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周末
中文名：蜀国
外文名：Shu State
国号：蜀
所属洲：亚洲
首都：
1、鱼凫：今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
2、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
3、广都：今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
4、成都：今成都市中心城区。
5、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
政治体制：早期封建制、后期君主制
国家领袖：蚕丛，柏灌氏、鱼凫氏、杜芦
主要部落：蜀部落、黃帝部落
国土范围：川西坝子、川中丘陵、汉中盆地
存在时间：商代早期- 前316年
世系起源：蜀山氏
邻国：巴国，秦国，苴国，居国，楚国
主要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
出土文物代表：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太阳神鸟
末代蜀王：开明（十二世）
国亡：被秦吞并
【概述】
古蜀文明起源于岷江上游地区，最初以原始氏族部落的形式存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与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蜀人族群，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封建制度的古代国家。据传说，蜀人的起源可追溯至蜀山氏，自蚕丛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政权体系。 在公元前1046年商周更替之际，蜀国曾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战争，并成为“牧誓八国”之一。
西周初期，蜀王杜宇自立为帝，号为望帝。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杜宇氏将王位禅让于鳖灵，亦称丛帝。
从公元前451年起，蜀国与秦国围绕南郑（今汉中地区）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夺战。公元前367年，开明九世将都城迁至成都，正式设立宗庙，恢复“蜀王”称号。
公元前316年，正值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秦惠文王派遣张仪与司马错沿石牛道进军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被杀，古蜀国自此灭亡，史称“秦灭巴蜀”。 为区别后世以“蜀”为国号的政权，历史学者通常将先秦时期的蜀国称为“古蜀国”。考古发掘成果也进一步印证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展，出土文物显示，古蜀国拥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成熟的黄金加工工艺，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造诣。
【国号来由】
周朝时期的蜀国，又称古蜀国，是先秦时期存在于四川盆地的一个古老政权。其国号“蜀”的由来与地理环境、部族名称及历史传承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首先，“蜀”最初是一个部族的名称，源自四川盆地的土著部落。
据史料记载，古蜀国的王族与“蚕丛氏”密切相关。《华阳国志》中提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表明“蜀”作为政权的名称最早可追溯至蚕丛氏时期。蚕丛氏被认为是古蜀国的第一位王，他们以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明。 其次，从地理角度来看，“蜀”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古蜀国位于今天的四川成都平原，境内有“蜀山”，即今天的岷山。这一地理特征也成为“蜀”作为国号的重要依据。在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中，蜀国作为“牧誓八国”之一，积极参与了周朝的军事联盟。随着周朝的建立，蜀国的国号也得到了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进入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微，各地诸侯纷纷自立。蜀侯蚕丛趁势称王，成为战国时期之前最早称王的诸侯之一，进一步确立了“蜀”作为国家称号的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蜀国（先秦时期）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有着本质区别。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政权国号为“汉”，他以“汉室正统”自居；而“蜀”则是曹魏对刘备政权的贬称，并非其正式国号。
因此，古蜀国与“蜀汉”虽有名称上的相似，但历史背景和政治含义截然不同。 此外，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结束了其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
然而，其独特的文化遗存，如三星堆遗址等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古蜀国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实体的存在。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古蜀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差异，也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历史脉络】
