁的寿阳。 在此期间，梁武帝多次与东魏进行议和，要求释放被俘的萧渊明。东魏抓住这一机会，提出用侯景交换萧渊明的条件。梁武帝在未充分考虑后果的情况下，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声称只要东魏早上释放萧渊明，他晚上就会将侯景的首级送去。得知自己将成为交易筹码后，侯景在寿阳发动叛乱，起兵进攻建康，从而引发了梁朝末年的空前动乱。这场由侯景引发的叛乱，历史上被称为“侯景之乱”。

与西魏
        公元550年，正值梁朝内乱之际，宇文泰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派遣麾下大将杨忠率军包围了梁朝的安陆城。面对西魏的强大攻势，安陆附近的诸多梁军守将纷纷选择投降，使得西魏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大片领土。至此，“汉东之地尽入于魏”。同年二月，杨忠乘胜追击，率军抵达石城，并准备进一步进攻江陵。然而，湘东王萧绎为了自保，急忙派遣使臣与杨忠进行谈判，最终缔结了一项屈辱性的盟约。根据协议，西魏以石城为边界，梁朝则以安陆为界线，同时梁朝需割让国土并送交质子作为诚意。萧绎之所以甘愿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其目的正是希望借助西魏的力量，消灭与其争夺皇位的兄长萧纶。而西魏自然乐于从中获利，不久之后便按照约定处死了萧纶。

         公元553年，萧绎已经成功称帝，成为梁元帝。然而，他的八弟萧纪也在蜀地自立为帝，并率领水军东下，表面上声称是为了讨伐侯景，但实际上目标直指萧绎。面对内外夹击的危机，萧绎再次向西魏求援。宇文泰得知后十分欣喜，对众臣说道：“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他采纳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建议，派遣尉迟迥率领一万两千名精锐士兵以及一万匹战马，从散关出发快速袭击蜀地。凭借此计，西魏在当年便轻松攻下了蜀地，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版图。 然而，宇文泰的野心并未就此止步。

       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军队成功攻破江陵，而引狼入室的萧绎也在这场战役中被杀。这场战争不仅让西魏获得了梁朝数万人口，还将这些俘虏驱赶到长安，分配给三军作为奴婢。通过这一系列针对梁朝的军事行动，宇文泰不仅在疆域上取得了显著扩张，更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552年，萧纪称帝，复国号梁，定都成都。）

【07】萧纪，武陵贞献王，萧衍八子
年号：天正，552年-553年

（公元552年，萧绎称帝，复国号梁，定都江陵。）、

【08】萧绎，世祖，孝元皇帝，萧衍七子，葬于颍陵
年号：
承圣，552年
承圣，553年
承圣，553年
承圣，554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杀

【西梁】

公元555年，萧詧称帝，沿国号梁，定都江陵，史称“西梁”。

【12】萧统，高宗，昭明皇帝（追尊），萧衍长子，萧詧之父，葬于安宁陵

高宗昭明皇帝萧统，生卒：501~531年
中宗宣皇帝萧詧，，生卒：519~562年，在位：555~562年，年号：大定555~562，葬于平陵
世宗孝明皇帝萧岿，生卒：542~585年，在位：562~585年，年号：天保563~585，葬于显陵
，，孝靖皇帝萧琮，生卒：558~607年，在位：585~587年，年号：广运586~587

【13】萧詧，中宗，宣皇帝，萧衍之孙，萧统三子，葬于平陵
年号：大定，555年—562年

【15】萧岿，世宗，孝明皇帝，萧詧三子，葬于显陵
年号：天保，562年二月—585年五月

【16】萧琮，孝靖皇帝，萧岿之子
年号
天保，585年五月—585年十二月
广运，586年—587年

西魏废帝元钦四年（554年）萧詧联合西魏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王僧辩、陈霸先、王琳等南方实力派蠢蠢欲动，给西魏造成极大压力。为了巩固战争成果，维持在南方新征服地区的利益，西魏扶持血统优越的萧詧于“江陵一州之地”称帝立国，史称“后梁”，西魏的附庸。后梁虽以萧梁正统自居，其国文物典制“亦依梁氏之旧”，然实已沦为北朝附庸。后梁先后称藩于西魏、北周和隋朝，直到隋开皇七年（587年）为杨坚所废，传3帝，历33年。

