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夏商周三代至战国初期
‌中文名‌：杞国
‌别称‌：夏后氏、娄国（商周时期）‌
‌国号‌：杞
‌爵位‌：西周初为公爵，春秋时降为伯爵‌
‌所属洲‌：亚洲
‌开国君主‌：东楼公（姒姓，大禹后裔）‌

‌首都‌：

1.西周初封于河南杞县（今开封杞县）‌
2.西周晚期迁至山东新泰、宁阳，后定都淳于（今潍坊黄旗堡）‌

‌主要城市‌：杞县（河南）、淳于（山东）、新泰（山东）‌
‌政治体制‌：诸侯国（世袭君主制）
‌国土面积‌：方圆百里，小国寡民‌
‌相邻国家‌：宋国、鲁国、齐国、邾国、楚国‌
‌地位‌：周代“三恪”之一（与宋国、陈国并列），负责祭祀夏禹‌，夏商周三代唯一延续夏朝祭祀的诸侯国‌
‌历史事件‌：商汤灭夏后，迁夏遗民至杞‌，周武王封东楼公，重建杞国‌
‌存续‌：约1500年（夏商至战国初）‌
‌末代君主‌：杞简公（名不详）‌

【概述】

        杞国（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445年）是中国历史上从夏代延续至战国初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由华夏族所建立，国祚长达1500余年。杞国的历代国君为姒姓，系大禹的直系后裔，承载着夏朝王室的血脉传承。

        在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灭商后，为彰显礼贤先王之后的治国理念，积极寻找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后裔。最终，他找到了杞东楼公，并封其为杞国国君，令其前往杞地（今河南杞县）建国，以延续夏朝的宗庙祭祀。此时，杞国被封为公爵之国，地位显赫。然而，随着周王室权威的逐渐衰落，至春秋时期，杞国的地位亦随之下降，爵位被降为伯爵。

          历经夏、商、周三代，杞国虽屡经迁徙与动荡，却始终维系着对夏朝先祖的祭祀传统，成为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象征之一。然而，随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杞国终难逃覆灭命运。公元前445年，楚国北上扩张，杞国被其所灭，领土尽归楚国所有。     自杞东楼公开始，杞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共传二十位国君。

【国号来由】

杞国国号

     “杞”的由来，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义。其名称直接源自封地“杞地”（今河南杞县），是周朝建立后对夏禹后裔进行分封所确立的诸侯国。杞国的历史可追溯至商代甚至更早，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承载着夏朝文化的传承与象征。

      1. 国号的起源： 早在商代，杞地已有明确记载。甲骨文中曾出现“杞侯”的称谓，商王武丁更曾娶杞国女子为妃，说明当时杞地已是一个具有政治地位的区域。周武王灭商后，为延续夏禹后裔的祭祀，封东楼公于杞地，正式建立杞国，国号“杞”自此确立，成为周代诸侯国之一。

       2. 国号的含义：“杞”作为国号，首先源于地理命名。按照古代“以地为氏”的传统，杞国以封地之名作为国号，体现了对地理归属的认同。同时，杞国的设立也是周朝“存三恪”政策的体现，即对前朝后裔的尊重与礼遇。通过封杞国以承夏礼，杞国成为夏文化的重要象征，其国号也承载了延续夏朝血脉的历史使命。

       3. 历史演变： 杞国在商周交替之际已有存在，商代时为伯爵之国，周初被提升为公爵，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国力变化，其爵位后来又降为伯爵。杞国历史上多次迁徙，从河南迁至山东等地，但无论国都如何变动，国号“杞”始终未改，体现出国家认同与文化延续的稳定性。

      4. 文化关联：作为夏禹后裔的封国，杞国在文化上传承了夏礼。据《礼记》记载，孔子曾亲自前往杞国考察夏礼，说明杞国在礼仪制度上仍保留着夏朝的传统。此外，成语“杞人忧天”虽为寓言故事，但也可能与杞国历史上频繁迁徙、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联，反映出其生存环境的艰难。

【历史脉络】

杞国历史脉络贯穿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演进与变迁。

1. 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46年）

        杞国为姒姓诸侯国，相传为夏禹后裔所建。夏朝时期，杞地（今河南省杞县）被分封为十二个姒姓诸侯国之一，标志着杞国的起源。进入商代后，商汤灭夏，将部分夏朝遗民迁至杞地，杞国虽失去原有独立地位，但仍得以存续。值得注意的是，商朝曾多次废立杞国封号，反映出其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性。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曾迎娶杞国女子为妃，并对杞侯的健康状况进行占卜，可见杞国在商朝时期仍保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是东方地区的重要诸侯之一。