“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据史料记载，在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中，蜀人曾出兵相助。然而，关于蜀国的具体历史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始终缺乏系统而详尽的记载，直到东晋时期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蜀志》，才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蜀国的历史沿革与民间传说。 在众多描述蜀国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无疑是最为经典、最具影响力的一篇。诗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几句诗不仅生动描绘了古蜀国的神秘起源与险峻地理，也展现了蜀地在历史长河中的封闭与传奇色彩，令人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魅力。
1.蜀山氏
早在上古时期，这片土地上便孕育出一支古老的部族——蜀山氏。蜀山氏亦称岷山氏，世代生活在岷山一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子昌仆为妻，生子高阳，即后来的帝颛顼。颛顼继位后，封其后代于蜀地，世代为侯伯。大禹治水之时，曾在涂山大会诸侯，执玉帛前来朝会者达万国之众，其中便有巴蜀的代表。夏桀十四年，桀王命扁出兵征伐岷山氏，岷山氏献出二女琬与琰以求和，桀自此宠爱二女，冷落了原本的宠妃妹喜。
2.蚕丛氏
在蜀地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蚕丛氏被视为古蜀国的第一位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氏不仅开创了蜀地称王的先河，还被认为是最早驯养家蚕的人，推动了蜀地蚕桑业的发展。据传蚕丛生活的年代早于周代，应为商代早期的蜀地部落首领。蚕丛去世后，蜀人以其形象建造石棺石椁，故民间有“石棺椁为纵目人冢”的说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极有可能就是蚕丛的真实写照。 蚕丛氏统治蜀地数百年后，政权由柏灌氏继承。
3.柏灌氏
柏灌氏的具体事迹在史书中记载不多，但其统治亦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西汉杨雄在《蜀王本纪》中提到，蜀王先祖名蚕丛，其后为柏灌，再后为鱼凫。这三代蜀王皆在传说中被神化，被认为长生不死，显示出古蜀文化中浓厚的神话色彩。 接续柏灌氏之后，蜀地进入鱼凫氏统治时期。
4.鱼凫氏
鱼凫王以湔山为田猎之地，标志着古蜀国已进入较为成熟的农耕社会。据《华阳国志》记载，鱼凫氏时期，蜀国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权杖上，刻有鱼鸟图案，极可能象征着鱼凫氏的图腾。三星堆古城的建造时间可追溯至商代早期，其规模宏大，推测为鱼凫王统一蜀地后所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海贝、象牙等珍贵文物，充分展现了古蜀国在鱼凫时期的鼎盛之势。此时的蜀地不仅神巫文化盛行，还与其他地域文明保持着广泛的交流，在殷墟甲骨文中亦多次出现“蜀”字，虽尚不能确定是否专指古蜀国，但已表明蜀地在当时已有一定影响力。 然而，鱼凫氏的统治并未延续至商末。随着南方杜宇氏的崛起，鱼凫氏最终被取代，古蜀历史由此进入新的阶段~秦国。
【政治】
一、政治地位与爵位体系
蜀国在商周更替之际曾作为“牧誓八国”之一，参与周武王伐纣之战，显示出其在当时西南诸国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蜀国并未像中原诸侯那样被周王室正式分封，而是继续沿用“蜀王”的称号，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与地方特色。这种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使其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具有特殊性，既与周王室保持一定联系，又未完全纳入分封体制之内。 西周初期，蜀王杜宇（即望帝）迁都郫邑，积极推行农耕政策，教民务农，同时对外开疆拓土，逐步建立起以王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这一时期，蜀国的政治结构趋于稳定，王权地位日益巩固。
二、王权传承与禅让传统
蜀国政权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其中，杜宇将王位禅让于治水有功的鳖灵（丛帝），开创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建立后，迁都成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推动国家治理制度化。 至开明九世时，正式复称“蜀王”，并设立宗庙，标志着王权的神化与国家制度的成熟。这种从禅让到世袭的过渡，反映出古蜀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演进趋势。
三、神权政治与礼乐文化的影响
古蜀国早期政治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文物，充分体现了“神王一体”的统治模式。统治者通过神权强化王权，借助宗教信仰巩固政治权威。 随着西周早中期中原文化向西南传播，周朝的礼乐制度逐渐影响蜀国，神权政治逐步被更具制度化的礼乐文明所取代。尽管如此，蜀国仍保留了大量本土巫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融合现象。
四、对外关系与军事发展
蜀国地处西南，长期与秦国争夺战略要地南郑（今汉中一带），并在前387年成功夺回该地，显示出其较强的军事实力。然而，前316年，秦惠文王趁蜀国内乱（与巴、苴交战）之际出兵灭蜀，蜀国从此失去政治独立，成为秦国的附庸。
五、地方治理与经济基础
蜀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杜宇时期大力推广农耕，奠定了农业经济的基础。进入开明王朝后，青铜冶炼与黄金加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贸易也有所提升。 考古与历史研究表明，成都平原的水利系统雏形可能源于蜀国时期的地方治理经验，这为后来都江堰的修建提供了历史基础。
六、历史争议与补充认识
关于蜀国是否属于周朝正式诸侯，学术界尚存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蜀国仅为“西土盟国”，而非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此外，开明王朝虽推行中央集权，但考古证据显示，其政治结构中仍可能保留部落联盟的残余特征，显示出国家制度尚未完全成熟。
综上所述，古蜀国的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既有神权与王权结合的早期国家形态，又受到周朝礼乐文化的影响，最终在战国时期被纳入秦国统一进程之中。其历史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多样性，也为西南地区的文化融合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杜宇王朝】
