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夏商周时期
中文名：黄国
别称：黄夷、黄子国（金文称“黄子”）
国号：黄
爵位：子爵（周代分封体系）
所属洲：亚洲
开国君主：大廉（伯益长子）
首都：黄国故城（今河南潢川隆古乡）
主要城市：光山、罗山（今属河南信阳）
政治体制：世袭君主制
国土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
相邻国家：息国（北）、蒋国（东）、随国（南）、楚国（西）
地位：周代淮夷嬴姓诸侯国
历史事件：阳谷会盟
存续：（约前2148年－前648年）
末代君主：黄君孟（1983年光山宝相寺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证实）
【概述】
黄国是夏商周时期嬴姓诸侯国，其地理位置位于今河南省潢川县一带，黄姓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黄国的故城遗址至今仍保存在潢川县隆古乡，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考古价值。 黄国的族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东夷族群，属于少昊部族的后裔。
在夏商时期，黄夷族群由东部地区逐步西迁，并在周代逐渐形成独立的黄国。该国地处江淮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黄国曾与齐国、宋国等诸侯国结盟，共同抵御楚国的扩张，积极参与了贯地会盟、阳谷会盟以及讨伐陈国等重要政治与军事活动。 然而，随着春秋中后期楚国势力的不断增强，黄国的独立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公元前648年，因拒绝向楚国缴纳贡赋，黄国被楚成王所灭。
进入战国时期，黄国后裔中出现了著名的政治家黄歇，即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活跃于楚国政坛，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号来由】
黄国国号“黄”的来源历史悠久，其形成不仅与封地名称密切相关，还深深植根于族源背景、地理环境与文化象征之中。以下从多个角度对黄国国号的来源进行考析：
以封地为号，承袭传统命名制度
黄国的始祖大廉，是伯益的长子，受封于“黄地”，即今河南潢川一带。自此，黄国便以封地之名“黄”作为国号。这一命名方式在商周时期极为常见，诸多诸侯国皆以封地为号，如陈、蔡等国，黄国亦遵循此制，体现了当时的政治传统与文化习惯。
族源深厚，与图腾文化相联
黄国属于嬴姓分支，为东夷少昊的后裔，其族名“黄”可能源自东夷部落对“黄鸟”（即凤凰）的图腾崇拜。这种文化信仰在古代东夷族群中具有重要地位，象征着祥瑞与尊贵。此外，甲骨文中已有“黄奭”“黄尹”等记载，表明商代时期“黄”已作为族称使用，后逐渐演变为国号，延续至周代。
地理特征，印证国号渊源** 黄国地处今河南潢川，古称“光州”，因淮河支流潢水而得名。“黄”与“潢”在古音中相通，这种通假现象进一步印证了“黄”作为国号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反映了地名与国号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青铜铭文，提供实物证据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如“黄子鲁天尊”铭文明确记载了“黄子”自称，这为黄国国号在周代的延续提供了实物证据，增强了历史记载的可信度。
争议与补充：国号演变的多元可能** 关于“黄”字的来源，学界尚有不同观点。有文献记载称黄国最初称为“皇国”，后简化为“黄”，但目前尚无直接的考古证据予以佐证。此外，甲骨文资料显示，商代已有“黄”方国存在，因此也有学者推测黄国可能是该方国在周代的延续。
【历史脉络】
1. 起源与受封（夏商时期）
黄国的始祖为伯益，亦称大费，是嬴姓的重要分支。伯益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的嘉奖，被赐予嬴姓，成为嬴姓的重要起源之一。伯益之子大廉（或作太康）在夏朝初期受封于黄地，即今河南潢川一带，建立了嬴姓黄国。这一封地的设立，标志着黄国的正式建立，也奠定了其在夏商时期的地位。 在商代，黄国作为方国之一，已见于甲骨文记载。根据史料推测，黄国可能是商朝外服方国之一，虽保持一定独立性，但仍需向商王室履行一定的臣属义务。
2. 周代分封（西周时期）
进入西周后，周王朝延续了夏商以来的分封制度，对原有的诸侯国进行重新确认。黄国在此时被正式承认为子爵诸侯国，纳入周王朝的封国体系之中。黄国虽地处中原，但其政治地位在当时较为显赫。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黄子鲁天尊”等记载，说明黄国国君自称为“黄子”，显示出其较高的政治地位与宗法身份。这一时期的黄国，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
3. 春秋争霸与灭亡（春秋中期）
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局势动荡。黄国虽为小国，但并未置身事外。公元前656年，黄国积极参与齐桓公发起的“阳谷会盟”，与宋、鲁等国联合，共同对抗日益强大的楚国，表现出一定的政治主动性。 然而，随着楚国的不断扩张，黄国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公元前648年，黄国因拒绝向楚国纳贡，遭到楚成王的讨伐，最终被楚国所灭。
