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西魏
【基本信息】
中文名：西魏
外文名：Western Wei
别名：魏
开创者：元宝炬
时间范围：535年 至 556年
都城：长安
年号：大统（（535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551年3月28日农历三月初六）
货币：布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
主要民族：汉族、匈奴族、鲜卑族
国土面积：98万平方公里（546年）
上承：北魏
下启：北周
【概述】
西魏（535年—556年）是南北朝时期由北魏分裂而出的一个重要政权。公元535年，宇文泰联合其他权臣拥立元宝炬为帝，改元大统，国号仍为“魏”，史称“西魏”。其与高欢实际控制的东魏以及南方的梁朝形成鼎立之势，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统治范围大致涵盖今陕西、甘肃、四川及湖北等地。 西魏政权共存在二十二年，历经两代三帝，最终于557年被北周所取代。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实权始终掌握在权臣宇文泰手中。宇文泰不仅掌控军政大权，还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和军事行动巩固了政权基础。
早在535年，宇文泰便毒杀了北魏末代皇帝魏孝武帝元修，随后扶持元宝炬登基，正式建立西魏王朝。 元宝炬在位期间，任用贤臣苏绰等人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实行“和北攻南”的战略方针，使得国家局势相对稳定，经济逐步恢复，国力日益增强。
551年，元宝炬去世，其子元钦继位，是为西魏废帝。然而，此时的皇权已完全受制于宇文泰，皇帝仅具象征意义。
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军队成功夺取南朝梁的蜀地，极大地扩展了疆域；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命将臣于谨攻占江陵，进一步削弱南朝梁的力量。同年，元钦被杀，元宝炬之子元廓继位，即西魏恭帝，继续作为宇文泰手中的傀儡。 在宇文泰主导下，推行胡化政策，恢复拓跋姓氏，强化鲜卑贵族的地位，以稳固统治基础。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逝，权力转交其侄宇文护。次年，宇文护迫使西魏恭帝禅让帝位于宇文觉，建立北周，标志着西魏政权的终结。 尽管西魏存续时间不长，但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宇文泰主政期间，通过有效的治理和对外扩张，使西魏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国力强盛，并在三次关键战役中重创东魏军队，奠定了北周统一北方的基础，也为后来隋朝的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同时，西魏及其后续政权北周虽总共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和民族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连接汉唐盛世之间的重要历史桥梁。
【国号来由】
西魏是北魏政权分裂后延续其国号的一个政权。在北魏灭亡后，政权被分为两个部分，形成了西魏与东魏并立的局面。所谓“西魏”，其实是为了与东魏相区别而产生的称呼。
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北齐书》，其中记载有“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23]的表述，可见当时已通过服饰颜色等象征性元素来区分两个政权。 从疆域来看，西魏继承了北魏洛阳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将都城设于长安。
地理位置上，西魏处于东魏之西，因此得名“西魏”。这一政权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承袭了北魏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也为后来的北周以及隋唐的统一奠定了政治与社会基础。西魏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斗争与文化交融，深刻影响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走向。
【历史脉络】
西魏建立
永安三年（530年），贺拔岳率领仅两千名疲惫不堪的士卒，奋起征战，横扫三秦之地，击败了盘踞关中的强敌，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非凡的胆略。此举不仅巩固了其在关陇地区的势力基础，也为后来的政治格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在尔朱家族覆灭之后，贺拔岳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关陇地区，成为一方雄主，并与当时北方另一大势力代表高欢形成对峙之势，局势日益紧张。
永熙三年（534年），侯莫陈悦暗中投靠高欢，并设计诱杀贺拔岳，导致军心动摇，局势骤变。然而，贺拔岳旧部忠义之士推举宇文泰继任统帅，宇文泰迅速稳定军心，率众击败侯莫陈悦，继承并发扬了贺拔岳所奠定的基业。 与此同时，北魏孝武帝元修与高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孝武帝选择离开洛阳，西迁入关，投靠宇文泰。孝武帝入关后，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赋予其重要权力，以图重整朝纲，对抗高欢。
永熙三年十月十七日（公元534年11月9日），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至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邺镇），建立了东魏政权，标志着北魏政权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同年闰十二月十五日（公元535年2月3日），宇文泰因与孝武帝元修政见不合，最终决定将其处死。随后，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新帝，即西魏文帝，改年号为“大统”，正式建立西魏政权。宇文泰本人则出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掌握朝廷军政大权，成为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开启了以关中为基础的新政治格局。
交战东魏
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度进攻潼关。然而，由于宇文泰早有防备、布防严密，司马子如未能得逞，遂转而挥师西进，攻打华州（治所位于今陕西华县）。在华州刺史王罴的奋勇抵抗与拼死守城之下，东魏军队最终被击退。此次战役虽未失地，但亦显示出东西两魏之间战事频仍、局势紧张。 至大统二年三月，高欢亲自率领骑兵万余人突袭夏州，并成功占领该地，迁徙当地五千户人口返回东魏境内。不久之后，又出兵攻取灵州，同样迁徙五千户而归。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显示了高欢的战略意图，也反映出东魏对西魏边境地区的持续压力。
