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梁、陈）

【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基本信息】
中文名：宋
外文名：Song Dynasty
别名：刘宋
时间范围：420年~479年
首都：建康
主要城市：京口、下邳、江陵、吴郡、成都、彭城等
官方语言：金陵雅言
货币：四铢钱
人口数量：2000万（450年）
主要民族：汉族
主要宗教：佛教、道教
国土面积：276万平方公里（公元449年）

皇帝：宋武帝刘裕、宋少帝刘义符、宋文帝刘义隆、刘劭、宋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刘子勋、明帝刘彧、后废帝刘昱、顺帝刘准。
开国皇帝：刘裕
亡国皇帝：刘准

概述

         南朝宋（420年—479年），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中存在时间最长、疆域最广的政权。南朝宋共历经四代，传十位皇帝，享国五十九年。由于开国君主刘裕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相区别，历史上通常称其为“刘宋”。按照古代五行学说中的“五德终始”理论，刘宋属于水德，因此又被称作“水宋”。

           刘裕在东晋末年的乱世中崛起，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崭露头角。他先后平定了孙恩、桓玄、刘毅（东晋北府兵的重要将领）、卢循、谯纵、司马休之等多方势力，并且对外征服了南燕、后秦等北方政权。这些胜利不仅实现了中国南方的统一，还成功收复了淮北、山东、河南以及关中等地的大片领土。最终，刘裕取代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并将都城定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刘宋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刘裕即位前后，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化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行为；实施“土断”政策，打击豪强士族，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整顿吏治，重用出身寒门的人才，打破以往门阀士族垄断权力的局面；同时注重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赋税徭役负担。这些举措使得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刘裕去世后，其子宋文帝刘义隆继位，继续沿用父亲的治国方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国家实力，使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史称“元嘉之治”。

            刘宋后期，朝廷内部矛盾加剧，政局变得混乱不堪，皇帝更替频繁。最终，在479年，权臣萧道成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改国号为齐，宣告刘宋灭亡。 刘宋强盛时期，其北部疆域曾一度扩展至潼关、黄河一线，与北方的北魏以黄河为界，统治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山东大部分地区。后来虽略有缩减，但依然保持较大规模。西南方向则远达云南，南部边界延伸到越南中部横山、林邑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刘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起来的朝代，这标志着传统门阀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寒人掌机要”的新型政治局面逐渐形成。 在文化领域，刘宋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匠，例如谢灵运、刘义庆、鲍照、裴松之、范晔、颜延之、祖冲之、何承天等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建康成为了当时文学艺术的中心。《世说新语》《后汉书》《三国志注》等重要典籍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它们不仅丰富了当时的学术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脉络】
刘裕崛起
      东晋末期，朝廷的统治已经呈现出极度腐朽的状态。地方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中央权威大打折扣。百姓在重重压迫下生活困苦不堪，赋税徭役繁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公元403年，桓玄率军攻入建康，废黜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帝，建立楚国，标志着东晋王朝名存实亡。 次年，刘裕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集结北府军士兵1700余人，发起起义，讨伐桓玄。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刘裕迅速击败桓玄势力，成功迎回晋安帝，恢复了东晋政权，并改元义熙。自此，刘裕逐渐掌控了东晋的实际权力。 在稳固内部局势后，刘裕积极展开对外扩张。义熙元年（405年），他从后秦手中夺回淮北十二郡，扩大了东晋疆域。至义熙六年（410年），长江上游的桓家余部被彻底清除，进一步巩固了东晋的统一局面。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亲自率领大军北伐南燕。此次战役中，刘裕沿淮河、泗水一路进军至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与南燕军队在临朐南展开激战。最终，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其皇帝慕容超仅以身免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俘虏慕容超并押解至建康处斩，成功灭掉南燕，将山东地区纳入版图。 随后，刘裕又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义熙九年（413年），他讨伐割据巴蜀的谯纵，顺利攻入成都；义熙十年（414年），发兵占领汉中，仇池亦归附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亲征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将其驱逐出境。至此，东晋境内基本实现了统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再次挥师北伐，目标直指后秦。一路上，他收复许昌、洛阳等战略要地。至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大军攻破长安，灭亡后秦。然而，由于国内政治需要，刘裕匆匆返回建康掌控朝局，导致留守长安的东晋军队在义熙十四年（418年）被赫连勃勃击溃，关中地区再度失守。尽管如此，通过两次北伐，东晋成功控制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土地，为后续宋魏之间的对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让长江流域获得了较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刘裕还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改革。义熙七年（411年），他实施“土断”政策，严厉打击豪强兼并行为，力求恢复农业生产秩序，保障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益。会稽余姚的世家大族虞亮公然挑战法令，藏匿逃亡人员千余人，严重破坏改革进程。对此，刘裕果断采取铁腕手段，诛杀虞亮，罢免包庇他的会稽内史，并依法惩处大批涉案士族及官员。这一举措有效震慑了权贵阶层，促使他们收敛行径，遵纪守法。同时，刘裕恢复秀才、孝廉策试制度，限制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将更多选拔人才的权利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影响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到了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接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等官职，以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高平、鲁、泰山十个郡为基础建立“宋国”，受封为宋公，享有九锡殊礼。这标志着刘裕距离取代东晋、建立新朝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建国刘宋
        刘裕在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与军事部署后，东晋政权已显现出无可挽回的衰败之势。公元420年，即东晋元熙二年，刘裕接受了晋恭帝的禅让，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宋”国，史称宋武帝。 宋朝建立之后，宋武帝深刻反思了司马氏政权的覆灭教训，决心通过削弱地方强藩势力来强化中央集权。鉴于荆州地区在过去屡次成为动乱的源头，他采取措施裁撤和合并荆州府辖区，并严格限制其文武官员及士兵的数量。为了防止权臣擅权干政，宋武帝颁布诏令：日后凡有大臣领兵出征，均需由朝廷派遣军队随行，战事结束后，所有部队必须交还朝廷统一管理。 面对世族豪强隐瞒人口、逃避赋税，导致官府财政收入锐减的问题，刘裕下令对户籍制度进行全面整顿，严格执行“土断”政策。同时规定政府所需物资不得再像以往那样随意摊派征收，而是通过指定官员用货币进行采购。他还适当降低了农民的租税负担，废除了一些苛刻繁杂的法令，为百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在即位为帝之后，他又派遣使者巡视全国，表彰善行，举荐贤能，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 自魏晋以来，皇室和官府普遍崇尚奢华之风。然而，由于出身寒微，宋武帝深知稼穑之艰难。他在日常生活中倡导节俭，对珠宝玉器、车马玩物以及歌舞女宠等奢侈品保持高度克制，力求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鉴于此前林邑趁着东晋末年的混乱局势多次侵扰交州，刘裕命令交州刺史杜慧度率领大军万人南下讨伐林邑（又名占城）。宋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林邑境内（今越南南部），重创敌军主力，迫使林邑请求投降，并向宋廷进献大象、金银、古贝等珍贵贡品。次年，林邑国王派遣使者前往宋廷朝贡，并得到了刘裕的册封。此外，刘裕还曾计划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北伐行动以进攻北魏，但因同年五月不幸病逝，这一宏伟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少帝荒嬉
         刘裕辞世之后，年仅17岁的长子刘义符登基继位，史称少帝。此时的朝政由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尚书令傅亮以及中书令谢晦等人共同主持。然而，刘义符即位后行为荒唐，沉迷于嬉戏游乐而无度，对徐羡之等人的劝谏充耳不闻。不仅如此，他还大肆调动昔日世子府与东宫的旧僚属官进入中央任职，并拉拢有功勋的宗亲如刘怀慎、刘遵考等人参与掌控禁卫军权。同时，他在宫中秘密训练武士，意图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面对少帝的种种不当之举，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开始密谋废黜刘义符。 与此同时，北魏趁刘裕病逝之机，迅速调集重兵大举南侵宋境。

        景平元年（423年）二月，宋国位于黄河南岸的重要军事重镇洛阳、碻傲、滑台等相继失守，仅剩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仍在宋司州刺史毛德祖率领下顽强坚守。三月，宋廷紧急调遣镇北将军檀道济担任“监征讨诸军事”，与徐州刺史王仲德一同率军奔赴前线进行救援。然而到了四月，虎牢最终还是被魏军攻破，毛德祖不幸被俘，而城内仅有二百余名宋军成功突围，向南撤退至豫州。 虎牢失守后，魏军乘胜追击，接连攻克许昌并围困汝阳。在此危急关头，刘粹派遣援军增援汝阳，同时又派出部队袭击驻扎在许昌的魏军。魏军见状，全力破坏许昌城后撤军北归。