杜宇王朝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重要政权之一，其开创者杜宇被后世尊称为“望帝”。据传，杜宇自天而降，其妻子名利则从江源的一口井中现身，二人带领部族在四川盆地扎根。杜宇以武力推翻了当时统治蜀地的渔凫氏政权，自立为蜀王，建立了以封建制度为核心的古蜀国。
在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庸、蜀、羌等西土八国共同讨伐商朝，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最终建立了周朝。
公元前1045年，周王室正式册封杜宇为蜀王，并允许其建都立国。随后，杜宇率领蜀人由茂汶盆地向东迁徙至广汉平原，在今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报恩一带建立鱼凫城，作为蜀国的都城。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式迈入封建社会，杜宇也因此成为封建古蜀国的第一位君王。 杜宇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视农业发展，倡导教化，深受百姓爱戴。晚年时，他将王位禅让给同姓族人杜灵（亦作鳖灵），自己则退隐修道。
关于这段传说，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中所指的望帝，正是杜宇。 相传杜宇曾任命来自荆州的贤士鳖灵为丞相。鳖灵原有一段死而复生的传奇经历，后因治水有功而声望极高。当时，蜀地四面环山，中间为盆地，洪水频发，难以排泄。鳖灵带领民众开凿巫山，疏通水道，使水流顺利排出，形成了今日的长江。因功绩卓著，他被杜宇禅让王位，继承蜀国大统。
杜宇去世后，民间传说他化作杜鹃鸟，啼声哀婉，寄托着他对故国和百姓的无限眷恋。这一神话般的结局，使望帝杜宇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文学和文化中忠君、仁政与思乡情怀的象征。
【开明王朝】
在东周春秋时期，古蜀国曾经历一场严重的洪水灾害。为应对这一危机，望帝杜宇任命同姓族人杜灵为相，负责治理洪水。杜灵凭借卓越的治水能力，成功完成了任务，深受百姓爱戴，被尊称为“鳖灵”。随着功绩卓著，他在望帝年迈之时继承王位，成为古蜀国的新统治者。
杜灵即位后，定都于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号为“开明帝”，又称“丛帝”，开启了古蜀历史上著名的开明王朝。 开明帝传位其子，史称卢帝（开明二世），他继承父志，积极拓展蜀国的疆域与影响力，曾率军攻打秦国，兵锋直抵雍城。卢帝之子继位后，被称为“褒子帝”（开明三世），他在位期间西征青衣羌族，南下征服獠人、棘人，使蜀国疆域空前扩大，远超杜宇时代。
进入公元前6世纪，开明五世在成都筑城，为日后成都成为古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此后，蜀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公元前475年，秦蜀两国开始互通使节，建立外交联系。公元前451年，秦国派遣左庶长在南郑（今汉中地区）筑城，十年后，南郑被蜀国夺回。公元前387年，秦国再次占领南郑，但同年该地又复归蜀国。蜀秦之间的争夺，反映出南郑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377年，蜀国出兵伐楚，军队深入至楚国的兹方地区，直逼楚都郢都，迫使楚国紧急修筑扞关以抵御蜀军。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开明九世）率军灭昔阝、平周二国，并封其弟为汉中侯，建立附属于蜀国的苴国，国都设于今昭化区石盘村，统辖原昔阝、平周二国之地。蜀国将沔中（汉水上游）与葭萌地区划归苴国，正式宣布苴国成立。次年，为了加强与苴国的联系，蜀国将都城迁至成都，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地位。
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蜀王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两国关系一度缓和。然而，到了公元前316年，战国时期的周慎靓王六年，巴、苴两国暗中联合，引发蜀国警觉。蜀国先击退巴国的进攻，得势后决定讨伐不听调遣的苴国。
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命令“五丁力士”限期开凿从蜀国通往苴国的石牛道，以便迅速出兵。然而，此举反而为秦国提供了入侵的契机。 面对蜀国的军事压力，苴侯向秦国求援。蜀王也派使节赴秦，希望秦国不干涉苴国内政。然而，秦惠文王嬴驷收下两国的礼物后，却暗中部署兵力。
他派遣张仪、张若、司马错率军沿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南下，一举灭蜀吞苴，蜀王战败身亡，苴侯被废，蜀太子逃至彭乡（今彭州）后被俘。《本蜀论》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路)，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蜀)道。
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秦惠文王任命蜀太子为蜀侯，张若为蜀相，设立蜀郡，正式宣告蜀国与苴国的灭亡。
秦灭蜀置侯国
公元前316年10月，秦军攻灭蜀国，将其降格为蜀侯国，并任命陈庄为蜀国相国，负责治理蜀地。秦国吞并蜀国之后，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更加富庶，军事更加强盛，从而在列国之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逐渐对周边各国产生轻视之势。
秦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蜀相陈庄发动政变，杀害蜀侯。至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国派遣甘茂平定蜀地局势，并诛杀陈庄，以稳定对蜀地的统治。 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因秦国公子嬴恽难以管教，被流放至蜀地担任郡守，秦昭襄王下令：“三年之内不得返回秦国！”同年，公子辉在蜀地起兵反叛，意图割据一方。秦军名将司马错奉命出征，迅速讨伐叛军，诛杀嬴辉及其党羽共计二十七人，成功平息叛乱。自此，蜀国国号被彻底废除，正式纳入秦国的郡县制体系，成为秦国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