大统三年（公元537年）正月，高欢再遣大军驻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并在黄河之上架设浮桥，意欲渡河直扑潼关。高欢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力量，连年对外用兵，虽然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却已对西魏造成极大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宇文泰深知：若长此以往，实力相对薄弱的西魏将难以支撑。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提振士气、增强战斗力，并积极开拓兵源，扩充军队规模，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
大统九年（公元543年）二月，高欢再次统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占据邙山（今河南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亲率军队迎战，双方在邙山展开激战。然而此役西魏大败，损失士卒六万余人，多年积累的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此时，关陇地区鲜卑族人口有限，无法继续大量补充兵力，迫使宇文泰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兵源。 在此背景下，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征募士兵。同年三月，他发布诏令，正式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早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时期，这些地方豪强为保卫自身利益，纷纷组织乡兵自卫。东西魏分裂后，此类地方武装并未解散，依旧掌握在各地豪族手中。 宇文泰采取“广募豪强以充军旅”的策略，将原本分散的地方乡兵整合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并由政府选拔关陇地区有声望的人物担任将领加以统领。此举不仅有效增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削弱了北魏末年以来日益壮大的地方势力，也促成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阶层之间的政治联合，为日后政权稳定奠定了基础。
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宇文泰进一步扩大征兵范围，将征兵对象扩展至所有均田户。这意味着更多的汉族平民被纳入军队体系，西魏军队中的汉族士兵比例显著上升，军队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西魏在军事制度上的重大转型，也为后来北周乃至隋唐时期的兵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九月，东魏权臣高欢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兵锋直指西魏在汾水下游的重要军事据点——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西南）。高欢意图拔除这一横亘于己方势力范围内的战略“钉子”，以打通南下之路。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临危不惧，率领军民誓死守城，顽强抵御。
在长达五十余日的围攻中，高欢先后采取了多种战术：先是切断城外水源，企图迫使守军屈服；继而使用火攻，试图焚毁城墙与防御工事；又尝试挖掘地道，妄图从地下突破防线。然而，韦孝宽沉着应战，一一化解危机，成功击退敌军多次进攻。最终，东魏士卒伤亡惨重，死亡人数高达七万余人，却始终未能攻克玉壁。久攻不下之际，高欢忧愤交加，身染重疾，无奈之下只得撤军北归。 玉壁之战成为高欢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他倾尽全力围攻一座孤城，历时五十多日而未能得手，不仅损失惨重，更身心俱疲，最终郁结成疾。次年正月，高欢病逝，结束了其波澜壮阔而又充满遗憾的一生。
高欢死后，其长子高澄继位，执掌东魏政权。然而，高澄与手握重兵、镇守河南的将领侯景关系紧张。出于对侯景兵权过重的忌惮，高澄欲削其权柄，此举引发侯景强烈不满。为自保计，侯景遂以所辖河南十三州之地投降西魏。 西魏方面欣然接受侯景归降，并由宇文泰亲自统筹应对。宇文泰深知侯景为人机变多诈，故在接纳其投降的同时，谨慎行事，派遣多路大军陆续接收侯景控制区域，并令其交出军队，入朝长安述职。然而，此时东魏亦已发兵逼近侯景辖区，局势骤然紧张。侯景见势不妙，遂背弃西魏，转而投靠南朝梁国，由此引发了震动南北的“侯景之乱”。 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南朝梁国内部矛盾激化，萧氏兄弟为争夺帝位相互攻伐，内耗严重。西魏则趁此良机，积极拓展疆域，相继夺取汉东、益州及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牢牢掌控长江上游与汉水流域的战略要地，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
综上所述，玉壁之战不仅是东西魏之间一次重要的战役，也标志着西魏由守转攻的战略转折。此后，西魏逐渐扭转劣势，逐步实现与东魏的实力平衡，并在后续政局变化中占据主动，为其日后建立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期统治
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西魏文帝元宝炬驾崩，皇太子元钦继承帝位，是为西魏废帝。次年，即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南朝梁发生重大变局，侯景之乱终告平定。梁武帝萧衍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登基称帝，史称梁元帝。
早在侯景之乱尚未平定之前，萧绎曾向西魏称臣，并与西魏订立盟约，双方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为界，西魏控制竟陵以北地区，而梁则据有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一带。当时萧绎承诺如同附庸般服从西魏，并遣送质子以表诚意。然而待其正式称帝之后，便不再奉行臣礼。 对此，西魏权臣宇文泰派遣使臣宇文仁恕前往江陵访问，借以探明梁元帝的态度。梁元帝在接待宇文仁恕时直言，梁已统一江南，希望西魏归还此前所占据的梁、益、襄阳等地。宇文仁恕返回长安后将情况如实禀报宇文泰。宇文泰认为，既然已经成功夺取梁、益二州，就应乘势进一步图谋江汉地区，扩大西魏的影响力。 恰在此时，梁元帝萧绎之侄萧詧因不满叔父统治，前来西魏朝觐，并请求出兵讨伐萧绎。
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将领率领步骑五万人，进攻江陵。同年十一月，江陵城破，梁元帝被俘并最终被处死。 战后，西魏军队从江陵掳掠百姓男女十余万人，驱赶至关中地区作为劳动力，仅将一座空城留给萧詧管理。同时，原属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亦被纳入西魏版图，设立为郡县。至此，西魏的疆域进一步扩展至今天的四川、湖北一带，极大地增强了国力与战略纵深。