黄国灭亡后，其遗民以国名为姓，成为黄姓的重要来源之一，延续至今。 黄国虽小，但其历史跨越夏、商、周三代，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黄氏源流】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黄国属于伯翳（伯益）的后裔。伯翳是帝颛顼的后代女修所生，自幼聪慧，协助大禹治理水土，功绩卓著。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向帝舜禀奏：“非予能成，亦大费（即伯翳）为辅。”帝舜因此嘉奖伯翳，赐其皂游，预示其后代将兴盛繁衍，并将姚姓之女许配于他。伯翳不仅协助大禹治水，更辅佐帝舜调驯鸟兽，深得信赖，被赐姓“嬴”。
自此，嬴姓之族逐渐发展，后世分封，以国为姓，形成了包括徐、郯、莒、终黎、运奄、菟裘、将梁、黄、江、修鱼、白冥、蜚廉、秦等多个方国，皆为嬴姓后裔。 根据历史记载，嬴姓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东方部族，为少昊氏的后裔。少昊部族以鸟为图腾，崇尚自然与秩序，是当时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至舜、禹时期，伯翳作为嬴姓近祖，与偃姓的皋陶一同受封于山东及淮河中下游地区，奠定了嬴姓诸国的基础。
黄国即为嬴姓诸国之一，与秦、徐、郯、莒、江等国同祖同源，皆属东夷族群的一部分。 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跃于淮河流域的黄夷部族。在夏商王朝的军事压力下，黄夷部族逐步向西迁徙，最终定居于今安徽与河南交界一带，成为周代时期的黄国。
黄国在春秋时期一度繁荣发展，但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于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黄国灭亡之后，其后裔以“黄”为姓，融入中华大家庭，虽失去诸侯地位，但其后裔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奋斗、迁徙与发展，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今日黄姓庞大的族群体系。黄姓不仅在中国本土有着广泛的分布，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之一。
【政治概况】
政治地位于分封制度
黄国是周代分封体系中的一方诸侯，爵位为子爵，其国君被称为“黄子”或“黄君”，在周王室的封国体系中属于边缘诸侯国之一。其分封背景与周初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周王朝在建立之初，为有效控制淮夷地区，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保留了部分原有的嬴姓诸侯国，黄国即为其中之一。此举意在利用黄国等地方势力牵制日益强大的楚国，维护周室在南方的统治秩序。黄国的政治地位与随国、江国等其他淮夷小国类似，虽在名义上隶属于周王室，但实际影响力有限，处于中原与南方势力交锋的夹缝之中。
政治联盟与外交策略
在春秋时期，面对楚国的不断扩张，黄国采取了联合中原诸侯的外交策略。它曾与齐国、宋国等强国结盟，积极参与“阳谷会盟”，并在伐陈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意图借助中原力量遏制楚国南侵。然而，由于国力薄弱，黄国在楚、齐两大势力之间难以保持稳定立场，外交上常处于被动摇摆的状态。最终，黄国因拒绝向楚国纳贡，激怒楚国，招致灭国之灾，成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中的一个典型缩影。
政治制度与文化特征
黄国在政治制度上遵循周代宗法体系，实行世袭君主制，国君之位由宗族内部传承。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如“黄子鲁天尊”等，进一步印证了黄国国君的子爵身份及其对周礼制度的遵从。同时，黄国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融合特征，其故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兼具中原与楚文化元素，反映出黄国在政治上既依附于周王室，又不得不接受楚国影响的双重依附性。这种文化上的交融也体现了黄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灭亡与政治遗产
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所灭，结束了其作为独立诸侯国的历史。黄国灭亡后，其遗民以国为姓，部分族人南迁至江夏地区，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江夏黄氏”望族，在后世历史中延续了黄国的文化与政治血脉。战国时期，黄国后裔黄歇（即春申君）活跃于楚国政坛，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黄国的政治影响力，成为黄国历史的重要延续者。
争议与补充
关于黄国的分封时间，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其受封于周初，可能在周武王或周公摄政时期；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更倾向于支持黄国早在夏商时期便已存在，周代只是对其进行了重新确认与封赐。此外，尽管黄国在名义上为子爵诸侯，其实际政治自主性较强，曾有拒绝参与楚国会盟的举动，显示出一定的独立外交能力，这也是其在列强夹缝中维持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结构】
1. 宗法制度与贵族阶层
黄国作为周代的嬴姓子爵诸侯国，其社会结构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国君由嬴姓宗族世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与宗族体系。这种制度不仅维系了国家的统治秩序，也强化了血缘关系在政治权力分配中的作用。在贵族阶层中，社会等级分明，分为“黄子”（即国君）、“卿大夫”以及“士”三个层级。国君为最高统治者，卿大夫辅佐国政，士则负责具体事务执行。贵族阶层全面掌控政治、军事与祭祀等关键领域，平民则依附于贵族，处于从属地位。