蜀地并入秦国后，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迅速成为秦国的重要粮仓。著名的石牛道也在此时被开辟为秦军的粮道，为秦军的东进征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蜀地的稳定与开发，为秦国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灭蜀之际，开明氏蜀国最后一位王子杜泮（亦称蜀泮）带领残部南逃，辗转至今日越南北部地区，击败当地文郎国，建立瓯雒国，并自称为安阳王朝。该王朝持续约百年后，最终被秦末将领赵佗所灭。
安阳王朝续...内详
【军事】
周朝时期，蜀国在军事上展现出独特的地位与影响力。早在西周初期，蜀国便已崭露头角，积极参与中原政局。在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中，蜀国作为“牧誓八国”之一，响应周武王号召，共同讨伐商纣王，是当时西南地区唯一参战的方国。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彰显了蜀国在区域内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也表明其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联系。
从军事特点来看，蜀军可能以山地作战见长，适应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地形环境。虽然史书中对蜀国的兵种和军队规模缺乏明确记载，但推测其军队主要由步兵组成，辅以少量战车，具备较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尤其擅长在山地和丛林地带作战。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蜀国在周朝中后期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在西南地区持续发挥军事作用。此期间，蜀国曾与巴国、楚国发生冲突，显示出较强的区域防御与作战能力。
据记载，蜀军中的“板楯蛮”等山地部落是其精锐力量，擅长丛林战与游击战术，成为蜀国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蜀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如戈、钺等，表明蜀国已掌握较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些武器不仅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也可能反映了蜀国在军事装备上的独特发展路径。
尽管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蜀国却缺乏系统的大规模战争记录，这可能与其地处西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 随着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的加剧，蜀国的独立地位逐渐受到威胁。
在公元前316年，秦国名将司马错率军经由金牛道南下伐蜀，攻入蜀地。蜀军主力在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被秦军击溃，末代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自尽，蜀国正式灭亡，时为十月（《史记·秦本纪》载：十月取蜀））。
关于蜀国灭亡时的兵力情况，史家推测其总兵力约为十万左右，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与组织体系，难以与经过变法改革、军制严密的秦军抗衡。蜀国的军事力量虽曾在西南地区一度称雄，但在面对日益强大的秦国时，终究未能抵御其军事扩张的步伐。
【战争记录】
蜀秦争雄
蜀秦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秦国最初居于西陲，地理位置偏远，与蜀国相距较远，早期文献中尚未见两国交往的明确记载。直到秦文公时期，秦蜀之间才开始出现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随着时代变迁，两国关系逐渐由和平往来转向军事冲突，尤其在春秋中后期，围绕战略要地南郑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夺。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这是蜀、秦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最早记录。卢帝不仅率军攻秦至雍地，其子保子帝之名亦与汉中地区密切相关。学界普遍认为，“保”应作“褒”，即殷商卜辞中的“缶”，位于今陕西汉中褒城一带。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期，陕南的汉中盆地已纳入古蜀王国的北部疆域，蜀国势力已深入秦岭以南。
蜀秦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始于公元前451年，核心争夺地为南郑。《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左庶长城南郑”，表明秦军首次攻占南郑，并在当地筑城以巩固统治，防范蜀军反攻。然而，秦对南郑的控制并未持续太久。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蜀国军队发动反击，成功收复失地。
《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均记载此年“南郑反”，表明南郑重归蜀国版图。 此后数十年间，秦国因与三晋再度开战，加之国内政局动荡，无力大规模南下，蜀秦之间暂无重大战事。然而，至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国再度出兵伐蜀，再次占领南郑。蜀军迅速组织反攻，当年便成功收复南郑。《华阳国志·蜀志》进一步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可见此时蜀国在汉中地区的控制力依然强劲。 蜀秦围绕南郑的争夺战持续长达六十五年，最终以古蜀王国成功守卫南郑而告终。
这场战争不仅决定了蜀秦之间的战略格局，也对整个战国初期的区域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公元前361年，楚国占领汉中东部并意图进一步西进时，蜀国对南郑的坚守有效遏制了楚军的扩张势头，迫使楚国将军事重心由汉中西部转向南方，进攻巴、黔中等地。