        此役过后，宋国的北部防线被迫退至秦岭—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形势岌岌可危。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召集另一位托孤大臣檀道济以及江州刺史王弘入京商议。在征得二人同意后，他们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由檀道济亲自领兵居前，闯入刘义符的寝宫，将他废黜为营阳王。不久之后，刘义符便遭杀害。同年七月，朝臣迎立刘裕第三子、时任荆州刺史及宜都王的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

元嘉之治
          刘义隆在即位之初，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当时徐羡之与傅亮居于朝中辅佐政事，而谢晦则率领原本领军府所统领的精锐部队前往荆州镇守，檀道济继续率军驻扎于广陵。面对这样的局势，宋文帝刘义隆选择了隐忍不发作为开端策略。他一方面任命自己原荆州时期的僚属王华为侍中，并让到彦之中领军，以此削弱徐羡之和傅亮的权势；另一方面，他成功地争取到了包括王仲德、刘粹、张邵、赵伦之等在内的众多开国元勋的支持。 同时，刘义隆巧妙地策反了参与废立事件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王弘和檀道济，这极大地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此外，他还指使心腹王华、孔宁子等人持续制造并散播针对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三人弑君行为的舆论攻势，逐步将他们孤立起来。

     元嘉三年（426年），刘义隆认为时机成熟，于是果断出手，先后诛杀了徐羡之和傅亮，随后亲自督战，派遣檀道济、到彦之、刘粹率军西进，最终擒杀谢晦，成功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 在稳固政权之后，刘义隆延续并发展了其父刘裕的治国方略。他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户籍，颁布法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实施了一系列诸如劝学、兴农、招贤等政策，给予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些措施使得社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经济文化也日益繁荣。正因如此，“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刘义隆多次下令鼓励农业生产和桑蚕养殖，奖励开垦荒地，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以促进生产。在其统治前期的二十多年里，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嘉之治”这一繁荣景象。 通过刘裕与刘义隆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晋末以来那种“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史书记载当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尽管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可能带有封建史家过度美化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元嘉年间确实是南朝相对安定繁荣的一个时期。

南北战争
          刘义隆继位后，便开始精心谋划收复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占领的河南诸军事重镇。到了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他敏锐地察觉到北魏正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的兵力有所减少的良机。于是，刘义隆派遣右将军到彦之统领五万大军，协同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舟师一同进入黄河；同时，骁骑将军段宏率领八千精锐骑兵直逼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豫州刺史刘德武则率领一万军队随后进发；而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三万大军监督征讨诸项军事行动。在此之前的准备阶段，刘义隆还特意派遣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表明：此次攻魏仅仅是为了收复黄河以南的失地，并不涉及河北地区。这一声明使得北魏将主要兵力收缩至河北以避开宋军锋芒，从而让宋军顺利地相继占领了滑台、洛阳、虎牢等地，一度收复了河南北部的广大区域。 然而，到了十一月，北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扑。

       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下旬，虎牢、洛阳、碻磝、滑台等地再次被魏军攻破。北魏军队成功逼退了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导致宋军所取得的成果全部丧失。至此，第一次元嘉北伐宣告结束，宋魏两国疆界恢复至战前状态。 随着北魏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开始计划进一步深入黄河以南。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领十万步骑抄掠宋朝豫西诸郡县。同年三月，魏军兵临宋悬瓠城（今河南上蔡县东）下，宋将陈宪坚守苦战，给魏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四月，魏军无奈撤军北归。七月，宋文帝刘义隆任命江夏王刘义恭节度诸军担任北伐主帅，兵分三路大举伐魏。其中东路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担任统帅，徐兖二州刺史刘骏统军随后跟进，宁朔将军王玄谟为前锋率军入黄河，一路攻克碻磝及乐安，甚至攻至滑台；中路军由太子左卫率臧质率军攻打许、洛一带，豫州刺史刘铄统军随后推进，一直抵达虎牢；西路军则由雍州刺史刘诞担任统帅，柳元景率领雍州诸将薛安都、庞法起等攻破了北魏的洛州守军，接连收复弘农、陕城和潼关，逼近长安。 然而，同年十月，宋军遭遇了北魏的强力反击。东路军迅速败退，中路军也随之溃散。拓跋焘率军从黄河边一路南进，兵锋直指长江。其部队行军至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境内），扬言要横渡长江。面对这一威胁，宋沿江各地戒备森严，每户人家都被要求派出丁男服役，即便是王公大臣家的子弟也无法幸免。此时，北魏军队虽然面临长江天险，后方又有宋兵坚守城镇，且自身缺粮并大面积感染“疾疫”，最终不得不退回国内。此战之后，刘宋因“北伐败辱，数州沦破”，核心统治区域饱受战乱摧残，元嘉之治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得知北魏发生政变，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的消息，遂决定发动第三次北伐。他命令萧思话督率冀州刺史张永进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领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发起进攻，而雍州刺史臧质则率军攻打潼关。在此期间，青州刺史刘兴祖上书刘义隆，请求允许自己率领七千士兵从山东出发直捣中山，进军河北并利用当地农作物补充军粮。然而，刘义隆一心只想收复河南军镇，恢复刘裕时期的黄河一线军事防线，未能采纳刘兴祖的建议。七月，由鲁爽率领的中路军很快便攻占了长社（今河南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拓跋仆兰，进而围攻虎牢。但与此同时，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无法攻克碻磝。后来，魏军通过挖掘地道出城，纵火烧毁了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破坏了宋军的进攻通道。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加之青、徐二州又遭遇歉收，于是在八月率军退还历城（今山东济南）。鲁爽、臧质等人得知东路军已退，也随即和柳元景等人撤军。

            这次北伐除了恢复一些之前被魏军占领的城池外，基本无功而返。 综观刘义隆前后三次发动的北伐战争，不仅未能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反而使国家的人力物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第二次北伐期间，北魏军队沿途肆意破坏，造成千里赤地，邑里萧条，直接导致了元嘉之治的终结。这三次北伐致使宋国力大损，而北魏兵马也损失过半，南北两朝因此都变得疲惫不堪，此后都不敢轻易动兵。

孝武改革
          公元453年，即元嘉三十年，刘宋王朝的历史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宋文帝刘义隆为了巩固皇权，赐死了自己的弟弟刘义康。然而，出于对太子安全的考虑，他却加强了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然而，不久之后，刘义隆发现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竟然通过巫蛊之术诅咒自己早亡。这一事件令刘义隆震怒不已，他决定废黜刘劭的太子之位，并赐死刘濬。 然而，由于迟迟未能确定新的太子人选，刘义隆将废黜太子和处死刘濬的计划透露给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随即秘密告知了刘濬和刘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劭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东宫所统率的一万余精兵，在当年二月二十日夜起兵入宫，成功弑杀了刘义隆。

         随后，刘劭自立为帝，并重用过去的东宫心腹将帅，同时大肆清除那些不归附于己或与自己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成员。 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依靠元嘉后期在雍州境内招募流民组建的地方军队——雍州伐蛮军，迅速起兵讨伐刘劭。这场正义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各方军镇的广泛支持。四月二十七日，刘骏在建康城南的新亭正式登基称帝，并恢复了元嘉的年号。次年，刘骏改元“孝建”。尽管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备受争议，但其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改革，对刘宋王朝乃至整个南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改革： 在政治领域，刘骏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他撤除了“录尚书事”这一职衔，削弱了地方藩镇的实力，并开始倚重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这种做法开创了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被史书评价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 此外，刘骏还重用了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这不仅开启了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先声，还开创了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至三公的先例。这一举措改变了宋文帝时期过度偏重侨姓高门的局面，试图将更多新兴的政治力量整合进政权之中。 在中央官制方面，刘骏设置了两位吏部尚书，取消了五兵尚书的职位，从而将人才选拔的大权完全收归皇帝手中。他还创立了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吏治的整顿。与此同时，他削弱了东宫官属的权力，加强皇宫禁卫，并扩充了中央禁军的力量。他创立了直閤将军制度，复置卫尉一职，从制度层面彻底改革了中央禁卫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开始以制局监分领军之权，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地方治理： 在地方治理上，刘骏通过调整州镇设置来削弱地方势力。他将扬州分为扬州和东扬州两部分；重新设立了东晋以来时废时置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使其分统原荆州所辖长沙等八郡；又从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划出八郡设立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此外，他还进一步充实了雍州的统治区域，使这一原本无实土的侨州逐渐成为重要的边防重镇，从而削弱了荆州对建康朝政的威胁。 刘骏还委任寒人担任州镇军府中的典签一职。这些典签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并拥有随时向朝廷报告情况的权力。这一措施极大地削弱了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