2. 平民与奴隶阶层
社会的中下层主要由平民和奴隶构成。平民，亦称“庶人”，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主要从事农耕、手工业等活动，并需承担赋税与兵役义务。其中一部分平民可能为原淮夷部族的后裔，在黄国统治下逐渐融合。奴隶阶层则多用于贵族家庭的日常劳役及宗教祭祀，在部分墓葬遗址中还发现有奴隶殉葬的现象，如黄国故城遗址出土的相关遗迹，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的严酷性。
3. 部族融合与文化特征
黄国地处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汇地带，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一方面，黄国作为嬴姓诸侯，与东夷族群有着深厚渊源；另一方面，受周王朝礼制的深刻影响，其青铜器铭文、礼器形制等均体现出周文化的特征。此外，由于地处齐、楚争霸的前线地带，黄国社会具有较强的军事化特征，平民普遍接受军事训练，社会动员机制具有明显的战时色彩。
4. 社会矛盾与变迁
尽管宗法制度和贵族统治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贵族阶层垄断土地与政治资源，平民负担沉重，长期的赋役压力可能引发内部动荡。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黄国在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导致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部分遗民南迁，逐渐融入楚地社会，其中一支发展为著名的“江夏黄氏”，成为后世黄姓的重要源流。
争议与补充
关于黄国的族源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黄国主体源于商代黄夷族群南迁后与淮夷融合的群体，但目前尚缺乏直接的考古或文献证据予以确证。此外，虽然贵族世袭制在黄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春秋时期，部分平民通过军功获得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但整体而言，贵族阶层仍牢牢掌控国家命脉。
【军事概况】
黄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其地处中原与楚地交界，位于楚、齐等大国争霸的要冲地带，地理环境虽有淮河与大别山作为天然屏障，但缺乏纵深防御空间，战略形势较为不利。尽管如此，黄国仍试图通过结盟与军事行动维持自身独立，展现出一定的外交与军事智慧。
军事力量方面，黄国与江、道、柏等周边淮夷小国结成联盟，意图共同抵御楚国的持续扩张。这一联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黄国的外部支持，使其在面对强敌时具备一定的抗衡能力。同时，黄国以潢川为中心，依托地理优势构建起基本的防御体系，但最终仍因地缘劣势被楚国突破防线。
对外战争方面，黄国曾多次表现出对楚国扩张的抵制态度。公元前704年，黄国拒绝参加楚国主导的“沈鹿会盟”，此举引起楚国不满，随后楚国出兵伐随，意在对黄国形成威慑。至公元前656年，黄国积极参与齐桓公组织的“阳谷会盟”，联合宋、鲁等国共同伐陈，旨在牵制楚国北上的步伐，显示出其在区域联盟中的战略价值。 然而，黄国的抗楚努力最终未能扭转局势。公元前648年，因拒绝向楚国纳贡，黄国遭到楚成王亲率大军讨伐，终致国破军亡，军事力量彻底瓦解。此战标志着黄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终结。
军事技术方面，黄国出土的墓葬文物显示其拥有较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如剑、戈等，工艺融合中原与楚文化特点，反映出一定的军事装备水平。此外，黄国以丝织业闻名，其纺织技术可能也为军队提供了优质的甲胄材料，增强了士兵的防护能力。 至于黄国军事失败的原因，除了地缘劣势之外，盟国的背弃亦是关键因素之一。尽管黄国曾依附齐国等强国组成的抗楚联盟，但在其面临楚国威胁时，盟国并未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援，导致黄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关于黄国军事实力的评价，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黄国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例如在楚国伐随时并未直接攻黄，显示出其仍具有一定威慑力。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灭国战争记录，黄国的军事实力和战争表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疆域范围】
一、核心疆域范围
黄国的中心区域位于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北的隆古乡，这里保存有黄国故城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黄国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 以潢川为中心，黄国的主要辖区涵盖了现今河南东南部的广大区域，包括光山、罗山、商城等地的大部，以及湖北东北部的边缘地带。这一区域地处淮河流域，地势平坦、水系发达，具备良好的农业基础与交通条件。
地理边界
北界：以淮河为界，与息国（今河南息县）隔河相望。