南郑地处秦、蜀、魏三国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公元前360年，蜀国通过夺取南郑，成功将势力扩展至汉中盆地，进而对秦国的腹地构成直接威胁。这一战略举措不仅增强了蜀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也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蜀国自春秋末期定都成都以来，便持续向北扩张，意图控制汉中这一战略要地。南郑的获得，正是其“北据汉中”长期战略的重要体现。此前，南郑原属秦国，但由于秦国内部动荡（如秦献公时期），一度被魏国短暂控制。蜀国抓住这一时机，果断出击，成功夺取南郑，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汉水流域的战略优势。 这一历史事件充分展现了蜀国在战国初期对外扩张的雄心与谋略，也为后世研究战国时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蜀秦之间的南郑之战不仅是两国军事较量的缩影，更是战国初期列国争霸的重要一环。蜀国在这一时期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韧性，不仅维护了自身领土完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国初期列国之间的力量平衡。
蜀苴生隙
蜀国与苴国之间的历史渊源深厚，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宗藩之谊，也有利益冲突。根据史料记载，蜀国开明氏王朝的第八世蜀王杜尚在位时，曾将自己的弟弟分封为汉中侯，建立苴国作为蜀国的附属国。从此，苴国的君主也姓杜，与蜀王同宗同源，并对蜀国称臣，称为苴侯。
起初，苴侯对于赴任治理这片封地充满热情，也心怀感激。他在汉中一带积极经营，不仅稳固了统治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领土，展现出不俗的治理能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到了蜀开明十一世在位时期，蜀国对苴国的控制逐渐加强，要求苴国缴纳的贡赋和税赋日益频繁，令苴侯感到压力倍增，心中颇为不满。 此时，巴国趁机拉拢苴侯，试图联合对抗蜀国。
在巴国的策动下，苴侯开始减少向蜀国进贡，并多次与巴国联手对抗蜀国。这一系列举动自然激怒了蜀国，但由于苴国地处战略要地，且苴侯与蜀王同为宗亲，蜀开明十一世并未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面对局势，蜀王仅派出使者传达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往后若有秦兵至，自退之。”这句话表面上是提醒苴侯要自保，实则也是对苴侯背叛宗族、背离蜀国的一种冷处理与警告。
自此之后，苴侯彻底与蜀国断绝往来，两国关系降至冰点。 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蜀、苴、巴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也反映出在古代宗法制度下，血缘关系虽能维系一时的政治联盟，却难以抵挡利益冲突与权力欲望的冲击。蜀苴两国的恩怨，也成为战国时期西南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缩影。
巴蜀争锋
巴蜀之战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战争。川东长江一线，自古以来便是蜀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据《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记载：“蜀伐我兹方”，而《史记·楚世家》也明确记录，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出兵伐楚，成功夺取了“滋方”之地。据后世地理考证，“滋方”即今湖北宜都东南的松滋一带，距离楚国都城郢都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可见蜀军当时的军事推进已深入楚国腹地。 为抵御蜀军的进一步进攻，楚国在边境设立“捍关”。
据《史记》集解与索隐所引资料可知，捍关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以东，是巴郡鱼复县的重要军事要塞。这一历史事件表明，蜀国在川东长江流域具有畅通无阻的军事行动能力，其势力范围不仅涵盖川东，还延伸至清江流域。《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虽然此段记载带有传说色彩，但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指出，清江流域曾为蜀地，是不争的事实。
蜀人不仅实际控制了该地区，还将此地命名为“清江”，进一步印证了蜀国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深远影响。 历史地理的变迁也为巴蜀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早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巴国自汉水流域南迁进入长江上游地区后，与西部的蜀国接壤。为了巩固统治，巴国在长江与嘉陵江沿线先后建立了五座都城，即历史上著名的“巴子五都”。这一系列都城的建立，标志着巴国在长江上游的战略布局，也加剧了与邻近蜀国之间的地缘矛盾，最终引发了“巴蜀世战争”的长期对抗。
至蜀王杜芦（即开明十二世）时期，巴国因楚国的持续侵扰而陷入困境，遂将战略重心转向西邻的蜀国，试图通过扩张缓解东部压力。此时，蜀国自开明十一世以来国力已逐渐衰弱，杜芦为重振国威，决定集中兵力与巴国展开决战，从而爆发了两国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
苴侯作饵：在这场战役中，位于蜀巴之间的苴国虽倾向于支持巴国，但为避免与蜀国彻底决裂，仅派出一小队士兵为巴军引路。然而，蜀王杜芦早已侦知苴巴联盟的消息，遂采取诱敌深入之策，派遣老弱士兵作为诱饵，成功将巴军主力引入蜀军包围圈。随后，蜀军倾巢而出，对巴军展开围歼，最终以大获全胜告终，巴军主将亦在战役中被斩杀。 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蜀国在战术上的谋略与实力，也深刻影响了巴蜀两国的政治格局，成为战国时期西南地区权力更迭的重要节点。通过此役，蜀国暂时遏制了巴国的扩张企图，也彰显了其在长江上游地区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蜀道亡国
秦惠王对蜀国的富庶早有觊觎之心，然而蜀地地势险峻、道路崎岖，若贸然出兵，不仅难以取胜，还可能陷入困境。正当秦将为地形所困之际，谋士张仪献上奇计。他建议制作五头石牛，并在牛尾处镶嵌黄金，故意制造神秘色彩，以此迷惑他国。 张仪命其子张若将这五头石牛作为“厚礼”送至苴国。苴侯见状大喜，欣然接受，并答应为秦军借道伐蜀提供便利。