      经济政策： 在经济领域，刘骏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他实施了土断政策，罢免侨户，抑制土地兼并，开禁江海田塘，赦免军户和奴婢，奖励养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的行为，并设立台使以监督执行。他还改铸钱币，整顿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并多次下诏鼓励农桑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他推行了检籍政策，将与商人通婚或私下经商的士族一律开除士族资格，并降为将吏。对于那些被开除士籍后仍不肯服役、逃亡对抗朝廷法令的人，甚至采用军法处置，抓到即斩杀。这一政策开创了南朝检籍政策的先声，显示了刘骏在经济管理上的强硬手段。

            军事改革 ：在军事领域，刘骏废除了军户制，恢复了秦汉以来的“征兵制”，逐步取代了汉末兴起的“世兵制”。鉴于元嘉末年刘宋北伐惨败的教训，他大力滋养战马，有意训练骑兵以加强军备，并在适合养马的部分州镇实施奖励养马的政策。他还接受了垣护之的建议，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城迁至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此巩固边防。 综上所述，刘骏在位期间推行的多项改革措施，不仅巩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还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为刘宋王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改革也为后来南朝各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例。
          文化发展方面：孝武帝积极弘扬儒学精神，大力推动孔庙的建造。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祭祀孔子的典礼曾一度被废绝。而在孝武帝的倡导下，这一传统得以重新恢复。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致力于恢复和重建礼乐制度，为社会树立了新的道德规范与文化标杆。 对于佛教的发展，孝武帝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大力支持和弘扬佛教文化，对高僧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与礼遇；另一方面，他又对佛教内部进行了严格的整顿。他建立了僧官制度，通过僧官来管理僧众，从而实现了朝廷对佛教徒的有效控制。这种制度的实施，有效防范了僧尼干预军政事务的现象，并淘汰了一些品行不端的僧尼，有力地整顿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孝武帝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同时也深化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军事方面，孝武帝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孝建元年（454年），臧质暗怀异心，企图借助刘义宣之手颠覆宋朝，鼓动刘义宣发动叛乱。然而，这场叛乱很快就被柳元景、王玄谟等人迅速平定。

         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还实施了“青冀并镇”的战略，进一步巩固了边防力量。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国家整体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 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孝武帝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又抓住时机，派遣沈庆之等将领迅速平定了坐镇广陵的竟陵王刘诞。尽管在其统治期间发生了刘义宣、刘诞等人的叛乱，但都得到了快速有效的平息。     

       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派兵进犯刘宋的青、兖二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孝武帝果断任命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遣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并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与之会师，共同抗击北魏大军。最终，他们成功击溃了魏军，并乘胜收复了济水以北的部分失地。这次宋魏之间的青州之战，是自文帝三次北伐失败以来，刘宋对北魏取得的首场重大胜利。

         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再次派遣军队在北阴平一带，击溃了北魏军。在其在位期间，孝武帝不仅在军事上多次小胜北魏，还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改革举措。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因骄奢腐败而备受传统史家的批评。尤其是在统治末期，他一改前期息兵简政的风格，变得傲慢自满，沉迷于酒色，大肆兴建土木工程，滥用民力，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为了应对刘义隆执政时期频繁让宗室出镇重要州镇所导致的地方宗室力量过强的问题，孝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旨在贬抑和削弱宗王势力。他残酷镇压并诛杀了部分实力较强且不服从他的宗室成员，其中包括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和海陵王刘休茂。虽然这些举措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其去世后十几年间宗室间的激烈内斗埋下了隐患。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孝武帝刘骏病逝，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随后，太子刘子业继位，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内斗频繁
         刘子业即位初期，朝政主要由顾命大臣刘义恭、沈庆之、柳元景、颜师伯、王玄谟五人，以及内廷中枢大臣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共同掌控。然而，这一格局并未维持太久。不久之后，沈庆之与王玄谟逐渐遭到辅政集团的孤立与排挤，而戴法兴则与刘义恭等人结成同盟，独揽大权，甚至对吏部尚书蔡兴宗进行打压和贬黜。

       永光元年（465年），刘子业早已对辅政集团心生不满，于是借故赐死戴法兴，并调离巢尚之，同时削弱和架空颜师伯等人的权力。面对这一局势，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人暗中策划废黜刘子业，但计划却被沈庆之告发。随后，刘子业亲自率领羽林军讨伐并诛杀了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同时杀害了刘义恭的四个儿子，以及柳元景及其八子、六弟和诸侄，还有颜师伯及其六个儿子。此外，他还派遣使者诛杀了江夏王刘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刘伯禽。尽管清除了辅政集团，刘子业的统治却未能稳定下来，反而变得愈发暴虐狂悖。他对大臣们动辄打骂，视若奴隶。此后，他又接连杀害新安王刘子鸾、其母弟南海王刘子师及其母妹，甚至还试图杀害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最终迫使刘昶逃奔北魏。此外，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以及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也都被他所杀。 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和山阳王刘休佑本是刘子业的父辈，却被他聚集在建康，拘禁于殿内，任意折磨。刘子业的种种暴行使得朝臣惶恐不安，左右侍从也终日战栗，各怀异心，朝廷内外一片动荡。 同年十月，湘东王刘彧与其弟弟建安王刘休仁，联合心腹阮佃夫、李道儿、王道隆等人密谋弑君，并暗中联络刘子业的左右侍卫寿寂之、王敬则、姜产之等人伺机发动政变。

       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们趁着刘子业在华林园竹林堂前与巫师射鬼的机会，将其弑杀。刘子业死后被称为前废帝。随后，刘休仁等人拥立刘彧入宫即位，即为宋明帝。 就在刘彧弑君称帝的一个月前，江州长史邓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废昏立明”为名，拥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刘子勋，号召四方讨伐建康的刘子业。刘彧抢先一步杀掉刘子业称帝后，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正式拥立刘子勋（当时年仅十一岁）登基为帝，改元义嘉。

      刘子勋登基后，果然获得了各地宗王和方镇的支持效忠，因为当时出镇地方的宗王大多是孝武帝的幼子。这使得刘彧政权的号令范围仅限于建康城外百里之内。更糟糕的是，刘子勋与各方镇纷纷谴责刘彧篡位自立，从四面八方出兵讨伐建康。此时，刘彧的弟弟们都在中央支持兄长即位，而孝武帝的儿子们则多在地方，支持刘子勋，从而形成了文帝系与孝武帝系两方内斗的局面。 尽管刘彧即位时领土和人口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由于之前的孝武帝推行集权改革，大大削弱了地方势力，中央军的力量空前强大。因此，刘彧凭借少量但精锐的中央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采纳才干名士蔡兴宗的意见；重用吴喜、沈攸之、张永、刘勔、萧道成等武将；并将权力下放给诸弟如刘休仁等人，全力平定叛乱。上下一心、兵强将勇的刘彧政权，先平定了浙东，击败了刘子房；接着西进攻陷江陵、寻阳等地，最终成功消灭了刘子勋政权，并平定了江南与淮南各地。最后，刘彧全面诛杀了孝武帝的子孙，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末期衰亡
         刘彧即位后，延续了孝武帝时期重用寒人参与朝政、派遣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他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手段，诛杀了因镇压刘子勋而掌握大权的弟弟刘休仁和刘休祐。此外，他的兄弟辈中，东海王刘袆与巴陵王刘休若等人也未能幸免于难。唯有桂阳王刘休范因其能力有限，才得以保全性命。在此过程中，宋文帝与孝武帝的子孙中有数十人惨遭杀害。

        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遭到刘彧的清算，遂举城投降北魏，并联合魏军击败了宋军。

        泰始五年（469年），宋国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以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部沦陷于北魏之手。宋国的北部防线被迫退至淮河，仅剩海州尚在宋国控制之下。自此，宋与北魏基本以淮河为界，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泰始之祸”。然而，刘彧通过诛杀宗室诸王的方式，并未实现巩固皇位的初衷。 刘彧即位初期，任用贤能之士，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简化行政程序的政治举措，展现了其励精图治的一面。但“泰始之祸”之后，他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导致朝纲松弛不振。晚年时，他常感慨叹息，流露出对局势的无奈与忧虑。 更为严重的是，刘彧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确保其子能够顺利继承皇位，他在临终前大肆诛杀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及高门士族。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朝臣的普遍恐慌，导致宋末期中央与地方军镇之间相互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愈演愈烈。

          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刘彧病逝，其子刘昱继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起兵反叛，率两万大军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成功抵御叛军，因功升任中领军，总领禁军，成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同时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借此机会，萧道成得以结交各地军镇都督，进一步扩张自身势力。

         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诛杀权臣阮佃夫后，意图亲理朝政，将宫中内外大权收归己有，并计划剥夺萧道成的禁军职权。这引发了二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同年七月，萧道成抢先一步收买刘昱的侍从，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凖为帝，自掌朝政。此后，仍忠于宋朝的大臣袁粲、刘秉、沈攸之、黄回等人相继举兵讨伐萧道成，但均被其残酷镇压。