东邻：与蒋国、蓼国相邻，区域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固始一带。
南依：背靠巍峨的大别山脉，与随国（今湖北随州）接壤。
二、疆域面积估算
在春秋时期，黄国被视作一个规模较小的淮夷诸侯国，其疆域范围大致在1万至2万平方公里之间，这一估算参考了同时期江国、蒋国的规模。黄国控扼淮河支流潢水，地理位置优越，不仅具备良好的农耕条件，也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三、疆域变迁
黄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迁徙与调整。早在商周时期，黄夷族群最初活跃于山东半岛，随后逐步南迁，曾一度定居于山西汾水流域，最终迁至淮河流域并在此建立政权，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统治区域。 至春秋末期，随着楚国的强势扩张，黄国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所灭，其原有疆域随之纳入楚国版图，成为楚文化向淮河、汉水流域扩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争议与补充
关于黄国早期的分布区域，学术界尚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黄国或其先民在商代时期可能活动于山西汾水流域，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与文献支持，这一观点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黄国的疆域从山东半岛逐步南迁至淮河流域，最终在河南潢川一带稳定发展，形成了以潢水为核心、淮河为屏障、大别山为依托的区域性政治与文化中心。其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诸侯国之间的地缘博弈，也折射出古代中国区域文明演进的复杂图景。
【经济概况】
一、农业与土地制度
黄国的经济基础主要依赖于农业，土地制度则以周代通行的井田制为主。根据这一制度，土地名义上归周王所有，实际由贵族掌控。平民（即庶人）在“公田”中劳作，并需向贵族缴纳赋税作为土地使用的代价。这种土地分配与使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维系了社会的基本运转。 农业技术方面，黄国以种植粟、黍等耐旱谷物为主，这与淮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该地区水系发达，灌溉便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支持。同时，农耕技术虽尚处于较为原始阶段，但已有一定的组织化和经验积累，为黄国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手工业发展
青铜器与其他工艺
在手工业方面，黄国已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尤以青铜铸造较为突出。从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如“黄子鲁天尊”等器物来看，黄国不仅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还将之广泛应用于礼器与兵器制造之中，显示出其对礼仪制度和军事力量的重视。 此外，陶器和玉器的生产也初具规模。日常使用的陶器种类多样，制作工艺较为成熟，而礼仪用途的玉器则体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准和审美追求。这些器物的存在，反映了黄国手工业内部已有一定的分工，并逐步走向专业化。
三、商业与贸易活动
黄国地处淮河要冲，地理位置优越，使其在区域贸易中占据一定优势。与周边诸侯国如楚、随、江等保持着较为频繁的物资交流，主要交易品包括粮食、盐、铜等基础资源。这种区域间的物资流通，不仅弥补了黄国资源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活跃。 关于货币使用，目前尚无直接考古证据表明黄国已广泛使用金属货币。但结合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推测，黄国可能以贝币或仿制贝币（如骨贝）作为交易媒介，用于小额或日常交易。这种原始货币形式在当时的中原及周边地区较为常见。
四、经济依附性与灭亡原因
进入春秋时期后，黄国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削弱，尤其是在楚国扩张势力的背景下，黄国被迫向楚国纳贡，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楚国的经济剥削不仅加重了黄国百姓的负担，也削弱了其国家财政和军事能力，最终加速了黄国的衰亡。 此外，黄国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长期依赖农业，缺乏对战略资源（如铜矿）的掌握，导致其在军事和经济上难以与周边强国抗衡。这种结构性缺陷在外部压力加剧时，成为其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五、其他经济特征与争议
关于黄国是否实行奴隶制经济，目前尚无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但从其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役，尤其是在贵族庄园或手工业作坊中。不过，这种劳动形式的规模和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总体而言，黄国的经济形态体现出典型的周代诸侯国特征：以农业为基础，手工业为补充，贸易为纽带，同时深受政治环境和地缘关系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受限于资源匮乏与外部压迫，最终未能逃脱被兼并的命运。