2. 周朝复兴（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延续前朝祭祀体系，寻得夏禹后裔东楼公，并将其封于杞地（今河南杞县），重新建立杞国，爵位为公，赋予其主管夏朝祭祀的重要职责。此举不仅是对夏朝后裔的安抚，也体现了周朝“存三恪”的礼制传统。随着周边强国如宋国、徐国的压迫加剧，杞国在西周懿王时期之前被迫东迁至山东新泰、宁阳一带，以寻求更安全的生存空间。

3.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进入春秋时期，杞国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爵位由“公”降为“伯”，国力亦日趋衰弱。在齐、鲁、宋等大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典型的“小国寡民”之代表。为躲避战乱与外敌侵扰，杞国多次迁都：公元前7世纪迁至淳于（今山东潍坊），公元前6世纪因淮夷侵扰再迁至缘陵（今山东昌乐），最后迁至鲁国北部，依附晋国以求庇护。尽管国力不强，杞国在文化上仍具有重要意义。据《礼记》记载，孔子曾前往杞国考察夏礼，以印证其关于“存三恪”的礼制理念，体现出杞国作为夏朝后裔在礼制传承上的特殊地位。

4. 战国灭亡（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5年）

     战国初期，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加剧，杞国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发动进攻，攻灭杞国，杞简公被杀，杞地归入楚国版图。从东楼公受封重建杞国至灭亡，其国祚延续达601年。若追溯至夏商时期的早期存在，杞国的历史跨度则超过1500年，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其兴衰历程，不仅是中国古代分封制度演变的缩影，也为我们研究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样本。

【政治】

       杞国政治制度以世袭君主制为核心，国君为姒姓杞氏，世代承袭，传承有序。周初，周武王封杞国始君为东楼公，爵位为公爵，以示对夏禹后裔的尊崇。然而随着国力的衰退，杞国后来被降为伯爵，但仍保有对夏禹的祭祀权，这一特殊待遇体现了周王室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可与尊重。

         政治地位方面，杞国与宋国、陈国并列为“周朝三恪”，享有崇高的礼遇。所谓“三恪”，即周天子对前代三朝后裔的敬重与礼遇，允许其保留部分王室礼仪，以祭祀先祖。因此，杞国作为夏朝后裔的代表，拥有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夏禹的特权，这在诸侯国中极为罕见，也彰显了其独特的政治身份。

           由于地处中原、国力较弱，杞国在春秋时期长期处于强邻环伺的不利局面。为求生存，不得不依附于鲁国、晋国等强国，甚至多次被迫迁都以避战乱。这种依附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安全，但也削弱了其政治独立性，使其难以在诸侯争霸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

      社会阶层：杞国的社会结构以贵族统治为核心，实行以姒姓王族为主导的世袭分封制度。国君如东楼公等，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军政大权，统领国家事务。其下设有卿大夫等贵族阶层，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管理地方事务。这种分封制度不仅巩固了王族的统治地位，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体系。 在社会的中下层，主要是平民与奴隶。平民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他们承担国家赋税与劳役义务，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奴隶则多为战俘或因罪没入者，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状况较为艰苦。关于这一阶层的具体记载较少，但从当时社会整体状况可以推测，他们的生活受制于统治阶层，缺乏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社会心理：由于杞国地处中原，国力较弱，长期面临外部威胁与内部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如陨石雨、地震等，使得民众普遍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心理特征在民间流传的“杞人忧天”典故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灾人祸的深切忧虑与不安。

        文化认同方面：杞国的姒姓后裔始终以夏禹为共同的精神纽带，维系着族群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即使在国家灭亡之后，部分族人虽改姓楼、夏、夏侯等，但仍保留了对祖先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延续了夏文化的血脉，体现了杞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 通过这一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双重维度，可以看出杞国虽为小国，却在历史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与民族精神。

【军事】

      杞国在军事制度与作战方式上深受周礼影响，形成了以车战与步兵协同为主的作战体系。其军队结构主要由贵族武士组成，辅以少量常备军，整体规模较小，国力相对弱小，缺乏独立应对外敌、尤其是大国侵袭的能力，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在军事行动方面，杞国在西周时期曾参与东夷地区的叛乱活动，如与虎方、卢方等部族联合对抗周王室，但最终被周军镇压。进入春秋时期后，为求生存，杞国频繁依附于鲁国、晋国等强国以寻求庇护。例如，鲁桓公曾以杞国行“夷礼”为由出兵讨伐，反映出当时诸侯间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关系。