         升明三年（479年）四月，萧道成彻底清除所有障碍，逼迫宋顺帝刘准禅让皇位，改国号为齐，并将所有残存的宋宗室成员尽数屠杀，从而灭亡了刘宋王朝。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南朝宋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南朝齐的新篇章。

【疆域】

统治范围

         南朝宋是南朝时期疆域最为广阔的朝代之一，其强盛时期的版图堪称辉煌。当时，宋的北部防线以潼关和黄河为界，将防御线牢牢把控在这一地带。具体而言，宋的统治区域北至与北魏以黄河为界的边界，西抵四川的大雪山，西南涵盖云南地区，南达越南中部的横山、林邑一带。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展现了宋朝的强大国力，也奠定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宋的疆域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公元423年，刘裕病逝后，北魏趁机攻占了宋在河南地区的北部三镇（洛阳、虎牢、滑台）以及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那时起，宋的北部防线逐渐向南收缩，大致维持在秦岭（今陕西宝鸡）—卢氏（今河南卢氏北）—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尽管宋文帝曾通过第一次北伐短暂收复河南北部的部分失地，但仅十个月后便再次失去。而在随后的北伐行动中，虽然宋军一度兵临黄河，但由于“青徐歉收”等原因，最终不得不退兵，防线也随之调整至秦岭—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长社城（今河南许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荥阳附近）—济水沿线—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区）—乐陵（今山东省滨州市一带）等地。 到了大明二年（458年），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战中取得胜利，成功收复了杜梁、申城、临邑、縻沟等位于青兖边界的黄河下游济水北岸的部分城池。至大明八年（464年），宋魏两国的疆界划分更加明确：东北以黄河为界，中北以济水—鲁阳（今河南鲁山县）为界，西北则以秦岭为界。然而，孝武帝之后，由于朝廷内部政局混乱，内斗频发，边防事务被严重忽视。至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引发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战结束后，宋彻底失去了山东和淮北地区。至此，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落入北魏之手，宋的国土边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线，仅剩海州作为淮北的一隅之地。

行政区划

         南朝宋的行政区划体系采用三级制，分别为州、郡、县，这一制度在当时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灵活性。其中，州作为第一级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负责统领全州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事务。此外，尹、郡、王国、公国（部分）则构成了第二级行政区。具体而言，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尹，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而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则称相。至于第三级行政区，则包括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等，其最高行政长官通常为县令或县长，而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则称相。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宋朝历经多次侨州郡县的合并与调整，在东晋时期许多虚设的侨置州郡，到宋时已逐渐演变为拥有实土和户口的真实州郡。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宋初国内共有25个州。经过宋孝武帝任内的州郡合并与实置改革，至大明八年（464年），宋的州数调整为22个，分别是：青州、冀州、司州、兖州、徐州、豫州、南兖州、南徐州、南豫州、扬州、江州、荆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这些州的设置不仅反映了宋朝对地方治理的重视，也为后世的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南朝宋的统治范围和行政区划体系在其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既体现了王朝的强盛与衰落，也展示了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政治】
政体性质

        刘裕以寒门庶族的身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组成的寒门武装集团紧密合作，凭借显赫的军功，最终实现了改朝换代。这一壮举结束了东晋时期“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此后，经过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以及孝武帝刘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步将军政大权和地方控制权收归皇权。同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举措，成功限制了士族的政治特权，并削弱了其经济实力。 在这一过程中，刘宋政权提拔出身微贱但具备实际才干的寒人，让他们掌管机要之职，同时设置了高位但无实权的虚职，用于安置像王谢这样的传统士族。此外，还安排宗室成员出镇重要州镇，并设立典签制度，以此监督和控制地方宗室及州镇权力。通过这些措施，刘宋政权成功回归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为南朝各代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机要，士族居虚位，宗室镇要州，典签控州镇”。由此，秦汉时期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在经历了魏晋以来的低潮与波折后，开始走向复兴。

中央制度

       晋末时期的北府兵，在刘宋初年逐渐由东晋徐、兖二州所控制的地方方镇武力转变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这支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骑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是由皇帝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意，负责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事宜。因此，中央禁军也被称为台军。尽管在宋孝武帝时期，台军的构成和地域来源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它始终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 台军的将领几乎全是由皇帝亲自雇佣的亲信或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不断上升，甚至能够出将入相。这一变化导致了宋时期的门阀士族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的军事基础。于是，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得以彻底改变，东晋的门阀政治演变为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宋重新确立了这一制度。 为了进一步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宋帝常常利用出身微贱却具备实际才干的寒门人士来掌控中央各部门。例如，在尚书省担任尚书令史，在中书省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寒门人士，实际上把持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的运作。这样一来，门阀士族被剥夺了实权，他们只能依附于皇权而无法凌驾于皇权之上。尽管门阀士族对那些拥有大权且受皇帝信任的寒人充满轻视，拒绝与他们交往，并以门第和婚宦自相标榜，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依然处于不断衰落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由于门阀士族的实际政治才干因长期优越的地位而逐渐衰退，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屡屡犯错，频遭杀戮，从而越来越走向衰败。至南梁末年，门阀士族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州镇制度

          刘裕建立刘宋政权后，在中央组建了一支强大的中央军以巩固统治，同时对地方的州镇制度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调整。他明确规定了各州府可设置的将领和官吏人数上限，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例如，荆州的将领人数不得超过两千人，官吏人数则不得超过一万人；其他州府的将领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人，官吏人数不得超过五千人。 为避免权臣和宗室拥有过大的兵权，刘裕特别颁布诏令，禁止再设立额外的军府。若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则仅允许设置一千名士兵。此外，他还总结了创建政权时的经验教训，认为“荆州地处上游，地域广阔、兵力强大，其资源和兵力几乎占朝廷的一半”，因此规定只有皇子才能担任荆州刺史。鉴于扬州是都城建康所在之地，作为立国的根本，扬州刺史也必须由宗室亲近之人担任。同时规定，无论是大臣还是宗室成员，若需担任地方要职或出兵讨伐，一律配发朝廷军队，任务完成后军权必须交还朝廷。 至宋文帝时期，地方上的重要州镇多由宗室成员出镇，并配备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进行监督和指导，以此制约宗室权力。南朝历代沿袭这一惯例，持续削弱荆州等军事重镇的实际权力。宋孝武帝在位期间，全面改革地方州镇制度，东晋时期最为强大的荆、扬二州被分割重组。其原有的营户兵力全部迁往建康，而原属荆、扬的地域则划分为荆、雍、郢、扬、东扬五州，形成相互牵制的格局。至此，东晋百年间荆、扬两州对立威胁京城建康的局面得以彻底终结。 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宗室的控制，孝武帝设立了寒人典签制度，让寒门出身的人担任州镇军府中的典签职务，负责掌管文书。他们不仅监视州镇长官和宗室成员，还拥有随时向朝廷报告情况的权力，从而大大削弱了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

法律制度

       为了配合统治者集权改制的需求，抑制豪强势力，刘宋政权在一些法律领域对魏晋时期的律令进行了重大改革和创新。尤其是针对魏晋以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现象，刘宋统治者展开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早在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就曾两次整顿选举法，推行土断法以配合土断政策的实施。永初三年（422年）正月，他又对东晋以来过于苛刻的刑法进行了调整，颁布诏书宣布“无论刑罚轻重，一律予以宽宥”。 至宋孝武帝时期，刑法制度方面实现了两项重要的创新和改革。在审讯制度上，孝武帝规定，凡涉及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与审讯，并明确“若两千石官员无法裁决，应移交廷尉处理；非神州统辖范围内的案件，则移交给刺史；刺史若有疑虑，也可归案至台狱审理。务必确保死者无怨，生者无恨”。 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多兼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有“将军”头衔，他们往往专横跋扈，滥用军法随意杀人，不顾正式刑律，导致“法不责众”的混乱局面频发。为此，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除非是在战场作战，否则不得擅自杀人。如罪行严重确需处死，也应遵循国家法律条文先行上报，相关部门必须严格督察。如有违犯者，将以杀人罪论处。”此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军事】
军事体制

         在宋朝前期，北府兵的地位举足轻重，成为中央军以及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因此，在这一时期，世兵制仍然是主要的军事制度。然而，到了元嘉后期，为了应对荆雍地区蛮族的威胁，时任伐蛮总指挥的刘骏（即后来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区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雍州伐蛮军。这支军队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成为了刘骏日后夺取帝位的关键力量。凭借这支荆雍兵，刘骏成功击败了建康的中央军，登上了皇位。 随着刘骏即位，他主导了一系列军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这一改革标志着世兵制逐渐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和征兵制，特别是将领自行招募部曲的募兵制，逐渐成为刘宋末年军队中的精锐核心。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军队的构成，也对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雍州豪族集团（荆雍兵）逐步取代了北府兵集团的地位，成为新的军事支柱。