与此同时，张若还在苴蜀边界四处宣扬：“秦惠王愿与苴国结为秦晋之好，特赐五头石牛。这些并非普通石牛，而是秦国独有的石材雕琢而成，颇具灵性。据说它们夜里会悄悄吃草，饱食之后还会排泄，而它们排出的粪便，竟然是黄金！” 这一番言论迅速传入蜀王杜芦耳中。年轻的蜀王杜芦性格刚烈、意气用事，虽曾成功击退巴国来犯之军，却也因此更加自负。听闻此事后，他未加深思，立即决定出兵攻打苴国，意图另立新君，并夺取那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然而，他忽略了祖辈为何设立苴国，也忘记了上一代为何对苴侯容忍不发。他没有听取百官劝谏，更未深思熟虑，仅凭一时之气，下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从蜀国通往苴国的道路，以便迅速出兵，打击日益“不听话”的苴国，并将传说中的五头石牛据为己有。 这场因贪婪与冲动引发的战争，最终却成为张仪计谋中的一环，也为秦国伐蜀铺平了道路。
秦设石牛计，蜀道自亡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的波澜壮阔图景。彼时，蜀地古国林立，其中以蜀国、巴国与苴国最为重要。然而，在秦军铁骑南下之际，这些地方政权却因内斗与误判形势而相继覆灭，最终被纳入大秦版图。
当时，张若受命于秦，驻守苴国，并密切关注从蜀国通往苴国的道路修拓情况。这条道路的建设不仅具有战略意义，也成为后续战事的关键通道。蜀王杜芦误判局势，亲自率兵，并派遣“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开路，（五丁力士"传说最早见于《蜀王本纪》），意图进攻苴国，最终修成了一条后世所熟知的蜀道。 面对蜀国大军压境，苴侯慌忙派遣张若返回秦国，请求秦王出兵援助。
与此同时，蜀王杜芦也遣使赴秦，试图与秦国结盟。然而，秦惠王嬴驷心怀远略，表面允盟，实则早已定下吞并蜀地之策。他派遣张仪、张若与司马错率军南下，正式发动对蜀之战。 为表诚意，苴侯开城迎接秦军，不料却引狼入室。秦军沿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长驱直入，迅速攻占蜀地。蜀王兵败身亡，苴侯被废黜，蜀太子逃至彭乡（今彭州）亦被擒获。蜀、苴两国于同年灭亡，历史在此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假道伐虢”的典故早在春秋时期便已警示后人，可惜未能引起足够警觉。
紧接着，刚刚在与蜀国交战中受损、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团团包围。秦惠王嬴驷采纳司马错“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战略建议，在灭亡蜀、苴两国之后仅两个月，便挥师东进，灭亡巴国。随后，秦军屯兵江州城（今重庆），逐步向东推进，蚕食楚国疆土。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揭示了秦国逐步统一六国的战略布局，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中原六国最终尽数覆灭。正如后世所言，六国之间相互攻伐、内耗不断，最终导致整体衰弱，而秦国则在连横策略下逐一击破，最终一统天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兴亡更替的感慨，更是深刻的战略启示。
【疆域】
古蜀王国的疆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拓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西南强国。 早在商周春秋时期，古蜀王国的疆域已经相当辽阔，北达汉中地区，南至南中（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一带），东至鄂西清江流域，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
进入战国时期，蜀国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北保汉中，南深入西南夷之地，东据嘉陵江以东区域，成为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关于杜宇王朝时期的疆域，《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详细记载： “杜宇自认为功德高于历代先王，遂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之地，南中为园林苑囿。”这一描述不仅展现了杜宇王朝时期古蜀王国的广袤疆域，也体现了其自然地理与人文治理的高度融合。 汉中地区自鱼凫王朝以来，就一直是古蜀王国的北部边疆。
到了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这一地区依然归属蜀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周显王之世（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蜀王有褒、汉之地。”此外，还记载有“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这些史料充分说明，汉中在古蜀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 进入开明王朝时期，古蜀国力显著增强，疆域进一步扩展。
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六记载：“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
《周地图记》称：“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
《舆地纪胜》卷一八五亦载：“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阆中位于嘉陵江上游、大巴山南麓，说明开明王朝的势力范围已向东越过嘉陵江。在长江流域，开明王于公元前377年出兵伐楚，攻取楚国的兹方（今湖北松滋县），其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清江之名，正是蜀人所取，也标志着古蜀文化与政治影响力已深入长江中游地区。 开明三世时期，蜀王保子帝向西征伐青衣羌地。