同样是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西魏废帝元钦遭遇不测，被宇文泰杀害。随后，宇文泰拥立元廓为帝，是为西魏恭帝。元廓继位后改名为拓跋廓，成为宇文泰手中的傀儡皇帝。 与此同时，宇文泰为进一步巩固权力，强化鲜卑贵族的地位，推行一系列政治与文化措施。他命令有功将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的传统，恢复或赐予鲜卑复姓。对于原本使用鲜卑复姓的将领，保留其原有姓氏；而对于那些在北魏太和改制期间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恢复其鲜卑旧姓。
此外，部分本为汉姓或将汉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被赐予新的鲜卑姓氏。 例如，李虎被赐姓大野氏，李弼被赐姓徒何氏，赵贵被赐姓乙弗氏，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这些将领所统领的士兵也纷纷以其主将的新姓氏为自己的姓氏，从而形成一种军事与家族紧密结合的身份认同。
这一系列政策不仅强化了宇文泰对军队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西魏政权的文化面貌，为其后续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走向灭亡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三月，宇文觉因其嫡子身份被其父宇文泰立为世子，正式确立了继承人的地位；四月，又被任命为大将军，开始参与朝政军务。同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宇文觉继而承袭其位，成为太师及大冢宰，肩负起国家政务的重任。由于当时宇文觉年仅十五岁，尚属年少，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便主动承担起辅政之责，开始扶持这位年轻的继承人治理国家。
同年十二月，西魏恭帝拓跋廓下诏，将岐阳之地封予宇文觉，册封其为周公，为其日后建立新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象征意义。
西魏恭帝四年（公元557年）正月，在堂兄宇文护的强力支持与策划之下，宇文护迫使西魏恭帝将皇位禅让给宇文觉。宇文觉正式登基称帝，接受禅位，改元即位，号称“天王”，并宣布国号为“大周”，史称北周，标志着北周王朝的正式建立。 登基之后，宇文觉追尊其父宇文泰为文王，母亲元氏为王后，以示孝道与对家族正统的延续。同时，他立妃元胡摩为王后，元胡摩乃西魏文帝第五女、晋安公主，出身高贵，此举也进一步巩固了新政权的政治联盟与合法性。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昭示着一个新兴王朝的诞生，也为北周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疆域】
西魏时期延续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然而，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大量北方居民为避乱举家南迁，纷纷定居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了安抚这些南迁的士族和民众，当时的政府在其聚居区域仍沿用其原籍北方的州郡县名称，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侨州”“侨郡”“侨县”。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也导致地方行政制度的严重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东晋起至隋初，历时近二百年，先后进行了九次较大规模的“土断”改革，即将侨置的州郡县与实际土地和户籍管理相结合，逐步废除虚设的行政单位，重新整编地方行政体系。这一系列改革最终基本理顺了地方行政体制。 与此同时，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为了彰显统治权威或安抚地方势力，往往随意增设州郡，导致地方行政区划泛滥成灾。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北方地区已有州达221个、郡508个、县1124个；而南方梁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时，也设有州107个、郡586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区出现了州无辖郡、郡无可辖县的现象，甚至有两州同治一地或一地拥有两个郡名的情况，地方政治制度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行政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发展。
【政治】
改革制度
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正月，元钦驾崩，宇文泰趁机拥立元廓为帝，使其成为傀儡皇帝，自己则掌握实权。借此契机，宇文泰得以推行一套全新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由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体现了对传统礼制的继承与创新。 新官制摒弃了自魏晋以来所沿用的官职名号，转而仿效《周礼》，设立六官体系：宇文泰自任太师兼大冢宰，总揽朝政；李弼为太傅兼大司徒，负责政务；赵贵为太保兼大宗伯，主理礼仪事务；独孤信担任大司马，主管军事；于谨为大司寇，掌管刑狱司法；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负责工程与财政。其余官职称号也大多依照《周礼》设定，体现出鲜明的复古色彩。
然而，这一改革并非完全抛弃秦汉以来的官制体系，而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式加以调整和利用。特别是在地方行政体制方面，依然沿袭秦汉时期的旧有制度，未作根本性变动。这种“中央复古、地方守旧”的做法，既有助于稳定政权基础，又便于实施有效的治理。 在进行官制改革之前，宇文泰还制定了“九命之典”，以规范内外官员的等级和爵位。该制度将官吏分为十八个等级，分为正九命与九命两个序列。命数越多，官阶越高。例如，柱国大将军为最高级别，定为正九命；骠骑大将军、车骑大将军则为九命。虽然“命”与以往“品”制类似，但其排序方式有所不同，最高官阶为正九命，而非正一品。
此外，在此次官制改革中，宇文泰还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此举不仅加强了他对全国政治局势的掌控，也为日后北周取代西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在军事方面，宇文泰继续深化府兵制度改革，通过推行鲜卑化的措施，以安抚鲜卑族人的心理情感，同时淡化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总体而言，西魏恭帝时期宇文泰主导的这场官制改革，表面打着恢复《周礼》传统的旗号，实际上则是借古改制，强化个人权威，逐步削弱皇权，为其后来建立北周王朝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这一系列举措深刻影响了北朝晚期的政治格局，也为隋唐时期的制度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汉化政治