对外战争

         晋末时期，氐族杨氏家族在陇右一隅建立了仇池政权，并一度占领汉中地区。然而，当刘裕征蜀时，顺带发兵反攻仇池，导致仇池迅速溃败，被迫撤出汉中，并向刘裕献上降表。此后，仇池转而向新建立的宋朝称藩，宋朝则册封杨家为车骑大将军，并加侍中之职，以示恩宠。 然而，到了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王杨难当趁宋朝北伐失利之际，企图重新夺取汉中，于是全力进攻宋朝的益州。这一举动激怒了宋文帝，他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反击。不久之后，宋军便攻入仇池境内，驻守仇池的主将选择向宋投降，使得仇池的大片国土归入宋朝版图。而仇池的残余势力则退至阴平一带，勉强维持生存。这次战役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彰显了宋朝对外用兵的强大实力。

【经济】
      农业发展 ：在刘宋时期，国内的统一程度远超以往强藩割据和地方势力强大的东晋时代。这种高度的统一性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宋武帝、文帝以及孝武帝三代统治者都曾不同程度地推行过鼓励农桑、减免税赋的政策。从宋武帝初期至孝武帝统治后期的四十余年里，除了几次高层权力更迭引发的小范围动荡外，民间并未遭遇大规模的动乱或自然灾害。因此，在这四十多年间，刘宋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南方经济也随之稳步提升。 相较于北方的北魏，刘宋的社会环境相对更加安定。尽管南渡移民在初期及泰始之祸前后仍络绎不绝，但农业生产依旧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其中，荆、扬二州的表现尤为突出，而益州则紧随其后。扬州作为刘宋最为发达的地区，建康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尤为显著。三吴地区（即吴郡、吴兴、义兴）不仅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各种支出的主要支撑。

     商业繁荣：  刘宋时期的农业与手工业均较为发达，加之江河交通的便利条件，使得商业活动日渐兴盛。江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逐渐朝着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方向迈进。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进行交易。然而，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资源有限，导致币制屡次变更，货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涵盖了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必需品以及奢侈品。商贾们根据规模大小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小商贩通常在集市上开设店铺进行售卖，而大商人则负责将货物转运至四方。凡是涉及大批量商品买卖的交易，大多源自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世族享有免关税的特权，他们常在任期届满时携带大批货物作为“还资”，随后再将其转卖至各地以获取利润。 在刘宋时期，商业重镇包括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和广陵等地。其中，建康是三吴地区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和余杭则紧随其后。广州作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与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以及波斯等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江陵则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和梁州之间的货物转运站。而成都在商业繁华的同时，也是蜀锦这一珍贵纺织品的重要产地。
         手工业：在宋朝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并以绢布作为户调征收的主要形式，这使得绢布在当时几乎等同于货币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纺织业的生产与发展。 刘宋时期的纺织业与养蚕业尤为发达，主要产地集中在荆、扬二州。由于丝、绵、绢、布等物品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纺织成为了民间普遍开展的一项副业。其中，织锦业则以益州为主导。刘裕消灭后秦之后，将关中的织锦工匠迁往江南地区，从而开启了江南织锦业的发展新篇章。当时的富豪人家穿着华丽的绣裙，脚踏锦履，用彩帛制作杂花装饰，绫罗绸缎作为服饰材料，锦缎则被用来制作屏障，彰显出社会对纺织品的高度需求和重视。 此外，朝廷还专门设立了官员来管理矿冶事务，利用水排技术进行鼓风冶铸。炼钢工艺上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灌钢法，即通过混合生铁和熟铁来炼制优质钢材，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铁，广泛用于制造宝剑和刀具等兵器。 瓷器烧制技术在刘宋时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主要以青瓷为主，其产地集中在会稽郡（现今的绍兴）。这些青瓷具有极高的硬度，釉料均匀，通体呈现出清透的青绿色光泽。江南其他地区的制瓷技术同样各具特色，展现出地域性差异。与此同时，刘宋时期的纸张洁白且质地均匀，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简牍书写材料，藤纸与麻纸成为流行的纸张类型。造船业同样十分兴盛，例如在宋末沈攸之起义反对萧道成时，荆州曾建造了数千艘战舰。三吴地区的运河网络也在持续修造中，至南齐时期已基本完成，这不仅畅通了三吴与建康之间的交通，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于人口方面：不同学者对于宋朝疆域内的人口数量有着不同的观点。学者葛剑雄认为，在第二次元嘉北伐之前，宋朝的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而学者赵文林、谢淑君则提出，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全国人口约为2000万人；到了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估计全国人口达到了2370万人。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隐匿人口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宋武帝时期以及宋文帝统治前期多次推行“土断”政策以整顿户籍，但自宋文帝中后期开始，士族巧取豪夺的问题再度频发。孝武帝刘骏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制止和限制这一现象，但在除荆雍扬核心区域外的其他地方，效果并不明显。加之元嘉末年，北魏在宋的江北六州进行烧杀屠掠，导致江北六州人口损失接近十分之四五。 因此，到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官方记录显示，国家在编的户口仅有901769户，总人口为5174074人（此数据未包含士族隐匿的人口及奴婢人数）。考虑到十多年前发生的北魏在宋江北六州的烧杀屠掠事件，致使当地人口大幅减少，再加上孝武帝统治后期的463-464年间，浙江等地因大面积旱灾引发严重饥荒，造成浙江人口死亡逃散达十分之六。所以，元嘉之治时期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150万户，900万人。若再加上各地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数，实际人口应超过1000万人。

【文化】

四学

        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宋文帝刘义隆诏令豫章隐士雷次宗前往建康，在鸡笼山设立学馆，广招学子讲授儒学。文帝本人亦多次亲临学馆，聆听雷次宗的讲学内容。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文帝还命何尚之开设玄学课程、何承天教授史学、谢元负责文学教育，与雷次宗的儒学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四学”。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教育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学 在文学领域，元嘉年间成就斐然。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以其简洁隽永的笔触，生动描绘了数百位魏晋名士的形象，其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均无可匹敌，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经典之作。此外，“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大胆革新，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表现手法都取得了显著突破，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学

       史学方面，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史学三裴”：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其中，裴松之所撰《三国志注》尤为著名。由于陈寿原作《三国志》记述过于简略，宋文帝特命裴松之对其进行补充注释。《三国志注》引用大量史料，丰富了原著内容，对后世注释体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期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了《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艺术

        在艺术领域，元嘉年间同样成果斐然。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专著《画山水序》即诞生于此时，标志着山水画作为独立画科的正式形成。陆探微、宗炳、王微等艺术家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在绘画、书法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为后世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灵感源泉。围棋活动也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和发展，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

        尽管宋文帝在建康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宫殿、园林及庙堂建筑，但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战乱破坏等原因，这些珍贵的建筑遗产大多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仅留下些许记载供后人凭吊追思。

儒学

        自东汉末年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式微，“儒教尽矣”。然而，在南朝宋统治者特别是宋孝武帝的努力下，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宋武帝到宋明帝，历代帝王均重视儒学复兴工作，其中尤以孝武帝最为积极。他不仅恢复了中断两百多年的祭孔仪式，还在民间大力修建孔庙，实施一系列礼制改革以重塑儒家礼乐制度，并多次下令修缮学校设施，尊崇当世大儒。据沈约《宋书》记载：“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颇有前王之遗典……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这表明当时儒学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理论探索层面，颜延之、宗炳等思想家针对当时儒学面临的困境，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主张融合佛教思想以充实儒家理论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佛兼综思想。通过这些努力，儒学在南朝宋时期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宗教
          在宋代，佛教与道教均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教发展与皇权政治的重新确立密切相关，宋朝皇帝对宗教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足够的重视。通过宗教，他们不仅寻求精神寄托，更希望通过宗教力量来巩固政权、弘扬德治。

         佛教的发展 ：从宋武帝开始，历代统治者大多采取了扶持并利用佛教的政策。这种扶持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迎请礼遇著名僧尼、修建寺庙、铸造佛像、设立法会、邀请高僧讲经说法、敕令皇室子弟与僧尼建立师友关系，以及与崇信佛教的国家进行交流互动等。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还为王朝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助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通过非正常方式获得皇位的统治者，往往会借助佛教思想为其政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提供论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宣扬自己的德行，进一步稳固政治基础。此外，佛教逐渐渗透到传统礼制中，这也是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结合的重要特征之一。 然而，宋朝皇帝对佛教并非一味纵容。他们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统治为基本原则，适时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例如，在宋孝武帝时期，对沙门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建立了僧官制度，以防止僧尼干预军政事务。同时，限制佛寺塔像的过度建造，淘汰品行不佳的僧尼。这些措施有效地引导和管理了佛教的发展，避免了北方因佛教过度泛滥而导致的“法难”悲剧。总体而言，宋朝的佛教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发展。