       由于屡遭宋国、徐国、莒国等邻近国家的侵扰，杞国被迫多次迁都，从河南迁至山东，显示出其在军事战略上的被动与不安定。 在军事思想方面，杞国深受传统礼制与天命观念影响。其战争动员往往以“代天行罚”为名，延续了夏商以来“以德配天”的思想传统。而著名的成语“杞人忧天”，则源于杞国民众在战乱频仍、自然灾害频发（如陨石雨、地震）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忧患意识，反映出其国民在动荡局势中的心理状态。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率军攻灭杞国，杞简公被杀，杞国的政权与军事力量彻底瓦解，国家从此消亡。然而，部分杞人后裔南迁并融入越国，其中甚至包括越王勾践在内的部分贵族，延续了夏禹后裔的文化与军事传统。 

【疆域】

1. 早期疆域（商周时期）

      杞国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商代，商汤在建立商朝后，为延续夏朝的宗庙祭祀，封夏禹的后裔于杞地（今河南杞县），使杞成为夏人后裔的重要封地。这一时期的杞国虽为小国，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至周初，周武王灭商后，为安抚前朝遗民并维护统治秩序，重新分封东楼公于杞地（今河南杞县），延续杞国的国祚，使其成为周代夏后氏祭祀的延续。

2. 春秋时期的疆域变动

       进入春秋时期，杞国的疆域受到周边强国的严重挤压，被迫多次迁徙。由于宋国、徐国等诸侯的侵扰，杞国不得不由河南杞县向东迁徙至山东新泰、宁阳一带，以寻求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此后，随着齐鲁两国的崛起与扩张，杞国再度受到威胁，被迫迁都至淳于（今山东潍坊一带）。到了战国初期，杞国的疆域进一步缩小，最终迁都至缘陵（今山东昌乐），国土范围已十分有限。

3. 疆域特点

      杞国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缺乏天然屏障，素有“小国无险”之称。其疆域方圆不过百里，国力微弱，难以抵御外来侵袭。由于地理位置夹在鲁、齐、楚等强国之间，杞国长期处于依附状态，其疆域变化深受周边大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

4. 灭亡与疆域消失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发动军事进攻，攻灭杞国。至此，杞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其原有疆域被楚国吞并，成为楚国北扩过程中的一部分。杞国的灭亡不仅是其自身国运的终结，也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弱小诸侯在兼并战争中逐渐被强国吞并的历史趋势。 杞国的疆域变迁，见证了中国古代诸侯国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沉浮，也折射出当时地缘政治的复杂格局。其历史虽不显赫，却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5.各时期疆域对比

【经济】

         杞国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地理环境、政治地位以及时代背景的制约，呈现出长期脆弱和依附的特征。

          首先，农业基础十分薄弱。杞国疆域狭小，且历史上多次被迫迁徙，导致土地资源极为有限，难以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加之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农作物收成不稳定，农业生产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在春秋时期，杞国曾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绝收，国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齐国的粮食援助以维持生计。

           其次，杞国因国力弱小，长期处于周边强国的阴影之下，经济上难以独立发展。鲁、宋、齐等邻国时常对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甚至进行侵扰，严重破坏了杞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为求自保，杞国不得不向这些强国纳贡，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的经济负担，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实力，形成恶性循环。

        在商业与手工业方面，杞国的发展也受到诸多限制。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原与山东交界的边缘地带，并非当时的主要交通要道或商贸中心，缺乏良好的商业流通条件，难以形成活跃的市场体系。

       从考古发现来看，杞国的青铜器、玉器等手工艺品制作工艺较为简单，缺乏精细加工和高端技术，反映出其手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尚未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随着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杞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枯竭，民生凋敝，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在强国环伺的局势下，杞国最终无力支撑，经济全面崩溃，于战国中期被楚国吞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杞国的经济困境，是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小国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尽管其通过迁徙与依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灭亡的命运，但在列国争霸、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终究难以逃脱被吞并的历史结局。

【文化】

        杞国作为夏禹后裔的封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文化特征，成为研究先秦时期文化传承与融合的重要样本。 首先，杞国是夏礼的重要传承者。自周初受封以来，杞国便承担起祭祀夏禹、维护夏朝宗庙的重要职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杞国保留了大量源自夏代的礼仪制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延续夏文化血脉的诸侯国之一。