《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青衣即今四川雅安芦山一带。《舆地纪胜》卷一四七“芦山县”条记载当地有“开明王城”，并引旧经称此城为“开明王所筑”，推测应为保子帝亲征青衣时设立的军事据点，以及班师回朝后留驻军队的驻防之所。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六引《华阳国志》称：“蜀王开明以灵关为前门。”这表明，攻略青衣之后，芦山一带已成为古蜀王国西部的重要门户。 同时，保子帝还向南方大举用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僰之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雄张僚、僰”，说明僚、僰地区此时已归附蜀国，成为其附属地。僚地大致包括今贵州安顺至黔西一带，僰地则涵盖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带，标志着古蜀王国的影响力已深入云贵高原。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的古蜀王国疆域极为辽阔，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至芦山、天全一带，东越嘉陵江，以岷山及南中地区（今凉山州、宜宾、云南、贵州等地）为附庸。经过历代开明王的不断开拓与巩固，古蜀王国最终形成了“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的宏大版图，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文化】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风格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截然不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文化特征。这些文物的精美程度令人惊叹，充分表明古代蜀地居民已经达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水平。随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等文物，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社会高度繁荣的手工艺水平和文化成就。
文字
尽管出土文物丰富，但至今尚未发现确凿的文字系统。这一现象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古蜀国确实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录。不过，历史上曾有说法称一位名叫尸子的学者在蜀地著书立说，如果当时完全没有文字，这种说法恐怕难以成立。”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王仁湘也提出：“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的存在，殷墟甲骨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他的观点进一步引发了对古蜀文明是否拥有文字的深入讨论。
图案
在商代晚期，四川地区流传着一种被称为“巴蜀符号”的图形系统。然而，这些符号是否属于文字体系，目前尚无定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权杖之一，学界普遍认同其象征权力的功能。然而，金杖上雕刻的鱼、箭头等图案，究竟是文字还是装饰性图画，至今仍未有明确结论。 专家们普遍认为，一个成熟的文明应具备包括文字在内的基本要素，而三星堆文明在其他方面均已具备高度发展特征，唯独缺乏明确的文字证据。
在学术界，一部分专家坚持“文字说”，并正在尝试对这些图案进行破译；另一部分专家则持“图画说”，认为这些单独存在的图案并不具备文字的基本特征，也不具备深入研究的价值。这一争议不仅关乎三星堆文明的本质，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祭祀
自1931年起，三星堆遗址多次发现祭祀坑，这些坑内大多埋藏着精美的玉石器和青铜器，反映出古蜀人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198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类、陶器以及金器等珍贵文物。其中，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工艺精湛，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和金属加工技术。
在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了常见的罍、尊、盘、戈等器物外，还有大量造型独特的青铜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以及铜鸟、铜鹿等。这些青铜器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神态各异，极富地方特色；而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则造型庄重，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戴冠冕，身着左衽长袍，佩戴脚镯，是研究古蜀人体貌特征与服饰文化的珍贵资料。
这些祭祀坑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商末周初，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它们是古蜀人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灵的重要遗迹。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几乎不见日常生活用品，绝大多数为祭祀用品，这表明当时古蜀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原始宗教体系。
此外，这些祭祀用品融合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尤其是青铜雕像、金杖等器物，其风格与世界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指出，这种多元文化特征表明，三星堆曾是古代世界的重要朝圣中心之一。
继三星堆文化之后，金沙·十二桥文化成为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高峰。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的都城之一，其繁荣程度不亚于三星堆。在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位于摸底河南岸，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使用时间长达千年的滨河祭祀场所。在这里出土的1400多件文物，完整地构建起金沙文明的祭祀体系。