【文化】
文化特征
黄国作为春秋时期位于中原与楚文化交界地带的一个嬴姓诸侯国，其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看，黄国的文化既有中原礼制的影响，又受到楚文化的渗透，同时还保留了部分东夷文化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
首先，黄国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中原与楚文化的交汇。黄国青铜器上的铭文，如“黄子鲁天尊”，显示出其对周礼的遵循与尊重，体现了中原礼制文化对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车马器等文物，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
随着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所灭，其故地逐渐融入楚国版图，楚文化开始对其产生深远影响。在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楚式漆器、纹饰风格等典型楚文化元素，表明黄国在亡国后逐渐被楚文化所同化。
其次，黄国的文化还体现在姓氏与宗族传统方面。黄国灭亡后，其遗民以国为氏，形成了以“黄”为姓的家族群体，其中尤以江夏黄氏最为著名，成为后世重要的望族之一。战国时期的春申君黄歇，正是黄国遗民的后裔，其政治影响力也从侧面反映出黄国宗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此外，黄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如鼎、簋等，也表明其重视祖先祭祀的传统，体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与家族凝聚力。 再次，黄国文化中还保留了部分地域特色与民俗传统。黄国地处淮河流域，其文化中仍可见东夷少昊部族的遗风，如墓葬中发现的鸟形纹饰，可能与东夷图腾崇拜有关，显示出黄国在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本土文化特征。
黄国灭亡后，其遗民向南迁徙，形成了如黄冈、黄陂等地名，这些地名的延续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体现了黄国文化在后世的传承。
最后，关于黄国文化的独立性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黄国在春秋时期已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圈，但在考古证据方面仍显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发掘。尽管如此，从现有的文献与文物资料来看，黄国文化在中原与楚文化之间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其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黄国文化具有多元融合、宗族传承、地域特色与历史延续等多重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裔去向】
根据历史文献和族谱资料，黄国灭亡后，其遗民中的一部分人以国名为姓，形成了“黄氏”，成为黄姓的重要起源之一。
部分黄国遗民向南方迁徙，逐渐形成了多个重要的黄氏支系。其中，有一支迁徙至湖北江夏（今武汉一带），发展成为著名的“江夏黄氏”，成为当地望族，影响深远。江夏也因此成为后世黄氏的重要郡望。
黄国故地周边地区，如今天的河南潢川一带，也留下了黄姓族群的定居痕迹。地名中的“黄冈”“黄陂”等，据考与黄国后裔在此地的聚居和繁衍密切相关，成为黄姓历史分布的重要地理标志。 随着历史的发展，黄姓族人自中原地区逐步南迁，至秦汉以后扩散至福建、广东等地。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明清时期的海外移民潮，黄姓族人也随移民迁徙至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的重要姓氏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黄国遗民的具体去向，学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提出，部分黄国遗民可能在黄国灭亡后被楚国吸纳，逐渐融入楚文化体系之中。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这一观点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名人】
1. 黄国国君~黄子鲁天，是西周早期黄国的国君。其名见于青铜器“黄子鲁天尊”的铭文记载，这不仅为研究黄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也反映出黄国在西周初期与周王室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
2.黄君孟，是春秋早期的黄国国君。光山黄君孟及其夫人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铭文清晰记载了“黄君孟”和“黄夫人孟姬”的名字。其中，“孟姬”表明其夫人来自姬姓贵族，证实了黄国与周王室或姬姓诸侯之间的联姻关系，反映出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盟与文化交融。