      春秋末期，孔子曾专程前往杞国考察夏礼，希望能寻觅夏代礼制的遗风。然而，由于“杞文献不足征”，孔子未能如愿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杞国在文化传承上的局限性与特殊性。

       其次，杞国文化具有显著的融合性。随着国势变迁，杞国由中原地区东迁至山东一带，与当地的东夷文化发生深度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文化面貌。在制度层面，虽然杞国作为周代诸侯国需遵循周礼，但其仍坚持保留夏礼传统，呈现出“周夏并重”的文化现象。这种双重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礼制上，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杞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独特风貌。

          此外，“杞人忧天”这一成语的来源也与杞国密切相关。由于杞国地处要冲，战乱频繁，国势不稳，百姓常因动荡不安的生活而心生忧虑。这种普遍的忧患意识，最终演变为流传后世的典故“杞人忧天”，成为中华文化中形容无端担忧的象征性表达。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反映了杞国民众在频繁战乱和迁徙中的忧患意识。考古发现杞国遗址多位于地震带，结合《春秋》记载的‘陨石雨’事件，或为这一成语的现实渊源。

         艺术与信仰方面，杞国也展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考古发现表明，杞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与玉器不仅带有明显的夏商风格，还融合了周代的工艺特点，体现出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同时，由于频繁迁徙和环境的不确定性，杞国民间对天象和自然现象格外关注，逐渐发展出一套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占卜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试图通过观察自然、预测未来以寻求心理慰藉与生存保障的信仰体系。

            综上所述，杞国文化兼具夏商遗风与周代影响，融合了中原与东夷的多重元素，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多样性。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为后人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后裔去向】

         杞国作为夏禹后裔所建立的诸侯国，在战国时期被楚国所灭（公元前445年），其后裔随之分散各地，逐渐融入不同地域与民族之中，形成了多支姓氏与文化支流。

         在杞国灭亡后，其姒姓后裔中有一支迁徙至鲁国。据记载，末代国君杞简公之弟佗（姒姓）逃亡至鲁国，受到鲁悼公的礼遇，因其为夏禹之后，被赐予采地，并封为“夏侯”氏。这一支后裔后来逐渐简化姓氏，最终演变为“夏氏”，成为今日夏姓的重要来源之一。

          部分姒姓后裔因战乱或避祸而改姓他氏，融入其他姓氏群体。例如，有记载表明部分杞国后裔改姓“娄”或“楼”。这种姓氏的演变，不仅体现了古代人民在动荡时期的生存策略，也保留了其祖先的血脉与文化印记。

           还有部分杞国后裔选择南迁，进入百越地区（今浙江、福建一带）。他们或成为越国的贵族阶层，或融入当地平民社会，继续繁衍生息。这一支系的迁徙，不仅扩大了夏禹后裔的地理分布，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方百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也有一部分姒姓后裔向北迁徙，进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逐渐融入匈奴等民族之中。由于史料记载有限，这一支系的具体发展情况较为模糊，但从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迁徙与融合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的。

         尽管杞国后裔分布广泛，但许多支系依然保留了夏朝的文化传统与祭祀习俗。例如，浙江楼氏家族至今仍以大禹后裔自居，传承着古老的夏礼，展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延续性。

            综上所述，杞国后裔的迁徙路径与姓氏演变，不仅反映了先秦时期小国灭亡后族群的生存与发展策略，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其文化传承与姓氏演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与文化延续的重要线索。

【出土文物】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与杞国相关的文物和遗址被发现，为研究杞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杞国的明确记载。

       其中，著名的“杞伯每亡簋”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详细记录了杞国君主“杞伯每亡”的事迹，反映了当时杞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密切关系。

        还有诸如“杞伯鼎”“杞伯壶”等青铜器陆续被发现，这些器物多出土于山东与河南交界地区，不仅展示了杞国贵族的礼制与生活风貌，也进一步印证了杞国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杞国故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杞国的都城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位于河南杞县的遗址相传为东楼公初封之地，尽管因年代久远，考古发现较为有限，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山东新泰发现的杞城遗址，则被认为是春秋时期杞国迁都后的都城。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兵器等文物，为研究杞国后期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直接证据。