        道教的发展：  相比之下，道教在宋代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与改革。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天师道曾遭受刘裕的严厉镇压和打击。因此，在宋朝建立后，天师道不得不重新调整策略，改变以往反叛朝廷的形象，转而寻求新政权的庇护。具体表现为迎合政治需求，向新政权表达忠诚。 随着天师道及其他道教派别的整顿与改革，宋朝统治者逐渐采取了对道教人士礼遇和笼络的政策。到了宋明帝时期，朝廷开始广泛迎请和优待道教人士，为他们修建道馆，并任命道馆馆主。此外，宋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上清、灵宝等道派经典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这些努力对道教各派的发展以及统一的道教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被宋朝皇帝征召和礼遇的道教人士，往往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广博的学识，通晓儒、玄、释、道等多种学问。对他们的礼遇和笼络，不仅有助于形成冲淡、纯朴的社会风气，从而促进社会风俗的改良，还促进了道教内部的交流、道教教理的弘扬，甚至推动了道佛之间的学术辩论与争鸣，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学术氛围。

      综上所述，宋代的宗教政策不仅促进了佛教与道教的繁荣发展，更为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政治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
           医学、历法、数学与机械等领域的进步，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以下是对这些领域具体发展的详细介绍：

      医学： 在宋文帝时期，政府高度重视医学教育，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专门医官职位，负责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一举措标志着医学从综合性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医学知识得以传承和创新，为后世医疗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法： 历法的进步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体现。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著名天文学家何承天编纂完成了《元嘉历》。这部历法相较于前代作品更加精密，极大提升了天文观测和时间计算的准确性，对中国历法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科学家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这部历法首次引入了“岁差”概念，使历法计算精度显著提高，并被称为“甲子元历”。它在中国历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视为第二次重大改革。

          数学： 数学领域中，宋末杰出科学家祖冲之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将圆周率精确推算至小数点后第七位。这一成果领先欧洲一千多年，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祖冲之的研究不仅推动了数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工程、天文等领域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支持，彰显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卓越的智慧与创新能力。

       机械： 在机械制造方面，祖冲之同样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他设计并制造了指南车，这种装置能够始终保持指向南方，为导航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他还发明了由机械驱动的“千里船”，大大提高了水上交通工具的效率。同时，他创造的“水碓磨”利用水流动力进行舂米和磨粉，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医学、历法、数学还是机械制造，这些领域的成就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民族】

         在宋朝前期，与北方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外交联盟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夏、柔然、北凉、吐谷浑以及黄龙国（即北燕）。其中，吐谷浑、北燕和北凉更是向刘宋称臣，表示了更高的政治依附关系。 宋朝与这些北方政权建立联系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对北魏形成牵制作用。在这诸多外交关系中，宋与柔然、吐谷浑之间的联盟显得尤为稳固且持久。这种联盟不仅有效地削弱了北魏的力量，同时也对其构成了强大的牵制。 正因为如此，当北魏意图对宋发动军事进攻时，往往需要先集中精力防范柔然的主力部队南下威胁其后方安全。只有在确保北部边境无虞之后，北魏才敢在次年调集重兵大举南下讨伐刘宋。这一战略格局充分体现了当时南北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也凸显了宋朝通过外交手段实现战略平衡的重要意义。

【外交】
     北魏时期：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博弈。每当有征伐行动时，北魏常常会先派遣使者前往南朝宋，以避免遭受南北夹击的局面。而宋也借此机会强化内部统治秩序，推动生产发展，扩充军事力量，伺机向北发起反攻，意图收复失地。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北魏太武帝曾向宋派遣使者13次，而宋文帝则向北魏派遣使者6次。尽管双方在称呼上互相贬低——宋称北魏为“索虏”，北魏称宋为“岛夷”，但他们依然保持了不定期的外交往来，通过互派使者维持南北之间的交涉与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史书的记载中，双方都试图将彼此的关系描述为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例如，《魏书》和《宋书》均声称对方曾向自己朝贡，但实际上，北魏与宋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此外，两国还曾有过五年的互市贸易历史。公元453年，宋孝武帝即位后，北魏提出希望恢复边境贸易。经过广泛商议，宋孝武帝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这种官方主导的贸易活动大约持续到公元458年，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战事而中断。

        东亚地区：宋与倭国（日本）、百济、高句丽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其中，倭国曾多次向宋朝贡，史书记载共有五位倭王接受过宋的册封。百济同样频繁向宋示好，并在宋朝后期与其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甚至可能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北魏。高句丽则在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之前一直向宋称臣纳贡，维系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友好关系。然而，随着北魏逐渐控制山东和淮北地区，高句丽与宋的关系开始趋于疏远。

        西域和中亚方向：整个宋朝期间，玉门关以西的滑国、龟兹、于阗、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题国、渴盘陀国、末国以及波斯等国家均有向宋朝贡的记录。由于河西走廊已被北魏掌控，这些国家的使节通常选择从岷山道进入宋境。此外，宋的海上贸易网络也非常发达，其影响力甚至延伸至波斯。当时的文献曾这样描述：“爰命干戈，象蒲之绝，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这表明当时各国使节络绎不绝，充分体现了宋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东南亚方向：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林邑（今越南南部）趁着晋末乱局不断侵扰交州。为此，刘裕命令交州刺史杜慧度率领大军万人南下讨伐林邑。宋军深入林邑境内，重创其军队，迫使林邑求降，并向宋廷进献大象、金银、古贝等珍贵礼物。次年，林邑王范阳迈派遣使者前往宋廷朝贡，表示臣服，并获得刘裕的正式册封。 然而，当范阳迈之子范咄继位后，虽然林邑仍多次派遣使者入贡，但其行为却显得反复无常。范咄屡次要求宋朝封他为“交州刺史领交州”，但每次都遭到拒绝。在此期间，范咄还多次派兵入侵交州，不过每次都被宋军成功击退。随后，林邑不得不向宋朝谢罪并纳贡。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林邑再次侵犯交州，宋文帝震怒，派遣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与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人率军征讨。此次战争对林邑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家国荒殄，时人靡存”。此后，林邑国对宋表现得极为恭顺，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建康朝贡。

        除此之外，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国家也有与宋朝进行朝贡往来的记录。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宋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开放的外交政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
         宋朝时期，社会上逐渐兴起了一股追求个性自由、民族开放以及多元文化的风尚。这一时期的南朝知识分子大多能够顾全大局，不再执着于无谓的抵抗，正如古语所云“无声胜有声”，这种态度展现了一种理想乐观主义的情怀，同时也体现了豁达大度的心境。例如，阮籍因不愿与司马氏家族联姻，在媒人面前连续醉酒六十余日。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南朝也逐渐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社会风气。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地域层面，还深入到了观念层面。

     地域方面：南朝积极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中原文化也在向周边地区扩散，整个社会不存在文化交流的障碍。而在观念上，对女性的束缚有所放松，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当时的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公开露面，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关于士女游宴的记载，显示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参与聚会、踏春等活动。此外，妇女的发式和服饰也反映出她们社会地位的提升。

     服饰方面：宋朝继承了秦汉的传统习俗，同时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良，主要体现在个别服饰的颜色搭配上。宋朝的服饰风格较为随性，注重轻松、自然、舒适的穿着体验。 男子的服饰多为大袖宽衫，搭配宽大的衣带。许多名士甚至不穿内衣，只穿外衣，而一些较为讲究的人则会在里面穿上类似吊带衫的衣物。女子的服饰则以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为主。与男子宽松的服饰不同，女子的上衣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设计得更为紧身合体，但依然保持广袖的特点。下裙为多褶裥裙，裙长及地，下摆宽松，整体呈现出俊俏飘逸的效果。贵族妇女还喜欢佩戴繁复精美的装饰品，这与宋朝崇尚奢华糜丽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宋朝的服饰风格与魏晋时期相似，相较于秦汉时期更加宽松简洁，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刘宋【皇帝世系】

   刘翘（？-？），字显宗，彭城郡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宋武帝刘裕之父。仕东晋为郡功曹。死后，葬丹徒（今江苏镇江丹徒镇），后称兴宁陵。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为宋武帝刘裕追尊为孝穆皇帝。

【二】刘义符(406年~424年8月4日)，南朝宋第二位皇帝（422年~424年在位）

【三】刘义隆(407年-453年)，南朝宋第三位皇帝（424年9月17日 至 453年3月16日在位）

【四】刘劭（424年～453年），南朝宋第四任皇帝（453年3月~5月在位）

刘劭年号，太初（453年3月~5月），刘劭~文皇帝刘义隆长子，429年刘劭被册立为皇太子，居永福省，时年六岁。453年二月二十日夜晚弑父继位，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