宇文泰出自鲜卑族宇文部，于长安建立西魏政权。当时朝廷官员多为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宇文泰倚重世代为官的武功人苏绰，依据汉民族传统的政治理念进行改革。
大统元年（535年）三月，颁布了二十四条新政；同年十一月，又追加颁布十二条新制，共计三十六条，被后世称为“中兴永式”，意即可以永久施行的治国范式。 这三十六条新制内容广泛、措施具体，主要包括：严禁贪污腐败，整顿吏治；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冗员；设立正长制度（正即闾正、族正，长指保长，通过保、闾、族等基层组织加强地方治理）；推行屯田制度，以保障军粮供应和促进农业生产；建立计帐制度，即提前估算次年的赋税与徭役总额，以便合理安排财政收支；完善户籍管理制度，确保国家对人口和土地的有效掌控。
大统七年（541年）九月，苏绰进一步总结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归纳出六项核心施政原则：“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讼狱、均赋役”。其中，“清心”强调官员应摒除私欲，公正无私；“敦教化”注重道德教化与社会风俗的改善；“尽地利”主张发展农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擢贤良”倡导选拔真正有德有才之人参与政事；“恤讼狱”要求司法公正、宽严相济；“均赋役”则强调赋税与徭役应公平合理分配。宇文泰高度重视这六条施政纲领，将其正式颁行为“六条诏书”，作为西魏政权的根本治国方针。 不仅如此，宇文泰还特别命令中下级官吏必须认真学习“六条诏书”及计帐制度，规定凡不能通晓此六条和计帐之法者，不得担任官职。此举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提升了官员整体的治理能力。 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西魏国内的汉人势力逐渐增强，汉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整个政权的汉化程度日益加深。
为了维护鲜卑贵族的政治优势地位，宇文泰同时倡导保持鲜卑旧俗。他下令将原本改姓为汉姓“元氏”的贵族恢复其原姓“拓跋氏”，甚至要求一些权势显赫的汉人将领也将自己的姓氏改为鲜卑姓氏。不过，这一强制性的举措并未持续太久便被取消，因为此时民族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加深，为后来北周乃至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德治教化
在政治治理方面，宇文泰秉持“以德为本、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理念，强调道德修养与礼法教化的结合。他要求各级官吏以儒家学说作为修身立德的根本，躬行实践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核心价值观，严格遵守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以此提升官员的操守与治理能力，树立良好的政风与民风。 与此同时，宇文泰也注重对普通百姓的思想引导，积极推广孝悌、仁顺、礼义等儒家伦理观念，通过教育和宣传，将这些纲常名教深植于民众心中。他希望通过道德教化使人心归于和顺，志向趋于安定，从而达到“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的理想社会状态，进而巩固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治国方略体现了他对儒家治国理念的高度认同与实践运用。
用人方针
在用人方面，宇文泰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的原则，强调选拔官员应以德才为重，而非出身门第。在他看来，只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即便出身寒微，也应当被委以重任，甚至位列三公。这一用人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以门第取人的传统桎梏，展现出一种开放、进步的用人新风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魏政权得以广纳贤才，不仅有效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也确保了吏治的相对清明。同时，也为大量汉族士人进入政权核心提供了契机，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法律制度
在法律方面，宇文泰主张宽严相济，既反对苛政暴刑，又强调法律的公正性与严肃性。他明确提出“法不阿贵”的治国理念，要求执法者不偏袒权贵，对违法官吏一视同仁，依法严惩。例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跋扈、恣意妄为，扰乱地方秩序，最终被依法赐死，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又如，曾官至大将军的郑伟，因不守法度、恣意行事，也被依法免职，体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治政原则。 同时，宇文泰也强调司法过程中的审慎态度，要求断案者秉持公正之心，避免因严刑拷打而导致无辜者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他提倡慎用刑罚，注重证据与情理的结合，力求实现司法的公平与人道。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52年），宇文泰更是下令废止了沿袭两千余年的宫刑，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刑罚制度的人道化改革，也标志着西魏法律体系向文明与进步迈出的重要一步。
【军事]
西魏军队的兵源最初主要来自鲜卑族的氏族部落旧制。邙山之战失败后，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宇文泰开始广泛招募汉族地方豪强武装，将其编入军队，称为“府兵”。这一制度的实施，标志着西魏军事体制的重大变革。 府兵制下的士兵享有免除赋税的优待，平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召出征，成为国家常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府兵由宇文泰及八位鲜卑与汉族将领共同统领，号称“八柱国”。
在八柱国之下，又设有十二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统率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这种组织结构层级分明，指挥系统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军事组织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大将军中既有鲜卑将领，也有汉人将领，如杨忠等，他们曾率军攻下江陵，俘虏梁元帝，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胜利，极大地扩展了西魏的疆域和影响力。