           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杞国的记载。甲骨文中提及的“杞侯”，表明在商代时期，杞国已经作为一个姒姓诸侯国存在，并在后来被周朝所取代。这些甲骨文资料不仅填补了杞国早期历史的空白，也进一步印证了杞国在古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其他考古发现中，山东和河南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以及部分简牍也值得关注。其中一些陶器上带有“杞”字铭文，为研究杞国的疆域范围及其变迁提供了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通过青铜器铭文、城址遗迹、甲骨文记载以及其他文物的不断发现，我们对杞国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些考古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诸侯国研究的内容，也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2025年最新考古发现

            周家庄战国墓群：由新泰市博物馆主持发掘的周家庄墓群，出土了800余件带有铭文的陶器。这一重要发现为研究杞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进一步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面貌。

        文字陶器窑址：在西南关村建筑工地发现的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灰陶器具，包括钵、斗、罐等。其中部分陶器上带有陶印和文字，反映了杞国与周边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当时的社会交往和文字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

        动物骨骼与建筑遗迹：在窑址周边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和牙齿，以及两处形态独特的建筑基址。这些遗迹可能与祭祀活动或手工业作坊有关，为探讨杞国的宗教信仰与生产体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杞国与夏文化的关联： 青铜器风格：新泰出土的“杞伯每亡鼎”铭文，明确证实了杞国为夏朝后裔所建立的封国。其青铜器的形制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风格一脉相承，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渊源。

            礼制延续：杞国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传统高度相似。这种礼制的延续，体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间的隐秘传承与文化融合。

          杞国遗址的文化价值： “杞人忧天”新解：2004年的一项考古研究推测，杞国迁至新泰后可能曾遭遇陨石灾害，这一背景或成为“杞人忧天”成语的历史渊源，为古代成语赋予了新的文化解读。 遗址保护：新泰杞国故城遗址于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5年新发现的窑址和墓群进一步丰富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后续的保护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柴汶河流域的旧石器遗址调查，例如新泰地区发现的7处旧石器遗址，有望为杞国早期人类活动提供更为久远的历史线索，进一步拓展对这一地区文明起源的认知。 注：以上成果综合了新泰杞国遗址的最新考古报告与夏商周文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数据更新至2025年8月。

【史料记载】

      《史记·陈杞世家》：这是关于杞国历史最系统、最详尽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叙述了杞国的起源、迁徙过程及其最终灭亡。书中明确记载周武王封东楼公于杞，以奉夏朝祭祀，体现了周王室对夏朝后裔的尊重与延续。作为正史，《陈杞世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杞国历史最权威的文献之一。

    《春秋》及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春秋》及其三传中有关于杞国的多条记载，尤其在爵位变迁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杞国君主最初被称为“公爵”，后降称为“杞伯”，这一变化反映了周王室对杞国政治地位的调整。此外，《春秋》中还记录了“杞伯来朝”等外交事件，展现了杞国与周边诸侯国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论语·八佾》：孔子曾因关注“夏礼”而亲自前往杞国考察，希望从杞国文化中寻找夏礼的遗存。然而由于“文献不足征”，孔子未能深入研究，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孔子对古代礼制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杞国在当时仍保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

        《列子·天瑞》： 该书中记载了著名的成语典故“杞人忧天”，虽然带有寓言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杞国民众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这一典故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文化中表达过度忧虑的象征。

      商周甲骨文与金文：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杞侯”的记载，表明杞国在商代已具有一定地位。而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如“杞伯每亡簋”，进一步证实了杞国在西周时期的实际存在，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

        《竹书纪年》，其中可能涉及杞国早期的历史内容，但由于现存版本残缺不全，尚难全面考证。尽管如此，它仍为研究杞国历史提供了潜在的线索与参考。 

【帝王世系】

据《史记》，东楼公为夏禹第36代孙，夏桀第22代孙‌（此说法因该是错的.差四代）。

杞东楼公    前1046年
杞西楼公    
杞题公
杞谋娶公/杞伯每亡    ?-前751年
杞武公    前750年-前704年？
杞靖公    前703年-前681年
杞共公    前680年-前673年
杞德公    前672年-前655年
杞成公    前654年-前637年
杞桓公    前636年-前567年
杞孝公    前566年-前550年
杞文公    前549年-前536年
杞平公    前535年-前518年
杞悼公    前517年-前506年
杞隐公    前506年-506年
杞釐公    前505年-前487年
杞湣公    前486年-前471年
杞哀公    前470年-前461年
杞出公    前460年-前449年
杞简公    前448年-前445年(楚灭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