3. 黄国后裔~春申君黄歇，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曾任楚国宰相，是黄国遗民的后裔。黄歇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闻名于世，被封于吴地（今上海一带）。他主持开凿黄浦江，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上海简称“申”，正是源于春申君之“申”，成为黄国历史在后世的重要文化延续。
争议与补充
关于黄国的起源，学界尚存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国源自嬴姓始祖伯益的长子大廉，属于嬴姓宗族的一支。但也有文献指出，黄国与少昊所代表的嬴姓系统可能存在差异。这些争议尚需结合更多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进行深入考证，以厘清黄国在古代族群与国家体系中的真实地位。 黄国虽为小国，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国君到后裔，皆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政治影响力。
【出土文物】
1983年在河南光山宝相寺发掘的黄君孟夫妇墓，是黄国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涵盖青铜器、玉器、丝织品与竹木器等多个类别，为研究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 青铜器
黄君孟夫妇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包括鼎、簋、壶、甗形盉等礼器，部分器物上铸有“黄君孟”“黄子作黄夫人孟姬”等铭文，内容清晰表明墓主身份，也揭示了黄国与周王室之间的联姻关系，反映出黄国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此外，1988年在光山黄国将军墓中出土的黄季佗父铜剑，工艺精湛，造型威严，是研究黄国军事文化的重要实物，体现了当时黄国在兵器制造方面的高超技艺。 另一件重要青铜器——黄季赢铜鼎，于1972年在湖北随州出土。其造型独特，铭文内容揭示了黄国与周边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表明黄国不仅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楚文化区域存在交流。
2. 玉器
黄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工艺精湛，体现出黄国对玉器的高度重视以及在雕刻技艺上的高超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人首蛇身玉饰，出土于黄君孟夫妇墓，造型独特，国内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研究意义。 此外，两座墓葬中共出土玉器185件，包括玉璧、玉佩、玉环等多种类型，纹饰丰富多样，涵盖龙纹、凤鸟纹等传统图案，不仅展现了黄国玉器制作的高超技艺，也反映出黄国贵族阶层对玉器的崇尚与信仰。
3. 丝织品与竹木器
在黄夫人墓中发现的丝织残片，虽然历经千年已有所损毁，但仍为研究黄国纺织技术提供了重要线索，证实当时黄国已具备较高的纺织工艺水平。 竹木器方面，出土的器物包括木箅、漆盒等，工艺精细，装饰考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些器物融合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艺术风格，显示出黄国在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4. 文化交融与地方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黄国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在纹饰上与中原周文化较为相似，但在器型设计上，如甗形盉等则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种既有中原文化影响，又保留本地风格的现象，反映出黄国在与周边文化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面貌，是研究古代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资料。 黄国出土文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也为深入了解春秋时期嬴姓诸侯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工艺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珍贵文物不仅是黄国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记载】
《左传》对黄国的历史事件有明确记录，尤其是黄国与楚国之间的冲突。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48年，楚成王发动对黄国的战争，最终灭掉了这个嬴姓诸侯国，显示出当时楚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势头。
《史记·秦本纪》也提到了黄国，其中指出黄国与秦国、赵国等诸侯国同属嬴姓，皆为伯益之后。这不仅揭示了黄国的族源，也反映出嬴姓诸侯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宗族联系。 进入后世，关于黄国的记载主要体现在姓氏源流与宗族谱系的史书中。
《元和姓纂》记载，黄国是由伯益的后裔所建立的嬴姓诸侯国，在黄国灭亡之后，其国人以国名为姓，从而形成了黄姓。这一记载为后世黄姓族人追溯祖先提供了历史依据。