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西魏正式确立了由八柱国分别掌管禁军的府兵制度。此时，全国府兵总兵力约有五万人。除宇文泰本人及宗室成员元欣外，其余兵力由六位柱国大将军分别统领。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军队的指挥权更加集中，训练更加统一，有效增强了中央政权对军队的控制力，为日后北周乃至隋唐的军事制度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西魏继续推行均田制，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根据敦煌出土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记载，当时虽然已经在实施土地的授受分配，但普遍存在授田不足的现象，反映出土地资源紧张以及制度执行中的困难。
在力役方面，最为普遍的是“六丁兵”制度，即每名成年男子每年需为政府服役两个月，分两次进行，每次一个月。这一体制虽加重了百姓负担，但也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劳役来源，支撑了国家的军事与工程建设。 总体来看，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并行实施，不仅加强了西魏的军事实力，也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是西魏能够在乱世中立足并逐步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
在西魏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扬了儒家“先富后教”的治国理念，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与民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农桑、奖励耕植，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 首先，西魏大力恢复和实施均田制度。由于长期的战乱、天灾以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重新整合劳动力与土地资源，西魏政府恢复了均田制，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能够获得基本的生产资料，从而为农业生产的恢复提供了制度保障。虽然西魏时期的均田制在授田标准、租调征收等方面与北魏略有差异，但总体变化不大，主要的改革集中在徭役制度方面。
服役年龄由北魏时期的十五岁提高至十八岁，体现了对青年劳动力保护的意识；同时根据年成的好坏调整服役时间，在丰年不超过一个月，中等年景不超过二十天，歉年则不超过十天，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此外，每户农家仅需一人服徭役，避免了因征发过多而影响家庭生计和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西魏还推行了户籍制度与计帐制度。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户籍体系，掌握人口和土地状况，并采用“计帐”方法预先估算次年的赋税与徭役规模，力求实现财政收入的合理安排。此外，政府还统一规定了绢布的长度标准，以四十尺为一匹，规范市场交易，促进商品流通。
除了制度层面的改革，西魏还特别强调地方官员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职责。每年春耕开始之际，州县长官必须亲自组织和督促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具备劳动能力，都应参与耕作，确保不误农时。对于那些游手好闲、懒惰怠工、不愿从事生产的人，则依法予以惩处。由于将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大多数地方官吏都能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推动农业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西魏的经济逐渐恢复，粮食储备充足，社会呈现出“仓廪充实”的繁荣景象。
西魏的经济发展并非没有问题。频繁的战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如修建宫室、修筑长城等，仍然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徭役负担。此外，部分官吏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北周武帝灭齐之后，出现了穷兵黩武的趋势，对国家经济造成一定压力。
西魏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制约北方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
一是豪强地主与僧侣阶层隐占土地与户口，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二是编户逃亡现象严重，形成“重赋—逃亡—再加赋—再逃亡”的恶性循环；
三是奴婢杂户的存在严重影响劳动者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三大问题长期困扰着北方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方面，西魏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成功缓解了这些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相较于北魏孝文帝虽在解决豪强隐占土地与民户逃亡方面取得成效，但在寺院经济与奴婢问题上未能触及，东魏、北齐更是在这些问题上积弊更深，西魏则通过两次重大改革，从政策层面逐步解决了上述三大难题。正是这种系统性、前瞻性的经济治理，使得西魏由弱变强，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更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土地制度
西魏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旨在合理分配土地资源，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则受露田二十亩。对于露田，实行加倍或两倍授予的方式，以备轮作休耕之需，这部分土地被称为“倍田”。当受田者身故或年逾七十岁时，其所受露田须归还国家。而桑田则为世业田，不需归还，但受田者须在三年内按规定种植桑树、榆树或枣树。若所在地区不适合种桑，则男性可受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女性则受麻田五亩。