【五】刘骏（430年9月19日~464年7月12日），刘宋第五位皇帝（453年5月20日~464年7月12日在位）。

【六】刘子业（449年～466年），南朝宋第六位皇帝（464年~466年在位）。

宋前废帝刘子业年号，永光（465年）。刘子业~宋孝武帝刘骏长子，母为文穆皇后王宪嫄。449年2月25日出生，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二十三日父亲去世，同日皇太子刘子业即位，改元永光。八月改元景和（465年八月—十一月），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三十日（466年1月1日）夜，刘子业被叔叔湘东王刘彧与亲信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等十一人联手杀害，时年十七岁，葬于丹阳郡秣陵县南郊坛西。

【【七】】刘子勋（456年—466年9月19日），字孝德，徐州彭城郡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刘宋宗室，宋孝武帝刘骏第三子，母为陈淑媛，在宋明帝刘彧篡位后曾被短暂立为皇帝，在位时间466年2月7日 至 466年9月19日，年号：义嘉465年-466年
大明四年（460年）封为晋安王，历任南兖州刺史、江州刺史、雍州刺史。因孝武帝驾崩，未赴任，故以镇军将军还为江州刺史。景和元年（465年），驸马何迈因妻子新蔡公主被宋前废帝刘子业纳入后宫，便密谋在刘子业出行时发动政变，迎立晋安王刘子勋为皇帝，事败被杀，宋前废帝刘子业欲杀刘子勋。同年十一月，湘东王刘彧发动政变，弑杀刘子业，刘彧任命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江州长史邓琬拒不受职，并于泰始二年（466年）正月初七日在寻阳城立刘子勋为皇帝，年号“义嘉”，此举得到孝武诸王和各地州郡长官的支持，遂东伐建康，史称“义嘉之难”，同年秋，义嘉政权十万大军被刘彧数万人击败，八月己卯（466年9月19日），刘子勋为刘彧大将沈攸之诛杀，时年十一岁，葬于浔阳庐山。

【八】刘彧（439年-472年），中国南朝宋第七个皇帝（466年~472年在位）。

明皇帝刘彧年号，泰始（465年十二月-471年十二月）），泰豫（472年正月—十二月）。刘彧~宋文帝刘义隆第十六子，母亲沈容姬于453年8月18日去世），刘彧出生于439年，49岁时受封为淮阳王，元嘉二十九年（452年），改封湘东王。泰初元年（453年），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因为刘彧生母沈容姬已过世，十五岁的刘彧就由刘骏的生母路太后抚养长大。465年十一月三十日杀害前废帝刘子业称帝，改元泰始。其实在465年十月，宋孝武帝刘骏第三子刘子勋便密谋刺杀刘子业。不过被刘彧抢先称帝，刘彧称帝后，就任命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江州长史邓琬（曾任刘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拒不受职，并于泰始二年（466年）正月初七日在寻阳城立刘子勋为皇帝，年号“义嘉”，此举得到孝武诸王和各地州郡长官的支持，讨伐建康，史称“义嘉之难”，466年秋，刘子勋政权十万大军被刘彧数万人打败，八月己卯（466年9月19日），刘子勋被刘彧大将沈攸之诛杀，时年十一岁，葬于寻阳庐山。

     刘彧于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十七日病死，时年34岁。遗诏托孤蔡兴宗、袁粲、褚渊、刘勔、沈攸之五人，分别掌控内外机要重区，另外命令萧道成为卫尉，参掌机要。太子刘昱继立。

【九】刘昱（463年3月1日~477年8月1日），南朝宋第八位皇帝（472年四月八日~477年七月七日（8月1日））。

三弟：刘道规，字道则，官至征西大将军，封南郡公，谥号“烈武”。后赠大司马、临川王。

（后妃）

1.臧爱亲，结发之妻，生刘兴弟，追谥武敬皇后。
2.张阙，封夫人，生刘义符、刘惠媛，后为皇太后、营阳王太妃。
3.孙氏，封修华，生刘义真。
4.胡道安，生刘义隆，后赠婕妤、章皇太后。
5.王氏，封修容，生刘义康。
6.袁氏，封美人，生刘义恭。
7.孙氏，封美人，生刘义宣，谥献太妃。
8.吕氏，封美人，生刘义季。
长子：刘义符，刘宋第二位皇帝。在刘裕死后继位，不久被废为营阳王，随后被杀。史称宋少帝。
次子：刘义真，封庐陵王，官至司徒，少帝时被废为庶人，不久被杀，谥孝献王。
三子：刘义隆，刘宋第三位皇帝。初封宜都王，后被拥立为帝，开创“元嘉之治”。庙号太祖，谥号文皇帝。
四子：刘义康，封彭城王，官至司徒、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曾执掌朝政，后被宋文帝废杀。
五子：刘义恭，封江夏王，官至太宰，宋前废帝时密谋废帝而被肢解杀害，谥文献王。
六子：刘义宣，封南郡王，参与讨平刘劭之乱，后谋反失败被捕，于狱中自杀。
七子：刘义季，封衡阳王，官至征北大将军，刘义康被废后酗酒终日，谥文王。
长女：刘兴弟，会稽宣长公主，嫁徐逵之。
次女：刘荣男，吴兴长公主，嫁王偃。
三女：广德公主
四女：宣城公主，谥号德，嫁周峤。
五女：新安公主，嫁王景深 
六女：吴郡公主，谥号宣，始安公主死后嫁褚湛之为继室。
七女：富阳公主，嫁徐乔之。
八女：始安公主，谥号哀，嫁褚湛之。
九女：刘惠媛，义兴恭长公主。 
幼女：刘欣男，豫章康长公主，先嫁徐乔，后嫁何瑀。

受范晔谋反案牵连，废为庶人，最终被刘义隆赐死。

五弟：刘义恭，封江夏王，官至太宰，宋前废帝（文帝孙）在位时与柳元景等密谋废立，事泄被杀。
六弟：刘义宣，封南郡王，官至丞相、荆湘二州刺史，宋孝武帝（文帝子）在位时起兵叛乱，兵败被杀。
七弟：刘义季，封衡阳王，官至征北大将军、徐州刺史，刘义康被废后终日酗酒，是兄弟七人中唯一善终者。
（姐妹）
1.刘兴弟，会稽公主，下嫁秘书监徐钦之之子徐逵之，徐逵之出身东海徐氏。谥为会稽宣公主。
2.刘荣男，吴兴公主，下嫁始兴郡公王嘏之子王偃，王偃出身琅琊王氏。谥为吴兴昭公主。其女王宪嫄为宋孝武帝刘骏皇后。
3.刘氏，广德公主。
4.刘氏，宣城公主，下嫁侍中周淳之子周峤，周峤出身汝南周氏。谥为宣城德公主。
5.刘氏，新安公主，下嫁王景深，王景深出身太原王氏。
6.刘氏，吴郡公主，下嫁太常褚秀之之子褚湛之（为褚湛之继室），褚湛之出身阳翟褚氏。谥为吴郡宣公主。
7.刘氏，富阳公主，下嫁南平郡公徐羡之之子徐乔之，徐乔之出身东海徐氏。
8.刘氏，始安公主，下嫁太常褚秀之之子褚湛之，褚湛之出身阳翟褚氏。谥为始安哀公主。
9.刘惠媛，义兴公主。谥为义兴恭公主。
10.刘欣男，豫章公主，下嫁徐乔，徐乔出身东海徐氏。再嫁大司农何融之子何瑀，何瑀出身庐江何氏。其女何令婉为宋帝刘子业皇后。
妻妾：谢妃，庐陵王妃，尚书左仆射谢景仁之女，出身陈郡谢氏。
嗣子：刘绍，刘义隆第五子，元嘉九年（433年）出继刘义真为嗣，袭封庐陵王，官至左将军、扬州刺史
（嗣孙）
1.刘敬先，南平王刘铄第三子，继刘绍为嗣，袭封庐陵王，后为前废帝刘子业所害，谥号恭王
2.刘子舆，孝武帝刘骏第十一子，初封晋熙王，后继刘绍为嗣，袭封庐陵王，官至辅国将军、南高平临淮二郡太守，为明帝刘彧所杀。
3.刘德嗣，桂阳王刘休范第二子，继刘绍为嗣，袭封庐陵王，官至建威将军、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后随生父谋反，被杀
4.刘暠，临澧侯刘袭第三子，继刘绍为嗣，袭封庐陵王，官至给事中，谥号元王，最终因无子除国。