公元558年正月，萧庄称帝，复国号梁，定都武昌。

【14】萧庄，萧绎长孙
年号：天启，558年—560年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萧岿弟萧岩之孙萧铣在江南复辟萧梁，萧铣称梁王，次年称帝，复国号梁，定都岳阳。国土东至三硖，南尽交址，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命李孝恭、李靖等攻打萧梁，包围其都江陵，萧铣不忍连累百姓，开城投降，到长安后，被李渊斩首，萧梁的这次复辟共历五年。

【19】萧铣，萧琮从子
年号：鸣凤，617年十月—618年四月（称王），618年四月—621年（称帝）
萧铣（xiǎn）（583年～621年），南兰陵郡兰陵县（今江苏省常州市）人，隋末唐初割据群雄之一。西梁宣帝萧詧（chá）曾孙，安平忠烈王萧岩之孙，安平文宪王萧璇之子。开皇初年（581年），萧岩背叛隋朝，降于陈朝。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亡陈朝，为隋文帝所诛杀于长安。

【家族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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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纲（503年12月2日—551年11月15日），字世赞（一说世缵），小字六通，生于建康宫显阳殿（今江苏省南京市），南北朝时期南梁第二位皇帝、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母为贵嫔丁令光。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太子去世后，册立为皇太子。侯景之乱导致梁武帝萧衍受囚并饿死后，太清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元549年7月7日），萧纲即位称帝 。大宝元年正月初一日（公元550年2月2日）萧纲改元大

宝。 大宝二年八月十七日（公元551年10月2日），萧纲被侯景废黜为晋安王。天正元年（公元551年11月15日）萧纲被侯景杀害，时年四十九岁。葬于庄陵，庙号太宗，谥号简文皇帝。

【家族成员】

父亲：萧衍，南梁开国皇帝，在位期间开创天监之治，庙号高祖，谥号武皇帝。
母亲：丁令光，萧衍任雍州刺史纳为妾，后为贵嫔，谥号穆，萧纲即位追尊为皇太后。
皇后：王灵宾，南齐太尉王俭的孙女，以公家女立为太子妃，早逝，追谥简皇后，生皇太子萧大器、南郡王萧大连、长山公主萧妙䂮。
（妃嫔）
范氏，封为淑妃，生溧阳公主。
褚氏，封为修华，生建平王萧大球。
陈氏，封为淑容，生浔阳王萧大心。
包氏，封为昭华，生西阳王萧大钧。
左氏，封为夫人，生南海王萧大临、安陆王萧大春。
谢氏，封为夫人，生浏阳公萧大雅。
张氏，封为夫人，生新兴王萧大庄。
范氏，封为夫人，生武宁王萧大威。
陈氏，封为夫人，生义安王萧大昕。
朱氏，封为夫人，生绥建王萧大挚。
长子：萧大器，字仁宗，初封宣城郡王，萧纲即位立为皇太子，死于太清之难。
次子：萧大心，字仁恕，封为寻阳郡王，官至江州刺史，死于太清之难。
三子：萧大款，字仁师，梁元帝萧绎封其为临川郡王、中卫将军，西魏攻陷江陵后事迹不详。
四子：萧大临，字仁宣，封为南海郡王，官至吴郡太守，死于太清之难。
五子：萧大连，字仁靖，封为南郡王，官至江州刺史，死于太清之难。
六子：萧大春，字仁经，封为安陆郡王，官至东扬州刺史，死于太清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