与三星堆相比，金沙出土的祭祀器物体积较小，推测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祭祀活动所用。虽然器物堆积密集，但排列有序，显示出一定的宗教仪式规范。 无论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太阳轮（太阳型器）和青铜神树，还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凤凰金箔，都反映出古蜀人民对太阳的崇拜与自然信仰的深厚情感。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一文化传统，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内特别建造了模拟古祭坛，再现了古蜀祭祀场景，让观众得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古蜀文明的神秘与庄严。
【后裔去向】
秦灭蜀（公元前316年）之后，蜀国王族与遗民的去向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蜀国后裔的主要迁徙路径和融合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开明王族后裔沿“蜀身毒道”向南迁徙，途经云南楚雄、昆明等地，最终抵达越南北部。据记载，他们于公元前257年建立了瓯雒国（即安阳王政权），并在当地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统治。然而，该政权在公元前207年被南越国所灭，标志着这一支蜀人政治独立的终结。
此外，云南大姚、姚安一带的彝族支系中，部分族群被认为可能是古蜀遗民的后代，尤其是当地“茶”姓族群，其族源或与昔日的苴国遗民存在关联。
其次，部分蜀人逐渐融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中。例如，氐人迁徙至青海高原，演变为白马藏族；羌人西迁至川西高原，成为现今羌族的一支；而巴人则向东退缩至川东地区，最终演变为土家族。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像、火葬习俗等文化特征，与彝族传统有着高度相似之处，部分学者据此推测，古蜀人后裔可能在迁徙过程中融入彝族社会，成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也有部分蜀国遗民选择留在成都平原，随着秦汉政权的推进，他们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并最终完成汉化过程。在秦朝时期，部分蜀国贵族甚至被封为蜀侯，如开明氏的通国，虽一度享有封地与权力，但最终仍被废除，融入地方行政体系之中。西汉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长乐未央”铜镜等文物，这些器物可能正是古蜀遗民与汉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
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古蜀后裔的去向仍存在不少争议与未解之谜。例如，越南文献《岭南摭怪》与《水经注》中关于安阳王是否为蜀王泮的记载存在差异，学术界对此尚无定论。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符号是否属于彝文体系，也尚未有明确结论，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古蜀后裔的迁徙路径复杂多样，既有南迁至云贵与越南的族群，也有融入西南少数民族的群体，更有部分留居蜀地并逐渐汉化。
通过贸易或战争，部分蜀人可能扩散至更远地区，如张骞在大夏国所见“蜀布”，或为南迁遗民参与长途贸易活动的历史见证。这些线索为我们理解古蜀文明的延续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Balkh）及周边地区，属阿姆河流域，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
【蜀王事迹】
蜀山氏（蜀山氏部落）
蚕丛氏（蚕丛氏部落）
柏灌氏（柏灌氏部落）
鱼凫氏（鱼凫氏部落）
蜀王杜宇（人称“蒲卑”，蜀望帝，建立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定都鱼凫城。他后来把君主位让给同姓部人杜灵）
蜀开明帝王氏蜀王杜灵（人称“鳖灵”，蜀丛帝，开明一世。治理洪水，建都郫邑）
开明氏蜀王杜万通（蜀卢帝，又称蜀成帝，开明二世）
开明氏蜀王杜褒（蜀保子帝，又称褒子帝，开明三世）
开明氏蜀王杜胡（蜀青帝，又称蜀别帝，开明四世）
开明氏蜀王杜?（蜀黄帝，开明五世）
开明氏蜀王杜?（蜀白帝，开明六世）
开明氏蜀王杜?（蜀黑帝，开明七世）
开明氏蜀王杜?（蜀圣帝，开明八世）
开明氏蜀王杜尚（蜀尚王，开明九世。灭亡昔阝、平周二国，迁都成都，实行君主制）
开明氏蜀王杜?（蜀?王，开明十世）
开明氏蜀王杜?（蜀后王，开明十一世）
开明氏蜀王杜芦（蜀芦王，开明十二世。开凿石牛道，最后一位蜀王）
开明氏蜀国共历十二位君主。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伐蜀，古蜀国灭。
【君主世系】
国君称号：姓名
蜀山氏
蜀王蚕丛 ~蚕丛
蜀王柏灌~柏灌
蜀王鱼凫~鱼凫
=====中经数世=======
蜀望帝 杜宇
蜀开明帝/蜀丛帝~杜灵/杜鳖灵/杜开明
蜀成帝/蜀卢帝~杜万通
蜀保子帝/蜀褒子帝~杜褒
蜀别帝/蜀望帝~杜胡
蜀王尚~杜尚
望帝 杜宇 杜宇王朝 人称"蒲卑"，前1045年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制王朝，定都鱼凫城。后来，让位给杜灵
(约前666～前316)
丛帝 杜灵 开明一世 号称开明帝，人称"鳖灵"，治理洪水，建都郫邑
卢帝 杜万通 开明二世 又称蜀成帝
保帝 杜褒 开明三世 芦保又称褒子帝
青帝/赤帝 杜胡 开明四世 又称别帝
黄帝 杜李 开明五世 -
白帝 杜柰 开明六世 -
黑帝 杜玄 开明七世 -
圣帝 杜康 开明八世 -
蜀王 杜尚 开明九世 前368年灭亡昔阝、平周二国，迁都成都，实行君主制
蜀王 杜悦 开明十世 -
蜀王 杜后 开明十一世 -
蜀王 杜芦 开明十二世 最后一位蜀王又称芦子霸王，开凿石牛道。前316年秦惠王伐蜀，蜀灭身死
（苴侯国(前372年-前316年)
汉中侯 杜葭萌 前372年-？ 前372年,建立苴侯国
苴侯 - ？-前316年 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苴国
（蜀侯国(前314年-前285年)
嬴通 前314--前311 秦惠文王之子，前316年10月秦置蜀侯国
嬴恽 前308--前301 前301年蜀国号被废除
嬴绾 前300--前285 -