对于家庭原有桑田的情况，其所有权保持不变，但可用于抵充应受田额。若实际所受土地已达到规定数额，则不得再受；若超过应受额的部分，允许出卖；若不足应受额，则可通过购买补足。
贵族、官僚和地主阶层还可通过拥有奴婢和耕牛获得额外的土地份额。奴婢受田标准与平民相同，每头耕牛可受露田三十亩，一户最多可授四头耕牛的土地。 对于仅有老人、幼童或病残者的家庭，户主可按正常男丁应受田额的一半给予土地。
每年正月，政府统一进行一次土地的回收与重新分配。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若年满十五岁的成年男子应受田却无田可授时，首先以其家原有的桑田予以补充；仍不足，则从家庭成员已受田中适当调剂部分土地予以满足。而在土地充足的地方，居民不得随意迁徙；若土地不足，可向空旷荒地迁移，但禁止由赋役负担重的地区迁往负担轻的地区。对于土地较多的地区，居民可根据自身能力借用国有荒地进行耕种。
关于园宅用地的标准，普通百姓每三口人可分得一亩，奴婢则每五口人可分得一亩。因犯罪被流放或绝户无人继承的土地，将收归国家所有，用于均田分配，并优先考虑授予其近亲。地方官员根据其官职高低授予相应的职分田，如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与别驾各八顷、县令及郡丞各六顷。这些土地不得买卖，官员离任时须移交下任官员。 此外，均田制与赋役制度密切相关。自均田令颁布后，均田农户除丁男需承担一定的征戍和杂役义务外，每一对成年夫妇每年需缴纳帛或布一匹（约合四丈）以及粟米二石。
对于未满成年但年满十五岁的未婚男女四人，或从事耕织劳动的奴婢八人，或耕牛二十头，其应缴纳的租调数量分别等同于一对成年夫妇的标准。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西魏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公平分配，也进一步规范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控制力。
均田制
在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同时，西魏统治者并未完全摒弃前朝封建王朝中那些有助于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的优良政策。例如，天子亲自耕种籍田以示重农之意，颁布劝农诏书鼓励百姓务农，灾荒年份则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并实施各种形式的蠲免赋税与赈济措施，甚至开放苑囿、解除禁令以缓解民间生计压力。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制度性举措便是均田制及其配套政策的推行。
均田制的实施，或许自西魏初期已有雏形，但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并全面施行，则大约是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太祖作相，创制六官。”紧随其后便记录了关于均田、租调、榷盐等制度的内容。负责这些政令具体执行的官员，如“载师”、“司均”、“司仓”、“司赋”、“司役”、“掌盐”等，皆隶属于“六官”体系中的“地官”部门。而史书记载宇文泰直到恭帝三年才正式担任“太师”、“大冢宰”，并开始依照周礼设立六官制度。
因此，可以推断相关职能部门及制度的正式确立，应大致发生于此时。 西魏的均田制度在继承北魏均田法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与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凡有妻室的成年男子（即已婚丁男）可授田120亩，未婚丁男则授田100亩；租调方面，有妻室者每年需缴纳粮食五斛、绢十匹、绵八两，未婚者减半；所有年满18岁至64岁的民众均须缴纳赋税，具体征收数额视当年收成情况而定——若每亩收获四釜（一釜约合六点四斗或十斗），视为丰年，征收全额赋税；若每亩收获三釜，为中年，征收半额；若每亩仅收二釜，为歉年，仅征十分之一；此外，官吏俸禄的发放比例也与赋税征收标准一致，体现了财政分配的公平性。
在徭役制度方面，百姓服役年龄为18至59岁之间。丰年需服役一个月，中年二十天，歉年则只需服役十天；每次征发徭役，每户最多出一人，不得重复征派。对于特殊情况下免除赋税与徭役的情形，亦有详细规定，充分体现出政策的人性化考量。 从整体来看，这一制度与当时所倡导的“中兴永式”以及“六条诏书”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虽然表面上看，租税负担似乎较重，但如果结合中年与歉年的减免政策综合分析，其总体负担实际上略低于北魏、东魏乃至北齐的标准。
同时，徭役时间有了明确限制，避免了以往滥征劳役的现象，是一项具有显著进步意义的改革。特别是赋税与徭役的征收，以及官吏俸禄的发放，均依据年成好坏灵活调整，显示出对农民实际生活状况的深切关注与合理安排。 由于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尤其是均田制的推广，使得西魏时期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农业方面，关中地区迅速恢复了生产能力，随着益州、荆州以及关东产粮区相继纳入北周版图，加之寺院经济势力被削弱，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大幅增长，农业生产基础更加坚实。屯田制度也在不断扩大规模。
早在大统初年（535—551年），为满足战争所需，西魏便大力推行屯田政策，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负责管理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的二十处屯田基地。到了元钦统治时期，又在梁州设立屯田机构，进一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方官员采取“恩威并重”、“施政仁恕”的治理策略，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申徽在大统十二年（546年）出任瓜州（今甘肃敦煌西）刺史期间，勤政廉洁、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作风，推动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使边疆民众安居乐业，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西魏时期通过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均田制的推行，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也为后来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工业