【家庭成员】

祖父：宋武帝刘裕

父亲：刘义隆，在位三十年，被刘劭弑杀，初上庙谥为中宗景皇帝，刘骏即位后改为太祖文皇帝。 
母亲：袁齐妫，出身陈郡袁氏，左光禄大夫袁湛庶女，刘义隆原配正妻，立为皇后，谥号为元。
（兄弟）
刘义隆共有十九个儿子，皆是异母所生。刘劭年龄最长，有十八个弟弟。 有三人早逝仅有五人得以善终（病逝），其余皆在宗室内讧中被杀害。
刘休明（刘濬），封始兴王，与刘劭一同政变，建康城破后于逃亡途中被叔父刘义恭杀死。
刘休龙（刘骏），初封武陵王，后灭刘劭称帝，史称宋孝武帝，在位十一年病逝。
刘休玄（刘铄），封南平王，因曾支持刘劭最终被刘骏毒杀。
刘休胤（刘绍），出继伯父刘义真，袭封庐陵王，刘劭弑立之前便已病逝。
刘休文（刘诞），历封广陵王、随王、竟陵王，因功高震主，在南兖州刺史任上被刘骏攻杀。
刘休度（刘宏），封建平王，刘骏在位期间病逝。
刘休秀（刘袆），历封东海王、庐江王，因受柳欣慰叛乱牵连，被刘彧勒令自杀。
刘休道（刘昶），封义阳王，因担心被前废帝刘子业（刘骏子）杀害，逃亡北魏，最终在北魏病逝。
刘休渊（刘浑），历封汝阴王、武昌王，因自号楚王，被刘骏以僭越之罪废为庶人，勒令自杀。
刘休炳（刘彧），历封淮阳王、湘东王，刘子业遇弑后称帝，史称宋明帝，在位六年病逝。
刘休仁，封建安王，拥立刘彧有功，因功高震主，最终被赐死，追贬为始安县王。
刘休佑，历封山阳王、晋平王，被刘彧设计暗杀，追免为庶人。
刘休茂，封海陵王，在雍州刺史任上起兵叛乱，被参军尹玄庆擒杀。
刘休业，封鄱阳王，早逝。
刘休倩，早逝，病逝前被封为东平王，但未及正式册封，后追改临庆王。
刘夷父，早逝，追封新野王。
刘休范，历封顺阳王、桂阳王，后废帝刘昱（刘彧子）在位时于江州举兵叛乱，被朝廷镇压。
刘休若，封巴陵王，被刘彧赐死。
（妻妾）
刘劭的妻妾在其败亡后全部被刘骏处死。史料有载者二人：
正妻~殷皇后，出身陈郡殷氏，黄门侍郎殷淳之女，原为太子妃。她在刘劭弑立后被立为皇后，最终被赐死于廷尉狱
妾室~王鹦鹉，原是东阳公主府中婢女，后嫁沈怀远为妾。她在刘劭弑立后被纳入宫中，深受宠爱，甚至有被立为皇后的打算，最终被当街鞭杀，焚尸扬灰
（子女）
刘劭的子女在其败亡时全部被处死。四个儿子“枭首大航，暴尸于市”，女儿则赐死狱中。其子女史料载名者仅三人：
刘伟之，被立为皇太子，其妃为江湛第三女
刘迪之
刘彬之。

祖父：宋武帝刘裕

父亲：宋文帝刘义隆（407-453）

生母：路惠男（412-466），崇宪太后→昭皇太后
（妻妾）
1.王宪嫄（428-464）
2.文穆皇后，陈氏（？-466）
3.陈淑媛
4.阮氏  ，阮容华
5.徐氏，徐昭容
6.何氏，何淑仪
7.史氏，史昭华
8.殷氏，殷贵妃
9.何氏，何婕妤
10.谢氏，谢昭容
11.江氏，江婕妤
12.史氏，史昭仪
13.江氏，江美人
14.杨氏，杨婕妤
15.杜氏，杜容华
（儿子）
长子：前废帝刘子业（449-466），母王宪嫄
次子：豫章王刘子尚（450-466）
三子：晋安王刘子勋（456-466），母陈淑媛
四子：安陆王刘子绥（456-466），母阮容华
五子：刘子深
六子：寻阳王刘子房（456-466），母何淑仪
七子：临海王刘子顼（456-466），母史昭华
八子：始平孝敬王刘子鸾（456-465）母殷淑仪
九子：永嘉王刘子仁（457-466），母徐昭容
十子：刘子凤，母何婕妤
十一子：始安王刘子真（457-466），母谢昭容
十二子：刘子玄，母江婕妤
十三子：邵陵王刘子元（458-466），母史昭仪
十四子：齐敬王刘子羽
十五子：刘子衡
十六子：淮南王刘子孟（459-466），母杨婕妤
十七子：刘子况，母杨婕妤
十八子：南平王刘子产（？-466），母徐昭容
十九子：晋陵孝王刘子云
二十子：刘子文
二十一子：庐陵王刘子舆（？-466），母杨婕妤
二十二子：南海哀王刘子师
二十三子：淮阳思王刘子霄（461-464），母江婕妤
二十四子：刘子雍
二十五子：刘子趋（？-466），母何婕妤
二十六子：刘子期
二十七子：东平王刘子嗣（463-466），母谢昭容
二十八子：刘子悦
（女儿）
1.山阴公主刘楚玉（446-466），母王宪嫄，驸马：何戢
2.安固公主刘氏
3.临汝公主刘氏，驸马：江斅
4.安吉公主刘氏，驸马：蔡约
5.临淮康哀公主刘楚佩，母王宪嫄
6.刘楚琇，母王宪嫄
7.康乐公主刘修明，母王宪嫄，驸马：徐孝嗣
8.县公主刘氏，

刘彧（439年-472年），即宋明帝，字休炳，小字荣期。徐州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 宋文帝刘义隆之子，中国南朝宋第六位（第七）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被宋文帝封为淮阳王，后改封湘东王。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十七日病死去世，葬于高宁陵。在位年号~泰始（465年十二月-471年十二月）），泰豫（472年正月—十二月）。个人作品~《圣祖颂》《明德颂》《帝图颂》《龙跃大雅》《淮祥风》《治兵大雅》《白纻篇大雅》《皇业颂》《通国风》《天符颂》等。472年四月八日长子刘昱继位，沿用年号泰豫，次年改元元徽。
【家庭成员】
祖父：宋武帝刘裕

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刘宋第三位皇帝。
母亲：沈容姬，为宋文帝婕妤，史称宣皇太后。
（妻妾）
1.皇后王贞风，谥号明恭皇后，出身琅琊王氏。生女晋陵公主、建安公主，宋朝灭亡后被萧道成毒死。
2.陈妙登。生子刘昱
3.谢修仪。生子刘法良、刘燮
4.陈法容。生子刘准
5.徐婕妤。生子刘跻
6.郑修容。生子刘智井
7.杜修华。生子刘翙
8.泉美人。生子刘友、刘禧
9.徐良人。生子刘赞、刘嵩
（儿子）
第一子：宋后废帝，刘昱，463年 - 477年
第二子：刘法良，，生卒年不详
第三子：宋顺帝，，刘准，467年 - 479年
第四子：早夭，，，未命名。
第五子：东平王，，刘智井，？- 470年
第六子：晋熙王，，刘燮，470年 - 479年
第七子：邵陵殇王，刘友，470年 - 479年
第八子：江夏王，，刘跻，470年 - 479年
第九子：武陵王，，刘赞，470年 - 478年
第十子：随阳王，，刘翙，471年 - 479年，

十一子：新兴王，，刘嵩，471年 - 479年
十二子：始建王，，刘禧，471年 - 479年
（女儿）
1.刘伯姒，晋陵公主。
2.刘伯媛，建安公主。
3.刘氏，阳羡公主，下嫁出身琅琊王氏的王俭。
4.刘氏，下嫁出身琅琊王氏的王亮。

次兄：刘法良，早殇。

（弟弟）

刘氏，早殇。

4.刘智井，东平王，出继叔父东平冲王刘休倩。
5.刘燮，晋熙王，司徒。萧道成受禅，降封刘燮为阴安县公。
6.刘友，邵陵殇王，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7.刘跻，江夏王，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东中郎将，会稽太守，左将军。萧道成受禅，降封沙阳县公。
8.刘赞，武陵王，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
9.刘翙，随阳王，都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持节，前将军。萧道成受禅，降封舞阴县公。
10.刘嵩，新兴王。萧道成受禅，降封定襄县公。
11.刘禧，始建王。萧道成受禅，降封荔封县公。
（姐妹）
1.刘伯姒，晋陵长公主。
2.刘伯媛，建安长公主。
3.刘氏，阳羡公主，下嫁王僧绰之子王俭（琅琊王氏）。
妻妾：谢梵境，谢飏女，出身陈郡谢氏，宋顺帝继位立为皇后。萧道成受禅，降为汝阴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