《通志·氏族略》则进一步补充了黄国与其他嬴姓诸侯国如江国、徐国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嬴姓诸国在周代政治格局中的共同文化背景与宗族渊源。
关于黄国的记载也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后世文献，如《李氏宗谱》，提到黄国曾与周王室联姻。然而，由于缺乏其他权威史料的佐证，此类说法的可信度较低，更多可能属于后世附会或宗族谱牒中的传说成分。
【故城遗址】
故城位于现今潢川县（古称光州）西北约6公里的隆古乡，是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城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考古专家考证，黄国故城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当时已形成一定规模。城址整体呈长方形，周长约6720米，总面积达2.8平方公里。城墙残高约5至7米，部分地段高达7至8米，低处则为4至5米，基宽达59米，顶部宽度在10至25米之间。
如今尚存三处城门豁口，从墙体的厚度、道路的宽度以及基础的稳固程度，仍可窥见当年城池的巍峨雄伟。 在黄国故城遗址范围内，至今仍遍布着大量陶片、瓦当及多处青铜器作坊遗迹。这些遗迹表明，黄国曾是一个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古国，铸造出众多精美青铜器。
据不完全统计，在今潢川、光山等黄国疆域内出土的青铜器多达800余件，其中带有铭文的有38件。目前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黄太子伯克盘、黄父盘、黄君簋、叔单鼎等四件重要青铜器均出土于潢川，并被郭沫若先生收录在其所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潢川李老店磨盘山地区又收集到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铜镭的肩部刻有“黄孙须子亚伯”铭文。铭文中提到的“黄孙”即为黄国贵族，“须子”则是须颈子，是亚伯臣的称号，进一步印证了黄国位于今潢川一带的历史事实。 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考古人员发现了黄国贵族墓地。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
1988年，又发掘出黄季佗父墓。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大多属于春秋早期，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此外，在罗山、光山、潢川等原黄国疆域内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进一步印证了黄国在这一区域的重要地位。 黄国故城遗址是目前江淮西部地区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然而，由于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所灭，历经2650多年的朝代更替、战乱与自然灾害，昔日繁华的都城早已荒废倒塌，如今仅剩断壁残垣，掩映在田野之间。
在黄国都城遗址的一处小山岗上，有一个小水池，池边竖立着一块石碑，碑文刻有“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黄国宫殿天池，潢川人民政府立”，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价值。而在黄国都城的西面，则是战国四君子之一、楚国名臣春申君黄歇的墓地。该墓于1996年由潢川县黄氏宗亲会重修，成为后人缅怀先贤的重要纪念地。至于其他古迹，则大多已随岁月流逝而湮没无存。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对黄国故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7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现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君主世系】
【四世】01黄帝
【五世】02昌意
【六世】03颛顼
【六世】03颛顼（高阳氏） 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有载
【七世】04称 （可能是老童）《大戴礼记·帝系》明确：颛顼→老童（称）→重黎/吴回（卷章），卷章即女修之父。
【八世】05女修 颛顼孙女 《史记·秦本纪》：“颛顼之孙”
1.女修活跃于前2300年左右（颛顼时代末期），而伯益活跃于前21世纪（夏初），相隔约300年，不可能存在直系母子关系。
2.东汉《列女传》补充皋陶妻为女华（非女修），生伯益，与《史记》一致；但少数网页误将女修列为伯益祖母或母亲。
【九世】06大业 女修之子（皋陶之父） 女修吞玄鸟卵所生
【十世】07皋陶 大业之子 尧舜时期司法官(后代有皋陶氏、皋氏、陶氏、阮氏等，皋陶亦是这些姓氏的得姓始祖。今六安城东有皋陶墓，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赵国、江国、黄国、徐国、费国、偃国、英国、六安国、萧国、阮国、梁国、莒国等嬴姓诸侯国的贵族都是其祖伯益的后人。
【十一世】08伯益 ，赢姓始祖 （生二子 长子：大廉，次子:若木，三子：元仲（玄仲） 《尚书》《史记》均明确记载
【十二世】大廉 前2148年建国。嬴姓伯益长子，字太康
中间约19代世系无从考证。被周封为子爵，周前称黄邑，列国时称黄国
？世】熙侯 黄石
前惠侯 黄宜（庄）
文侯 黄孟（泰）
昭侯 黄显
后惠侯 黄宽（庄）
景侯 黄亮（春）
成侯 黄安民（达）
武侯 黄前（简）
穆侯 黄企生（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