此时期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中央官制中的“冬官”之下，设有工部、匠师、司金、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等大大小小五十余个职能部门，相较于北魏时期，分工更加细致明确，管理体系更为完善。一些由官方设立的大型手工工场规模宏大，展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与专业化水平。例如，夏阳诸山的冶铁作坊负责打造军需器械，拥有工匠达八千人之众，足见其生产规模之庞大与政府对手工业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手工艺制品的技术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西魏文帝时期所制造的“仙人”和“水芝”两种欹器，构思巧妙、制作精良，堪称巧夺天工，令人赞叹不已。这些工艺品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技术，也反映出宫廷文化对于审美与礼仪的追求。 此外，北周时期的盐业亦十分繁荣。当时已有海盐、池盐、井盐等多种来源，并且还出现了用于祭祀和接待宾客的“形盐”，其形状被制成虎形，寓意吉祥庄重；另有作为药用的“饴盐”，显示出对盐资源的多样化利用。
盐业由政府严格控制经营，百姓若需取用，必须缴纳相应的税赋，体现出国家对这一重要资源的高度垄断与管理。
货币
西魏北周时期，货币制度仍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大统年间虽然铸造了“大统五铢”钱，但这一举措并未能有效遏制民间的私铸行为以及杂伪钱币的流通。然而，尽管货币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却相对有限。 随着西魏中期政治局势的逐步稳定，政府开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复了从关中通往汉中、巴蜀的重要交通要道，进一步打通了与西域之间的商贸往来。
这一时期，西魏与西域展开了大规模的通商贸易，大量来自西域的异域服饰和珍贵毛皮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原，“卉服毡裘，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生动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商业景象。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市场交易活跃，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在地方治理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积极投身商业经营，不少守宰通过经商积累财富，民间亦涌现出众多富商巨贾。有记载称，当时的商人甚至携带黄金二十斤前往京师进行大宗贸易，可见商业资本之雄厚与市场活力之旺盛。
在货币政策方面，金银作为货币的使用逐渐普及。河西诸郡普遍使用西域的金银钱币，而官府对此并未加以禁止。皇帝甚至以银钱赏赐臣下，表明金银在这一时期的货币体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并开始发挥实际的流通功能。
此外，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部分地方官员还展现出高度的经济智慧，利用商业手段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例如，韩褒任西凉州（今甘肃张掖西）刺史时，发现州内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风气重富轻贫，贫困百姓常受欺压。为改变这一状况，他采取了一项颇具远见的政策：每当西域商人前来交易时，便优先安排贫困百姓与其进行商贸往来，从中获取可观利润。此举不仅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州内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人口增加，百姓生活日趋殷实，实现了以商扶贫、以贸富民的治理目标。 综上所述，西魏北周时期虽然货币制度尚不完善，但在交通恢复、对外贸易拓展及地方治理创新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商业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文化】
思想
西魏时期，统治者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武器。为革除鲜卑族旧有的一些落后习俗，同时抵制当时思想领域中盛行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等腐朽风气，西魏政权大力推行儒学复兴政策，旨在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强化国家意识形态。 在文化教育方面，朝廷于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广纳贤才，专门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士人。卢诞作为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负责主持国子学的教学与管理事务。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西魏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儒家思想理念的人才，为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与此同时，为了规范文风，纠正当时文章崇尚浮华、空洞无实的弊端，西魏依照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篇体例，仿制撰写了一篇新的《大诰》，并于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正式颁布，宣示群臣。文中明确规定，自即日起，所有官方文书和文章必须依照此文体格式书写，以期恢复质朴实用的写作传统，推动文风的转变。 此外，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宇文泰颁布“六条诏书”，涵盖选贤任能、清正廉洁、重视农桑、减轻赋役、整肃吏治、推崇教化等方面内容，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
为确保这些政策切实贯彻执行，宇文泰下令各级官吏必须认真学习并背诵六条诏书的内容，同时掌握计帐之法。凡不能通晓六条及计帐之法者，一律不得担任官职。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官员的素质与能力，也极大地推动了关陇地区政治风气的革新，为西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艺术
敦煌石窟第249窟的营建时间可追溯至西魏时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之一。该窟平面呈方形，窟顶为覆斗形结构，正壁（西壁）中央开凿一圆券大龛，龛身较低，这一形制在莫高窟中首次出现于西魏时期，标志着洞窟形制的发展演变。 窟内正壁龛中塑有一尊善跏趺坐佛，佛像高约2.4米，身后绘有火焰纹背光，象征佛光普照。龛内两侧及龛顶分别绘有供养菩萨、飞天、婆薮仙与鹿头梵志等形象，内容丰富，布局有序。
龛楣装饰精美，绘有忍冬纹、伎乐化生及禽鸟图案，其上与窟顶正披相连，下接束帛形龛柱，整体装饰华丽而不失庄重。 龛外两侧亦绘有供养菩萨与飞天形象，但左右胁侍塑像现已不存。
现存于左壁（南壁）与右壁（北壁）内侧的两身菩萨塑像，均为后世改塑，原貌已不可辨。前壁因年久失修而残毁严重，左、右两壁大致保留了自上而下的构图格局，依次为天宫伎乐、千佛与药叉形象，其中千佛中央各绘一铺说法图。 左右两壁上部的“天宫伎乐”尤为引人注目。
画面中，伎乐天半身露出天宫城门，头戴宝冠，上身赤裸，身披飘带，腰系长裙，或翩然起舞，或吹奏乐器，动作夸张，神态生动，营造出一种热烈欢快的氛围，展现出天宫世界的祥和与欢乐。 中层的千佛图像以衣着、头光、身光的不同配色为区分，八身为一组，循环排列，形成斜向排列的光带，象征诸佛“佛佛相次，光光相接”的庄严景象。在左、右两壁千佛中央，各绘一铺说法图。
右壁的说法图以立佛居中，两侧各有两身菩萨，皆立于宝池中的莲花座之上。佛光上方饰以华盖，华盖上雕刻兽头与双凤图案，两侧各绘两身飞天。上方飞天身着大袖长袍，属中原风格；下方飞天则呈半裸状，披巾长裙，手捧莲蕾或作散花状，双脚倒垂，头向上，属西域风格，两种风格并存，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
左壁说法图与右壁对称，形式大致相同，唯华盖装饰为兽头与双龙图案，下部亦有宝池莲花。两壁说法图下方还绘有供养人行列与药叉力士形象，进一步丰富了画面内容。 249窟壁画中最具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趣的，当属窟顶四披的壁画。窟顶为覆斗形结构，中心为垂莲藻井，四披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描绘天地万象，展现群生百态。上部为天空景象，呈现神仙世界；正披（西披）绘有阿修罗王，前披（东披）绘有摩尼宝珠，皆为典型佛教题材；右披（北披）绘东王公，左披（南披）绘西王母，体现出浓厚的道教神仙思想；四披下部则环绕窟室一周，描绘山林野兽及狩猎场景，展现人间生活，构成一个天地神人共处的想象空间。
正披壁画中，阿修罗王居中而立，赤身裸体，四目四臂，形体高大，脚踏大海，手擎日月，双龙护卫。其身后为须弥山，山上建有忉利天宫，城堞巍峨，是佛教中三十三天天主帝释的居所。须弥山两侧绘有雷公、风神、辟电、乌获、雨师、飞天、朱雀、迦楼罗（金翅鸟王）等形象，气势磅礴，仿佛雷电交加、风雨欲来。大海两侧还绘有仙人在宫殿中修行，羽人奔走，鹿与弥猴饮水觅食，动静结合，意境深远。 前披壁画中，中央绘有两位勇猛健壮、肩生羽翼的力士，共同捧举莲花状摩尼宝珠。周围环绕着翩翩起舞的飞天、振翅欲飞的朱雀与孔雀、龟蛇相缠的“玄武”、奔腾跳跃的“乌获”、举足前行的“开明”以及倒立耍杂技的力士。
画面中，开明前方还有一只猿猴，蹲坐树上，神情警觉，姿态生动，为整幅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趣味。 综上所述，敦煌石窟第249窟不仅在形制上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壁画内容更是集宗教、神话、世俗生活于一体，展现了西魏时期艺术风格的多元融合与高度成就，是研究佛教艺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民族】
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与南梁、西魏与北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稳定边疆局势，西魏采取了以和亲为主的政治策略，力求通过联姻和外交手段缓和与周边民族的紧张关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北魏末年，朝政动荡，内部纷争不断，导致国家实力削弱，边境防线松弛。柔然趁机崛起，频繁侵扰北魏北部边境，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西魏建立之初，文帝元宝炬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北方边防，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他首先将宗室元翌的女儿嫁给柔然首领阿那瑰的弟弟塔寒，以示友好；随后又迎娶阿那瑰之女郁久闾氏为皇后，进一步加强与柔然的政治联盟。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来自北方的压力，也为西魏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 与此同时，西魏也积极与另一支北方强族——突厥建立联系。
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遣使者出使突厥，开启了双方正式交往的序幕。此后，双方关系日益密切。
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西魏皇帝元钦将长乐公主嫁予突厥可汗阿史那土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突厥方面也频频遣使来访，向西魏赠送礼品，表达友好之意。特别是在元钦统治期间，突厥曾一次性向西魏进献战马五万匹，充分体现了双方良好的外交关系与互信基础。 西魏对北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与外交措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深远意义。这些政策不仅有效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安定，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还促进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互动，为日后统一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整个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鲜卑化的趋势，但西魏却逆流而上，坚持推行汉化改革。
自公元528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以来，洛阳一带的汉族权贵和北魏皇室遭受重创，鲜卑化进程加快，甚至一度出现了全面恢复鲜卑旧俗的趋势，历史仿佛进入了倒退阶段。然而，宇文泰所建立的西魏政权，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坚定地延续并深化了汉化政策。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严峻的政治形势，西魏政府积极调整治理策略，注重融合汉文化与鲜卑传统，既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又大力推广儒家思想与制度建设。
这种兼容并蓄的治国理念，使得西魏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扭转了建国初期东强西弱的局面，逐渐由弱势一方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实体。不仅为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实现北方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更深远影响了隋唐两代的国家体制与文化格局，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节点。
【皇帝世系】
【一】元愉.文景皇帝（追尊）
【二】文皇帝，元宝炬年号：大统，535年-551年，葬永陵
【三】元钦，未建年号，称元年，551年-554年，葬永陵
【四】恭皇帝，拓跋廓，未建年号，称元年，554年-5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